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只有两个赞成
--------------------------------------------------------------------------------
作者：吴苾雯
130多个电话，只有两个赞成李蔚去宝洁。
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李炳炎与江苏电视台的丁龙江坐在了同一张饭桌上。闲聊中，李炳炎苦恼地谈起了家里最近发生的风波。丁龙江听了心里怦然一动。
丁龙江是江苏卫视“走进直播室”栏目的制片人。他觉得李家发生的风波很有典型性
，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正是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到矛盾和困惑的东西。他想邀请李家人一起“走进直播室”。
李炳炎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他正愁没辙儿说服儿子。李蔚觉得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好。
那天，在直播室，爸爸妈妈和李蔚坐在了嘉宾席上，哥哥坐在观众席上。观众席上坐满了人，有李蔚的同学、老师，还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外企的职员，也有机关干部。电视台之所以邀请了方方面面的人，也是想使他们的讨论更有代表性。
从录像带上可以看到那天的场景：
李蔚：很多人都认为我去宝洁公司眼光太低了，没想到将来，只一门心思钻到钱里面。我去了趟广州，对宝洁了解得比较多，我认为去宝洁，就是走向社会，接触社会，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些在中科院是学不到的，所以现在我还是倾向于去宝洁。
主持人：那你没觉得上学的机会很不容易吗？而且是博士。
李蔚：正因为如此，我才犹豫。
主持人：李先生你是什么意见呢？
李父：我嘛，一直是要求他去考研究生的。他的导师非常有名，他搞基因学。现在美国有个很庞大的计划就是基因重组，这在我们国家是薄弱环节，他的导师的研究处于理论前沿，在学术界很有威望。导师指名就带他一个研究生，认为他四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对此很有信心。我希望他成为一个科学家。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宝洁公司呢？
李父：宝洁公司占领我们国家的市场，又来抢夺我们的人才，它就是靠有钱。我想，相比之下，中科院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因此我认为我们第一个去向应该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外国人，不是为美国人。虽然它给他的待遇是七八千一个月，算不了什么，因为他创造的利润是惊人的。所以我觉得起码应该先报效祖国，不是大道理，是应该真这样做。
主持人：姚女士，作为母亲，说句公道话，他们俩在家有没有为这事发生过争执呀？
李母：发生过的。李蔚说他可能耐不住清贫。因为在中科院读研，加上各种补助，一个月的生活费是400元。他爸爸就说，我每月补贴你500块钱，你每月900块，我求你读个博士。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劳动人民，出个博士不容易。我也希望李蔚去读书，因为我有个多年的梦想。他爸爸是经济学博士，我大儿子将来是工科博士，小儿子是理科博士。
李蔚：我去宝洁呢，并不是看中他的钱，因为宝洁的培训制度是全球有名的。如果哪天宝洁倒闭了，我根本就不怕，因为有经验、技术在手里，我觉得跨国公司或者国外企业都会欢迎我去的。
主持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下，本科学历是不是低了点？
李蔚：是这样，本科学历在这个社会肯定不够，但如果走学术道路，比如说你将来要当教授，你必须是博士；如果将来是经商或是在公司供职，我认为一个MBA就够了，并不需要博士学位。
主持人：你觉得学多了，对实践没什么用处？
李蔚：对。学多了容易把人学傻了，就我看，一些科学家差不多都是这样。
李父：我就是引导他看得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我认为，他今后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对国家的贡献也大，自己的收入也不会低。
后面是观众发言。
观众一：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觉得去读博士好，为什么呢，四年很快，像他这么年轻，想干什么都会有机会。
观众二：如果去读博士的话，辛辛苦苦四年读下来，出去之后仍然去公司，所做的事跟自己所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我觉得有点浪费，我倾向于去宝洁。
观众三：我总觉得在科学道路上，总要有一部分人守住自己的底线，要耐得住寂寞，要有自己的精神价值，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观众四：我和李蔚一样也是个毕业生，但我是研究生，我现在就被好几个美国大学录取了，学的是纯文学专业，但是我现在被《羊城晚报》录取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在择业过程中人都会受到很多诱惑，但最重要的是哪一项选择能够更好地发挥你的个人潜能。我想你去中科院，最后你出来可能只是一块庸才，是科学界的失败者。但如果你去宝洁，你可以利用你在宝洁学到的企业管理知识振兴民族工业，所以我支持李蔚同学自己的选择。
观众五：我觉得李蔚就像是一笔本金，中科院就像个大银行，把李蔚这个本金存到银行里，肯定能获利，也很保险，但不能变成一笔很大的财富。宝洁公司就像一个大股市，把李蔚投进去，也许很多年后，他会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许过了许多年后，他一败涂地。我本人比较欣赏李蔚把自己投到股市中去，我欣赏这种闯劲。
观众六：我建议李蔚去中科院读研。如果一个人能力很强，潜力很大，他一个人可以同时做两件事。如果他去读研，还可以有许多其他机会，比如去国外拿个别的学位，然后他同样可以成为高级白领。所以我建议他还是去读研，失去了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
那天，现场的观众大都站在李蔚父母一边，劝导他去读研的人占了多数。但是对于李蔚来说，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该选哪条路的问题。他说那天他越听越糊涂，他的心仍在徘徊不定。
从演播室出来，李蔚并没有回家，他留下来跟丁龙江一起接热线电话。因为在节目最后，主持人说欢迎观众打热线电话继续发表意见。
