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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学子成为股市“黑客”
天才学子成为股市“黑客”。
1999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记者刘元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位于山西省境内的一座监狱。她要见的人叫邵昌，他在这里的身份是一名罪犯，可是入狱前，邵昌是某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
天才学子。
在监狱的档案室，她看到了邵昌在入狱时填的登记表。在特长一栏中写着：计算机编程与日常管理、数理经济分析、股市技术分析、英语6级、翻译、写作。
出现在她面前的邵昌是个身着灰色囚服，中等身材，白白净净，一脸书卷气的小伙子。可是1995年底，这个一脸书卷气的小伙子却是京城股市上一个神秘莫测的“黑客”。
这个神秘莫测的“黑客”是这样被发现的：
1996年3月13日，股民孙某发现，自己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帐户上的资金，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动用了，而且是以4.91元的高价买进了10万股深深宝A,使他一下子损失了13.1万元。
5月6日，在同一证券营业部，股民常某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其帐户上的40万股湘中意A，竟被以2.57元的低价卖出了，仅这一笔交易就损失了23.6万元。
5月13日，还是在这家证券营业部，股民余某帐户上每股市值2.40元的琼海虹A，被人以0.38元的低价卖出，而且一次就卖出50万股，如成交的话，其损失高达101.5万元。
这3笔股票交易的操作者都是邵昌。
邵昌自述：
这事发生在我读研的第3年。1995年12月，在研究生实习阶段，导师推荐我去了一家证券公司，此间我要完成毕业论文《从实证的方法论中国股市的数字特征》，还要帮证券公司进行股市投资分析，我被安排进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
一天早上，在等待电脑启动时，我在键盘上随手按了几个键，没想到电脑停止了正常的运行。惊讶之余，我输入了几个命令，发现自己竟无意中进入了该部的数据库。当时我马上意识到，数据库软件设计有漏洞，因为除了授权人，一般人进入数据库属于非法进入。我很好奇，查看了几个数据库的内容。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发现除了股民交易密码是经过加密方法处理外，在这个营业部开户的七八千股民的帐户、资金、股票等所有交易信息我都能一览无余，我看到股民最多的有五千万元资金，最少的也有5万元。我很兴奋，未及多想就尝试破译密码的加密方法，当时只觉得挺好玩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我从小就有一些数学方面的天赋。我的外公在当地被称为“小诸葛”，他懂阴阳八卦，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常给我讲九章算术、百鸡问题等，还总爱考我，什么油瓶分别装着3斤、5斤、7斤油，怎样才能倒出1斤？
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保持前3名。中学时我一直当班干部，是老师的宠儿。多次参加校内外举办的数学、物理等竞赛。1987年，我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省一等奖；全国铁路系统数学竞赛第二名；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1988年到复旦大学参加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举办的冬令营时，获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正因为这些荣誉，1988年高考前夕，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几所大学都愿意招我。当时中国的哪所大学我都可以上。我的数学老师就毕业于这所大学，他告诉我该校的理科在全国是一流的。于是，我被保送到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我在大学学的是基础数学，当时的理想是当数学家。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国内外数学竞赛的获奖者，竞争激烈。我很努力，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许多同学出国了，我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读研时我学的是管理科学，我的成绩很好，仍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入了党，当班长，是系研究生会副主席，毕业前夕我被确定留校任会计电算化老师。
我之所以产生破译密码弄一笔钱的念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家。别人会以为我这是借口，但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放过鸭子养过牛，大冬天到水稻田里育秧，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哪修铁路就到哪去，长年不在家。母亲是民办教师，收入微薄，不仅要抚育3个孩子，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记得那时常常吃不饱，全家只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能吃饱，每次他吃饭时，我和姐姐都盯着他的碗，只要他剩下一点儿，我和姐姐就会扑上去抢着吃。
后来全家随父亲搬到城市，母亲的民办教师当不成了，就到服装厂当缝纫工，计件工作很辛苦，为帮家里挣钱，我上初中时就给服装厂打工缝扣子，缝一个挣4厘钱，从那时我就知道了挣钱不容易。父母的生活一直很清贫，尤其是母亲，从来没去哪玩过，没穿过好衣服，金银首饰就更没有了。小时候我不太懂事，觉得父母特别小气，我不小心打碎了什么，总会遭到很严厉的斥责。我想，那东西也不值几个钱，至于吗？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是生活的压力造成的，我觉得特别心酸。虽然家里经济拮据，但父母把教育开支放在第一位，直到供我们姐弟3人上大学。
1988年，当我兴致勃勃地下了火车到学校报到时，等待我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噩耗。那天，在北京另一所大学读研的姐姐为了赶来看我，骑车途中不幸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
