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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苾雯
女大学生创业受挫,她说：别把我当花瓶。
如果检索中国大学生创业者档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李玲玲，也许是全国第一个女大学生老板。
1999年7月，当清华园里的鲁军们正踌躇满志地满世界寻找投资商时，李玲玲已经拿到
了10万元风险投资资金，创办了武汉天行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李玲玲之所以受到投资商青睐，是因为她发明了一种用来灭蚊蝇的高杆喷药器和一种能防撬的防撬锁。还因为她骄人的成就：曾先后获得"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亲自颁发奖证奖牌)、第七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挑战杯”中国首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优秀奖，1999年获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迄今，李玲玲已拥有7项实用新型专利。
如果进一步检索李玲玲的档案，还会发现，她不但是一个科技迷，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文学气质的诗人。从上高中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数十万字作品，还出版有诗集《为梅等你》。她是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校报记者；校电视台新闻部长、副台长；校夏雨诗社社员，并在多家新闻媒体做过兼职。
从李玲玲的档案不难想象，在当初高考填报志愿时，为了是填报文科还是填报理科，她心里一定经历了一场矛盾和斗争。虽然后来去了新闻系，但是在学校举办的科技讲座上能经常见到李玲玲的身影。
创造需要幻想。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发明创造几乎都源自于最初的幻想。李玲玲发明的高杆喷药器就来自于一个天真的幻想。
李玲玲的家在湖北枝江农村。每到夏天，那里蚊蝇成群，对付它们的办法只有喷药，可是蚊蝇越来越狡猾，总是躲得高高的，人只有站到凳子上才能与之周旋。可是每当她站在凳子上奋勇杀“敌”时，小弟弟常会跑来捣乱，摇凳子取乐，害得她不得不动脑筋与之“智斗”。她想，如果有一个能自动升降的药瓶该多好啊，那样她就不用站在凳子上喷药了。于是她就琢磨开了，最初是用一根竹竿扎在药瓶上用线拉，但每次只能拉一下，后来，她运用杠杆原理一次次进行改进，终于成功地做出了能升降的高杆喷药器。
李玲玲发明的高杆喷药器获得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不久，李玲玲又有了一个幻想：如果有一种防撬锁该多好啊，那样，自行车就不会被偷了，防盗门也能真正安全了。这个幻想后来果真变成了一项新成果。她发明的防撬锁，在1999年4月举办的中国专利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她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科女生。
1999年，是李玲玲的幸运年。这一年，她还因为取得多项发明成果，获得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和中国大学生“建昊杯”特等奖学金，并代表获奖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当掌声和鲜花簇拥着她时，投资商也开始垂顾她。1999年7月，武汉世博投资公司出资10万元，与李玲玲共同创办了武汉天行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说是“共同创办”，是因为李玲玲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她只占有40%股权，而世博公司却占有60%股权。
双方协议，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李玲玲，独立负责公司的经营活动；世博公司监督风险金的使用并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同时为“天行健”公司无条件提供贷款担保，如果李玲玲创业失败，他们将不再追索风险金及收益。
也许双方的合作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和失败的种子。
也就在这时，各路媒体轮番炒作，李玲玲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10万元＋大学生”甚至被炒作为一种创业模式。据说，仅半年多时间，世博公司就收集了厚厚两大本关于李玲玲的报道。
这年暑假，李玲玲来到世博公司给她提供的办公室上班，开始了她的老板生涯。那时候的她雄心勃勃，她一边对她的发明进行完善，一边寻找市场。毕竟，发明只是创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拓市场。
可是不到一年，就传来“天行健”关张的消息。据说关张的原因是投资方停止注入资金，公司陷于瘫痪。据一位记者描述：世博公司为李玲玲提供的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锁。据知情人告知，天行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运营了，目前帐面上只剩下100多元，李玲玲已去了她创办的新公司另图发展。
李玲玲第一次创业失败，当事者双方各有说词。
离开“天行健”后，李玲玲曾在当地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实践证明，我作为大学生创业的具体实践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广告意义上的‘概念’操作。”“大学生风险投资正因为是新鲜事物，天行健注定成为一种实验品。现在看来，公司从我与世博签订协议、草拟章程、融资渠道，到产品开发、拓宽发展空间等等，都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
世博公司则说，当初决定投资李玲玲的项目时，前后只花了10天时间就定下来了，既未请专家进行论证，也没有进行市场调查，而是过于相信这个项目所得的“金奖”，同时也没对李玲玲作为经理人的素质进行考查。公司在“天行健”开业之初即将承诺的10万元风险投资全部拨付，但“天行健”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用到了出差、招待和工资上，仅有万余元用于产品开发。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投资方还是被投资方，他们都为失败付出了代价。
2000年5月，已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李玲玲又与几位大学生一起创办了两家公司——天骄网络信息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防盗门开发公司。李玲玲任两家公司执行总经理。