那天的电话，从晚上9点钟一直接到凌晨两点多钟，他们共接听了80多个电话，有南京本地的，有上海、浙江的，最远的电话竟是从新疆石河子打来的。
电话记录一：我是芭蕾化妆品公司的，宝洁没什么，我们的产品也挺好的，我们就是没钱作广告，你干嘛要去给外国人干，希望你能为民族工业服务，是金子哪儿都发光。
电话记录二：打电话进来的是一个农民，他说，我不想说什么，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镇上有一个人在江苏的一所学校读研究生，镇上的人因此特别尊重这家人，连镇长逢年过节都去他们家拜年。
电话记录三：打电话进来的是一个做生意的，做画框生意。他说自己辛苦一年没意思，还不如出去读一天书呢。
电话记录四：打电话的是一位在治疗烧伤方面有很高造诣的老中医。他说，美国人要买我的秘方，我坚决不卖，但有穷人来看病我经常不收钱。他不希望李蔚去给美国人干活。
电话记录五：只有一句话——“振兴民族工业，个人要有所牺牲”。
……
听了这些电话，李蔚很迷惑，怎么大家都将这件事跟爱不爱国，跟报效祖国，跟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联在一起了呢？难道去外资企业工作就是不爱国，就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就不能报效祖国？而宝洁可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呀？况且，就算是独资企业，也得向中国政府交税呀？选择去哪里，是我个人的事啊，怎么一些人竟将它上升到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
李蔚真的是越搞越糊涂了。
第二天，热线电话照样开通，又接到了50多个电话。
让李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这130多个电话中，只有两个赞成他去宝洁公司，剩下的全部电话都是坚持让他继续读书。
一位老教授在电话里甚至大声斥责电视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他说，难道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吗？怎么能让帝国主义的东西来站领我们的电视节目？当然应该去读研究生。你们的节目到底是什么价值取向？
李蔚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天凌晨，他和丁龙江接完热线电话走出电视台，李蔚突然回头问丁龙江：节目做完了，我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呢？你是赞成我去宝洁，还是去读研？
丁龙江沉吟片刻，说：“第一，我不希望以我个人的观点影响你，我希望我给你提供的是社会上客观的观点。第二，如果我是你，我会去读书。
听了丁龙江的话，李蔚半天没有开口，最后他神情黯然地说：“这么说，我得去读书了。”
这之后，李蔚又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的信。一位自称是李蔚同龄人的来信这样写道：”我有一种预感，你最终会选择中科院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总是以那些大智大勇的人将自己奉献在真理的祭坛上为代价的，但愿天使的翅膀不会被沉重的金条缚住……”
李蔚内心很矛盾，很彷徨，他又躲回到学校宿舍。这么多人都反对他去宝洁，坚持要他去读书，而且每个人都振振有词地有似乎无可辩驳的理由。他是得好好再想一想。
那些天，家里都回避这个话题。该说的都说了，该由他自己选择了。
由于观众反映强烈，江苏卫视打算就此问题再做一次节目。
这次，参加节目的嘉宾是从全国各地100多个打来电话的观众中挑选的。为了体现公平性，客观性，4位嘉宾中，不同观点的比例为3：1，即反对李蔚去宝洁的3人，赞成他去宝洁的1人。之所以3：1，是因为130多个电话中只有两个是赞成李蔚去宝洁的。总不能将两个人都请来，那样做不公平，也不客观。
当天的场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都难以忘怀：
来自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慷慨激昂，情不自禁拍打着桌子说：“国家的强盛，急需科技的振兴，我们老一辈的人总要退下来，迫切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来接班，我看李蔚很有灵气，他如不去搞科研，我感到非常痛惜。”
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才之路千万条，报效国家的方式也有千万种，不要拘于一个传统模式。宝洁公司能在1000多人中选出李蔚这样一个有博士潜能的人，说明他们选拔人才的机制是科学的、先进的，他们能对一个普通大学生给予住五星级宾馆的待遇，说明了对人才的尊重。在那里能学到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李蔚应该选择去宝洁公司。”
这时观众席上一位老教师着急地站起来说：“你们知道李蔚去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因信息专业是干什么的吗？它是国际尖端科学，这个学科每年只招收三四十人，凤毛麟角啊！下个世纪的产业革命就将发生在这个学科之中……”
最后，李蔚被主持人从观众席上请出来，让他发表意见。
李蔚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件事的关心，感谢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这一个月来，所有去宝洁的理由和去中科院的理由把我搞糊涂了。我先告诉大家一声吧，我还是选择去中科院读研究生。”
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李蔚接着说：“因为现在也很明白，无论是去宝洁还是去读书都有很多理由，但又很难理性地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结束，仅仅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光费脑筋去想该去哪儿。我觉得那样太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我消耗不起。有一天，我中午12点跑到实验室，在那儿一直呆到晚上8点半，我发现我还能坐下来。于是我决定还是去读研。”
事后，李蔚说，这大概叫众口铄金吧，一个人、两个人的意见不足为凭，可这么多人都赞成我去读研，我就得考虑考虑了。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背离了大家的愿望，我觉得如果那样，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导师陈先生了。