姐姐比我大4岁，她是从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的，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姐姐的惨死，使我们家遭到一次大的打击。
1993年暑假，我准备考GRE没回家，忽然接到家里“父病危”的电报。我赶回家，知道父亲已被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在医院陪伴着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半年后，父亲去世了。为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弟弟还要交学费。
当我无意间进入证券公司数据库后，开始是出于好奇，尝试着破译股民密码。由于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知识比较好，而且学过密码学和七八种计算机语言，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密和计算方法，但能估计出走什么路。我用了一星期时间终于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把密码破译了。我知道了股民的密码，甚至可以动用那象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当时我觉得很得意，特有成就感，欣喜之余，最早的想法是把这一发现告诉证券公司，证明自己不错，可能人家会给我点儿奖励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但冷静下来，我想到了那个贫困的家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
去证券营业部实习前，为了做毕业论文，我读过一些有关股票知识的书，对流行理论比较熟悉，但没有具体操作过。破译了股民的密码后，我开始筹备这件事。
1996年寒假，我回家编了一个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谎言，从老师、同学和邻居处借了7万多元钱，以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了户。我的方案是，选择一家大户，用他的资金或股票，或高价买进，或低价抛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使股票在很短时间内大幅拉升或压低，而我则在此时抛出或买进同种股票，就可获取其中的差价。我看到这些大户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有时一天光赔就赔几十万，心想，他们这钱也不知哪来的，弄他十万、二十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认为找大户良心上说得过去，散户不容易，都是血汗钱，不能动他们的钱。当时也并不想多弄，只想弄个十万、二十万给家里就算了。
我暗暗记住了大户室几个股民的资金帐号、密码和股票数量，专门挑选了交易最冷淡的股票，然后开始进行交易。第一次，我以大户股民孙某的名义，用高价5.5元买进10万股深深宝A，当股价拉升到了额定的高度，我抛出1.8万股该股票时，电话委托的线路出现了故障，结果让别人高价卖出了，我分文未得。而孙某却以4.91元的成交价格买进了该股票10万股，损失13.1万元。
第二次，我从大户股民常某的帐户上以低价0.41元1股的价格，抛出40万股湘中意A，结果却因股市交易日趋红火，抛出股票数量不够，未压低到预定的价位，使我低价买进12万股该股票的计划落空。而常某却以2.57元1股的成交价卖出该股票40万股，损失23.6万元。
这两次因时机没把握好，结果让别人象天上掉馅饼似地捡了便宜，我没获利，还给股民造成36余万元损失。第三次，时机更不好，股市开始火爆，股民们天天盯着自己的股票，我当时很着急，借的钱快到期了，实习也该结束了，只好咬牙孤注一掷。我在股市开盘前15分钟的集合竞价时间段，以0.38元1股的低价卖出了余某50万股琼海虹A，然后用我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的帐户买入该股票15.6万股。这次基本如愿了，我买到12万股。开市后经查询知道成交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只等第二天抛出股票，收回现金，还账、给家里。
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迅速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此交易被冻结。
第二天，当我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了，顿时觉得不妙。在那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惶惶不安地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没留下任何证据，他们发现不了我。另一方面则想到，反正已经做错了，应该敢作敢当，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争取比较好的结果。
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一个星期，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同学们一致认为，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他们当晚就带我去导师家，导师立即送我去学校保卫部自首。我被留下了。
第二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3个月后被逮捕。1997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那么大的反差，真是接受不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慢慢能面对现实了。对我来说，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起往事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出去了，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电话总也打不通，在梦中我都能想起自己还在监狱里，醒来时心里凉透了，特难受。
在监狱里，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
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那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我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洗刷污点。
