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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东方不亮西方亮
朱海军死了
2000年9月，网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海军死了。
朱海军是谁？问这话的人一定不经常上网。因为，只要经常去各网站论坛打发时间的，没人不知道网络大虾(网语“大侠”的意思)朱海军。
在网上纪念堂里，有一段他的生平介绍：朱海军，男，河南洛阳人，1967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通多国外语，中学时的作文曾作为范文入选当地教材。毕业后曾任中小学语文教师，后辞职前往深圳，在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首席创作员。2000年9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深圳去世，年33岁。
朱海军是中文互联网上最知名的参与创作者之一，自1998年上网，凡两年时间，创作百万字以上，在网上挑起论战无数，尽管他的观点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屡遭围攻，但他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论辩者的风度，以真面目真性情示人，因此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网友的尊重。应该说，朱海军对于网络文化的建设和挑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他本身也构成了互联网世界的一道风景。
从讲台到互联网
他从劳动课讲台上逃出来，进了互联网的大门。
我是在网上认识朱海军的。我是从他写的一些关于母亲的记叙、弟弟的去世、少年时的老师、家乡的琐事等一些性情文字中了解到他的过去的。
朱海军的家在洛阳古城灵台与太学之间的一个小村庄。在他四、五岁时，在部队做军官的父亲回乡成了农民。父亲社会地位的突降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上学后，他凭优异的成绩为自己赢得了尊重，这使他很早就体会到了知识的作用，从此愈发发奋读书。
15岁时，朱海军因发表了两首小诗，做起了诗人梦。高中时开始疯狂地课外阅读和文学练笔，甚至自学世界语和法语。上高三时，又迷上了儿歌创作而不可自拔，临近高考时，品学兼优的他竟然宣布为了专心搞创作而放弃高考。老师和同学劝他说，从农村考入省级重点中学很不容易，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退了学。直到过足了一把儿歌创作的瘾，才在第二年重新返校继续学业。
高考前日夜奋战，朱海军走进了郑州大学中文系。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涂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充满了怀疑精神，原来被打入另册的尼采、黑格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大师的着作走进了校园，随便扎堆哪个沙龙，总能听到扑面而来的康德与黑格尔、尼采与海德格尔、荣格与弗洛伊德。
朱海军浸yin在异彩纷呈的人文着作中如饥似渴。上大一时，他在《中学生文学》杂志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在《陆军·空军·海军》这篇自我介绍里，他宣称要成为能创作、能翻译、能搞学术研究的“三位一体”大作家。此文和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散文被郑州市教委制作成了高三语文统考试题，此题又发表到了《语文报》上。朱海军的宏伟理想后来实现大半：150万字的网络作品、诸多异端的奇异理论，只是译作较少，但曾经翻译过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当然，这是在他成为网络作家以后的事。
四年大学生活，朱海军过得多姿多彩，他常与三五学友把酒高谈，但更多时间还是用在疯狂的读书与写作中。
大学毕业后，朱海军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大公司的子弟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他说他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从朱海军后来在网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文章来看，他是一个思考型的教师，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教师。
