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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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励志名言

大学生办起了玩具厂
回到乡村的大学生,办起了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

山东平度有一个叫大后寨的村子,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几年前,那里出了一件让乡亲们匪夷所思的事儿——村里李老汉四个读大学的儿子,放着大城市里的铁饭碗不端,放着
好工作不干,都回村里来了。

李老汉有五个儿子,家里虽然穷,可这几个儿子没一个下地干活的。到了上学年龄,李老汉就将他们送进了学校。大后寨村是个偏僻的山村,村里的农民多在土里刨食,村里所谓的企业也就是开个磨坊、豆腐坊什么的,再就是用玉米皮、麦秸秆编个筐编个篮拿到镇上卖了挣点盐钱酱油钱。山外的世界天翻地复,可是大后寨村民的生活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没什么大变化。

李老汉含辛茹苦地供几个儿子上学,为的是让他们走出山村,有个好的活路,不再受苦不再受穷。

1984年,李老汉终于盼来了第一个喜讯,老二德顺考进了河北矿业大学工程经济系。李老汉喜泪横流,这可是李家多少代人中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呀!

仅靠在地里刨食供几个儿子上学,已经不行了,老二上大学更要花钱。李老汉借了点钱,盖了三间小屋,买了粉碎机、轱辘磨,开了个小磨坊。村里的电没个准头,白天经常停,有时半夜才来电,啥时候有电了,老汉和老伴就啥时候起床磨粉。那时候,磨一斤玉米给1分5,磨一斤小麦给8厘。

1985年,老三李德良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

1987年,老四李德新考入上海外语学院外贸专业;

1988年,老五李德科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燃气工程专业。

李家几乎一年一个喜讯。一家子出了四个大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上的名校。李老汉做梦都能笑出声来,说起话来,声音亮底气足,走起路来胸膛也挺高了。

从84年老二考上大学,到1992年老五毕业,李老汉和老伴整整推了8年磨。

李老汉终于苦尽甜来,四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老二毕业分到了平度市水利局的一家企业,老三分配到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老四在山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老五在青岛市煤制气公司。李老汉终于梦想成真,几个儿子几乎都在大城市,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老五李德科报到上班的那天,老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指着磨坊大着嗓门对老伴说:“把这些东西处理了,咱再也不用推磨了。”

李老汉的磨坊连机器带房子,2500元就出手了。他一点也不心疼,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可是李老汉做梦也没想到,出去的儿子,一个个地又都回来了。

最先回来的是老二李德顺。李德顺是第一个考上大学走的,没想到第一个回来的也是他。

那是1994年春节,几个儿子从四面八方都赶回家来过年,一家人团团圆圆聚在一起,李老汉和老伴高兴得合不拢嘴。

春节前的那几天,几个儿子不是去村里转悠,就是躲在屋里关上门嘀嘀咕咕地议论着什么。李老汉没往心里去,以为几兄弟好不容易碰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年三十的中午,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年饭,儿子郑重其事地为父亲斟满了酒,屋里的空气刹时有点紧张,兄弟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情有点诡秘。这一切,满心高兴的李老汉全然不觉,他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

看父亲干了杯中酒,老二开口了:“爸,我想把工作辞了,回村儿。”

李老汉听了一愣,瞅瞅儿子的表情不象是开玩笑,他把酒杯重重地摔在桌子上:“你说什么?”老汉瞪着儿子,眼睛都红了。

也许父亲的反应早在李德顺的意料之中,只见他不急不恼,语气平静地说:“这个事我想了很久了,我在那个厂子干了6年,干不出什么来,我早就不想干了。再说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回村办企业。”

李老汉以为是老二一时糊涂,正想让老三、老四、老五劝劝老二,没想到,这几个儿子不但不劝老二,倒一起都来做他的工作,给他讲国家大好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在村里办企业的优势。老汉这才明白,几天来,他们几个关在屋子里嘀嘀咕咕议论的原来是这件事。

他的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毕业了,我才轻松几天?你们又要回来?”他饭也不吃了,摔门回自己屋里闷着。这是李老汉最窝心的一个春节。

