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 A+
所属分类:励志名言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时,命运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

在那一年里,他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哲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读书,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出院后的恢复期,俞敏洪不愿躺在家里,他决定外出旅游。他背着旅行袋,身上几乎没带钱就出门了。这次旅游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多地走近大自然,恢复体能,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身上几乎没带钱,他必须靠在沿途打工,才能完成从江苏到浙江到福建到江西的长途旅行。

俞敏洪说,那两个多月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而且终生难忘。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在农村给人打过短工,整田、插秧、推磨,不但能换来几顿热饭热菜,还能免费住宿。他还在工地给人当过小工,挑砖、和泥,能挣来一张短途硬座火车票。

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英文系做教师。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一天天过去。俞敏洪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一家三口挤住在北大招待所地下室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小屋隔壁就是厕所,厕所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有时,大小便一直漫到了屋里。有一次,竟漫到了膝盖深,当时家里没人,等俞敏洪赶回来一看,那臭水上漂着他家的被子。

到1989年,学校终于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间小平房,冬天,小平房没有暖气,得烧煤取暖。夏天,小平房热得象火炉,一台电风扇从早到晚都开着。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俞敏洪不知自己要熬多少年,才能从小平房里搬出来,搬进有暖气,有卫生间的楼房,给妻儿一个舒适的家。

那年的中秋节,俞敏洪和徐小平、包一凡等朋友夜游颐和园后湖,空明的月光下,有人在夜河里漂放起一盏盏纸做的船灯,红红的蜡烛无声地向着夜色深处漂逝。看着越漂越远的船灯,他们伫立湖边,一时竟没了言语。在刚刚过去的八月的酷暑中,他们送走了一批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他们知道,个人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缠结在一起。不久,徐小平走了,包一凡也走了,他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俞敏洪在彷徨和苦闷中,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在论资排辈的校园里,他感到有点压抑。

俞敏洪参加托福考试,很轻松地就拿了高分。他申请的几所美国大学都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条签证的路走了3年也没走通,他三次去签证,三次被拒签。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

靠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俞敏洪也想象其他人那样走自费留学的路。可是他没有钱,家里的全部积蓄甚至不够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

既然暂时走不了,俞敏洪就想干点什么挣点钱,可是他能干什么呢?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教书。有人请俞敏洪去一个英语辅导班上课,每上一次课给30块钱。可是,靠这种缓慢的积累,什么时候才能筹够自费留学的钱呢?

1992年的一天,俞敏洪走在中关村的街上,发现电线杆上张贴着英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他心里一动,那么多人要考“托福”,如果办一个“托福”补习班,也许能招来人。

俞敏洪说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想好了就开始干。俞敏洪起草了一份招生广告,那时,俞敏洪没什么“野心”,如果能招来一个班的学员他就心满意足了。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这当然是一个诱饵,先用免费听课赢得声誉,只要课讲得好就会有人来听。

“免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俞敏洪在中关村一所中学租了一间教室,没想到,只有50个座位的教室一下涌来了300多人,讲台只好搬到学校操场上。

在操场昏暗的灯光下,俞敏洪走上讲台。他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演讲,他旁征博引的风趣幽默,他记忆词汇的独特方法与技巧,令听讲者耳目一新。站在寒风中,俞敏洪激情洋溢地讲了两个小时,学员们情绪高涨地听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当俞敏洪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前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寒假,俞敏洪在北京图书馆举办英语学习方法讲座,能坐1000多人的大礼堂一下涌来了3000多人,窗台上、走廊上、走廊外的台阶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课,俞敏洪将讲座临时改到礼堂外。他站在台阶的一个垃圾桶上,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一位学员走过来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

课讲完了,还有许多人围着他久久不愿离去。

俞敏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第一次在心里反问自己:出国难道是惟一的选择?我到底需要什么?