点击天骄网络信息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的九通网网址www.9tong.com，网上有个栏目叫“玲玲工作室”，首页是李玲玲的一张黑白照片，留着短发，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在首页上，还有她长长的自述：
“如果说曾经的鲜花和掌声把我捧到了一个自我不可及的位置的话，那么后来的诽词，甚至人生攻击，应该是将我推到谷底。
曾经一度，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几段话是：我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自己，我也不应该在荆棘和坎坷中失落自己。现在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经受了鲜花和掌声的考验。同时我也经受住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磨炼。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能击垮我，阻碍我前进的路呢？
我是一个善于遗忘的人，留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并不太多。记忆深刻的不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不是杨振宁博士的颁奖，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领取大学生创业风险金……我深深记住的是我签署网络公司协议的场面。
其实那只是在东湖边写字楼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没有鲜花掌声，没有人捧场喝彩，没有摄像机和镜头，甚至没有任何声音。我，还有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除了看协议，就是修改了。在投资方去打印修改好的协议时，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边，看着东湖，东湖很静很静，就象会场。我感觉，我真的好希望拥有一份宁静。已有太久，我没有宁静的环境了。而我的心灵却好像经历了深海中狂风巨浪的洗礼，又站在平静的湖边，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感触。
我原本是象牙塔里一个爱写诗爱幻想的平凡女孩，如果说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话，那也只是爱好和好动的产物。只因一次偶然，媒体将我推向了社会的焦点。在不经意中，我从一个平静的港湾被抛入了大风大浪中。其实我的羽翼并未丰满，我的双翅还不够坚强。虽然，年轻人不应该拒绝风浪，可也应该让自己慢慢地成长。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站在马路中黄线上的感觉。在媒体大肆宣传一个文科学生作发明时，我正在为一些简单的模具图烦恼；当新闻报道大学生办公司时，却不知我正为选修的经济课疲于奔命。那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单薄，很单薄。部分大学生朋友近乎于将我当成神了，虽然我是那样无奈，却又不得不配合各种宣传报道，就象站在马路中间的黄线上进退两难。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一片自己宁静的天空。我想我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没有施展的舞台，没有施展的天空——时间是别人的，舞台也是别人的舞台。
同时我也是如此的迷惑：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公司在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都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宣布拍卖？为什么签了字的资金还无法到位？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采访，报纸就可以上头版头条？
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的学生最起码的尊严。
我不愿卷入任何纠纷，也许纠纷原本就是一种炒作。我疲于应付外界的种种传闻，再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作，来工作，来学习。为了对自己负责，为了对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负责，我退出了原有的空间，虽然那里有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无形资产，虽然，那里已树立了企业形象。为了不再当花瓶，为了验证自己还能做一点事情，我愿意从零做起——约一批朋友，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
如今的网络公司，我们都做的很辛苦，可是我们都很努力，我们珍惜这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看看以前，我们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看看将来，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
李玲玲的自述，是一位大学生创业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她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
当满怀着热情步入创业之路时，大学生们是否应该问问自己，我可有足够的准备？我准备好了吗？
当大学生纷纷投入创业大潮时，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否有一套完善的约束、服务与保障机制？
国家火炬互联网创业中心执行总经理周伟林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只把成功的学生创业者“拉到舞台的聚光灯下”，有意无意间造成了误导，致使大学生对创业的艰辛、风险认识不足。他说，失败不可怕，对大学生创业应建立“宽容失败”的环境。但同时他也提出忠告：本身并不具备创业素质的大学生，没有必要“勉强走上创业路”，无谓地饮下一杯“失败的苦酒”。
2000年底，据一家媒体记者对北京地区16家学生企业的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二期风险投资到位率为零，有四分之一或卖或并，有超过二分之一则由于资金问题尚未投产。
上海一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也在2000年底关门散伙，原先的公司负责人先后回归“毕业渠道”各奔前程。
浙江一位博士生，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不到一年就关闭了。公司关闭后，投资方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资产，博士生不但投入了技术，还投入了15万元钱，最后却一无所得。当他意识到不公平而找对方理论时，对方说：“只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
