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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出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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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2天班。他象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
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
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4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易民对自己缺少自信还因为，在大三外出实习时，他和他的同学着着实实丢了一回脸。易民的实习单位是当地一家大型企业，跟他同去的还有2名同学。他们3个人被安排在厂财务处实习。
开始时，他们只帮忙做一些抄写报表之类的事，照葫芦画瓢，只要字迹端正就行。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他们仍在干着这些简单劳动，心里就渐渐不平起来烦闷起来。
一天，他们找到财务处长，很客气地说："能不能让我们做做账，我们想锻炼锻炼。"财务处长说："好啊，厂里最近有几笔账进出，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说着，处长给他们拿来了一摞报表。
可是真正动起手来，他们却傻了眼，虽然读了不少书，但他们却从没真刀真枪地干过，对帐目流程实际上不甚了解。这些知识，老师虽然在课堂上都讲过，但都是在黑板上演习，当时都记住了，考试也考过了，可动起手来，却不知从何处下手。
三人面面相觑，活儿是自己要来的，海口已经夸下了，只有硬着头皮干了。
三人努力地按书本上教给他们的知识，好不容易将这批账做完了。第二天，处长拿着他们做的账，面色难看地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这做的是什么账？怎么会犯这些常识性错误？"最后，他疑惑地看着他们问："你们真是学会计专业的吗？"
三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从那以后，不说处长，就连财务处那几个听说连大专都没上的会计、出纳也对他们一脸的不屑。
后来的两个月，他们仍干着抄抄报表一类简单的活，却再不敢有半句怨言。
3个月后，他们灰溜溜地回到了学校。大学期间，这次惟一的实习，他们实际上所获甚少。易民觉得，如果就这样出去就业，即使有单位聘用他，他心里也会发虚。再说，本科生的就业形势远不如研究生，如果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还是应该去考研。而且他认为，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研究性专业人才，在将来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作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4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3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八十年代的版本。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
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
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
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5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
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
按培养计划规定，在校期间，易民他们必须有2篇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否则不能拿到学位。研一下学期，易民想写一篇论文，确定题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导师的指导。可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导师，导师都说没空。
一天，易民拿着论文提纲终于在教学楼里堵住了导师。导师将他的提纲草草看了看后说："你要注意两点，论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所引用的资料要新，要去网上找。"说着，导师将提纲塞进他手里匆匆地走了。
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导师说的那两点意见，是没错，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两点意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他并没有就易民的论文提纲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
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恼。他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到毕业时，除了一张研究生文凭，除了装了一脑袋死知识，很难有能在社会立住脚的真本事。读了研究生，他不但没有成为研究型人才，出去后，恐怕连一般的会计、出纳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口里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职，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也为将来就业积累资本，因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还得知，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不但他们这个专业有，其他专业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这在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师兄告诉他说："如果你去中关村找工作，那里的老板不会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而会问你会干什么，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师兄还告诉他说："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个光环很快就会破灭，很快就会消失。"
师兄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易民觉得，与其在学校死啃书本，学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死知识，还不如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学习。
在师兄的介绍下，易民去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
开始，易民是以实习的身份去的。去了后，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接听一下电话什么的，虽然如此，易民却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是一家业务量比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天，工作纷繁复杂，在这里工作不但需要娴熟的业务，更需要有与各种类型客户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校学不到的。
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易民无比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学习的一些知识其实已经过时，已经被淘汰，而一些已为社会运用的新知识却迟迟未能进入大学教材，他们不但没学过，有的甚至没听说过。