父亲的猜测没有错,这件事确实是四兄弟密谋已久的。

原来,四兄弟是想在村里办一个玩具礼品加工厂。这主意最早是老四李德新出的。在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干了几年外贸工作,李德新看到,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服装、鞋帽、玩具和工艺礼品占了很大比例,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制造的玩具和工艺礼品,由于带着东方的文化特点和不同于西方的巧妙构思,加上价格便宜,所以在欧洲、美洲、澳大利亚等地一直很受欢迎。

四兄弟讨论认为,玩具礼品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生产技术也不复杂,村里一直没有家象样点的企业,乡亲们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守着穷日子,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生产,就能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生活。再说,厂子办在农村,劳动力多,成本低,而且生产用的原料还可以就地取材,比在城里办厂要合算得多。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他们分析认为,只要能设计、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愁找不到市场。

兄弟四人商量好了,老二离家最近,他工作时间也最长,最有经验,让他先下海,创一个企业,看看怎么样再说。如果失败了,也就算了,凭着老二的能力不愁找不到个饭碗,如果企业办成了,大家都回来一起干。

虽然父亲的工作没做通,老二李德顺还是辞掉了工作,卷起行李回到了村里。

见上了大学、做了国家干部的李德顺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又穷又落后的小山村,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李老汉只能干生气,儿大不由爹呀,他拿儿子没办法。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说:“不管怎么样,一个铁饭碗砸了,还有另外三个保着呢。”

可是话音还没落,老五李德科又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他辞去了公职,去了一家韩国商社。李老汉虽然生气,但儿子好歹还在城里工作,还是城里人。

李德顺很快就将厂子办起来了。建厂之初,他只有七、八间破房子,20多工人。可是,在这个他自己搭建的舞台上,他的智慧和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找到了原来从未找到过的感觉。偏僻封闭的小山村,来了一拨又一拨生意人,农民生产的玩具礼品一车一车地拉到城里,送上市场。

见老二的工厂真办起来了,李老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由他折腾去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老三、老四、老五也要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里跟老二一块办厂。

第一批回来的是老三和老四。老二李德顺的工厂办了两年,已到了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但要扩大生产规模,而且产品急需上档次,只有产品上档次,才能打入国际市场。老三李德良和老四李德新就是想回来跟老二一起把企业做大,把产品做到国际上去。

1996年春节,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儿子都回来了。李老汉没想到,老三、老四一回到家就跟他商量起辞职的事。老汉急了,拍桌子瞪眼睛对几个儿子吼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李老汉来说,这年的春节是一个更窝心更窝火的春节。儿子们在家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发脾气,说着说着就拍起了桌子。

老汉每天长吁短叹:农村人收入不多,都想走出去,你们倒是出去了,到了城市,成了国家干部,人家谁不羡慕?现在倒好,一个一个又都要回来。我辛辛苦苦供你们,还不是想让你们走出穷山沟。

儿子们知道父亲是为他们担忧,老四德新说,我们就是干失败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无非是去给别人打工,我们还年轻,有什么风险不敢面对的?现在搞市场化,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破产,市场经济就是谁有能力谁干,谁干得好谁生存,谁干得不好谁关门。不管你是国有的、私营的、外企的。也别担心干个体了,没人给我们保险了。我们赚了钱,可以自己给自己保险嘛,有病了自己掏钱看病。再说,公费医疗也要改革了,以后就是在机关企业还不得自己掏钱看病。

见两个儿子主意已定,父亲让步了,说,要回来,也只能让老四德新回来,老三德良是万万不能辞职的。省公安厅是什么地方?那是管人的地方,又是国家机关,又保险,说什么也不能辞职。

春节过后,李德良、李德新的假到了都匆匆回单位去了。李老汉以为他们回心转意了。可没过多久,德新回来了,紧接着远在江苏的德良也辞去公安厅的工作回来了。

看李家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又都回来了,村里人更议论纷纷:

“他们家那么穷,供了四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人家都是往外走,到国外去,他们怎么往家回啊?人往高处走,他们咋就偏偏要往低处流呢?”

“他们是不是没能力在外面混不下去啊,要不怎么不在城里办大企业,回来搞这么个小企业?”