9月初，李蔚打点行装，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李家的生活又归于平静，那场全国上下有许多人关注和介入的讨论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可是我却在久久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些坚持要李蔚去读书的人，怎么没问过李蔚：“黑道”、“黄道”你最喜欢哪条道？你身上的潜能是最适合做学问，还是最适合经商？自始至终，李蔚自己也似乎没谈过这个问题。如果是因为一边倒的舆论，如果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才作出这种选择，他会后悔吗？
我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因为李蔚想去的是中美合资的宝洁，才招来一片反对声，甚至谴责声。爱国热情固然可歌可敬，可是它暴露的怎么能说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呢？2001年11月12日的多哈会议上，中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带着这样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如何走进世界，世界又如何走进中国？
后来，我曾与一位有留美经历、如今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朋友谈起了李蔚，也谈起了那场引起全国许多人关注的讨论。
我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他沉思片刻后说：“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这两条路都充满了诱惑。但是我想，最后我会选择去上学。”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更愿意做学问？”
“那倒不是，是那顶博士帽的诱惑力，能戴上博士帽毕竟能给人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
“如果你并非真的很喜欢做学问，戴上了博士帽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做不出成就，很平庸，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满足感吗？”
“怎么能知道将来我会做不出成就？会很平庸呢？未来，本就是一个未知数，硬要给自己的未来下个结论不是太早了吗？”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人在选择的时候，面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未来是不确定的，李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
作者：吴苾雯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这话，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说的。
那是初夏的一天，我走进上海浦东的一座写字楼。穿着白衬衣、打着蓝色领带的曹磊，正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他神色轻松地在一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外资公司，曹磊是这家公司的CEO。
我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完了手边的工作。几分钟后，他微笑着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很年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举手投足却透着一种成熟、一种精明和干练。
午后的阳光正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散漫地落在沙发上。曹磊起身拉上了窗帘，他问我热不热？是否要将空调打大点？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
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去美国留学开始的。
18岁那年，曹磊高中毕业即赴美留学。留学手续是已在美国定居的姑妈给办的。当时曹磊一心想出去并非是成绩不好，想另谋生路。他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三时，就曾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拿过三等奖，如果坚持学下去，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曹磊说他当时想出去，一是由于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好奇，二是想换一个教育环境，觉得国内的教育环境实在太压抑。
当飞机在美国旧金山徐徐降落的时候，曹磊既兴奋又很茫然，他不知道在他面前展开的将是一条怎样的路。
上了一年预科班，曹磊很快过了语言关。第二年，他进了美国一所大学，学经济管理学。
曹磊说那几年的求学经历将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财富。从大一开始，他就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并非仅仅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而是想锻炼自己的能力。开始那两年，他去餐馆洗过盘子、做过跑堂，去华人区摆过地摊，还去工地做过小工。后来的几年，他给一些公司推销过产品，做过市场调查，还为一家公司搞过软件开发。
毕业后，曹磊打算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他已申请去一所大学读MBA。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机会不期而遇。朋友介绍他去一家很有名的软件公司工作，年薪8万美元。
曹磊面临着选择：是读MBA还是去软件公司。
他将自己面临的选择打电话告诉给了家里，父亲和母亲认为他应该去读MBA，他们说，拿到了学位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他。
可是曹磊却不这么看，从哈佛大学出来的MBA毕业后，第一年平均年薪也就8万多美元，而他要拿到那个学位还得几年时间，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也许已经有了几十万美元的积累，也许他的年薪已不是8万，而是9万、10万。更重要的是他不但积累了经验，还有了一段难得的经历。