有人作过估计，大学生学完4年课程走出校园时，所学的知识有70%已成为无用的知识。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大裂变的时代，新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新领域一片又一片被发现，被急速地打开。可是大学的教材却仍熟视无睹地多年不变。一位教育界人士无奈地说，现在学校用什么教材有上面管着，不但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还规定统一的教材，不但教师没有权利更改，连学校也无权自己选择教材，如果想动一动教材，要经过一条漫长的审批之路。
可是，这种僵化的大一统，这种麻木不仁的低效率，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让成千成万的年轻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学习一堆无用的知识。
易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还发现，书本知识只能给人以营养，却不能给人以能力，大学缺少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如果说本科四年主要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打好基础的时期，那么作为研究生，就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时期，应该是具有动手能力的时期。可是易民惭愧地发现，读了一年多研究生课程，他仍只有本科生的眼界，本科生的水平，更别说能力。
教育家陈衡哲先生曾就读书与人生发表过一段精辟的见解，她说："一个人才的造成，单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的获得，单靠书本是不够的；书本的了解，单靠数量的灌注是不够的；数量收入脑海中的程度，单靠考试是不够的。在这一串大小轻重的关系上，不但会考这一件事，只等于一个不足轻重的陪臣；就是读书本身，也不过等于一个爵爷罢了。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的呢！"
而我们的大学，并没有给学生开设"人生"这一课。
3个月后，易民结束了"实习"期，成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准职员。他说，他现在每周用30%的精力学习他不得不学习的课程，为的是那张文凭，但他却用70%的精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能力。他还悄悄告诉我，除了去会计师事务所上班，他偶尔还去给成人大专班讲课，从研二开始，他就经济独立了，不但没找父母要钱，存折上还有了5位数的存款。
我问他："你在外面兼职，上课怎么办？"
他一脸坦然地说："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只要考试能拿60分就行。"
在大学校园里，象易民这样逃出校园的"打工族"并不在少数。有的人是急功近利，有的人是对学习的厌倦，有的人是想练一练工作能力，有的人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一个多样发展的空间。
大学生变相逃离校园的现象，也许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学校。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浮躁的社会里，年轻的心很容易被校园外的喧嚣吸引，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会诱惑，要守住一张平静的书桌，需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更需要有一种能抵挡种种诱惑的坚毅。
但是，大学生变相逃出校园的现象，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学校的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是不是太僵化和死板？学习内容是不是太陈旧而缺乏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太落后以致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激情？我们的大学不能不反躬自问：我是否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我是否给了学生面对社会竞争所需要的能力？我是否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多样发展的空间？
从青海考进北京某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谢林辉，也是一个逃学者。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谢林辉就开始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帮忙"，先是帮公司做网页，后来又参与软件开发。由于业绩突出，公司不但每个月给他开工资，还给他配了手机。
谢林辉说他之所以早早就逃出学校，是因为他发现，如果他在学校再学下去，毕业以后恐怕连工作都难找到。因为，学校教的那些知识大多已淘汰了。在计算机领域，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一项改变全行业的新技术出现，可他们的教材还是几年前编写的。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更新换代，可他们还在学已经淘汰的知识。
谢林辉说，有的老师好几年就教一本教材，教材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无知，却让学生瞠目结舌。因为在计算机领域，一些学生早就学到老师前面去了。所以，一些学生不愿在学校无谓地浪费时间，便纷纷到电脑公司打工。据他说，在他们信息管理学院，大二以上的学生最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外面兼职。谢林辉说他去公司打工并不仅仅为了钱，是因为在那里，他能不断获得计算机发展前沿的新知识、新信息，追赶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脚步。
有人士分析认为,由于担负起IT基础人才培养责任的学校教育完全脱离了实践，使得大部分的IT专业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完全抛弃了学校的所学，这就给学校同时也给IT公司带来高额的人力成本开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指出："由于教材更新速度太慢，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脱节，这使他们不愿为那些陈旧的知识费功夫，他们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社会接触紧跟社会发展，这种取舍是明智的、合理的。"
当综合素质已成为用人单位的选择标准时，当社会越来越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时，大学生逃出大学，在校园外学习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不能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只有当教育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尊，才会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
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有的人在痛苦地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有的人在无奈地读着陈旧得几乎无用的教材，有的人不得不去听老师枯燥而乏味的说教。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没想到，经过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逃出大学。我没想到，大学四年之后，大学宿舍的墙壁上会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我更没想到，大学这个最"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的地方，生产出的大都是标准化的、同质的产品。
我们不能不追问：大学是什么？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未完待续)
第三章 我可以选择不上大学
１７岁少女倒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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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2日，家住北京的秋子在自己家里拧开煤气开关自杀身亡。
