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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理想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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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
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
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
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的人，也是最习惯于妥协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能上重点大学就更不错了，至于兴趣和爱好则不再强求，能如愿当然好，不能如愿就学一行爱一行。可是，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它，怎么办？这就象一桩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没有激情，却要长相守。对当事人来讲，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痛苦？
然后，这种妥协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将能使你快乐，能使你幸福的热情和潜能扼杀掉了，让你留下终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
转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呆在图书馆系。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
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象父亲告戒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子，它象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子，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
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
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
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一定会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
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
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的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从命运中逃脱，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还是向命运妥协，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但却四平八稳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个话题。倪萍问我女儿多大了，我说正上高三，她说："如果你的女儿选择不上大学，去干别的，你会支持她吗？"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竟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如果不上大学，她要走的将会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辛的路，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学。但是，如果她觉得那种选择能给她带来快乐，并有面对艰辛和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具备走这条路的能力，我也许会支持她。"
这种莫拟两可的回答也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我又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他们脚下的路本应该宽阔些、平坦些，快乐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承受理想错位的痛苦？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给他们自己！
有人估计，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
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的潜能才会被激活。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9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夹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40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
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
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
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
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但是更多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作出妥协。(未完待续)
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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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让我作出了妥协，但我却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坚守。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人的记忆有时很奇怪，平时，它似乎沉睡着，那些断裂的、一个个记忆的碎片，被时间冲刷到心的某个角落，使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可是却不知，那一个个记忆的碎片其实无时不潜伏在我们周围。它们或潜伏在一件很久没有穿过的衣服上，或潜伏在一句偶尔飘过耳边的歌词里，或潜伏在一个突然撞入眼帘的物品上，或潜伏在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里，有时也会潜伏在一个能唤起回忆的场景里。比如那个午后的酒吧，酒吧里那位因理想错位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的女大学生。这一切唤醒了我对一个人的记忆。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
我是在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了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宿舍找他，同学说他回来后又去校图书馆了。踏着落日的余晖，我找到了校图书馆，在渐渐昏暗起来的阅览室里，我见一位年轻人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书。一问，果然是林永强。
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付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50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3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这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他的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是土木工建专业，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象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
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零两分。
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作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作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
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
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
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说，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
天渐渐黑下来，阅览室的灯亮了。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清华大学土木工建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就在与王姗见面的那个夏天后的秋天，还是采访大学贫困生，我走进北京地区一所所高校，认识了一位位来自四面八方的贫困生。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有着其他同学不曾有过的经历，经受过其他同学不曾经受过的苦难。采访中，我曾向他们问过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们填报的志愿是不是你们感兴趣的、爱好的专业？他们中竟有70%的人回答说："不是"。而让他们作出无奈选择的主要原因是：贫穷。
11月5日，北京城里刮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风卷着落叶旋转着，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嘶鸣声。街道上已满是落叶，行人纷纷竖起衣领，侧着身子奋力前行。
顶着大风，我如约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采访一位叫姜辛的大学生。
姜辛的宿舍在学生公寓1号楼。门口是一片依然葱绿的草坪，还有几株在风中摇曳的菊花。正是中午，宿舍楼里静悄悄的。我推开217房间虚掩着的门。