这些想法，他觉得无法与父母沟通。
那天，父亲打来电话，问他决定了没有，他将这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里将他教训了一通，说他是急功近利，是目光短浅。父子俩在电话里不欢而散。
也许是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曹磊对人生有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成功的标准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他说在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将成功的标准定在学位的高低上，而是财富的多寡上，不是看你是不是硕士或博士，而是看你的收入有多高，你获得更高收入的空间有多大。
曹磊说他有个美国同学，读大二那年，带着女友去加拿大走亲戚，意外地在那里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于是便带着女友一起留在了加拿大，连学也不上了。后来有一次，曹磊去加拿大旅游，在渥太华见到了他们。同学已经当上了领班，在他手下打工的不但有本科生，还要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同学的年薪已拿到了4万美元，而且再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升到5万。
曹磊说，在美国，即使是研究生毕业，也不是轻易就能找到一份年薪四五万美元的工作的。
同学告诉他，他们准备在加拿大再干两年，等挣了钱再回美国继续读书。
曹磊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很多的社会，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拿钱最多的人，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成就最大的人，学历，已不是达到目标的惟一手段。一个好的机会也许就是一条捷径，会使你少走许多不必走的弯路。
思考再三，曹磊放弃了读MBA，去了那家软件公司。
他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把握住机会，这种年薪很高，而且很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机会不是随处都有的。至于学习，它不是阶段性的，而是终生的，我当然还要充实自己，但是我不妨先抓住这个机会。因患得患失而犹豫不决，因思前顾后而优柔寡断，机会就会从身边一擦而过。人生确实充满了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最好的机会。就拿比尔.盖茨来说吧，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机遇。他中途离开大学出来创业的那几年，正是计算机技术发展面临着方向性选择的时期，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千千万万的家庭，投向联系起千家万户的互联网。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革命，也是了不起的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比尔.盖茨，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到那一步，已在迫切地呼唤这样的人才，迫切地呼唤着有人来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果比尔.盖茨看到了这个机遇而不抓住它，而是按步就班地等读完了大学再开始创业，那么，今天微软公司的老板就不会是比尔.盖茨，也许是卡尔.盖茨，也许是曼尔.盖茨，或是其他。
曹磊在那家公司干了3年，最后升至总经理助理，年薪拿到10万美元。他有了私家车，有了带花园的别墅，还娶了妻子。他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一次新的机会，使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2000年3月，美国一家公司计划打进中国市场，想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曹磊。
回国创业的事曹磊不是没考虑过，他也从没想到将美国作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宿。这些年，虽然人在美国，可是他跟国内的联系一直很紧密，他原来的高中同学，还有留美后回国的同学，经常将国内的信息用MAIL传给他。他知道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的门也越开越大，而且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当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以后，中国市场将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广阔的发展空间里，个人发展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
另外，美国经济近两年已出现滑坡迹象。2000年，美国网络神话的破灭，更进一步摧毁了许多人对美国的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创业已成为一种潮流。留学生们有时聚在一起，谈论的也大都是这个话题。曹磊还听说，北京、上海两地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些，不能不让他心动。
但是，当曹磊真要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是难下决心。他在美国已有了一份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有一份年薪颇高的收入。而且那时，他的妻子刚刚怀孕。回国创业，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虽然他回国是去办一家外资企业，但是谁能保证他就能成功呢？
但是曹磊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作出了回国的选择。2000年4月18日，他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曹磊说走出浦东机场，他很激动很兴奋，他没想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他说8年前，他就是从虹桥机场去的美国。
