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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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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苾雯
教育学硕士让儿子退学，说“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小宣13岁时，他的父亲周作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脱离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学校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周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当老师。周认为自己是具有
“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80年代，周到海南，“下海”畅游了一番。办公司、做贸易，做过的行业不下10个。虽然远离了校园，可是他一直没停止过对教育的思考。他说：“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我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熟视无睹。”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不过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不踏实。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
那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来的学习尖子。可是周发现，那里的孩子大都象小老头一样，不但早早就戴上了眼镜，还弯腰驼背的，而且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上了一个学期，儿子的成绩起伏不定，周还因为儿子的调皮、不听话经常被老师叫去“训斥”。
经常在学校走动，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
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大话。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10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小宣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私吞。”
结果，小宣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小宣说的是真话，有许多人说的是违心的话，但是这些孩子已经知道，真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平时也许比谁都坏，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们却要做出比谁都好。这是一种可悲的双重人格。
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一位已为人师的年轻教授，曾谈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上英语课，外籍老师让全班同学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非常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题目的作文他们不知已写过多少遍了。然而英语老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了教室，她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一眼她的学生，然后用手指点着目瞪口呆的学生说：“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原来，全班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因为从小学他们就是这么写的。对母亲的遗憾也许有，但写作文，他们却只会这么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那位后来“吃写作饭”的年轻教授痛愤地说：“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周可不愿儿子就这么给弄呆了，不愿儿子为学一些死知识耗费生命，也不愿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是个沉重的包袱。周说，如果这样，也许他会终生厌倦学习，那才是最可怕的。
周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10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10个都强。”
周说：“如果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
那一段时间，周原本打算写两本书，把自己的职称问题解决了。不过，他最终还是“下决心来真的，从我做起，咱们都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说：“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生活在所谓公众的价值标准里，想想挺可悲的。按常规，我混得再惨，现在也可以评上高级职称，带个研究生什么的。不过，干嘛一定要别人叫我一声周教授呢？”
周放弃了写书评高级职称的想法。上初一的儿子也从学校退学回家了。
不过，儿子小宣却说：“退学的决定是我自己作的，老爸只是举双手赞成。”
他说：“老爸跟我商量说，如果不去学校，你觉得怎么样？虽然我一直不想上学，但想到真的要不上学了，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周和儿子都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当时作出让孩子退学的决定，有没有仔细权衡过对他会有怎样的影响？”