有记者听说了这件事,赶来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村里来。老四李德新说,回到家里有我们的原因,我们觉得以前的单位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我们的村子很贫穷,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从小,父老乡亲把我们培养成人,现在我们学成了,就总想着,如果有机会能和乡亲们一块奔小康,改变家乡面貌,是我们的心愿,家乡的人就是种那几亩薄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想我们可以搞个厂加工玩具礼品出口。这个厂虽然设在农村,但我们做的生意是国际化市场大循环的一部分。

到这年年底,老五李德科也辞去了在韩国商社的工作回村里与哥哥们一起干。

不久,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老四德新任总经理,老二德顺任董事长。四兄弟发挥各人专长,有的负责技术开发,有的负责组织生产,有的负责外贸出口,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在大后寨村周围的农村开办了50个玩具加工点,并有了300多名固定工人,而且每年有8000多农村闲散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在家里、在炕头为他们加工玩具礼品。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或在家里就能有一份活干。

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越做越大,一家瑞士商人为它投了资,它于是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样就有了进出口权利,有资格上广交会,也有资格申请国际博览会的摊位了。这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海外订单。

到1999年下半年,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两个点,还聘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为他们设计产品和提供市场信息,这两位外国人帮他们干活,在他们这里拿工资,成为公司第一批外国打工者。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他们又相继在德国和美国办起了两家分公司,搞跨国化经营。除此之外,他们还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老二李德顺是学机械的,他们投资200万元,又办起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要将自由散漫的农民培养训练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工人,这中间有一个很大、也是很艰难的跨越。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招的工人都是乡里乡亲,规章制度执行起来一定很难,有没有碍于情面不好处理的事,碰到这种事你们怎么办?”

他们说,制度定了就必须执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而是要让人适应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必须走的过程,哪怕是痛苦的。

他们说了两件事。

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出差丢了500元钱,按厂里的制度必须赔偿,但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打了个欠条。后来他要调走,我们就让他还了钱再走,这下,亲戚之间见面脸色就不好看了。

还有一个亲戚,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一天上班期间,他中午喝了很多酒,迷迷糊糊地躺在办公室里就睡着了。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上班时间是不能喝酒的,工人们都看着我们呢,看我们怎么处理。了解情况后,我们马上作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那亲戚几次来找我们承认错误,那也不行,还是开除了。如果碍于面子徇私情,厂子就没办法管理。

每个进厂的工人都要接受职业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车间里工人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没有偷懒的。因为,干得多才能拿得多。

李家兄弟企业越办越红火,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每年,进厂的工人都能挣个几千块钱,没进厂的老人、妇女也不闲着,他们在家里搞玩具礼品加工,缝啊,编啊,用的多是庄稼地里的材料。就象那个小熊杠着的扫帚就是玉米穗做的,小兔子的家就是玉米皮编的。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到时间了,厂里的技术人员会挨家挨户验收。

村里人的看法变了,觉得几个娃娃办的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乡亲创造了财富。他们终于明白了,在农村也能干出大事业来。

可四兄弟说,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有时,四兄弟在外面会碰上原来的老同事,几乎少不了要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虽然我的厂子办在农村,但是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只有李老汉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儿子的厂办得红红火火,也挣了不少钱,谁知国家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呢,万一有变化,这兄弟几个办了那么大的厂,雇了那么多人,如果再来个划成份,会不会将他这个下中农划成个大地主呢?一直到现在,李老汉的心里还不踏实。

失业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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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是过去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3年前的一天,当王晓楠告知父母已辞去市委办公厅秘书一职时,她母亲的高血压病一下就犯了。
其实,王晓楠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96年,王晓楠从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正是高校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时候,深圳一家媒体到学校招聘毕业生,晓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当她准备和用人单位签合同时,一直为她的工作单位四处奔波的父亲带回了另一个消息,市政府机关同意接收她,而且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市政府办公厅。

王晓楠一下陷入矛盾之中。父母力主她去市机关,认为进了机关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有发展,去深圳虽然收入要高许多,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不明朗。