刘元准备离开那座用高墙围起来的监狱时，邵昌让她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那是他在狱中收到母亲第一封信后写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忧儿寒来忧儿饥，忧儿在外遭人欺，忧儿年少不知事，忧儿走路误入歧。
儿行千里儿担忧，忧母日日五更起，忧母顿顿煮小米，忧母黑发成银丝，忧母思儿伤身体。
母也忧儿也忧，母子情深无可比。母盼孩儿早还乡，儿盼还乡报母恩。功名富贵全看破，只愿母子常相依。长相依，长相依，母子从此不分离。
2001年6月，刘元忽然收到邵昌寄自家乡的信。原来，邵昌因给监狱管理系统开发了软件，获得重大立功奖励，减刑两年，提前出狱了。
他在信中写道：
“今年5月26日，我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新生。本来，按照当地传统，离监时应该吃几个鸡蛋(多寡根据实际监禁的年数而定)代表滚蛋之意。但像我这种情形，即宣布减刑后马上获得释放而事先又不知道，时间上就太仓促，来不及做了。我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籍。办完释放手续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的大门。这又是一个传统，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脱去耻辱的囚装，脚踏簇新的皮鞋(在监狱内是不允许穿皮鞋的)，走在碧树蓝天下，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忍不住想竭斯底里地呐喊：‘我回来了。’我想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想捧起芬芳的泥土痛吻，想泪流满面，就象阔别故土浪迹天涯多年的游子。”
天才加邪恶等于毁灭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
2001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关某，男性，24岁，是日本三菱银行的计算机主管。
从作案现场分析，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且作案手段残忍，死者身中数十刀。在案发现场，公安人员发现了一部寻呼机，经查，机主是朱正。
家住北京的朱正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几天后，朱正落网，供出共同作案人为于喆。
于喆杀人啦？听到这个消息，别说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眼里，于喆是个品学兼优，聪明过人的孩子。
于喆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都是佼佼者，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得的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厚。他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即以高分考入某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不到20岁，就获得了网络工程学士学位。
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他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的好学生、好孩子。其实，这只是于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一面，他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只能在网络世界里才能看到。那是另一个于喆，一个完全陌生的，也许更接近真实的于喆。
在网络世界里，于喆以“无情”的名字行走。在这个“谁都不知道我是一条狗”的网络世界里，于喆不用再扮演好学生、好孩子的角色，也不用以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示人，他骨子里深藏的冷漠和狂傲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他在网络上扮演着技艺高超的黑客角色。他参加过针对美国、日本的黑客大战，“黑”过美国著名公司的网站。“无情”这个名字因此在网上不胫而走。并由此被IBM公司发现，于喆被该公司聘用为高级程序员。
可是做一个高级白领并不是于喆的理想。在科技时代长大的于喆对网络世界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在他的眼里，网络是高手的玩具，是游戏的天堂。所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和野心，所有无处表露的人性弱点，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都可以尽情地展现。
他甚至认为，虚拟的、尖端的网络是用于高科技的，平民的用途很小。他梦想着建立一个“骇客帝国”，那个帝国将是高手的天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于是，于喆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运用自己的黑客特长，开办防黑客的网络安全公司，在5年内包揽国内所有大网站的网络安全服务。他自信“至少会比张朝阳强”。这种自信缘于他的“精英理论”，在他心目中，把网络平台平民化的张朝阳无疑属于“下里巴人”，而“黑客”之类的高手才是“阳春白雪”，才是网络世界的真正主人。
开公司需要钱，于喆渴望快速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家庭不可能给他这笔财富，去IBM公司做高级程序员虽然有令人羡慕的薪水，可是比起开公司需要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渴望财富的欲望使于喆的心理迅速地扭曲，邪恶的魔鬼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认为获取财富最好的捷径是将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要据为己有就只能去偷去抢。他想找一个同伙。
于喆想起了朱正。朱正是于喆的“发小儿”，朱家与他家是邻居，两人从小在一块长大。可是两人走的路却不同，一个进了大学，一个却因抢劫、盗窃进了监狱。2001年3月，因为对钱同样的渴望，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于喆将自己想弄钱的想法告诉了朱正，朱正与他不谋而合，他也正想着弄笔钱上学。