教语文就教语文吧，有教材、有教辅，照着讲就行了，可朱海军却别出心裁地要搞“汉英双语教学”。这使他成了教师中的另类，人们对他侧目而视。在中学呆了不到三年，朱海军就被调到了一所小学。
在小学，朱海军仍然是教语文。从他自己的一段回忆文章可以看到，虽然从中学教师降为小学教师，朱海军似乎并没有吸收教训，他仍然是那样桀骜不驯、我行我素。
“我给五年级学生读了作家汪曾琪的儿子汪朗写汪曾琪的一篇文章。在家中，汪曾琪叫‘老头儿’，他的老伴儿、儿子这样叫，连孙女也这样叫。有外人来家里，他们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我读到这里，朝学生笑了笑。
“‘朱海军！’
“‘小朱老师！’
“‘大朱老师！’
“‘大个子朱老师！’
“‘猪八戒——’
“全班学生对我没大没小地喊起来。”
“在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爱迪生的故事。学校发给老师的教学参考书上印着爱迪生说的一句话：成功是1%的灵感加99%的血汗。老师们给学生讲爱迪生的这句名言时，往往重点强调99%的血汗，而忽略1%的灵感。我却认为，1%的灵感更重要。我将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灵感”VS“血汗”的论战。”
朱海军痛感现行教育体制对学生天性的戗害，他希望学生不要循规蹈矩，不要磨灭了自己的天性，他希望老师和学生是伙伴、是朋友，而不仅仅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在网上，我曾读到朱海军的另一篇文章：“童话化”——小学作文教学改革新思路。署名是：河南省洛阳市工程公司子弟学校朱海军。
“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儿童教育思想的支柱理论。在我国，皮亚杰学说的影响正在深入教育实践。可以预期的是，皮亚杰对儿童思维特殊性规律的揭示将给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提供崭新的思路。
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儿童不能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世界相区别，在成年人看来无生命的惰性事物，在儿童眼里大部分是活的、有意识的。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儿童的“万物有灵论”。
皮亚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向儿童提问和与儿童谈话，他的书中有丰富的儿童话语实例。例如：六岁半的Dei问：“为什么只有在湖边才会有波浪呢？”想了一会儿，他自己说：“波浪是在湖里淘气吧？”四岁的Cli走路时看到一些白云在很快地移动，就自发地做出了如下的解释：“一定是某个开机器的人使白云移动的。”八岁的Gal说有个力大无穷的人隐藏在山后，太阳是他玩的火球，每天早晨他把太阳抛到空中，晚上再收回来。
这些儿童思维“标本”与原始人创作的神话和作家写的童话非常相似。下面是我“采集”的几则儿童想象“标本”。我的女儿珠江五岁时说，甜的豆腐脑是一碗云彩，而天上的白云是一大碗甜的豆腐脑。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拿着饼干，另一个小朋友想吃又不好意思要，就说：“让我给你咬个月亮吧！”一个一年级女生对我说：“我脑子里的话用蚂蚁一样小的字把天都写满也写不下！”
所谓“童话”，字面意思就是“儿童的话”，它是作家揣摩儿童心理，模拟儿童语言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实儿童自己就是“天生的童话作家”，比喻、拟人在儿童那里不是一种修辞方法，而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以上六例，谁说不是原汁原味的“童话”作品呢？
童年是充满幻想的岁月，儿童并不像成年人那样现实，他们更多地生活在物我一体、精神现实不分的状态。而现行的小学作文教学的核心思想、其出题所依据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却是违背儿童思维规律的。儿童是天生的“浪漫主义”的“童话作家”，可现行的小学作文教学法却用僵化、狭隘、几十年不变的作文题强迫他们“反映”他们太熟悉而感到没多大意思的现实生活，做蹩脚的“现实主义作家”，这就像捆起天鹅的翅膀，让它们当家鸡！
近几年，我通过大量实践，摸索出了一种小学低年级作文教学新方法。用这种方法，只需给随机挑出的学生出一个好题目，不用多讲解，他们就能写出好到可以发表的作文。其“秘诀”一言以蔽之曰：放飞他们的想象，让天生的“童话作家”写童话。所以，我把这种方法称“童话化小学作文教学法”。