于是,晓楠听从父母的劝告去了市政府机关,在办公厅当秘书。

上班没多久,王晓楠就很失望。她所在的办公室一共6个人,一个正处长,一个副处长,两个正科级秘书,一个副科级秘书。正处长59岁,还有一年退休,45岁的副处长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位置。两个正科级秘书年龄相仿,在机关也都干了10来年,两人都瞅着副处长的位置,互相暗暗较着劲。那个副科级秘书也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来的,听说他当年是校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已经有点暮气了,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开会发言,言必引用领导语录。

王晓楠给自己算了算,如果中间不出意外,如果按步就班地跟着往上走,她要熬到处长那个位置,恐怕需要18至20年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这个进度,熬到处长那个位置,自己恐怕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而且,在机关里,还有多少人熬了一辈子也许就是个科员。

王晓楠说,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20年后是什么样的,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没劲。用20年的生命去等待一个也许有、也许没有的结果,况且,那个结果并不辉煌,也不令人激动。有人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因为正是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什么,才会有幻想,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激情和冲动。可是进了机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进了一条预设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有着无数前人的脚印,我只要照着走就行,不需要有幻想,也不用琢磨走得更快(如果有这个野心,也许会遭来一顿乱棍),只需要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王晓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写那些干巴巴的、套话连篇的公文。她觉得读了那么多书,好象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中学阶段学习的那点写应用文的能力。而且机关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同事之间说话也总爱说半句,留下那半句神神秘秘的让你去琢磨。对有些事情即使有看法,也绝对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机关呆了两年,王晓楠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变得有点沉默寡言。她也不象过去那样想说啥就说啥,说话也开始注意斟字酌句,注意察眼观色。她本是一个富有幻想、充满激情的人,可是机关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幻想和激情。

有一天,王晓楠突然害怕起来,她觉得机关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放进了这个模具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如果坚持不改变自己,就会被摔出来,跌得鼻青脸肿。她觉得自己如果再呆下去,不但会失去幻想,失去激情,还会失去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看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

王晓楠想辞职,没敢跟父母说,她想先斩后奏,只有这样才不会动摇决心。

王晓楠的辞职在市政府机关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个女孩子,在市政府机关工作,拿着稳定的公务员收入,还有升迁的希望,居然要辞职?

那天,王晓楠办好了辞职手续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时,两位处长满眼都是惋惜。就在她要离开时,那位副科级秘书走过来,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要走就早点走,别象我这样……”说着,眼光暗淡了许多。

这让王晓楠很感动。在一起共事两年,他似乎就没跟她说过这么真的话。

走出大楼的那一刻,王晓楠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放松的感觉。从此以后,她将是自己命运的舵手。

王晓楠准备去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她觉得自己从根子来说还是个文化人。她早就听说北京有很多“北漂”,这些“北漂”大都是文化人,有写作的,有画画的,有想演电影的,有学计算机的,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漂”在北京寻找发展机会。

那时王晓楠想的很简单,她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漂”在北京,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

1998年,刚过完国庆节,王晓楠就拎着一只旅行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王晓楠先是借住在同学那里。一住下来,她就整天在房里看招聘信息,四处寄简历,可是寄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她发现,北京并非遍地都是机会。

半个月过去了,眼看随身带的钱用的差不多了,工作还毫无着落,王晓楠很着急。不管怎么说先得养活自己,总不能饿死在北京,更不能灰头灰脸地打道回府。王晓楠决定先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抽油烟机推销员的广告。她打个电话过去,对方让她马上就去上班。

她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了大半天,才在城南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这家公司。公司租的是一所小学的房子,一共三间,一间做办公室,两间是仓库。她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应聘的,有一个还是硕士生,也是刚到北京不久的,估计境遇跟她差不多。

公司经理简单地问了问他们的情况后,告诉他们,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间没有底薪,工资按销售额20%提成。一个月后根据销售业绩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正式录用,每月底薪为500元,奖金仍按销售额20%提成。

听了经理的话,王晓楠心里凉了半截,这算什么工作?其他几个应聘者也都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也许,走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人,公司提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好歹总算有了份工作。