到上海后，公司的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总公司对曹磊的工作很满意。
曹磊告诉我，他太太仍留在美国，他们的儿子已经3个月了，说到儿子，他一脸的幸福和满足。他说现在每隔一两个月，他就飞回去一次，有时因公，也有时是因私，他非常珍惜与妻儿团聚的时光。
至于以后，曹磊说现在还很难打算，也许他会将太太接到上海，在上海安家；也许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感觉疲倦了，感觉脑子里空了，他会回到学校读书，还是读MBA。也许有新的机会出现在眼前，他干别的去了。
他说，其实人一辈子都在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后面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你必须选下去。但是如何选择，选择走哪条路，却需要大智大勇。没有勇气和昨天告别，就不会有机会和明天握手！
与曹磊见面后不久，在北京，我曾与一位正在新东方学校学习外语、准备出国的大学生张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假如留学期间，有一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作找到你，你是继续学业呢，还是去干那份有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
张说：“我肯定不会因为几万美元的年薪就放弃学业，我哪会那么目光短浅呢。”
我说：“假如一个人大学没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很高的做领班的工作，可有了博士学位的你却不得不在他的手下打工，你会怎么想？”
张犹疑地看了看我说：“这是很荒谬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想那个做领班的也许永远是个领班，可是拿了博士学位的我，虽然暂时在他手下打工，但是当我度过了那段难关后，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人生的路绝对比那个领班强，我的成就一定会比那个领班大。”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自己的选择。
读近日《中国青年报》，看到二则消息，一则消息是《会干活不如会学习》。
消息说，IBM公司一年会收到大约7000多份求职书，但能入选的只占1%。入选者不是会干活的，而是情商高的和再学习能力强的。
日本NEC中国公司虽然要求求职者有与应聘职位相关的专业背景，但是即使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与应聘职位没有紧密联系也没关系，只要他肯努力学习，有成为专家的愿望就足够了。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则宁愿要一张“白纸”，求职者可以没有到日本留学、工作的经历，甚至不会讲日语，但要会学习。
另一则消息则透露了一个信息：自2000年始，高学历失业率呈增长趋势。原因是，一些捧着硕士、博士帽的高学历“人才”，只追求学历而不追求学识，有了高学历，没有高素质，没有真本事。
据作者调查分析：由于“考博”越来越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已经使得一些“高学历”拥有者面临信任危机，他们首先被认为是“高分低能”者，是“没有本事找工作才接着上学”，是“死啃书本”的“应试工具”。虽然高学历也许能成为首次就业的“敲门砖”，但是如果没有真本事，很快就会走进失业者的队伍。
市场经济使社会大变脸，论文凭，讲出身的时代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衡量人才的标尺是你能否创造“效益”，是再学习的能力，是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陈孝大潜心于世界教育的研究，当万千世界一一展开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就象一朵朵魅力无穷的奇葩，不断在他眼前摇曳。
他说那是经常能让他兴奋不已的几年，但也是经常让他备感痛苦的几年。因为置身在世界教育的前沿，置身在百花绽放的教育园地，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痛疮，发现了自己思想的硬壳，他发现自己的身后仍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而这一些都是从母体带来的。
陈孝大说那几年，他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治疗自己的痛疮，剥下自己思想的硬壳，摆脱身后的阴影。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的几年，是他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几年，也是他不断反省和反思的几年。
在斯德哥尔摩，陈孝大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他经常去当地一些中小学调研、观摩。他发现，在那里，学校教给学生的不是记忆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唱主角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学生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自己的奇谈怪论，老师只是指导学生读书，启发学生思考的引路人。
反思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陈孝大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老师满堂灌知识，学生拼命记知识，考试时考查的是知识。这种被动的、单向输入的学习，往往会使学生丧失创造的能力。这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往往会使学生成为不会或不能主动思考的人。
1996年夏天，陈孝大回国了。他带回来的不仅仅只是一顶博士帽，他带回了世界最前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回国后，陈孝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可是走上讲台没不久，他就深深地失望了。
那天，陈孝大给研究生讲课。走进教室他发现，课堂里很安静，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摆放着已准备好的书和笔记本。
陈孝大没有打开教材，也没有翻开教案，甚至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让他们三三两两地组成小组自由地讨论。