例如，我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书包背着我上学”，让学生静思默想一会儿，然后问他们用不用我讲，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用讲！”中国小学生书包之沉重当属世界之最，我的出题意向是要让他们艺术性地“诉苦”。他们“诉苦”诉得都不错，有让爱迪生发明这种书包的，有让孙悟空“变出”这种书包的，还有让外星人用超光速“寄来”这种书包的。
学前班和一年级学生，我让他们脱口而出地说“童话”。例如，我问他们：“假如你有大象的鼻子，你想干什么呢？”有说要把大灰狼卷起来扔进河里的，有说要替小朋友够下飞跑的气球的，有说要开洗澡堂为小朋友洗澡的……他们用一句话说出的每个主意，实际上就是一篇口头作文的提纲。我让他们说得再详细一点，具体一点。比如，为什么要把大灰狼扔进河里？小朋友的气球是在哪里飞跑的？大象怎么给小朋友们洗澡？把他们第二次脱口说出的录下音来，变换成文字，就成为顶好的“童话”了。
这是真正的愉快教育，学生写作时有创造的愉快，作文发表时有成功的愉快。这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它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还能锻炼学生的想象力、创造性，更能直接培养学生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情感。
或许有人会说，哪有那么多“童话”题目给学生出呢？这需要教师自己进行创造性思维。其实只要教师自己在心理上“屈就”学生(为什么不呢？不是讲学生的主体性吗？)，自己当一当儿童，“童话”题目就会汩汩涌现。
象朱海军这样的语文老师，在只盯着升学率的教育环境里并不受欢迎。语文老师没干多久，朱海军就被改做了劳动课老师。
即使这样，朱海军似乎仍不思悔改。他这个劳动课老师还兼着保健课老师。他教的第一节保健课是“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一句话是：你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要“扶老携幼”。朱海军将教材严厉地批驳了一通，他对学生说，你们就是“幼”，你们一年级学生去扶什么老，携什么幼？他还对学生说，学校门口就是闹市，车来人往很杂乱，你们只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就行了。
他的劳动课也别出心裁。那年春天，正上着劳动课，窗外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多年难得一见的雪景。朱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说：“还上什么课，春天下雪很难得的，都给我出去看雪去吧。”孩子们呼拉拉冲出了课堂，玩雪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朱海军一定很压抑很痛苦。
1998年底，网上开始出现“小学劳动课教师朱海军”的帖子。他不象其他人那样，取个“手被脑袋抓住了”或“六月天下雪”等怪异的名字将自己伪装起来，也不象许多人那样，本是七尺男儿，却要戴上娇柔的面具扮作美眉，本是一柳眉杏眼的女子，却要说男声腔扮男儿状。朱海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连自己是小学劳动课教师的身份也公之于众。
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不甘如此碌碌一生，也许是当作家的梦久久不能实现，不甘于生命就此凝滞静止，而努力寻找超拔之道。朱海军一出现在网上，就以他的真诚、坦率，他的离经叛道和桀骜不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他的才思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象吸毒一样地迷上了因特网，迷恋网络写作，几近不能自拔。”
朱海军在一篇《我在因特网的强势存在》的文章中说：“因特网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我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不是任何人、任何机构赐予我的，而是我自己争来的，完全是凭写作实力争得的。”