大学生创业缺什么？不管是在“海”里游的，还是在岸上看的，都认为，他们最缺的是市场经验，是管理能力。虽然他们学历很高、其中不乏名校的MBA，但大多数人都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开发的项目是否有市场，如何进入市场？不知道产品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投资多长时间能得到回报？
也有人由此反思中国的教育，认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理论与实践分离，致使多数大学生走的是“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大学考研究生，研究生考博士生”的路，造成了一种为学而学的循环，学生不但缺少动手能力，更缺少市场上的实战能力。
面对一些创业者的失败，更多的人认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创业本就意味着冒险和付出，意味着失败和挫折，王选为此付出了18年在实验室里没有节假日的艰辛，比尔.盖茨苦熬了17年才有今天的成就。因为，风险投资本就是九死一生。在美国硅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家公司诞生，每天也有成百上千家公司倒闭。这就像当年的硅谷奇花仙童公司，虽然从商业上看它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孕育了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众多世界顶尖级高科技公司的成功。
大学生创业，引来了褒贬不一的关注。但是，它所激发的不仅是老板梦、致富梦，更是大学生在学习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拓荒的人们也许最终不会成功，得不到鲜花和掌声。但正如一些有识之士分析的那样“拓荒本身将成为一种标志，一个里程碑。而学生创业者，却很可能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启蒙一个时代—一个强调参与、拒绝群体性的随波逐流与平庸的时代。”
目前，虽然大多数创业者还处在玩“种子基金”阶段，有的得到了“天使”的垂顾，有的仍在寻找。虽然有的创业者在海里呛了几口水，尝到了失败的痛苦。但是，有谁敢说，在美国发生的创业神话在中国就不能发生呢？
第六章 “不就业族”闪亮登场
毕业分配表上写下“不就业”
10年前，如果有人大学毕业了不就业，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人犯过错误，没单位愿要。可是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分配表上写下了“不就业”。
选择“不就业”的大学生是一批对自身素质充满了自信的人，他们不在乎传统意义上
的“就业”，不在乎“铁饭碗”、干部身份、职称，甚至不在乎户口。他们凭着才智、勇气和胆量闯荡江湖，他们只在乎舞台和天空，不在乎传统眼光中的“身份”。他们追求多姿多彩的生活，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
据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统计，1999年，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已由1998年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常能遇见大学毕业的“不就业族”。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他们是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他们是外来的打工者。但是，失去“身份”的他们却自得其乐，他们喜欢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冒险。
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
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
在北京海淀区一带，散居着一群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自称为“考研一族”。
“考研一族”大多是刚走出大学的毕业生。当他们的同学为找工作四处投寄简历、四处奔走时，他们仍平心静气地坐在学校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当他们的同学拿着录取通知书兴致勃勃地去单位报到时，他们则收拾起行李去了校园外临时租下的小屋，继续他们考研的梦想。
2000年7月的一天，陆东从学校宿舍搬到了与两位志同道合的考研同学合租的小屋。小屋就在北大附近。说是小屋，其实就是一间12平方米的地下室，摆下三张单人床，又挤进去三张小书桌，人在房间里只能侧身而行。由于这里紧靠大学，蹭课蹭教室方便，而且信息灵通，上各种考研辅导班、串讲班也方便，所以在这一带驻扎下来考研的大学生为数不少。
陆东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那年，中国的IT业发展正如火如荼，北京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家电脑公司开业，几乎每天都有一家网站开通。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人才，陆东他们上大三时，就有公司到学校来预订毕业生。
可是毕业时，陆东却出人意料地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陆东选择不就业，是准备第二年考研究生。
听说陆东不就业要去考研究生，很多人都说他傻，对于学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来说，面前摆着许多令其它专业毕业生羡慕不已的就业机会，随便进一家大公司，少说一个月也能拿个五六千，放着好好的钱不挣要去考研究生，不是犯傻是什么？
可是陆东铁了心要考研究生。他说他接触过那帮读研的，跟他们一聊，他就觉得自己跟人家差了一大截子，研究生毕竟是研究生，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现在都知本时代了，本科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
陆东之所以铁了心要考研，还因为他遇到了两件对他挺有刺激的事。
大四上学期，也就是12月份吧，北京举办了一次人才招聘会。当时，陆东还在就业和考研之间摇摆不定。于是便抱着看看的心理去了招聘会。