周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社会发展是动态的，现在的价值观念并不能完全预言多年后的未来。就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时对自己的设计以为是最好的设计，没准现在就是最坏的。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有了多种学习知识的途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只要自己有学习愿望，也一样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况且，现代社会已发展到终生教育阶段，学习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
他说：“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我最看重的是孩子的求知欲，看重的是孩子个性、人格、心理的健康发展。现在的学校教育，可能会让孩子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牺牲孩子的求知欲，牺牲孩子的创造力，甚至是人格的扭曲。我认为不值得。”
我对儿子说，能真正证明你这个人活过的是什么？是那些你独有的，你无条件一定要做的事，而不能一辈子都是别人的拷贝。”
周说有一件事对他很有启发。那是儿子4岁的时候，他教儿子下围棋。谁知“不教的时候他像个天才，教了他反而像个白痴”。他动用父亲的威严训斥、逼迫，弄得儿子到现在还是一见围棋扭头就走。从那以后，任何事他都绝不强迫儿子。他只提醒他，坚持要做的，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儿子13岁时，从海南去武汉上体校。周给儿子买好了飞机票，让他一个人去。儿子问了一句：“体校在哪？”周说：“鼻子底下有张嘴，你不会自己问吗？”
半年前，17岁的小宣跟着父亲从海南来到北京。第二天，他就自己坐着公共汽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清华大学找自己的网友去了，并且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因为那里离中关村近，离网友们近，方便学习电脑技术。
周说：“你看老鹰教小鹰学飞的时候，都是从窝里抓出来，往空中一扔。周恩来16岁写下‘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再看看现在16岁的人在做什么？上大学要让父母送，工作要靠父母找，结婚还要父母掏钱，这叫责任感？这叫人才？一个人这样是个人问题，社会都这样就是社会问题。”
脱离了常规的学校教育，但儿子的学习，周一直没放松过。他请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做儿子的老师，不过，儿子更多的是在干中学。
如今，5年过去了，学历还停留在初中一年级的小宣，对电脑和网络的熟悉，要远超出对中学课本和高考题型的熟悉。他正在考虑用所学到的本事挣钱养活自己。因为父亲已告诉他，过了18岁，家里就不给他提供生活费了。
问小宣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小宣说：“没什么好后悔的，再回头去看，我还是会做这个选择。”
问他有没有想过再回学校读书。小宣手里正帮父亲公司做一个数据库，他一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边说：“中学就算了吧，大学以后也许会。我喜欢清华那种气氛。还有，上学能认识一些朋友，是件不错的事。”
谈起当初让儿子退学的事，周说：“有些人是没走过这条路，其实走过来，你就会发现没什么难的，路宽着呢，多着呢，何必都去挤独木桥？”
话虽如此，周也知道：“没有多少人会象我这样做，号召也没用，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就会照样砍，非到灾难发生了，人们才会警醒。”
周也许不知道，就在他说这番话时，《羊城晚报》正在大张旗鼓地报道“私塾现代版广州上演”的消息，说一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夫妇“挑战学校教育模式让女儿退学回家自学”，那位母亲甚至辞职回家专心教女。
这位退学回家的女孩叫韦小溪，是广州市一所小学3年级学生。小溪的父亲韦渊在广州白云职业技术学院任教，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这个决定是2000年3月作出的。当时，小溪离小学三年级“毕业”还有半个学期。
韦渊夫妇说，让女儿退学回家自学，不是为了培养“天才”或“神童”。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现有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令人失望：
“一道数学题反复做四五遍，一篇作文来回抄10次8次，还不允许按照孩子自己的想法写，这种教学方式上的机械、呆板和低效率，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发展，根本做不到因材施教。”
另外他们还觉得中小学教育其实用不着十二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如果孩子接受能力强，教学效率高，一半时间便能拿下来。
他们说让女儿回家，主要是为了实践“因材施教”的理念，不想让女儿的求知欲受到压抑，不想让她的个性受到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学习潜力。
夫妇俩一口气买回了小学到初三的全套教材、教纲和教辅资料，父亲教女儿语文、英语、电脑，母亲教女儿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
每天，小溪7点钟起床早读，然后锻炼(跑楼梯、跳绳)，邻居孩子上学的时间，她开始自习和上课。语文、数学、英语是她每天的必修课。为了提高效率，父亲还为她请回了另一位“家庭教师”——学习软件光盘。有了这位“编外老师”，小溪的语、数、外课常常在电脑上进行。
一年半过去了，小溪已经学完了小学四年级到初一的全部课程。小溪喜欢美术、电脑、爱看电视卡通和漫画，兴趣广泛。她的电脑动画制作已有相当水平，能用工笔在练习本上绘出传神的仕女图；电视上的卡通形象，她看一遍就能维妙维肖地描下来。她还在附近的中小学里结识了朋友；每周上一次购书中心和“麦当劳”，偶尔也出趟远门到外地走走。
问起小溪一年半来的感受，她说刚回家时感到的是无限的自由惬意，象一只出笼的小鸟；一两个星期后，有一种离群的落寞；度过这段适应期，现在自己已非常享受这种学习生活状态了。