行动之前，朱正和于喆准备了足有半个月。他们买来了水果刀、绳索等凶器，怕刀子不锋利，还在磨刀石上开了刃。他们还伪造了物业管理人员的证件，准备了洗涤灵和刷子，想假扮成清洗工人。
他们将作案的目标定在望京新城。他们听说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有钱人，而且是新建的小区，地点较偏僻。
2001年4月15日上午，他们背着包、扮成清洗工人去了望京新城。他们随意进了一幢居民楼，顺利地上了电梯，随意按下了7层的按钮，然后又随意地敲开了一家房门。
这户人家姓关，当时只有关某一人在家。见门外站着两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于喆说是来清洗管道的。关某未及多想便开了门。他俩假装进厨房清洗管道，于喆还“好心”地对关某说：“这儿挺脏的，您进屋吧。”说着，一个眼色递给了朱正。朱正马上将刀架到了关某的脖子上，于喆立即进屋翻找钱物，可是翻箱倒柜只找到了十几本集邮册和一个寻呼机。朱正问关某钱在哪里，并在他脖子上割了一刀。关某奋力挣脱逃向屋外，可是刚跑到门口就被堵在门口的于喆用铁扳手击倒了，这一扳手砸在关某的脑门上，造成颅脑两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水肿、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关某倒下时，在门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手印。朱正又扑上去向关某颈部连砍18刀，刀砍断了，于喆又递上去一把新刀。
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他们的手下。被杀前一天，关某还和朋友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日……
杀人后的于喆表现出了在网上做黑客时的“冷静”。逃离现场时，他带上了门，并用火柴棍把门锁堵上，以拖延被发现的时间。他拿走了集邮册，把寻呼机留给了朱正。然后两人匆匆下楼逃离了现场。
刚走出望京新城，朱正发现自己的寻呼机掉在了作案现场，于喆让他赶快回去取。分手时两人约好下午在团结湖公园门口见面。可是于喆下午并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去团结湖公园，他匆匆赶到订票点订了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
当没敢去作案现场找回寻呼机的朱正，再拨于喆的手机时，于喆早已关机逃之夭夭了。
警方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呼机把朱正列为重大嫌疑人，与朱正来往过密的于喆也被从上海“请”回北京协助调查。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于喆编的谎话似乎天衣无缝，他说他最后一次见朱正是在4月13日，15日上午他呼朱正，说他要出差，然后他就去了飞宇网吧。下午便坐飞机去了上海。他用这套谎话来证明自己和朱正没在一起，更没有作案时间。
由于朱正仍在逃，于喆的话真假难辨。回到家里的于喆惶惶不可终日，他又逃到了上海。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朱正落网后，逃到上海的于喆很快就被抓获归案。
11月1日，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于喆、朱正入室抢劫杀人案。可是，当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时，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于喆竟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笔录还是庭审笔录上，于喆甚至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于喆的罪行和冷漠激起了公愤。人们不能容忍“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更不能让一个对罪行毫无忏悔之意的冷血杀手得到宽恕。望京新城的居民、死者生前的同事、同学联名写信，要求法院严惩凶手。他们认为：“第一次犯错就是杀人，事后还那么无所谓，这让人觉得不是人类该有的正常行为。世人不容邪恶天才。”
开庭审理此案时，于喆的父亲、姑姑和姑父都来了。他们伤心欲绝看着站在被告席上的于喆，他们不明白，平时看起来那么文弱那么温顺的好孩子怎么一下会堕落成杀人罪犯。
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杀人罪一审判处于喆、朱正死刑。
随着庄严的宣判声，于喆的父亲伤心地离开了法庭。望着父亲绝望的背影，网名叫“无情”的于喆终于掉下了眼泪。也许直到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恨和忏悔。
眼见建立自己网络王国的梦想成了泡影，甚至连生命都将要从此终结，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哭诉着悔恨和遗憾，可是，他似乎忘记了那个倒在他刀下和他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梦想，也同样是计算机人才的青年。“为了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抱着这种极端自私念头的于喆只因为4600元钱，就让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年轻生命倒在了血泊中。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在于喆的忏悔录中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于喆在看守所里曾写过一封悔过书，在这封悔过书里，他竟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暴行说成一个“错误”：
“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热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对不起父母，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更无颜面对母校。我的理想及我的能力注定我将为我的母校增光，应对国家有所贡献，应成为一个对现代化建设有用的人，但是因为这次无法弥补的错误，失去了报效祖国的机会。
自小到大，我一直是父母及师长的骄傲。国家学制的改革，使一次次荣誉降临在我身上。三好生、优秀团员、提前大学毕业，这一层层光圈使我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忽略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现在我懊悔万分。