1993年,俞敏洪又办起了“GRE”辅导班,英语四级、六级辅导班,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这年的11月,俞敏洪辞去了北大教职,在海淀区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前挂上了“新东方学校”的牌子。

他们的教室是租来的废弃的厂房和废弃的礼堂。俞敏洪每天从一个教学点赶到另一个教学点,一天要讲12个小时课。这样一讲就是三年。

一批又一批怀抱出国梦的学员走进了“新东方”。他们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俞敏洪创造的“激情式教学”还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听过“新东方”课的学员,都会记得一个寓言———

在静谧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追上跑得更快的羚羊。这时,一只羚羊也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

俞敏洪告诉他的学生:“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你要做的,就是奔跑!”

俞敏洪还告诉他的学生:“虽然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

他在一篇《如何创造成就感》——致“新东方”学员的信中说:

“每当太阳升起,伴随着清晨醒来的你,会在心中产生新的希望。于是你开始确定这一天的目标,并就此开始铸造人生链条中的又一个新的环节。但如果你的心中全无目标,不知该去做什么,或者一切仅由别人驱使——那么,你的生活就已失去了意义。所以,创造成就感的本质就是创造你自己的生活。

创造今天请从一天而非一生的目标做起,你所能掌握的一切就是今天,而今天很可能就是你这一生的转折点。”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是俞敏洪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也是他走过这段历程后的人生感悟。一个卑微的念头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正是因为他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今天”。

这个时候的俞敏洪,已不是那个只想赚点钱就出国留学的俞敏洪,他终于在绝望的大山中砍出了一块希望的石头。1995年,从全国各地走进“新东方”的学员达到了一万多人,他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大学生们称为出国留学考试的“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他办的“托福”班,“GRE”班,四、六级英语考级辅导班声名远播。俞敏洪获得了他从未敢想过的成功。

也就在这时,一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机会来到了眼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席西奥多,愿意推荐俞敏洪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学习。是去?是留?充满诱惑的机会将俞敏洪推到了选择的路口。

俞敏洪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人生最有价值、值得自己用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俞敏洪开始思考“新东方”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聆听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脚步声,俞敏洪敏锐地认识到,教育的国际化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和吸收知识和技术。“新东方”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他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独木难支大厦,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想起了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们。

1995年12月,俞敏洪开始了他的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之旅。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时,命运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

在那一年里,他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哲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读书,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出院后的恢复期,俞敏洪不愿躺在家里,他决定外出旅游。他背着旅行袋,身上几乎没带钱就出门了。这次旅游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多地走近大自然,恢复体能,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身上几乎没带钱,他必须靠在沿途打工,才能完成从江苏到浙江到福建到江西的长途旅行。

俞敏洪说,那两个多月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而且终生难忘。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在农村给人打过短工,整田、插秧、推磨,不但能换来几顿热饭热菜,还能免费住宿。他还在工地给人当过小工,挑砖、和泥,能挣来一张短途硬座火车票。

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英文系做教师。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一天天过去。俞敏洪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一家三口挤住在北大招待所地下室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小屋隔壁就是厕所,厕所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有时,大小便一直漫到了屋里。有一次,竟漫到了膝盖深,当时家里没人,等俞敏洪赶回来一看,那臭水上漂着他家的被子。

到1989年,学校终于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间小平房,冬天,小平房没有暖气,得烧煤取暖。夏天,小平房热得象火炉,一台电风扇从早到晚都开着。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俞敏洪不知自己要熬多少年,才能从小平房里搬出来,搬进有暖气,有卫生间的楼房,给妻儿一个舒适的家。

那年的中秋节,俞敏洪和徐小平、包一凡等朋友夜游颐和园后湖,空明的月光下,有人在夜河里漂放起一盏盏纸做的船灯,红红的蜡烛无声地向着夜色深处漂逝。看着越漂越远的船灯,他们伫立湖边,一时竟没了言语。在刚刚过去的八月的酷暑中,他们送走了一批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他们知道,个人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缠结在一起。不久,徐小平走了,包一凡也走了,他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俞敏洪在彷徨和苦闷中,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在论资排辈的校园里,他感到有点压抑。

俞敏洪参加托福考试,很轻松地就拿了高分。他申请的几所美国大学都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条签证的路走了3年也没走通,他三次去签证,三次被拒签。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

靠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俞敏洪也想象其他人那样走自费留学的路。可是他没有钱,家里的全部积蓄甚至不够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

既然暂时走不了,俞敏洪就想干点什么挣点钱,可是他能干什么呢?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教书。有人请俞敏洪去一个英语辅导班上课,每上一次课给30块钱。可是,靠这种缓慢的积累,什么时候才能筹够自费留学的钱呢?