公司推销的抽油烟机,是南方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每台售价688元。王晓楠拿着产品说明书和几份空白订单,开始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是星期六,王晓楠背着包一大早就出去了。她走到街上先买了份北京市地图,寻找居民生活小区,她决定先去城南的方庄小区。

到了方庄小区已经是9点多钟了,她在路边买了份鸡蛋卷饼,三口两口地吃下去就开始工作。她走进了一幢十几层高的塔楼。她按响门铃。门开了,隔着防盗门,一位中年妇女警惕地打量着她问:“你找谁?”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她话音还没落,对方“砰”地就关上了门。

王晓楠又按响了另外一家的门铃。一会儿,听到有人走到门后问:“谁呀?”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

“你走吧,我们不买东西。”人家连门都没给她开。

……,她上上下下地爬了一幢又一幢楼,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冷脸,有的人虽然给她开了门,让她进去了,可是任凭她说得口干舌燥,对方也不为之心动。只有一户人家给她这一天灰暗的日子抹了一片亮色。那是一位老人,不但给她开了门,还请她坐,并给她沏了一杯热茶。老人说他们家已经买了抽油烟机,但是如果要买新的,一定找她,并让她留下了联系电话。

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闺女,你干这行不容易,在外跑多穿点衣服别凉着。”王晓楠的眼圈一下就红了,这是那一天,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她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妈妈。

这一天,王晓楠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连一份订单都没签下来。第二天,她又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还是一份订单都没拿到。

回到住处,她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似地。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她很快就将这种感觉硬挡回去了:没有谁逼着要我去干这份活,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有遭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原来坐在大机关里,居高临下地看芸芸众生,根本就没体会过生活的艰辛,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谁说不会是一份人生的财富呢。

想到这里,王晓楠从床上爬起来,她要认真理一理思路,总结一下失败的教训,重新制定自己的销售策略。

她发现自己犯一个错误,两天来自己跑的都是一些居民入住已久的小区,这些小区的居民,家里一般都安装了抽油烟机,而且,抽油烟机不是易损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比较长,周期短的也得三五年。销售重点应该放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而且最好是正在进行房屋装修或正准备入住的住户。

她还发现自己的宣传也有问题,产品说明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缺少产品个性的介绍,而且语言也太书面化,语言应该朴实、简洁,产品介绍应该突出产品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点,而且最好能做到不超过三句话就能将其个性和特点介绍给对方。王晓楠琢磨到半夜,终于琢磨出了一段自己认为很不错的介绍词。

后面这段日子,王晓楠将销售重点放在两个小区,一个是望京小区,一个是回龙观小区。望京小区在城东偏北方向,按北京市规划,入住人口将达到20万人,小区的建设速度很快,隔不了多少日子就会有一片新的住宅楼建起来。回龙观小区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十大经济住房小区之一,由于房价偏低,卖的很火。王晓楠花跑了三天,在望京小区签到了2份订单,在回龙观小区跑了四天,也拿到了2份订单。一周内,王晓楠拿到了4份订单。

拿着4份订单回到公司,经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王晓楠知道,在那几个应聘者中,她拿到的订单是最多的。

王晓楠从公司领到了550.4元提成。拿着这笔钱她很激动,这是她到北京后的第一份收入啊。而且几天下来,她对自己也有了信心,既然吃闭门羹、看冷脸的活自己也能干下来,别的活也没什么干不了的。

有了第一笔收入,王晓楠便从同学处搬出来,与人合租了一间平房。试用期满后,她被正式录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每个月都能拿到十来份订单,业绩在公司销售人员中一直位居榜首。可是王晓楠明白,辞去工作、背井离乡地到北京来,可不是为了做一个每月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推销员。她一边干着,一边寻找机会。

在这家公司干了四个月后,王晓楠得知一家计算机专卖店招聘销售人员,便跳槽去了那家专卖店。尽管公司经理百般挽留,说她是个人才,在公司干会有发展。可是王晓楠丝毫不为所动,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那家计算机专卖店在中关村,王晓楠应聘的位置是销售小姐,每当顾客进了店,她就负责向顾客介绍各款计算机的性能、内存、显示器什么的,还要现场操作示范。

