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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学》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而读大学最怕选错学校和专业！
本书以大量的事例和深层的思考证明：大学居然可以这样读，专业居然可以这样选，职业居然可以这样挑，成功的人生之路居然可以这样走!!!
志愿是一个人喜欢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目前有40%的大学生在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没有人会想到，经过千心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的逃出大学；没有人会想到，大学毕业后，有人会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博士帽变成敲门砖,学历最高的人不一定是成就最大的人,不一定是拿钱最多的人
学生创业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他们启蒙着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的时代。
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他们追求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逃离”大学》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而读大学最怕选错学校和专业！
本书以大量的事例和深层的思考证明：大学居然可以这样读，专业居然可以这样选，职业居然可以这样挑，成功的人生之路居然可以这样走!!!
志愿是一个人喜欢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目前有40%的大学生在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没有人会想到，经过千心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的逃出大学；没有人会想到，大学毕业后，有人会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博士帽变成敲门砖,学历最高的人不一定是成就最大的人,不一定是拿钱最多的人
学生创业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他们启蒙着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的时代。
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他们追求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学历和专业已开始退居“二线”，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越来越少，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一年就跳一次槽。
人往“高处”走，他们却往“低处”流，他们只在乎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只在乎能快乐的做自己的事。
用知识和才能为魔鬼服务，会成为魔鬼的侍从。
第一章 苦涩的“志愿”
序：大学生的“背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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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平
正当我们凯歌行进、意气风发地迈入"知识经济"和"学历社会"，媒体和书商不遗余力地打造"哈佛女孩"、"牛津男孩"的当代神话时，《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吴苾雯的力作《"逃离"大学
》在这片现代化的交响中发出了一个不谐和音--或许更甚，是一声惊雷。
我们已经零零星星地知道大学校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很多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我们没有在意，没有深究，以为那是每一个时代校园里都存在的少数问题学生，现在则多了些扮"酷"和标新立异的"另类"。吴苾雯敏感地捕捉住并强烈地放大了这一现象，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庞大的"逃课族"。据一个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而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学生比例竟高达40%！还有一些学生另做选择，退出了这场以消磨青春为代价的"游戏"，自己玩去了。"逃离教室"和"逃离大学"的学生原因复杂、情况各异，也不是完全没有所谓校风、学风的问题；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危机和文化危机，蕴涵着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强大力量。在莺歌燕舞的高等教育的高速道下，我们看到了地火在运行。
我想起了80年代初那场影响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命题的当代版，是数以亿计的青少年正在深深陷入的人生困境：对未上大学的人而言，人生的路只有"上大学"一条；对许多终年苦读、披荆斩棘进入大学的幸运儿，却是对大学深深的失望和困惑。
这种失望有两个基本的来源。一是许多视高考为人生惟一目标的学子，在专业选择时或者是茫然无知，或者是屈从了师长或世俗，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学习于是成为一种折磨，这种苦楚之深之痛，每一个性情中人自不难理会。更多的学生感到失望的是陈旧的教育和教学。繁多的课程，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填鸭式的讲授，死记硬背的考试，使得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被称为是"后中学时代"(王朔的说法是高四、高五、高六)；而读研究生，又回到"本科时代"。他们理想中的大学，他们心仪的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是他们没有那种被摇动、被推动、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却感到"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出国派"忙于考"托"考"G"，"实践派"忙于在校外兼职打工。"分数、出国、赚钱，现在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
大学生的这种自我写状，大致是当前教育的实情。我国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在数量、规模、培养能力上迅速发展，在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无需讳言，就整体而言，它仍未能超越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和计划体制的架构，其内在的品质、文化和属性--或者说教育的"软件"--并未得到应有的更新和改善，远远落后于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实际要求。而现代教育的"现代性"，归根结底，正是由教育的"软件"制约和说明的。例如，学生转系、转专业的学习自由，早在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之后就消失了，学生"服从国家需要"、"干一行，爱一行"逐渐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不难认识，缺乏对人的个性发展、兴趣爱好、学习自由的基本尊重，学非所愿，用非所学，不仅造成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这几十年来优秀的创造型人才难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无视教育规律，甚至有违人性的做法，至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矫正，尽管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呼唤"创造型人才"。激烈的升学竞争继续掩盖着高等教育陈旧落后的真相，扩招的巨大压力则压倒了高等学校改善内在品质的动机。与之相伴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时至今日，学生对学校的管理、教师和教学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的权力和参与的渠道。缴费上学的学生仍被习惯性地视为计划体制下只需服从的感恩者，而不是自主的个体、积极的学习主体和学校的真正主人。
然而，山不转水转。那种以为青年人必须这样、只能这样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次，没有人生观大讨论，许多青年学生逃离教室，走出校园，其实是在用脚投票，用另一种"参与"表达了他们的否定态度。这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背叛"。一些大无畏的青年则用自主学习、自主创业的选择向世人证明，人生的路不止一条，成功之路并非注定在校园。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和市场化、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在大学之外的自我设计、自主学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可行性，其自我实现的空间和可能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当然，这条路的风险和挑战，是循规蹈矩的校园生活无法比拟的，需要大得多的自信、生存能力和学习能力，少数先驱者的成功不是可以简单模仿的。