在看守所，我和在押人员共同研发了一套防止黑客攻击的人工智能防火墙软件程序，它能使我国在计算机安全领域有明显提高，请求法庭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我还想写一本自己成长经历的书及一本我对计算机病毒程序、黑客攻击原理的整套理论的书。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站在这里，而且还是如此重大的刑事责任。请求法庭对我的问题从轻处理，使我能有更多的机会为祖国多做一点贡献。”
这也许正是于喆的可悲之处。即使身陷囹圄，习惯了在网上虚拟“屠杀”而无须负责的于喆依然把自己的罪行看成是一次“无法弥补的错误”，依然把自己看成是“注定要为母校增光”的天才，并且天真地以为这可以成为得到法律宽宥的理由。
当天才与邪恶为伍，当虚拟的冷血变成现实的残杀，没有哪一种法律和公理可以为之放行。
法院宣判后，在法院的暂押室里，北京晨报记者赵孟轶曾与于喆进行了一番对话：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想见爸爸。我在法庭上看到他在宣判之前就走出去了，我简直受不了了。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见我爸爸哭过，他一直希望我能成才，可是刚才他那么绝望地出去了。如果不是看到姑姑和姑父还在下面，我想宣判时我会站不住的。”
“你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我不想寄人篱下，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可是又没有资金。我想建立自己的骇客帝国，这种愿望非常强烈。我没有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犯罪，你的未来会怎样？”
“我会成为一个白领。按照聘用我的公司给的待遇，我想只要两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开自己的公司了。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你杀人后抢得的物品很少，价值只有4600元，有没有觉得失望？”
“没有失望，是后怕。”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首？”
“我以为能侥幸逃过。在上海的那十几天里，我的心里乱极了。”
“你怎样评价自己呢？”
“我觉得我这人挺随和的……”
一审判决后，于喆提出了上诉。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得知，于喆的上诉已被驳回。这个20岁的网络天才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这是于喆给世人的警示。
邵昌因一念之差坠入悬崖，于喆因一己私念犯下了杀人大罪。他们本是天子骄子，最终却沦为罪犯。可是如果浏览他们的简历会发现，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好孩子、好学生，他们从小到大都被荣誉的光环环绕着。
当记者采访邵昌的一位同学时，他说：“他是非常优秀的，是尖子中的尖子，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免试，而且被留校。他计算机全凭自学，水平很高，连老师都请他辅导。不仅是成绩好，他当研究生会副主席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能力很强，光荣誉证书就有一大摞。”
好孩子是如何变成坏孩子的？天才是如何变为罪犯的？当人们提出这些疑问时候，也许反思就已经开始了。
邵昌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说：“他(指邵昌)干这事有不懂法的因素，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他非常聪明，是学校的才子，但从道德品质方面来看，他不算非常好的人。据一些老师反映，他在实验室帮老师作课题时，挺计较报酬，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就不干活儿。”
当记者问他说：“邵昌犯罪和您的教学没关系，他在学业上不是很优秀吗？”
老教授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说没关系。五六十年代，老师对学生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人们讲究个性，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老师越来越不愿管学生了。”
记者问：“听邵昌说，在号子里遇见好几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学校用过他们的案例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吗？”
“没有。有的案子要不是学生私下嘀咕，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校领导都喜欢讲学生中谁当了大官，谁当了大款，谁当了院士，越荣耀越好。讲逮起一个人来多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嘛。其实，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也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些案例，能起到警示作用。”
邵昌在监狱里说：“我在大学时，虽有法制教育课，但很理论化，老师基本照本宣科。而学生也没心思好好学，就是去混，觉得那东西学了也没什么用。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的，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违法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清楚。自首后，我只想会被拘留，没想到会判多少年。进来后我学习了《刑法》，感到我被判了7年还是值得庆幸的。”
无怪乎，犯下了杀人大罪的于喆会将罪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错误”，会以为自己是个网络天才，法律就会向他网开一面。
邵昌和于喆的犯罪也许只是少有的个案，但是追寻他们身后的脚印，却能看到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缺失，可以看到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正是这种教育的缺失和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使一些本不应该堕落的天才堕落了，使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天之骄子们，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