有人去过他的家。那是距洛阳市区十多公里的一套两居室混砖结构的房子，已经显得很破旧，屋内阴暗潮湿，十分拥挤，家里的摆设异常的简陋，找不到几样象样的家具。但就是在这样简陋得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家里，却拥有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脑与互联网。还有满屋书香——不但那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简易书架里填满了书，连他的床下也都堆满了书！
可以想象，当朱海军在网络上找到了表达的空间和对象时，当他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生存方式时，他是多么地兴奋和激动，这使他迅速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网络作家。
2000年初，深圳一家网络公司向他招手，朱海军终于离开了他站了近10年的讲台。他在致昔日学生的一封信里写道：
“在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你们自己组织的欢庆会，那是我最后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走进教室。本来想发表一个‘告别演说’的，看你们玩得那么开心，我也就完全融入你们的欢乐中了。你们离校回家后，我整理完办公室的物品，又来到了你们教室门前，站在那里黯然神伤：一条路被我走到头了，一扇门对我永远地关闭了。
天堂里依然是一只自由鸟
天堂里依然是一只自由鸟。
2000年4月的一天，辞去教职的朱海军来到了深圳，担任某网络公司文字总监和首席作家。
在这里，朱海军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找到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也找回了做作家的梦想。他说：“我爱因特网，因为在这里我拥有了发表自由。这自由来得太突然了，也太彻底了，让我都有点措手不及。缓过神来之后，我便一头扎进了网里，要充分利用这一自由把我过去有的和正在不断产生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朱海军在互联网上顽强地发言，几乎所有的中文论坛上都能找到他的帖子。其内容除了以朱海军力为主打外，还包括对哲学、文学、教育以及当下社会事件发表的高见。
朱海军衷心地感谢这个让他尽情发言的庞大网络，他的目的甚至只在于发言。
《西湖评论》是朱海军踏足网坛、横扫千军的前阵，查找他在两年不到时间里的作品，竟有200余篇文章，而且有许多文章都是万言以上！他没日没夜地创作，日产两三万字。他高擎枪矛到处论战，闯到哪里，哪里就水涨船高、硝烟弥漫。从读书笔记到生活随感，从奇谈怪论到儿童诗歌。他甚至在网上操起了旧业，办起了“朱海军虚拟课堂”，“听”过他课的人说，那有点儿象美式学堂，每堂课就是一次主题讨论，有环保，有蓝牙技术、有克隆人，讨论的题目五花八门，但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他绝不搞满堂灌，题目抛出来后自由讨论，目的是通过课堂辩论提高认识水平。
在现实的课堂里，朱海军向僵化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一次次发起攻击，却屡战屡败。可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朱海军挣脱了种种束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他的教学理念，他可以快乐地开辟出一块块教育的试验园地。
朱海军说“虚拟课堂”来源于他在小学的教学实践，它的前身是“我这样当老师”。
他说：“我感到很高兴，我不当老师了，却找到了一种通过写作当更大的老师的方式。我看过很多批判语文教育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就不写，我崇尚建设。我写“虚拟课堂”，就是在进行建设。我要让人看到：课是可以这样上的！
我教初中语文时，人们说我是一个好作家，却不是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不写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教师是很好的职业，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很多知名作家都曾经是这样。今天，却很难兼而得之了。不过，今天这个时代也给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一位曾在深圳与朱海军见过面的网友，谈起朱海军时说：“他回忆起他曾经带着一群学生在屋檐下仰着脸观察冰柱，他说他曾戴着随身听耳机和学生一起躺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烁着对教育真诚眷恋的光芒，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神情。当时，我就暗想：这么爱孩子这么纯真的一位教师，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就容忍不下呢？”