无论失望还是希望，背叛还是挑战，大学校园里的这种骚动是一种警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天在变道也在变，我们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新世纪之初，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已经惊涛拍岸。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2年1月21日于北京
苦涩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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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象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不久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位大学生逃出大学的经历。没想到，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的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作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
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2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毫无感觉，强扭的瓜能甜吗？
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象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在我的想象里，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信，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复，对吧？)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象您那样的记者。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XXXXXXXX
苦恼的叶子
2001年6月28日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
"您好，我是叶子。"
"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
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
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象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午后的酒吧很安静，厚厚的玻璃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也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嘈杂。空调机将清凉的风徐徐地送过来，桌上的玫瑰散发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我们要了杯冰镇可乐，她低垂着眼帘，用吸管轻轻地在杯中搅动着。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未完待续)
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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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
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
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的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象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
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听说有一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了400多分，原因是，此前一年，报考北大、清华的人多，将分数线拉高了，致使一些考得不错的人与两校无缘，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数线被二流学校录取的命运。于是第二年，许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报考两校，他们宁愿选择一条稳妥的路。结果，一些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清华。
填报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
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品味着王姗的苦笑，我想起了远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在2001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即使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的湖北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了清华，第二志愿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面几个志愿她都没填，因为她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填。
出乎意料地是，由于当年高考试卷难度系数降低，仅湖北一地，总分超过600分的考生就有近万人，清华在湖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定在了660分，因3分之差，那女孩的档案没有能走进清华，而她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根本就没看。结果，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
她的父亲，一位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民，焦急地拿着女儿的成绩赶了几百里路去了武汉，他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关部门，可是招生计划已经完成，招生工作已近尾声，有关部门虽然深表同情却也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那个农村女孩如今在哪里，是回校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还是被贫穷拖回了那个需要她的家。
王姗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
王姗说，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也难保证自己上了考场就能发挥正常水平。有一年，我所在的那所重点中学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同学，高考中意外失手，竟然连第一批重点线都没过，结果，他去了一所二类学校，其实按他的实力，他本可以去清华、去中国科技大。
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至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96年至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
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如果服从调剂，虽然专业不满意，可毕竟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样倒楣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可是没想到，这种倒楣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紧地缠绕着我。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等待入学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焦虑的，也是痛苦难熬的。
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
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
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我想起了父亲。父亲与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先是在汽车厂做技术员，后来又做工程师，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爱好并不是这一行，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当年报考大学时，他填报的是北航，可那时候兴政治审查，父亲的舅舅在中国台湾，政审这一关没过。既然飞机开不了，那就去开汽车吧，于是父亲报考了汽车制造专业。
听母亲说，当年她怀上我的时候，父亲特希望是个男孩子，父亲说，要是个男孩子就让他去开飞机。
父亲在前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乐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资料，已经剪贴了几大本。有时，看他戴着老花镜阅读那些资料的着迷劲儿，我就想，假如当年父亲学了他感兴趣的、喜欢的专业，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乐。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