虽然学计算机的本科生在招聘会上比学其它专业的毕业生抢手，但是IT业的大公司大都盯着研究生。陆东来到一家声名赫赫的大公司招聘点，与陆东交谈的是该公司的一位副老总。他笑容可掬地问陆东是哪个学校的，陆东回答了。听了回答，那笑容依然灿烂。他又问陆东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陆东说是本科生，那笑容一下子就变得很勉强。正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走过来，首先就亮出了研究生的牌子，那副老总一听说是研究生，那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说：“来来来，请坐请坐，咱们好好谈谈。”这使被冷落在一边的陆东大受刺激，本科生能找到工作，可是研究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文凭就是机会！
还有一件让陆东大受刺激的事是，他的一位师兄去了一家大公司，公司分配宿舍的标准是，博士生一套两居室，硕士生一居室，本科生两人共住一居室。师兄只有本科文凭，当然只有与另一位本科生挤住在一起。
更让他受刺激的是，因为师兄是本科生，只能在公司的下层做，除了自己的那份活，基本上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而硕士生、博士生都被安排去了研发部。
当陆东告诉家里他要考研时，父母倒是很支持，说：“你考吧，只当家里再养你几年。”
可是陆东知道，他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母亲有病，几年前就已病退回家，父亲厂里也不景气，工资常常拖了几个月才发下来。他决定边打工边复习。
陆东找的是一份家教，一个星期去上两次课，每次50元，是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不会影响他去辅导班听课。去辅导班听一次课50元，一个月光听课费就是200元。如果有钱还可以去名家串讲班听讲，一个月听讲费300元。可是陆东不敢去听名家串讲，如果去了，他就得饿死。
做家教每个月只有400元收入，除去200元听课费，还有200元，这200元里有他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买资料的费用。他必须节省再节省。去学生家上课，他从来不坐车，六、七里地，他都是走着去。
陆东几乎每天都去北大三教看书，那儿是考研游击队苦读的“根据地”。就象去新东方学英语一样，去那里图的是一个气氛，大家聚在一块儿，彷佛就找回了当学生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种气氛可以相互感染、互相鼓励，比自己关在小屋里学习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那里晚上灯熄得早，不到11点校工就不停地吆喝着赶人，因为要打扫卫生了。没法子，陆东只得抱着一堆书和资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赶地儿，哪里灯亮就去哪里，想再多看一会儿。
陆东苦学着，苦熬着，撑不住时就给自己打气：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考上了就会咸鱼翻身。
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撑不住了。那份被他视为命根子的家教丢了。请他做家教的那个15岁的孩子出国留学去了。一时找不到工作，陆东只好跑到老乡那儿厚着脸皮蹭饭。房租也交不起了，虽然同学不说什么，他也不好意思白住，只得从小屋里出来，跑回学校和老乡挤床铺。
后来，陆东在一家网络公司找到了一份做网页的活。虽然做网页比做家教来钱多，但是耗费的时间也很多。因为没有电脑，他必须去公司做，加上在路上奔波的时间，一周里，他有大半时间都用在了做网页上。陆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份工作，他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在学校跟老乡挤床铺，陆东得到一个信息，附近几所大学开始安装201电话，201卡在学生中的需求量大增。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潜伏在面前的商机。他找同学和老乡借了1000元钱，从批发商那里买进了一批201卡。
他拿着卡，一间寝室一间寝室地推销，果然卖的不错，只两个晚上，手上的1000元卡就全出手了，陆东净赚了300元。他又去进了第二批卡，很快又销完了。他的市场从一个学校拓展到另一个学校。后来嫌时间不够用，他干脆搞起了批发，将卡批量出售给各寝室楼传达室，赚取中间的“点利”，因量大，他仍可以赚到钱。最后，陆东成了五所大学的电话卡“总代理”。
推销201卡，陆东赚了5000多元钱，半年的生活费、听课费有了着落，他一心一意备考。
见到陆东的时候，是2001年3月份，研究生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他以2分之差没被录取。那天，他情绪有点低落，说考完了政治，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虽然考前死记硬背了一大摞资料，可是有的题还是没抓住，有两道问答题答的也不太好。后来成绩出来，果然就栽在政治上。
谈起政治考试，他情绪激动，说：“研究生考试一共才考三门课，政治就占了一门，而且不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要求考它。研究生考试本应该是人才选拔考试，现在却成了整齐划一的统一考试，再说，一张政治试卷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水平，更别说道德水平。考试完了，背的东西没两天就忘光了，这种考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不少考生就栽在政治上，就因为政治卷上少拿了一分或两分就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一分或两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能决定人的命运？
虽然第一次考研遭受重挫，陆东仍不改初衷，他准备明年再考，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考得上。
6月中旬，学校催促陆东回去拿档案。因为按规定，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的档案学校只保留一年，要么打回原籍，要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陆东将自己的档案存放到市人才交流中心。他说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在北京留下来，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
最后一次见到陆东，是今年夏天。为了能继续考研，他又找了一份家教。那天他做完家教刚回来，浅灰色的衬衣全汗透了，只见他端起桌上的大搪瓷杯，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子凉水。
我问他放弃就业后不后悔。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就业，也许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不用承受考试失败的压力，也不用为钱发愁，我们班有很多同学进了大公司，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有的人还贷款买了房子，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我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今天的损失，明天我一定能补回来。”
