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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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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壁垒终于裂开了一条缝，但是，只有有钱的人才钻得过去。
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从1901年废止八股文，1904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1906年废除科举制，创建"新学DOUBLE
_QUOTATION，总共不到百年的历史，而其中，全盘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历史就长达30余年。
苏联教育模式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推崇分门别类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它按照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照产品设置专门狭窄的学校和系科，这不但造成了学生专业口径狭窄，使所培养的人才缺少通用性和适应性，而且文理分弛，专业之间壁垒森严，还造成了人才技能单一，使教育简单地沦为一种技术教育，而缺少它本应该有的人文内涵。
正如学者杨东平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模式使"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综合大学被改造为文理科或理工科大学，从而削弱了它们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的重要地位；模糊了它们作为社会的思想、文化源泉和学术中心的价值、功能；影响了它们发展学术、培养和造就大师的办学宗旨和育人目标。中国大学的塔间被削落了。"
学校成为一座座"教育工厂"，学生则成为流水线上千人一面、缺少个性的产品。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各个专业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学生转系或跨专业学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苏联模式越来越暴露出严重弊端，不但不能适应知识技术迅速更新、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自由展开，创造性的自主发挥。
可以说，近十几年来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修正、不断抛弃这种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
而在这场改革中，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修课程，允许专业间、院校间自由流动成为呼声最高，争议也最多的话题。
80年代中后期，远在武汉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率先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这成为当时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鲜事，也成为当时教育界最有争议的敏感话题。
但是，专业的壁垒还是渐渐裂开了一条缝，专业的鸿沟上渐渐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有些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些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些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所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去年春天，在绵绵细雨中，一列快速列车将我带到南方一座城市。
这是一座集中了众多高校的城市。此次南行，我将采访重点集中在几所综合性大学，其中，有两所是80年代以后由专科院校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群"跳槽"成功的学生，也认识了一些"跳槽"失败的学生。失败者谈起失败的经历，仍耿耿于怀。成功者谈起"跳槽"的艰难，仍唏嘘不已。
一位成功者的自述：
谈我转系的事，要追溯到高一那年的暑假。因为进高二就要分文理科，一放暑假，学校就召开了家长会，要求学生在7月20日前将填好的志愿表交给班主任，并要求，志愿表上要有家长的亲笔签名。
家长会是我爸去开的，他的意见是我应该去理科班，理由有三，一是高考录取比例比文科高；二是大学毕业后就业出口宽；三是学文科的都是数理化不好或成绩差的学生，班风肯定不会好。
我妈妈举双手赞成，还补上一句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可是我想去文科班。想去文科班，一是念了10年书，渐渐知道自己的爱好是在文科方面；二是我不喜欢化学，尤其不喜欢物理，数学成绩虽说过得去，但也算不上强项，我的强项是语文和英语。
我想上文科班的理由刚一摆出来，马上就被我爸爸一一驳回。
他说："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鲁迅当年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医学，可后来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写作。这写作的兴趣，他是后来才有的。你才上高一，怎么就能决定你的兴趣和爱好是文科呢。"
没办法，我以一比二的绝对劣势败下阵来。尽管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好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理科班。
志愿表是爸爸亲自送到学校去的。我知道，他是怕我在路上偷改了志愿。
尽管进了理科班，但我对物理和化学仍缺少兴趣，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到了高三，为了不让物理和化学在高考时拉分，我对这两门课也算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那不是因兴趣而产生的动力，而是高考指挥棒的压力。