有时，朱海军象堂吉柯德一样高举着长矛出现在网上。在榕树下“躺着读书”论坛，他嘲笑作家陈村读书太窄、排斥新论；他在搜狐“文学苑”内建立论坛，发表读余秋雨笔记后的评论《读小说是一种性生活》；刚进中文热讯“现代文学论坛”，即被认出，投以“朱兄又杀到这来了！”的欢迎词。他发表诸多怪论，如“人类体质进化论”“地理位置决定论”，有时会招致严肃学者和主流科学家的贬损。
“从量上讲，谁也没有我写的多，写的快；从质上讲，几乎每篇文章都能引起争论”。他自己这样描述。
虽然他的奇谈怪论有时会遭来雨点般的“板儿砖”，但他坚持说自己的“思维是灵感型的”“逻辑是健全的。”并举例说明：
“1988年冬天，我在与我现在的妻子‘吃禁果’时，开玩笑问她：‘你要是一只母猩猩，我能把你压直吗？’她以为我骂她，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却猛然想到：面对面的性交活动中的压力可能是促使人类祖先直立起来的动力之一。”
“听母亲讲怀孕产子时的痛苦经历，便触发思考人类进化中普遍性的分娩困难的起源；看父亲驼背的身躯，便发现“劳动造人说”无法解释个体驼背倾向于人类整体直立趋势间的矛盾……”
朱海军承认自己创立理论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合理想象，并渴望用严谨的学术语言来表述，他果真潜心研究起了《性进化与人类形成》，书稿甚至已经写到了50多万字。
他甚至狂妄地宣称：“我要成为整个因特网汉语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纯粹的网络作家。”
朱海军的话听来狂妄，但有些网友喜欢，他们认为他的这种狂妄并不卑鄙，因为没有几个人象他那样敢把自己的准确地址留在文章末尾。
特立独行的性格使朱海军注定无法融入这个现实的社会。但是互联网挽救了朱海军。网络给了朱海军冲破纸质权威的机会，使朱海军在虚拟世界获得发展，在这个虚拟世界他活的比任何人都认真，互联网能让他体验到生命的各种感觉，让他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虽然是如此短暂。
朱海军在给网友的信中说：“我在网上横冲直撞，左突右挡，就是要以我的强势存在奋力拓展狭隘的思路，提高国人对异端思想的心理承受力。我在因特网里的强势存在将长久持续下去，即使没有一分钱稿费。我在高度紧张的写作中体验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高峰体验。”
朱海军的朋友说，“他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一有灵感就上网和创作，他一天的睡眠不到四个小时。”
一天，他与母亲通电话，母亲关切地问他，在家时饭端到跟前都不吃，不知道在深圳饿没饿肚子。朱海军说：“真是知子莫如母，我真的经常饿肚子，饿得受不了了才下楼去吃饭。现在，能让我高高兴兴离开电脑、离开因特网三个小时以上的，只有做爱这一件事。我在深圳的生活就是在这两种高峰体验之间荡秋千，很快乐、很幸福。”
许多人，虽然可能和朱海军在思想上有分歧，虽然不能接受他的一些观点，但无法不被他率真的性格所感动，无法不被他攀援着互联网从社会底层不屈不挠向上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2000年9月18日下午，当一些几乎天天与朱海军在网上碰面的网友，正纳闷他哪去了，因为他已有好几天没在网上露面了，网上却突然出现一条消息：朱海军死了！
这个消息象炸弹，将电脑前一张张面孔炸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相信一个如此年轻、如此充满活力的生命会突然逝去。
朱海军因心脏病猝发死于他在深圳的寓所。经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大约为9月11日傍晚时分。他是死去两天后才被发现的。查看他在网上的记录，他最后的发帖时间是11日凌晨1点43分，他给网友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是11日下午4点多钟。
他是累死在网上的。
有网友说，这是一个“为网络而生，也为网络而死的人”。
朱海军的死，在网上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
在《中青在线》，只要在论坛搜索里敲上“朱海军”三个字，就能找出几十屏标题的怀念文章或朱海军的论坛作品；在西湖论坛，有朱海军的文集；在强国论坛，有朱海军的纪念文章；在榕树下，朱海军也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在网通，有朱海军的纪念专页和灵堂......