与陆东住在一起的向阳也是不就业的考研一族。
我是在陆东那里认识向阳的，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戴着一付黑框眼镜，说话时，总爱用左手抬抬眼镜框。陆东说向阳是今年2月从四川来北京的，来的时候，拎着一只很沉的人造革箱子，打开一看，全是书和资料。他是准备到北京来背水一战的。
向阳是西南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中文，梦想是做一个象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学者。
他是奔北大来的，向阳认为，只有北大那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能容纳百川的高等学府，才能培养出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大学者。
到北京的第一天，向阳就去了仰慕已久的北大，他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两遍，又在未名湖畔伫立良久。他说，一切都跟他想像的一样，只是未名湖比他想像的要小一些，水也没他想像的那么清澈。
向阳说他是和父母闹翻后离家出走的。毕业前，父亲已经给他找好了工作，是去一家省级银行的办公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收入不菲，很稳定，而且通往仕途。可是向阳不干，他说他要考研，他要过一种学者生活，而不是做一个一天到晚盼着升迁的机关干部。
父母不是不同意他考研，而是不能接受他出了校门就成了没有单位的待业青年的现实。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先去上班，可以边上班边复习，能考上就走，不能考上也有份工作。父亲甚至很动感情地跟他讲述他如后如何地求人，如何如何地疏通关系，讲到伤心处甚至掉了眼泪。向阳知道找到这份工作不易，知道为了给他找份好工作父母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不能因为感恩就放弃自己的追求，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辈子的事，他不能妥协。
正是因为父母的阻拦，在这之前，向阳错过了大四下学期考研的机会。可是他考研的决心却不可动摇。
见不能说服他，父亲背着他去学校拿了毕业分配通知书，并帮他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父亲以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就能让他就范。谁知这反而促使了他的出走。
那天早上，父亲催促他去银行报到。说与他一批分到银行的大学生都已经上班了，让他快去。向阳知道，如果去上了班，也许会动摇自己考研的决心。而且他担心一旦进入那个惯性的轨道，会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会慢慢地磨损自己的斗志。一个没有做过梦的人，也许不会有梦想没有实现的遗憾，但是如果今生他没有去考研，没有能去做一个学者，那将会是他终生念念不忘的遗憾。
他已经错过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不能再错过了。就在那天下午，向阳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短信后，悄悄地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向阳说他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400块钱，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处寻找招聘信息，他先得养活自己。通过老乡介绍，他在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是清晨的时候给报贩子分发新印出来的报纸。虽然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要赶到报社，但是干两个小时可以拿到60元钱，他很满足。他说比起那些总为肚子操心的考友来说，他算是很幸运的了。
向阳说到北京后他跟家里通了电话，母亲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哭开了，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吃好了穿暖了，有了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向阳笑了笑说：“我都22岁了，我妈还老把我当孩子。后来我妈说要给我寄钱，问我的地址，我没告诉她，我说我不需要钱，我能养活自己。现在，我每个星期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我爸再不跟我提去银行上班的事了。”
几乎所有铁了心要考研的不就业族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都认为未来是高学历高收入，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得到。
但是一些身处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也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家孙喜亭教授认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考研热，一方面反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求知热情，但也暴露出社会在人才选拔标准上的偏差，惟学历倾向日趋严重。惟学历导致追学历，年轻人不得不为了一纸文凭，殚精竭虑地应付一场场考试。其实，学历和真才实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目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客观地讲，在很多岗位上大学本科完全大有用武之地。但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施以高待遇，势必导致考研热的一再升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同时他也认为，考研一族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放弃已有的岗位和可能获得成功的希望，孤注一掷，把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这条路上，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考研上，代价太大太沉重！每年研究生都在扩招，但报名考研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基本上10多个里边录取1个，名校名专业的，差不多几十个里挑一个。竞争逐年升级，能跨过这道门槛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北漂”里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有谁能说今天的“北漂”里面，没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2000年6月，在回家乡和留京之间，张懋忠选择了留京。