课堂顿时一片哗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听老师讲课，已经习惯于记笔记，这种讨论会有什么收获？
有学生说：“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课吧，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我们记下来就是了。”
陈孝大听了很吃惊，也很悲哀，为他的学生悲哀。他没想到，这些堪称优秀的学子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习惯于听讲，习惯于记笔记，却不习惯独立思考。
那是一堂令人尴尬的课。一堂课上下来，他对学生不满意，学生对他也很不满意，学生以为这位留洋的博士老师会给他们讲许多精彩的观点，没想到他却抛出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
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陈孝大试图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也不想在大学校园里戴着两顶博士帽无所作为地装饰门面。他觉得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做点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1996年5月的一天，陈孝大走进了普陀区教育局。传达室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局长。那人说局长在开会。陈孝大说：“那我等他。”
局长开完会出来，陈孝大说想跟他谈谈。局长将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孝大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报告，说他想办一个从包括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实验园”。他跟局长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谈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忧思，谈他的构想和计划，谈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谈完后，局长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将一幢校舍出租给你，你就在普陀区办，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孝大没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
几天后，陈孝大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听说陈孝大要去里弄办小学，舆论一片哗然。有的人为他可惜，说堂堂的博士，还是一个双料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讲台不站，要去站小学的讲台？有人以为他是受不了大学的清贫，才“下海”办学。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他，陈孝大还是铁了心要走。见他去意坚决，学校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那时，已是6月初了。除了区教育局租给他的那幢校舍，他一无所有，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
首先是要筹集资金。陈孝大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一家家登门找亲戚朋友借钱。每去一家，他都要将那天他对教育局局长说的那番话讲上一遍，让人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让人相信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东借西凑来的几十万元钱，成为新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有了第一笔钱，陈孝大一边请人修缮校舍、购买桌椅，一边开始物色教师。他象一个既机灵又目光敏锐的猎头，四处捕捉人才信息，有时在人才市场里蹲着，有时去民间走访。很快，他就聘请到了一批好教师。
1996年6月底，陈孝大将一张张“培佳实验学校”招生的广告刷上了里弄的墙壁。
这是一份精心编写的广告，既有培佳实验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还有一段关于办学人陈孝大博士的介绍。
陈孝大说到这里，自嘲地说，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敢相信私立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敢轻易将孩子托付给私立学校。我打出自己的留学背景和教育学博士头衔，是想让家长们相信我，是想让家长们将孩子交给我后放心。谁知，还真管用。
听说一位学教育学的博士要办一所实验学校，不少家长出于好奇纷纷找上门来想看个究竟。
当他们穿过逼仄的里弄，穿过一片嘈杂的菜市场，找到培佳实验学校时，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是一所因生源不足早就关闭的小学的旧址，校舍虽然经过修缮仍显得破旧。陈孝大在校门口摆了张桌子，亲自接待来访的家长。
也许是陈孝大的博士头衔让他们放心，也许是陈孝大展示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打动了他们。一些家长陆陆续续将孩子送进了培佳实验学校。
陈孝大说，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家长，他们用一种买股票的心态将孩子送进了我的学校，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应该说，这些家长是明智的，也是有预见性的，他们知道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考分低能的人，而是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那一年，培佳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招了两个班，小学招了四个班。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实验园，陈孝大将要在这个实验园里播撒新的种子。