姜辛笑眯眯地站起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间米黄色的旧夹克，握着我的手很有力很温暖。在这之前我就听说，姜辛是院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学生话剧团的编剧和演员。如果不是身上那件显得有点土气的旧夹克，很难将他与贫困生联系起来。
下面记录的是他的自述：
我出生在吉林省桦甸县一个农民家庭。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的弟弟。
我父亲是地道的农民，母亲是当地农村小学的公办教师。由于父亲年轻时身体就落下了病，基本上不能干农活，家里的生活几乎全靠母亲微薄的工资。我家里还有年迈的姥姥，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也许因为母亲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她便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和弟弟身上。我2岁半时，母亲就开始教我认字，在我六、七岁时，她就开始让我看白话版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到了小学二、三年级，我自己开始看《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小学4年级时，我已经学完了初中的语文教材。
当初，母亲教我认字时，也许并没有希望我以后当作家，或谋一份靠文字吃饭的职业，她只想有一天我能考上大学，能摆脱贫困的命运，不再象她一样一辈子受穷。可是我却痴迷上了文学，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要当作家的志愿。上初中时，我的作品就开始见诸于报刊，我还喜欢写话剧、写小品、写相声，在全县举行的中学生文艺演出中，我表演的相声还得了一等奖。
1997年，我高中毕业。那年的高考我考得不错，高考成绩出来后，为了填报志愿，我进行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那年，我弟弟已经在上高一，母亲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只能勉强让家里人吃上饭，供两个孩子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母亲已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频频发作的心绞痛常常折磨得她面色如纸，可她一直硬挺着站讲台。如果母亲倒下了……，我不敢想下去。
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他们也觉得我在写作上有灵气，会有发展，虽然家里生活如此窘迫，他们仍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我自己。
我怎么办？如果去读文科专业，四年的学费、生活费就要好几万，家里就是拆房子卖地也凑不齐这笔钱。我是家里的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不能让多病的父母再继续供养我。那样，我会日夜不安。
放弃爱好、放弃理想是痛苦的，但是我别无选择。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填报了军事院校。因为上军事院校不但不用交学费和生活费，连衣服和生活用品都不用自己掏钱。
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50多分的成绩被某军事院校录取，学了一门与我的爱好毫不相干的专业。
可是，进校仅仅3个月，不幸就降临到我身上。一天，我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感到两眼发黑，一下子便晕倒在地。这种情况，后来又频频发生了几次。学校将我送进北京301医院，检查结果是，椎底动脉血管狭窄。一次次晕倒，就是因为椎底血管狭窄供血不足引起的。医生说，这种病尚无好的治疗方法。
在医院住了一段后，学校跟我做工作，让我退伍回家。闻讯，我如雷轰顶。它给我的打击可想而知。那几天，我躺在病床上偷偷地流泪，我不断问自己，我今后怎么办？怎么办？
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亲自到北京来接我回家。父子见面相对无语，在父亲面前我没有流泪，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他和母亲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回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愿出门，除了治疗，我几乎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冥思苦想，或将自己的苦闷宣泄在一页页稿纸上。一个月后，我终于从痛苦中走出来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人生的路并没有全部向我关闭，我的身体状况不能适应军事院校的生活，但是在地方院校，我这种病并没有列入不被录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还可以重新报考地方院校。
我又重新振奋起来，将高中课本找出来复习，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由于身体状况不好，1998年我没有能参加高考。1999年，我和弟弟一起走进了考场。
我和弟弟的高考成绩双双超过了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本可以填报一所比较好的院校的弟弟，填报了一所农业大学，因为农业大学的收费要比其他院校低。我填报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我之所以填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有一个说出来也许并不高尚，也许很可悲的想法，如果去学文科，我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挣到钱，因为我知道，那些后来出了名的、赚到钱的作家，大多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既寂寞又清贫的生活。可是，我不能等，我迫切地需要钱，我需要钱给父母亲治病，特别是我母亲，她的病已不能再拖了。为了我和弟弟上学，她一直硬挺着不去医院，连最便宜的降压药都舍不得掏钱买。医生说，她早就该住院了，越往后拖越危险。我想学一个相对来说能尽快挣到钱的专业，有了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将父母送到医院治病。
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父母，为了弟弟，我必须这样去选择。我对自己说："50岁之前我要为家人活着，50岁之后我再为自己活着。"
我和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到达。见弟弟的高考分数比那所农大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50多分，我在心里暗暗为弟弟惋惜和伤心，却无可奈何。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见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要4000多元，心便一下沉下去了，我知道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凑齐这笔钱，况且是两个人的学费！
经过考虑，我决定又一次放弃，让弟弟去上学，我外出打工，供他上学。没想到，弟弟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哥，你已经耽误了两年，不能再耽误了，我年纪小，可以明年再考。"
父母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让我先走。
可是4000多元的学费、住宿费仍象大山一样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听说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亲戚们虽然生活也过得艰难，却仍给我凑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家里的几百块钱，一共有了2000多块钱。
还差一千多块钱，到哪里才能弄到这笔钱？没处借，也没东西可卖，因为家里几乎一贫如洗，连件值钱的物件都没有。就在学校规定报到的前几天，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将房子和菜地卖掉。
我拼命阻拦，虽然那只是两间草房，但那是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啊，况且，姥姥已经80多岁了，我怎么忍心让已经风烛残年的她连个睡觉的窝都没有？菜地如果卖了，一家人吃菜又怎么办？可是父母决心已定，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误了你的前途，那样我们会后悔一辈子。"
两间草房卖了，菜地也卖了，一共只卖了一千多块钱。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心里满是愧疚。
母亲所在的那所学校，见我一家人无处可去，便借给了我们一间房子。至今，我的父母仍借住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每想到他们，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
到学校报到的当天，我就开始寻找招聘信息，因为交完了学费和住宿费，我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了，我不能再向家里要钱，我不但必须养活自己，我还要挣钱，为弟弟攒一笔上大学的学费。
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打工，也决不找刷盘子的事，因为这种经历不能写进你的履历表。"可是，我首先必须生存。为了生存，我找到了一份发送广告的活。星期天，我背着装满广告、沉甸甸的包站在中关村的街上，给路过的行人发送广告，那是一个常遭白眼的活，有时还会遭到呵斥。虽然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块钱，但是我仍坚持做了一段时间，它帮我度过了最初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我又去一家中介公司打工，是给公司的经理做助理，每周两个半天，月工资200多元。在打工、学习的间隙中，我开始学习做软件，一家公司终于看中了我的能力，让我帮他们做网页，活可以拿回来做，按件计酬，这使我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
去年，弟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我给他寄去了学费。现在每个月我都给他寄100元生活费。
因为贫困，我在个人爱好和责任之间选择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从此就放弃了理想。在大学里，我不但是学生话剧团的演员，我还是编剧，我还写散文，写小品，写相声，去年，我写的小品《新编白毛女》在外交学院演出还拿了一等奖。
对于我来说，没有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遗憾，有时我就想，等50岁以后吧，那时候，我也许会放弃所学的专业去专心写作，去实现我当作家的梦想。(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