那时，我就想好了要考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专业选择的范围会更大些，文理兼收的专业也会多些。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要学文科，而且想学新闻。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坚持要我报这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说计算机是个热门专业，毕业后如果去软件公司，不但工作稳定，收入也高。
虽然我不喜欢计算机专业，但是我想报考的新闻传播系，那年在我们省只招3名理科生。这让我心里没底，我不知自己面对的竞争对手有多少，更不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如果被淘汰，我也许就失去了被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的机会，而被打到第二批院校。因为我知道，出于一种虚荣的自尊，绝大多数重点大学都拒绝招生第二志愿学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计算机系录取了我。父亲和母亲皆大欢喜，我却很失落，还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遗憾。
开学不久，有人告诉我，学校允许部分学生调换专业。我一下振奋起来，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了学校还有改正志愿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我马上写了一份想调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的申请。写申请之前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知道，如果跟他们讲这件事，他们不但会百分之百反对，也许还会亲自来学校阻拦。我打算先斩后奏。我已经妥协了一次又一次，这一次，我要做一回自己的主人，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对于我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将申请送到系里，系办公室那位戴着眼镜的女老师看了申请，吃惊地问我："你想换专业？去新闻传播系？"
我点点头。
她将申请书又看了看说："不少学生想转到计算机系，还从没有学生想从计算机系转出去，你可要想好啊。"
我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她见我如此坚定，便告诉我，新生跨系调换专业，要由学校统一处理。她让我将申请书交到学校有关部门。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师说的确实没错，要想从别的专业转到计算机系不但难上加难，所收的转系费要比我去新闻传播系高出一倍多。
我找到学校有关部门。那天，办公室里人很多，大概有七八个学生，都是来打听换专业的事。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老师。他说，学校原则上允许部分新生进校后调换专业，总的比例控制在5%以内，但是具体到各个专业，这种比例要依学生人数、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情况而定，但是最多不能超过5%。
他让我们将申请书留下来，说学校会根据情况考虑我们的申请。
那天，走出那座灰色的大楼，我觉得外面的阳光灿烂极了，我的心情也一如那灿烂的阳光。因为我心里有了一种新的希望，虽然那希望有点渺茫，可是这已足能使我一个多月来的郁闷一扫而光。
从行政楼出来后，我没有回计算机系，却鬼使神差地去了新闻传播系，还特地去男生宿舍楼里转了一圈，想着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这里的一员，我很兴奋很激动。
从此，在计算机系的学习和生活就变得难捱难熬。我焦急地等待着转系的消息。可是两个月过去了，那份申请似乎石沉大海。每天，希望象太阳一样在早晨升起，绝望却如冰凉的蛇在黑夜悄悄来临。这种周而复始的痛苦等待使我无心学习，我就象那个在深夜里等待着另一只鞋落下来的人，提心吊胆、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却久久听不到那只鞋落下的声音。
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又走进了那幢灰色的大楼。我找到了那位老师，他从一摞申请书里找到了我的申请。他说："你是跨系换专业，而且是从理科专业到文科专业，这个难度很大，目前还办不了。"
他的话象一瓢凉水浇在我头上，我没想到，从理科到文科，中间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也许是见我一脸绝望，他说："如果新闻传播系那边同意接收你，学校也许可以再考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大楼外，阳光依然明媚，可是我的心却一片灰暗。两个多月的等待和期盼，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两三个月来，由于心神不定，由于一心想走，有几门课我都没怎么好好听，如果走不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学下去，可是这些日子拉下了那么多课，期末考试已越来越近，我能通过期末考试吗？我越想越心烦意乱。
调换专业的路几乎堵死了，但我心里仍残留着一线希望，我希望新闻传播系能接纳我。
那天，我敲开了新闻传播系办公室的门。我向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老师谈了我的爱好和愿望。他听完了我的话后说，转到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学文科的，理科学生如果想转进来，必须有证明自己专业基础的作品。
我没有作品。上大学之前，整天埋头于书山题海，根本无暇去做别的。上高中以后，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发一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登记表让我们填，听说那是高考录取时必须有的资料。第一次填表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填，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有同学问老师怎么填，老师说："随便填"。从那以后，每一次发表下来，我们就随便填，有的填上给灾区捐献了书本、书包；有的填上去革命老区参观访问；有的填上去报社当小记者，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的填搞了社会调查，写了什么类型的调查报告。五花八门，填什么的都有，反正没有人来核查。