陈孝大的实验首先从缩短课时开始。在观察中他发现，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注意力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虽然那时仍被老师强制在教室里，但是后面那几分钟的教学效果几乎等于零。陈孝大将每节课由40分钟改为35分钟，当学生的注意力疲倦了正想逃跑时，下课铃响了。
将你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将你的能力大胆地表现出来。陈孝大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为此，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表现课”，一年级的表现课是讲故事，二年级是朗诵，三年级是课本剧，四年级是时事讨论，五年级是演讲，初中是辩论。这种从小开始的培养，不但使学生能创造性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求知欲望的引导下，他们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创造。
就拿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吧，语文书上的那些课文不再索然无味，他们将这些课文改编成课本剧，改编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给课文增添内容，或是一段活泼的对话，或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情节。然后，由他们自己充当剧中的角色进行表演。现在，培佳实验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能将语文书上的课文改编成剧本，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
在培佳实验学校采访时，笔者看到了三本厚厚的论文集。令人吃惊的是，论文的作者全是该校小学5年级的学生。论文的题目五花八门——“中国动画片VS日本动画片”、“抽屉原理”、“金钱龟喜欢吃什么”、“SOS！水——浅谈苏州河的治理”、“真的有UFO吗？”、“吸管桥怎么做能承受更多的东西”、“小蝌蚪的生长过程及其联想”……。陈孝大认为，儿童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热情，教育者的责任是激发这种好奇心，引导他们去思考去探索。
培佳实验学校的学生到了小学4年级，课程表上会出现一门新的课程，这就是研究性课程。从4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周都有两节研究性课程。课程是开放式的，学生不分班级，也不分年级，只要趣味相投，就可以组合在一起，既可以成立研究小组，也可以自己独立研究。他们或自己提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或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课题，然后分头查询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论文完成后，大家坐在一起进行论文答辩。这门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他们大胆放飞自己的奇思妙想，大胆地阐述自己见解和结论。这种研究性课程不但使学生逐步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了每一门课程。数学课，老师不是沿袭传统的以例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不在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看重的是应用问题的解决，如果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可以不听课。语文课上，老师不再满堂灌，学生自己评析课文，甚至可以跟老师面红耳赤地争论。
陈孝大将这种学习称为“智慧学习”，它培养的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让学生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创造。2000年，在中国第十三届头脑OM比赛中，培佳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冠军，并代表中国赴美参加国际比赛。
如今，培佳实验学校已成为上海市示范性学校和双语教育的试点学校。陈孝大说今年秋季，学校高中部将面向社会招生，他要将自己的实验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有可能他还要办一所大学。
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头上多一道光圈；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拿它当敲门砖，索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也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一种虚荣，一种满足。可是也有更多的陈孝大们，他们戴上博士帽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追求高学历、高文凭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说那些年轻的学子们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就连那些有了一官半职的人也都纷纷去大学里给自己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戴上。民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某日，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倒了五个人，一个是学士，两个是硕士，三个是博士。可见学历之高的人该有多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了一个假博士方鸿渐。那方鸿渐冒充博士充其量只是唬唬人。可今天，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才是最害人的。因为，顶着那个光环，就有了向社会索取的资本。
文凭是不是也应该来一次打假，不管是硕士帽还是博士帽是不是也应该拿过来拧一拧水份。拧干了水份，就能认出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