王晓楠原本就是个电脑发烧友,1996年,当许多人还不知道因特网为何物时,她就成了第一批网民。这种活儿,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王晓楠之所以要跳槽到这家计算机专卖店,一是推销计算机毕竟比推销抽油烟机有意思,二是想在中关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在中关村呆了一些日子后她发现,这里就象个“地球村”,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有从国外来这里淘金的,有象她这样丢掉铁饭碗、带着梦幻到这里来寻找机会的,有大学毕业后放弃当地就业机会,跑到北京来闯天下的。有在高级写字楼上班的大学生,也有在路边偷偷摸摸卖盗版光盘的大学生。有人说中关村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有能力的人的天下。这里似乎不太讲究出身和学历,看重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本事。只有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中关村,王晓楠听到了不少传奇故事:某某刚来中关村时还是个穷学生,可几年功夫就办起一家跨国公司;某某大学毕业后在中关村找不到工作,只好躲在路边卖盗版光盘,现在是一家电脑公司的CEO;某某毕业于外地名牌大学,先在中关村一小店做店小二,后来不但有了自己的店,还和人联手办起了一家网站……。

这些传奇令王晓楠激动不已。但她知道,成功的背后一定是努力、是付出,决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同时她也明白,机会总是最先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她白天在店里搞推销,晚上坚持去清华大学的一个计算机班听课。

半年后,王晓楠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一家报社准备筹办网络版,王晓楠认识的一位朋友得知消息后,介绍她去应聘。经过一轮笔试,两轮面试,王晓楠被录用了。

一年后,王晓楠成为这家报社网络版的主编。

我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王晓楠的。那天,她穿着湖兰色的套裙,长长的头发用一根黑丝带绾在后面,显得很青春、很有朝气。

我问她会不会在报社的网络版一直干下去,她笑了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当哪一天,我觉得对这份工作已经没有激情了,我会选择离开,因为没有激情就不会有创造的冲动,也不会有工作热情,再呆下去会很痛苦,我会再次去寻找新的机会。其实,一个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在香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呆了3年还不挪动,就会被人视作无能。挪一挪、动一动,会激发出新的热情,也许还会开发出新的潜能。”

她的话让我深思良久。

人往“低处”流,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机关、走出了国企,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他们不在意饭碗是铁做的还是泥做的,只在意能不能在那个位置上找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他们不大在意目前的得失或薪水的高低,只在意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未来的回报。

据2001年的一份对年轻白领(其中一半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新世纪年轻白领的择业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看重发展前景胜于薪酬。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个人的发展和前途已成为择业者关注的焦点,薪酬已不是择业者首要考虑的因素,位置已下降到二、三位,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发展和企业前景。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明智的大学生,他们已不追逐热门行业,而是看好潜力行业。尽管IT等行业大红大紫,薪水高,使许多人趋之若鹜,但这些行业竞争激烈,技术更新极快,会给从业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于是,有头脑的年轻白领开始把眼光投向了医药、环保、保险等潜力行业,虽然这些行业目前还不是财富增长最快的地方,但却是朝阳行业,是在未来有高回报的行业,他们认为,早日进入这些行业,既能抢到商业的先机,又获得职业“升值”的可能。

而对于一些应届毕业生来说,由于受到工作经验、户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不得不先就业,但是,先就业是为了后择业。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在自我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后,他们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去寻找理想的工作。跳槽,似乎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水往“低处”流是为了积水成渊,然后奔向大江大海。

第九章 我和魔鬼有个约会

魔鬼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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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满了躁动,也充满了诱惑的世界。一夜暴富的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它象海妖的歌声一样引诱着人的脚步。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发家史,激起人们无数的梦想,谁都希望在财富的金盆子里捞上一把。
但是,这个世界有鲜花也有陷阱。在这个世界里,善与恶有时会并驾齐驱,天使与魔鬼有时会结伴而行。在这个世界行走,稍不留神也许就会掉进有魔鬼等候的陷阱。

据一份调查表明,近年来,高学历、高智商犯罪有增长趋势,并以智能型犯罪为特征。

用知识和才能为天使服务,可以成为天使的翅膀,若用知识和才能为魔鬼服务,就会成为魔鬼的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