韦渊夫妇说他们也曾担心“试验”失败，让女儿走一段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看起来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女儿不但学完了小学和初中知识，还掌握了自学能力，既有广泛兴趣也有特长。他们说，现代社会的成才之路宽了，连高考都向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敞开了大门，一个人只要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总会在社会上找到用武之地。
“现代私塾”在羊城引发一场讨论。
有人说：“如果学校能教好孩子，韦渊夫妇就不会冒那么大风险让孩子退学回家自学。中国教育的现状终于把人逼上梁山了！”
有人说：“考试制度改来改去，难度却越改越高，‘牛角尖’越钻越深；‘减负’减来减去，山还是那座山；素质教育搞了多年，一切仍围着考试转。”
也有人指出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在学校听话用功的好学生，走上社会后大都平庸，而取得成就的往往是那些在学校时调皮、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学生。”
一位名叫樊雨霏的退学者来信说：
“去年高一开学一个月，我退学了。促使我离开校园的是学校里那股沉闷和令人窒息的空气。
在学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除了家长，与我们接触最频繁的就是老师。他们告诉我们，升学就是一切！他们对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要是你考不上好学校，你这一辈子就完了！”他们没想过锻炼学生承受失败和打击的能力。只想用高压政策造就更多的所谓优等生。
于是，学生们也渐渐变得麻木、冷漠，相互之间只有竞争，且不择手段。我不相信“升学至上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呆下去。
作出退学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我依然希望获取知识来实现我的理想。我只能在去学校充实自己的头脑和离开它以保存自己的本性之间选择其一。前者当然更现实，现在的社会似乎并不看重后者。尽管如今各界大谈“个性”，其实这个词不过是一个最没个性的流行词汇，是批量生产的时尚。现近的校园和社会制造的大多是毫无区别的孩子，只是多了几分自以为是和标新立异。
在奶奶的建议下，我参加了成人高中补习班。这是个不错的方法，每周有四五个晚上上课，学习很轻松。最重要的是补习班的气氛很好，没有一般学校那种压抑。除了每天晚上，我白天的大好时光干什么都行，看书、画画、学日语、弹琴……一个学期过去，已经通过了四门会考。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感到通过自学学到的知识比在学校学到的更实用，是立足于基础之上，以应用为目的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学习更能在坚实的前提下提高我的素质，而不是学一堆华而不实的东西，考完试后忘个精光，仅仅能拿个文凭。
但是成人高中毕竟是针对成年人的，对于自控能力尚不够强的我还是有一些缺陷。我之所以能撑到现在，是因为曾经跟爸爸达成过协议——若是离开学校不能完成学业，就得回校。
我真希望，在走出初中校门的时候，在眼前有很多的道路选择。我还希望，社会对人才的评价，再也不是只认学历不看能力，希望它能够给予各种人才同等的尊重，可以让青年人更大胆、更自信地作出选择。
到那时，有理想的青年就不用像我这样吃力地胡碰乱撞，迷迷糊糊地单打独斗了。”
退学是一种无奈，退学也是对学校教育现状的一种反叛和挑战。但是，退学并不等于失败，退学并不等于就没有前途。社会应该给每一个年轻人以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去学校上学，也可以选择回家自学，他们可以选择上大学，也可以选择不上大学。社会应该给他们同等的尊重。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不满当时的教育体制，让大儿子傅聪退学在家自学，当时曾引起一片议论。可是在家学习，却使傅聪的钢琴演奏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不但年纪轻轻就在国际大赛中拿了大奖，还成为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10多年前就退学回家了，郑渊洁甚至为儿子自编《语文》课本，亲自辅导儿子学习。如今听说，郑的儿子已经学业有成了。
还有那位“逃”出大学的三毛。唱着“梦里没有橄榄树”浪迹天涯的经历，成为她人生的学校。最终，她成为迷倒无数年轻人的作家。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成才的渠道也并非只有一条。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胆地绕开“独木桥”，选择了不同的成才路径。
大家想拼命抓住的，恰恰是他自动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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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苾雯
大家想拼命抓住的，恰恰是他自动放弃的。
刚进高一、才15岁的张云帆作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选择：退学。
那天，是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进行的第二天。中午，他背着书包怏怏不乐回到家里。正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关切地问：“考得怎么样？”
他站在原地，一句话不说，过了好一会儿，他扭头说道：“你得有准备，至少三门不及格。”
两人都不再说话。饭菜端上了桌子，娘俩开始吃饭。
张云帆一直低着头，憋了半天，他终于憋出一句话：“这个学我不想上了！”
母亲放下了筷子，扭头盯着他。他也看着母亲。也许，母亲从他严肃的脸上，看出他是认真的，看出他说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大学做教授的母亲脑子里顿时倒海翻江，她沉思了片刻后，对他说；“上或不上，可以由你自己决定，但你必须明白，无论怎么说，你这个年龄，必须读书学习。比较起来，上学其实是一条轻松的大路，如果你下了这条路，就等于选择了另外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就注定了你要跟你的同龄人走完全不一样的路。你走这条路比他们要艰苦，比他们要曲折，你再好好想一想，想好以后告诉我。”
张云帆缓缓站起身，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随后关上了小屋的门。