于是，当他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后，他的户口和档案被打回到老家湖南岳阳。这件意料中的事，并没有影响他留在北京的决心。
张懋忠学的专业是信息工程与管理。这个专业回到家乡找份安稳的工作并不难，可是张懋忠不愿回去，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压力下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每天接受丰富密集的行业信息，更习惯身边有许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他说如果回老家，他会找不着北，他会痛苦万分。
留在北京后，张懋忠在中关村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干部身份、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龄，但他和别人干着一样的活，拿着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报酬，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北京人低一等。
象张懋忠这样的“北漂”，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北漂”队伍里，每年暑假过后就会出现一批新面孔，他们说着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背着鼓囊囊的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遇到了机遇，他们就停下脚步，但是也许不久，你又会在一家新的公司见到他们的面孔。
他们不看重户口、干部身份、工龄，在他们眼里，就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制、指标、户口、住房、社会保障，而是一份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是一片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张懋忠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被充满魅力的中关村所吸引。在他眼里，那是一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神秘土地，只要有本事就能在那里淘出金子。他说：“那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有胆量，敢付出，谁能说不会出现明天的比尔.盖茨。北京有很多的机遇，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现在是在打工，其实也是在积累经验，我的目标是有一天自己做老板。”
张懋忠说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干了半年，他说这半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并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和肯定。张懋忠说他会一直在北京发展，反正单身，也不在乎户口不户口的，也许有一天，北京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大家的身份都一样了。
从网上的一篇文章里，我认识了一位叫冯忠的“不就业者”。
两年前，当文科毕业生冯忠在班上公开宣称，“我不要分配，我选择到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去”时，一些同学瞠目结舌，一个学文科的毕业生在经济生活的第一线能做什么？
毕业后，冯忠果真应聘去了一家外企，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和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并不愿意呆在比较稳定但气氛沉闷的事业单位，在同一个位置，做相同的事情，下一段日子、未来一年、两年、十几年彷佛一眼就能看到头。毕业时家里已经为我在省委党校觅得一个职位，但我清晰地认识到，作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观。我喜欢挑战自己。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和野心，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做了，反正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冯忠到公司后从销售员做起，从编写产品目录、送货、收款到寻找客户、发展经销商……他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一年后，他被提升为销售一部副经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收获很大，很有成就感。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不仅要推销产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也要推销公司，推销自己。”
冯忠一直想进一步发挥自己做销售和企业管理的长处，自己做公司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的想法得到了几位同样热血沸腾的伙伴的支持。四个人合资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冯忠说公司能不能做起来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决心。他说：“对我来说，做企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很大，企业往什么方向发展，希望怎样管理，招什么样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公司的成或败，不是不重要，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失败的准备。其实只要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曾经为之奋斗过，努力过，投入过，哪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怨无悔。”
有人问冯忠在不在乎户口。他说：“不能说我不在意，是我目前没有能力得到它。但我不会因此放弃自己在喜欢的地方干自己梦想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困惑，心理压力很大，现在看得淡多了，我觉得关键在于心态，我常常这样暗示自己——虽然我没有户口，但我在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样，我就会在每一个困难和问题面前看到机会与希望。而且我相信户籍制度迟早会改革。”