抱着她僵硬的尸体，她的父亲怎么也不能相信每天快乐得象小燕子一样的女儿会自杀！就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快乐地弹琴、唱歌，还轻盈地迈着舞步给他跳了一段芭蕾
舞，还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找来，连夜写了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在自杀的这天早晨，她推着自行车去上学时还一脸笑容。她怎么会自杀？
虽然现场有女儿留下的遗书，可是秋子的父亲和母亲仍坚持要进行尸检。
7月24日，他们拿到了尸检报告，尸检证明：秋子是自杀。
一个马上就要上高三的十七岁少女，正是如花的年龄，她为什么要选择死亡？
秋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她有时跟着母亲生活，有时跟着父亲生活，也许是生活的动荡，进了初中后，秋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
父母心里暗暗着急，他们担心女儿上不了高中，上不了高中就意味着上不了大学。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他们希望女儿上大学，而且最好是念大学本科，因为对于女儿她们这一代人来讲，这似乎是惟一的出路。
为了能让秋子考上高中，初二下学期，父亲费了很大周折将她转到海淀区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又不惜高价给她请了家教，为了让老师多鼓励秋子让她恢复自信，父亲还不时去学校与老师“联络”感情。
那些日子，秋子非常努力，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
马上就要中考了，秋子面临着是报考中专，还是报考高中的选择。一些亲友劝秋子报考幼儿师范，他们觉得秋子当幼儿教师很合适，秋子喜欢孩子，在她的床头挂满了布娃娃，平时见到谁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得眉开眼笑。而且，秋子爱唱歌跳舞，钢琴已经拿了6级。秋子虽然也想上高中，然后上大学，但是她知道，对于她来讲，实现那个目标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她也想报考幼儿师范。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希望女儿上高中，然后上大学。
中考时，秋子考了558分，上了普高录取线。
虽然秋子的中考成绩只够上一所普通高中，可是望女成才的父亲却通过关系在朝阳区给秋子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从城南的家里去城东的学校，骑自行车单程要一小时四十分钟。
每天早晨，秋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做好了饭菜在等着她，她需要这种有人等候有人关爱的家的感觉。
可是在学校，秋子的自信却一点一点被击碎。入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她仍想努力赶上去。父亲给她请了家教，上高一的那个暑假，她基本上是在补课中度过的，她从数学老师家里，赶到物理老师家里，又从物理老师家里赶到化学老师家里。仅这一个暑假，补课费就花了几千元。
从高一开始，秋子除了寒暑假补课，平时的每个周末晚上也几乎都奔波在补课的路上。父亲还给她报了芭蕾舞培训班，绘画培训班，硬笔书法培训班。他希望秋子将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父亲规定，每去一次培训班奖励10元钱，每练写一页字奖励3元钱。父亲还规定，数学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500元，总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1000元。他将女儿的书法作品按时间一一编上号，让女儿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他请人将女儿画的画和她喜爱的卡通片，打磨到女儿小房间的窗玻璃上，让她高兴，让她为自己骄傲。
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
可是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关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
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
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象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云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笼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其实，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以分数论英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亦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
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
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
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
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丰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
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
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象往常那样5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料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
果然象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5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
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的秋子，终于满怀遗憾地倒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下。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但是，倒在“独木桥”下的又何止一个秋子。
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江苏的一位高三女生，参加完高考后喝农药自杀身亡，原因是自认为没考好，上大学无望。可就在她死后没几天，她的家人收到了某大学录取通知书。
也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武汉市一位中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原因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难以承受高考的压力。
这位从死亡线上被拉回的中学生说，因为成绩不好，期中考试时，老师怕影响全班成绩，要她回家，不让她参加考试。有的同学甚至当面对她说：“你怎么不死呢，要是你死了，高考时，我们班的分母就变小了，高考升学率就上去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扭曲的心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起起悲剧？
一位教育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在社会公众眼里，只有上了大学才是成功，否则就是失败，这样的评价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无数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他们也许要用一生的岁月才会找回失去的自尊、自信和尊严。”
为了上大学，孩子从小就得背上沉重的书包，象作坊的小工一样年复一年地干着他们厌烦而又不得不干的活。为了上大学，学生幻想的翅膀被剪断了，学生的想象力被阉割了，幻想和想像成了一种奢侈。为了上大学，老师、家长不得不与孩子为敌，将他们训练成考试机器，教化成学习的奴隶。
上大学真是人生唯一的路吗？如果不上大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