当时，张云帆也许不会意识到，他作出的这个决定对母亲、对父亲，还有这个家来说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他不知道父母曾对他寄予多么高的希望。
他的父母曾对他有过美妙的设计和构想：在国内，理科考清华，文科考北大；考出去，理科上麻省理工，文科上哈佛。可现在，他连高中都不想上了。
半个小时后，张云帆拉开了房门，走出来，重新坐到饭桌前：
“妈，我决定了，我要退学。”
“如果真是这样，注定你将来有两件事做不成，一是做教授，二是做官员。”母亲看着他严肃地说。
他点点头。
母亲不再说什么，儿子厌学，她早就知道，但儿子的决定仍让她感到很突然。可是如果不让他退学，他将如何度过这三年？她起身给云帆的爸爸打了个电话：“晚上早点回家，有事商量。”
下午，母亲没去上班，张云帆也没有去学校继续参加考试。两个人一直坐在饭桌前，商量来，商量去。
晚上，爸爸回家了，一家三口围着那张桌子，一直谈到很晚。最后，父母接受了他退学的决定，但是定下了一个“基本大方向”，那就是，虽然退学，但仍要学习，只不过换一个课堂罢了，把课堂从学校转到家里，转到书里，转到社会上。
张云帆后来说，退学之前，他的确感到非常痛苦，觉得学校就像一座监狱，老师就是监狱长。他说他的学习成绩是从初二开始快速下滑的，因为他不能忍受老师竟然经常用侮辱性语言对待自己的学生，甚至打人。他说有一位英语老师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她发现有人听课开小差，扬起手中的书就打过去。后来书被打散了，一页一页散得满教室都是。”他说他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兴趣，成绩越来越差。到了初三，他开始被老师停课。一天上操的时候，一个同学从背后抱住了他。班主任老师发现后径直走到他面前，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大声喊道：“不想上学就滚回家去！”他只觉得脸颊“腾”地像被火烧着了似的。
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张云帆来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是他说，那时他虽然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还没想过退学。到了高一，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了，每天去上学都是一种痛苦。可是真作出了退学的决定，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很迷茫，不知道退学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不过，张云帆还是感到自己很幸运，父母在他决定退学的坚持面前，没有象其他的父母那样怒不可遏，或痛不欲生，他们最终仍尊重了他的选择。虽然他们也许有点遗憾，有点怅然若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流露出来，而是象弹簧一样，坦然地接住了他的冲击，这种坦然也许为的是将他弹出更远。
从退学第二天起，张云帆就象变了个人似的。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贴在墙上，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锻炼身体，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最初的几个月，张云帆让妈妈在家里给他开课，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为的是“先从个人修养方面抓起”。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人物传记，他想看看别人究竟是怎么做的。
几个月后，张云帆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学的是商贸英语，但由于基础太差，实际上是主修英语。从家里去学校，有20多里地，每天，他早去晚归，风雨无阻。那段日子，他在学校学，在家里也学，天天看英语录像带，听英语磁带，几乎把所有中国出的英语教材都学了一遍。
不到半年，张云帆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自信，有一天，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学习。
明斯克是一座大学城，外国留学生特别多。张云帆读的是预科班，一星期四天课，每天上四小时，课时很松，学习压力不大，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结交朋友和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张云帆认识了很多外国留学生，非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美国的，他们在一起聊天、逛书店、郊游，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中国以外更广阔的世界。
虽然张云帆很喜欢明斯克这座城市，很喜欢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朋友，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开的决定。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那里呆得太久，他也许会失去一种奋斗的激情，也许会失去强烈的求知欲，因为那里的生活太懒散，生活节奏太慢。他是来求知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从明斯克回来后，张云帆想去美国继续学习。可是他的留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母亲想请美国学校方面继续发邀请，张云帆不同意，他说：“我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去的，到时我要他们邀请我去。”
然而，一直到那个时候，张云帆其实仍一直在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他的兴趣和爱好还在沉睡着，他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云帆沉睡的兴趣和爱好终于苏醒了。
那是他从明斯克回来后不久，母亲因为要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课题，准备外出调研。张云帆正因留学申请被拒签，心情郁闷地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跟着母亲四处走走，帮他们拍些资料。