虽然上高中时，我也曾有感而发地写过几篇散文和随笔，但都没有变成铅字，只能算"抽屉文学"。这样的作品是不会算数的。
那天从新闻传播系出来，心里虽然很失望，但不绝望，因为我觉得那扇门并没有彻底向我关死。我决定寒假期间找一家报社实习，突击写几篇作品。
期末考试的结果更让我坚定了调换专业的决心--有一门课我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哥哥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那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同学跟他哥哥说了我的事，希望他能帮帮我。他哥哥帮我联系了实习的部门。学校放假的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带着一种很功利的目的，我在这家报社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
同学的哥哥很热心，他给了我几个能出好稿的采访线索。
那时的北京，已寒风料峭，冰天雪地。白天，我背着包在外面采访，晚上，回到临时租借的小屋又趴在灯下赶稿。虽然很乏很累，但是每天我都很亢奋，那些每天都撞入眼帘的新鲜事，那些不同类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每天都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和激动。
春节我没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说在北京实习，却没敢告诉他们实情。爸爸他们以为我是在中关村的某家电脑公司实习，也就没坚持让我回家过年。
春节前后的那段日子，报社的记者休假的休假，探亲的探亲，正需要人干活，我有了更多的采访机会，我还用上了他们的电脑，不用再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稿了。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稿子见报，有好几篇稿子还上了头条拿了星稿。
直到开学的前一天，我才恋恋不舍地结束实习生活返回学校。这次实习，我带着功利目的而去，但是回来时我知道，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十几篇新闻作品，还有我对这个职业更深的痴迷和热爱。
这十几篇新闻作品成了我进新闻传播系的敲门砖。我终于敲开了那扇我渴慕已久的大门。
因为要向学校交转系费，那是一笔不算少的钱，我这才不得不将调换专业的事向父母禀报。父亲听了后大发雷霆，母亲气得哭了一场，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见我去意坚定，父母不得不作了妥协。
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成了新闻传播系的学生。
一位失败者的自述：
你问我调换专业为什么没有成？不为别的，就因为没有钱，我拿不出那笔高达一万五千元的转系费。
一万五千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那是种地的父母也许要辛勤劳作20年才能得到的收入。
我家在贵州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全村没有一块象样点的地，农民就靠在山上种一些象羊拉屎一样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挂坡地糊口。人畜用水，要到几里外的水坑一担一担往家挑。买盒火柴、称斤盐也得要走几里山路。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们村里的老人有一大半没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1996年，电线拉到村里，家里的电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有的老人竟吓得往屋外跑。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回头眺望山腰上若隐若现的家，我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我报考大学时，填报的是这所大学的经济法专业，可是录取我的是历史专业。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只顾为考上大学高兴，并没有想很多。进校后，我才意识到学什么专业太重要了，因为它关系到毕业后的就业，还关系到收入的高低。我听说，一些热门专业不但就业率高，收入也高。象我学的这个历史专业，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
我开始暗暗懊悔当初，不该为了能上大学在志愿表上填了"服从调剂"。
进校不久，我就开始为毕业后的就业忧心忡忡。因为现在不象过去那样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包分配，工作得自己去找，象我这样学的是冷门专业又毫无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农家子弟，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都成问题。我之所以忧心忡忡，是因为，象我这样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不但要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立足，同时还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的父母、我的弟妹，他们将摆脱贫困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应该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父母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应该帮助弟妹们完成学业，争取使他们摆脱受穷的命运。
就在我情绪低落、忧心忡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学校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当年进校的部分新生调换专业。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我马上就写了一个申请，申请转到经济法专业。我之所以想去念这个专业，除了就业的考虑，它其实是很早以前就藏在我心里的志向，不然当初填报志愿时，我不会将经济法专业填进我的第一志愿。