一位在中关村工作的朋友说：“在我周围有许多不愿进入常规就业渠道的‘北漂’，有的是大学毕业被分回原籍，然后放弃工作跑到北京来的，有的是选择‘不就业”根本不要分配的，他们除了没有北京户口，工作干得和其他人一样好，甚至更出色，因为他们必须用能力和实力来证明自己。”
有人说，想在北京这地方“漂”，得有本事，如果真有本事，机会也许会不期而遇。
朱骏也是一位“不就业”生。一年前，从南方某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他，本应该去浙江温州一所中学当老师。那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工作协议是在毕业前的招聘会上签的。可是临到毕业，朱骏突然变卦了，他不想去温州，他要去北京寻找机会。
毁约是要付出代价的。朱骏二话没说，向用人单位交了5000元违约金。
朱骏之所以会在毕业前与温州的那所学校签约，是因为女友的家在温州，女友希望他去温州，而且温州的收入要比他所在的那座城市高得多。虽然张骏为了爱情作出了去温州的选择，但是心里却一直充满了矛盾，教书并不是他的理想，他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讲台上。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广告创意上有天赋。
学校派遣证已经发下来了，行李也都收拾好了。可是朱骏却突然告诉女友，他不去温州了，他要去北京碰碰运气。女友哭了，本以为为了爱情他会留在自己身边，没想到他竟要离她而去。朱骏对女友说：“你给我两年时间，如果混出个人样，我将你接到北京去，如果混不出来，我不来见你。”
送走了哭得昏天黑地的女友，朱骏抹掉眼角的泪花，只身背着一只旅行袋来到了北京。
他说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很艰难，他和几个“北漂”挤住在一间地下室里，那里长年见不到阳光，连墙都是潮乎乎的，被子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漂浮在大海上的小舢板，找不到方向。
为了找到慧眼识珠的伯乐，也为了生存，朱骏在西单地铁站为过往的行人画人物素描，并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朱骏之所以有胆量只身来北京闯天下，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学的是师范类的美术专业，但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仅仅是绘画，上大三时，他设计的一幅广告作品获得了全省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金奖。那是一张汽车广告张贴画，不但富有极强的动感，而且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每天早上，朱骏象上班一样准时地背着包去西单地铁站开始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小伙子。小伙子叫冯军，是艺术中专毕业的，学的是小提琴演奏。冯军也是到北京来寻找机会的，他说象他这样的中专生，而且是拉小提琴的，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
朱骏与冯军成了搭档。一个拉琴，一个画画，引来了更多的驻足观望者，他们将一角、两角、五角或一元的零钞放进了冯军面前的小瓷碗。
可是这种“上班”的生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一天，地铁站里来了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俩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朱骏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随身带着的学历证书。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的学历证书看了又看，怀疑地问：“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工作，跑这儿来做盲流？”
朱骏说他是到北京来找机会的。公安制服听了嘲弄地说：“你以为北京遍地是金子，捡金子来了？”
西单地铁站是不能去了，朱骏他们又将“工作”地点搬到了复兴门地铁站。这次，朱骏将自己包装了一下，他将自己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摆出来，并在自己的白衬衣上写上了广告词：你面前的这个人很普通但不平庸，他来这里寻找能给他机会的人。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是朱骏去复兴门地铁站的第三天，一位从地铁下来的中年男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蹲下来看了看朱骏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说：“你要愿意，可以到我那里去试试。”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朱骏。
给他名片的人叫卢辉，是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经理。第二天，朱骏拿著名片找上门去，才知道，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在广州、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见了面，卢辉甚至没有一句寒喧，他将一摞资料交给朱骏说：“你拿回去看看，两天内拿出广告设计草稿。”
朱骏知道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他岂能轻易放过机会！
回到地下室，朱骏很快就将那摞资料看完了。这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很有名的家电企业，要推出的新产品是一款性能和功能都很好的手机。这家企业的家电产品广告几乎家喻户晓，朱骏便在这方面动开了脑筋，他要利用这种已经耳熟能详的宣传效果，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使广告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那么，他设计的广告必须能给人一种联想，一种爱屋及乌的想像。
两天两夜，朱骏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画出了一张又一张草稿。两天后，他带着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件广告设计草稿去见卢辉。
卢辉看了他的草稿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能行，要不，你敢在那个地方推销自己。”
朱骏与公司签下了合同，正式加盟卢辉的公司。