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悼念他，真诚地为他的死而悲痛。朱海军短暂的一生甚至成为人们讨论的一种现象：
“网络的出现，使这一代人不再孤独，使这一代人可以证实自身。”
“在互联网时代，朱海军对于人们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表达了什么，而在于他表达了一种表达的愿望，在当今的中国，这就足够了。”
“他是我们的文化和性格中所缺少的人。可能许多人看不惯他的桀骜不驯，看不惯他的无遮无拦，看不惯他的所谓放肆与大话，甚至看不惯他的真率坦荡。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圆滑了，太过于胆小了，我们是不是太不敢面对真实了?我时常感到我自己的污浊与伪善，感到自己的虚与委蛇的可耻，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写出一行字时，总是思前想后别触动了谁得罪了谁，有时就顾左右而言他。”
“朱海军走了，再也不会像一个经常在你们家的客厅里一坐半夜高谈阔论的朋友那样，介入你温暖的生活。曾经，你以为你被他无所顾忌的言行打扰了，当他再也不会在你的语言生活中出现时，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寂寞网路，寂寞网路是什么。
在朱海军原来经常光顾的“中青在线”上，我读到了网友少华的一段文字：
朱海军的死亡也成了一个重要事件。
他在时，我们没悟出这一点来；
他走了，他是网络生活的一个象征。
他真是为网络而生的人，真是生逢其时的人，虽然死非其时。
正是网络才使他如此兴奋地、超量地、没有任何回报地写作，
正是因为网络，他无论在河南老家的小镇还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都能给我们呼风唤雨、挥斥方遒的感觉。
他身上的那种狂生气质，完全是网的气质。
让我们想想，这样的狂生过去也许不知有多少，
都被纸页的权威排除在沉默的黑暗之中，
不为人知，
找不到知友。
他们身上的天生才气得不到世人的惊叹、磨砺、激扬，
销磨余生，老死沟壑。
因此，朱海军其生也短，
却其生也幸。
在短短的网络生活中，
他的生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和抒发，
这也许就是过早地挥霍掉生命的原因？
正如他那不顺遂的履历所暗示我们的一样，
他是一个落拓的、流浪的形象、一个边缘人的形象，
这就是一名网上客的形象。
正是在网友这个边缘人群中，
识与不识，
皆知其名。
他在纸页的领域还未曾闻达，
那些知名人士也许连听都未经听说过他，
但已经成我们中间的重要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过去还未曾有过。
网，给了我们从不曾有过的品评人物的标准。
从此，在网上，
我们就想起朱海军，
一个在网上活过，
在网上死去的人。
2001年9月11日的深夜，我又一次走进朱海军纪念堂。纪念堂里摆满了鲜花，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又来到了这里，为一个逝去的生命献花、点香。
我看见纪念堂的上方写着：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让生命的故事在世间永远流传。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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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时，命运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
在那一年里，他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哲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读书，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出院后的恢复期，俞敏洪不愿躺在家里，他决定外出旅游。他背着旅行袋，身上几乎没带钱就出门了。这次旅游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多地走近大自然，恢复体能，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身上几乎没带钱，他必须靠在沿途打工，才能完成从江苏到浙江到福建到江西的长途旅行。
俞敏洪说，那两个多月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而且终生难忘。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在农村给人打过短工，整田、插秧、推磨，不但能换来几顿热饭热菜，还能免费住宿。他还在工地给人当过小工，挑砖、和泥，能挣来一张短途硬座火车票。
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英文系做教师。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一天天过去。俞敏洪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一家三口挤住在北大招待所地下室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小屋隔壁就是厕所，厕所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有时，大小便一直漫到了屋里。有一次，竟漫到了膝盖深，当时家里没人，等俞敏洪赶回来一看，那臭水上漂着他家的被子。
到1989年，学校终于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间小平房，冬天，小平房没有暖气，得烧煤取暖。夏天，小平房热得象火炉，一台电风扇从早到晚都开着。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俞敏洪不知自己要熬多少年，才能从小平房里搬出来，搬进有暖气，有卫生间的楼房，给妻儿一个舒适的家。
那年的中秋节，俞敏洪和徐小平、包一凡等朋友夜游颐和园后湖，空明的月光下，有人在夜河里漂放起一盏盏纸做的船灯，红红的蜡烛无声地向着夜色深处漂逝。看着越漂越远的船灯，他们伫立湖边，一时竟没了言语。在刚刚过去的八月的酷暑中，他们送走了一批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他们知道，个人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缠结在一起。不久，徐小平走了，包一凡也走了，他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俞敏洪在彷徨和苦闷中，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在论资排辈的校园里，他感到有点压抑。
俞敏洪参加托福考试，很轻松地就拿了高分。他申请的几所美国大学都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条签证的路走了3年也没走通，他三次去签证，三次被拒签。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
靠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俞敏洪也想象其他人那样走自费留学的路。可是他没有钱，家里的全部积蓄甚至不够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