想学经济法专业，缘于高一那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为了供我上学，已经46岁的父亲，跟村里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到福建打工。那是一家私人企业，他们做的工作是将一张张铁皮压成一个个棱型的产品。父亲没有想到，那冲床有时会变成咬人的老虎。一天下午，事故发生了，那台冲床咬断了父亲两根手指。
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由那台冲床的质量引起的。可是那家企业的老板，让人将父亲送到医院里包扎了一下后，扔下500元钱便让父亲回家。
父亲跟他说，我的一只手已经残废了，回家也干不了农活，你不能给这一点钱就将我打发了。
那老板冷着脸说："手断了，只怪你自己不小心，你要不服，你告我去，到时候，只怕你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父亲被吓住了，拿了那500块钱就回家了。到了家，那已经发炎的手肿得变了形，后来用了不少草药才消炎止肿。
得知消息，我悲愤难抑，我想，如果我有钱请律师，我一定要去告那个老板，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那时，我就想，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我要去做一名律师，专为老百姓打官司。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填上了经济法专业。
由于历史等一些专业面比较窄的专业近两年就业形势不大好，学校适当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我的申请被批准了。
申请被批准了，能去学自己理想的专业，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我却愁肠百结。因为我得知，调换专业必须交一笔费用，从历史系转到经济法系的转系费是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进校后，由于我是特困生，学校免了我的学费，生活费和杂费全部靠贷款。我哪里有钱交这笔转系费？
这时候我才知道，虽然学校放宽了调换专业的限制，虽然学校给了想重新选择的学生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有钱的学生才能得到重新选择的机会。
我也想过贷款，但是银行规定，贫困生每学年的贷款额度最高不能超过8000元。我也想过去借，向谁借呢？我没有有钱的亲戚，也没有有钱的朋友。
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后来我知道，因为没有钱而放弃这次机会的人并不只我一人。
庆幸的是，学校为我们又开辟了另外一条路，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现在，我在学习本专业课的同时，还选修了几门经济法专业课程，我想争取拿到双学位。
学生进校后想调换专业，学校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无论是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还是人才培养的规格仍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整。学生进校后重新调换专业，这势必会带来部分教育资源的浪费或增加。
但是，允许学生进校后调换专业仍只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如果羊圈扎得很科学、扎得很牢，如果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少一些苦涩，少一些无奈，少一些盲目，调换专业的事也许就少了。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贫穷而无奈地放弃理想，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真正消灭贫困。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茫然无知而错失理想，寄希望于他们不但要有选择的目标，更要有选择的能力。
要使后来者不因为选择的错误而抱憾终生，更寄希望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日臻完善，寄希望于一个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充满人性关怀的教育体制的诞生。(未完待续)
第二章 逃出大学
逃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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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
我站在报社4楼办公室的窗前，眼巴巴地盯着报社大门口。见风越刮越大，天色越来越
暗，心里暗暗着急。我和小路约定下午3点钟在报社见面，可是已经3点半钟了，还没见到他的身影。是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风阻止了他呢，还是他突然变卦了不愿见我？
我正胡思乱想着，见一位年轻人吃力地推着自行车走进了报社大门。从那鹤立鸡群的身影，我一眼就认出是小路。
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在坐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这时，朋友的手机响了。给他打手机的正是他旧友的儿子。只听他说："小路，你妈妈在这里，你也过来一块儿吃饭吧。我们在沪江香满楼，你坐出租车过来，快点，我们等你。"
他刚关上手机，小路的妈妈就说："咱们先吃吧，不要等他，他绝对舍不得拿钱坐出租，他要省着钱买影碟呢。"
果然，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见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给大家介绍说。
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低声问："倒了几次车？
"两次。"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坐出租，身上还有多少钱？"
"20元。"他边回答着，边快速地咽下一个包子。
"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我知道，给你的钱你都拿去买影碟了。"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