张云帆扛着一台家用摄像机与母亲一起出发了。他也许没想到，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愿意倾心付出，愿意以一生去追寻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快乐，也有痛苦。
他们坐火车乘汽车，去一个个集镇，去一个个乡村，与藏族妇女围坐在一起吃青稞面喝酥油茶，跟土家族、维吾尔族妇女聊过去谈现在憧憬将来。母亲与她们聊天时，张云帆就蹲在一旁悄悄地拍下最生动的一刻或一个片断。将那些走过岁月风尘的人物，将那些浸透着喜悦和悲伤的故事定格在他的胶片上。
跟着母亲，从青海到新疆到贵州走完了一圈回来，张云帆发现，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摄影。他发现，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记录生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传达思想、传达感情、传达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他是多么地愿意把自己这一生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他发现了这一切后，他的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觉得自己不再象一株浮萍飘飘荡荡地找不到岸，不再捧着一颗焦灼的心东撞西撞找不到方向。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学什么，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应该干什么。
张云帆报名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办的进修班。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习。
那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也是收获最大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发现，课余大家都在忙，都在干事，只有他自己没得干。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不少书，却没有具备多少能力。他开始思索：将来我干什么？如何安身立命？
张云帆说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很心烦意乱。
从进修班毕业后，张云帆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去了父亲办的公司做事。但半年多过去了，他根本无法真正进入角色。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不安和焦灼之中，感受着无路可走的迷茫。
1998年8月，张云帆终于与几位理想相同、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成立了北京创业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协作体，大家一致推荐年龄最小的张云帆作了制片人和总监制。
张云帆也许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制片人。那年，他20岁。
20岁的张云帆，象一艘加足了油的船，终于驶进了一片宽阔的海域。
1998年8月，也就是张云帆他们的影视制作协作体刚成立不久，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相继爆发特大洪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大江大河隐去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可怖的狰狞面孔。
8月下旬，张云帆和他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大庆，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内蒙古的杜尔穆特。他们拍下了被咆哮的江水吞噬的一个个村庄、一片片良田、一所所学校、一座座工厂；拍下了人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杜尔穆特，他们被大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一个星期。四周全是白茫茫的水，翻滚的浊浪一波一波地涌上他们脚下的弹丸之地。但他们却拍回了不少珍贵的好片子。
现在，“做一个好的制片人”，“做好的记录片”，成了张云帆最美的理想。他说他很幸运，虽然几经波折，但他终于象选择“退学”一样，又独立地选择了此生的奋斗方向。他说他很为自己骄傲，因为15岁以后的人生选择，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他说他对父母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不但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了他，而且完全信任他，尊重他的兴趣和选择，从心理上、精神上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而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张云帆的母亲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了一番令人深省的话。她说，我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敢于把权利移交，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要知道，一个人的权利越大，责任就越大，越没有权利，就越不承担责任。
如今，张云帆仍在他选择的事业天地里忙碌着，他说，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做事，就会有付出，但是在付出的同时，也在收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先后次序，这看似简单的顺序，却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