签下合同的那天晚上，朱骏将冯军约到一个小饭馆，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冯军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就做一个流浪艺人。朱骏端起酒杯说：“坚持住，哥们，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遇到机会。”
“不就业”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朱骏这样的运气，撑了一些日子撑不住又回去的，找不到机会碰得头破血流又回归“就业”渠道的，大有人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寻梦者的脚步。
郭建辉就是这样的寻梦者。
1998年，大四上学期，郭建辉经人介绍到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不但使他对自己所学的新闻专业产生了更强烈的热爱，而且喜欢上了这个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城市。他甚至认为，要当记者要搞新闻一定要去北京。
实习还没结束，郭建辉就开始联系接收单位。他实习的这家报社让他留下了简历，同时也告诉他，机会很渺茫，因为报社这年没有进京指标。
郭建辉将简历打印了几十份，送往一家家在京的新闻单位。他的简历是骄人的，担任校报记者的他，几年里发表了近百篇新闻作品，他采写的一组关于贫困生的报道，获得了省级新闻奖，这在在校大学生中并不多见。
准备进人的新闻单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举行考试。考试分笔试和面试，郭建辉从这家考场赶到那家考场，一个多月里考了21场。可是，那些用人单位似乎更青睐当地毕业生，尤其是北京户口的毕业生。
一家报社看中了郭建辉，因为一本厚厚的剪报本已足够证明他的实力。可是后来还是在户口上卡了壳。报社老总跟他谈话说，报社没有进京指标，如果他愿留下来，他们很欢迎，但是户口问题报社不能解决，只能按临时工对待。
12月底，郭建辉回到学校。不少同学已经落实好了工作单位，没有落实的正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活动。郭建辉虽然很想去北京，可是眼见希望渺茫，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他将自己的简历寄到了老家的省报。省报很快就有了回音，希望他在寒假期间去报社面试。
寒假，郭建辉没有回在农村的家，而是留在省报实习，他的几篇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寒假结束返校时，郭建辉带回了与省报签订的工作协议。
在郭建辉就读的这所大学，由于新闻专业是80年代后期才开设的，其知名度远不如一些老牌的新闻系，所以能签约去省级新闻单位的毕业生并不多。郭建辉能去省报当记者令许多同学羡慕。可是他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省报记者，而是要去京城做一名中央大报的记者。可是这个梦想能实现吗？
1999年7月，郭建辉去省报特稿部做了一名记者。忙忙碌碌地干了几个月，他并没有找到那种让人亢奋，让人觉得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省报的条条框框多得让他感到窒息。促使他下决心离开省报去北京寻梦的是一篇报道。
一天，报社收到了一封密密麻麻盖了100多个手印的群众来信。来信反映该村党支部书记是个贪官，上面列举了种种事例。报社将采访调查的任务交给了郭建辉。
那天，郭建辉刚一走进村里，就被村民紧紧围住了，他们说村办企业原来搞得红红火火的，后来村里的书记将企业贱卖给了他自己的侄子，村里的经济少说也损失了几十万。他们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支书的，村里的帐目从不公开，他吃了多少拿了多少没人知道。……
采访回来，郭建辉写了一篇通讯。版都排好了，准备上了，稿子却突然被撤下来。部门主任告诉他，那个村是省里一位领导的挂点村，招呼打到了总编辑那里，婉转地建议稿子不要见报。总编辑左右为难，一边是领导，一边是冒着风险在告状信上摁了手印的农民。后来，他将郭建辉喊到自己的办公室说：“先发个内参吧。”
内参是发了，可是郭建辉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农民兄弟，他的眼前老浮现出那一张张流着泪的愤怒的脸，浮现出农民兄弟送他出村时一遍又一遍的叮嘱：“记者同志，你一定要给他曝光啊，再让他糟蹋下去，老百姓就没活路了。”
那段时间，郭建辉觉得很压抑，他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这让他更加觉得干新闻还是应该去北京，那里的环境和氛围才最适合他。
郭建辉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有人好心地劝他别给自己断了后路，可以先去北京看看，找好了地方再辞职。郭建辉却硬要断了自己的退路。他说，如果还有退路，也许碰到了困难我会每时每刻想逃跑。
辞了职，郭建辉也成了“北漂”中的一员。他找到了当初准备接收他的那家报社，报社筹备金融证券版正缺人手，郭建辉做了金融证券版的记者。但是，他不是报社正式职工，他的身份是临时工。
虽然是临时工，郭建辉仍干得很欢，他采写的稿件频频见于报端。半年后，他升任为版面主编。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临时工，他的户口还在他老家的那座城市。
2001年11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郭建辉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结婚了，爱人也是一位“北漂”，在北京一家新闻单位做没有编制的记者。他说他要带爱人来看我，说他还记着两年前求职过程中我给他的帮助。这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虽然我给他的帮助微不足道。
“不就业族”已在大学生中悄然出现。近几年，在应届毕业生中出现了大约占总数5%左右的“不就业族”。他们在毕业时并不急于找工作，更不与具体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在乎自己的档案、户口被打回原籍。选择不就业的毕业生并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另有打算，有的是在潜心学习，准备考研继续深造；有的是在补习外语，准备考托福、GRE，准备出国；也有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机会比较多的地方“漂”着，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不就业”是一种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方式的一种说法，选择不在体制内就业而到体制外寻求发展的大学生，往往是一些不怕压力，喜欢自我挑战的人，他们敢想敢做，勇于承担责任，对个人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一位高校负责人指出，“不就业”一族的出现是学生就业观念转变的表现，随着社会不断开放和用人制度的改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