1992年的一天,俞敏洪走在中关村的街上,发现电线杆上张贴着英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他心里一动,那么多人要考“托福”,如果办一个“托福”补习班,也许能招来人。

俞敏洪说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想好了就开始干。俞敏洪起草了一份招生广告,那时,俞敏洪没什么“野心”,如果能招来一个班的学员他就心满意足了。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这当然是一个诱饵,先用免费听课赢得声誉,只要课讲得好就会有人来听。

“免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俞敏洪在中关村一所中学租了一间教室,没想到,只有50个座位的教室一下涌来了300多人,讲台只好搬到学校操场上。

在操场昏暗的灯光下,俞敏洪走上讲台。他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演讲,他旁征博引的风趣幽默,他记忆词汇的独特方法与技巧,令听讲者耳目一新。站在寒风中,俞敏洪激情洋溢地讲了两个小时,学员们情绪高涨地听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当俞敏洪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前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寒假,俞敏洪在北京图书馆举办英语学习方法讲座,能坐1000多人的大礼堂一下涌来了3000多人,窗台上、走廊上、走廊外的台阶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课,俞敏洪将讲座临时改到礼堂外。他站在台阶的一个垃圾桶上,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一位学员走过来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

课讲完了,还有许多人围着他久久不愿离去。

俞敏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第一次在心里反问自己:出国难道是惟一的选择?我到底需要什么?

1993年,俞敏洪又办起了“GRE”辅导班,英语四级、六级辅导班,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这年的11月,俞敏洪辞去了北大教职,在海淀区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前挂上了“新东方学校”的牌子。

他们的教室是租来的废弃的厂房和废弃的礼堂。俞敏洪每天从一个教学点赶到另一个教学点,一天要讲12个小时课。这样一讲就是三年。

一批又一批怀抱出国梦的学员走进了“新东方”。他们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俞敏洪创造的“激情式教学”还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听过“新东方”课的学员,都会记得一个寓言———

在静谧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追上跑得更快的羚羊。这时,一只羚羊也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

俞敏洪告诉他的学生:“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你要做的,就是奔跑!”

俞敏洪还告诉他的学生:“虽然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

他在一篇《如何创造成就感》——致“新东方”学员的信中说:

“每当太阳升起,伴随着清晨醒来的你,会在心中产生新的希望。于是你开始确定这一天的目标,并就此开始铸造人生链条中的又一个新的环节。但如果你的心中全无目标,不知该去做什么,或者一切仅由别人驱使——那么,你的生活就已失去了意义。所以,创造成就感的本质就是创造你自己的生活。

创造今天请从一天而非一生的目标做起,你所能掌握的一切就是今天,而今天很可能就是你这一生的转折点。”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是俞敏洪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也是他走过这段历程后的人生感悟。一个卑微的念头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正是因为他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今天”。

这个时候的俞敏洪,已不是那个只想赚点钱就出国留学的俞敏洪,他终于在绝望的大山中砍出了一块希望的石头。1995年,从全国各地走进“新东方”的学员达到了一万多人,他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大学生们称为出国留学考试的“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他办的“托福”班,“GRE”班,四、六级英语考级辅导班声名远播。俞敏洪获得了他从未敢想过的成功。

也就在这时,一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机会来到了眼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席西奥多,愿意推荐俞敏洪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学习。是去?是留?充满诱惑的机会将俞敏洪推到了选择的路口。

俞敏洪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人生最有价值、值得自己用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俞敏洪开始思考“新东方”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聆听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脚步声,俞敏洪敏锐地认识到,教育的国际化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和吸收知识和技术。“新东方”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他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独木难支大厦,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想起了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们。

1995年12月,俞敏洪开始了他的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