既然暂时走不了，俞敏洪就想干点什么挣点钱，可是他能干什么呢？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教书。有人请俞敏洪去一个英语辅导班上课，每上一次课给30块钱。可是，靠这种缓慢的积累，什么时候才能筹够自费留学的钱呢？
1992年的一天，俞敏洪走在中关村的街上，发现电线杆上张贴着英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他心里一动，那么多人要考“托福”，如果办一个“托福”补习班，也许能招来人。
俞敏洪说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想好了就开始干。俞敏洪起草了一份招生广告，那时，俞敏洪没什么“野心”，如果能招来一个班的学员他就心满意足了。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这当然是一个诱饵，先用免费听课赢得声誉，只要课讲得好就会有人来听。
“免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俞敏洪在中关村一所中学租了一间教室，没想到，只有50个座位的教室一下涌来了300多人，讲台只好搬到学校操场上。
在操场昏暗的灯光下，俞敏洪走上讲台。他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演讲，他旁征博引的风趣幽默，他记忆词汇的独特方法与技巧，令听讲者耳目一新。站在寒风中，俞敏洪激情洋溢地讲了两个小时，学员们情绪高涨地听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当俞敏洪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前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寒假，俞敏洪在北京图书馆举办英语学习方法讲座，能坐1000多人的大礼堂一下涌来了3000多人，窗台上、走廊上、走廊外的台阶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课，俞敏洪将讲座临时改到礼堂外。他站在台阶的一个垃圾桶上，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一位学员走过来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
课讲完了，还有许多人围着他久久不愿离去。
俞敏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第一次在心里反问自己：出国难道是惟一的选择？我到底需要什么？
1993年，俞敏洪又办起了“GRE”辅导班，英语四级、六级辅导班，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这年的11月，俞敏洪辞去了北大教职，在海淀区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前挂上了“新东方学校”的牌子。
他们的教室是租来的废弃的厂房和废弃的礼堂。俞敏洪每天从一个教学点赶到另一个教学点，一天要讲12个小时课。这样一讲就是三年。
一批又一批怀抱出国梦的学员走进了“新东方”。他们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俞敏洪创造的“激情式教学”还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听过“新东方”课的学员，都会记得一个寓言———
在静谧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追上跑得更快的羚羊。这时，一只羚羊也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
俞敏洪告诉他的学生：“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你要做的，就是奔跑！”
俞敏洪还告诉他的学生：“虽然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
他在一篇《如何创造成就感》——致“新东方”学员的信中说：
“每当太阳升起，伴随着清晨醒来的你，会在心中产生新的希望。于是你开始确定这一天的目标，并就此开始铸造人生链条中的又一个新的环节。但如果你的心中全无目标，不知该去做什么，或者一切仅由别人驱使——那么，你的生活就已失去了意义。所以，创造成就感的本质就是创造你自己的生活。
创造今天请从一天而非一生的目标做起，你所能掌握的一切就是今天，而今天很可能就是你这一生的转折点。”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是俞敏洪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也是他走过这段历程后的人生感悟。一个卑微的念头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正是因为他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今天”。
这个时候的俞敏洪，已不是那个只想赚点钱就出国留学的俞敏洪，他终于在绝望的大山中砍出了一块希望的石头。1995年，从全国各地走进“新东方”的学员达到了一万多人，他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大学生们称为出国留学考试的“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他办的“托福”班，“GRE”班，四、六级英语考级辅导班声名远播。俞敏洪获得了他从未敢想过的成功。
也就在这时，一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机会来到了眼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席西奥多，愿意推荐俞敏洪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学习。是去？是留？充满诱惑的机会将俞敏洪推到了选择的路口。
俞敏洪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人生最有价值、值得自己用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俞敏洪开始思考“新东方”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聆听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脚步声，俞敏洪敏锐地认识到，教育的国际化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和吸收知识和技术。“新东方”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他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独木难支大厦，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想起了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们。
1995年12月，俞敏洪开始了他的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