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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带来学习的革命
俞敏洪的远见卓识带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的革命。
圣诞节的前夜，在美国波士顿通往新泽西州的公路上，俞敏洪驾着车在暴风雪中艰难地前行。
这是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一大早，当地的广播电视就叮嘱人们不要出行。可是俞敏洪一天也不愿等待，他向朋友借了一辆车上路了。他急切地要去见一个人，这就是曾跟他一起在北大英语系执教，当时在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任软件工程师的王强。
俞敏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在加拿大，他也是这样急切地寻找着一个人，那就是曾在北大团委任文艺部长的徐小平。他在温哥华找到了徐小平。在徐小平温馨而又舒适的家里，他俩喝着老黄酒，酣畅淋漓地谈了4天4夜。
俞敏洪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他讲的最多的还是“新东方”。他讲创办“新东方”的艰辛和成功，讲“新东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开放的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新东方”将为他们架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4天4夜的促膝长谈，徐小平激动不已也感慨不已，他没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多年苦苦追求的成功，俞敏洪却在国内实现了，他从成功的俞敏洪身上看到了充满希望的中国。他激动地举起酒杯对俞敏洪说：“哥们儿，我跟你回去！”
顶着暴风雪开了8个多小时，俞敏洪终于在深夜找到了王强的家。又是几天几夜把盏长谈，王强也下了回国的决心。
从加拿大温哥华到多伦多，从美国波士顿到新泽西、芝加哥，再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俞敏洪横穿北美大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对他的朋友们，对从新东方出去的留学生们讲祖国的变化，讲他的“新东方”。
俞敏洪结束他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刚回到北京，徐小平就从加拿大飞回来了。不久，王强、包凡一、杜子华、何庆权、胡敏也回来了……“新东方”迅速聚集起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这些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品尝过中国传统英语教学的苦果，遭遇过语言交流中南辕北辙的尴尬。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他们知道，交流、学以致用才是学习语言的目的。而语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如果只懂得它的语言，而不懂得它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交流的隔膜和尴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王强推出了他的美国口语教学法，总结出了学习美国口语的6大技巧。
杜子华则开创了中国首家英语电影听说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找到了一条培训口语、听力和语感，了解西方文化和生活的最佳途径。他还开办了TSE考试辅导班，治疗英语语言疾病的语音提高班，在强调运用语言功能的同时，将东西方文化巧妙地交融在一起。
常常为国内满街的英语病句脸红的包凡一，创办了英语写作中心。他还和何庆权合作编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南》，指导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把自己推销出去，努力进入国外一流大学。
1999年，当国人大多不知“雅思”为何物时，胡敏创办了雅思考试培训部，为去英联邦国家留学的学生进行英国“托福”培训。如今，新东方雅思考试培训部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雅思考试培训基地。
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徐小平办起了新东方出国留学咨询处，为找不到人生定位的青年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使许多处在迷惘中的青年找到了方向，获得了成功。
这场学习的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传统教学观念的冲击和反思，它还带来了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俞敏洪的“激情式教学”；王强的“美语思维”课；江博的“英语教学麦当劳模式”；杨继在教学中对表演艺术的引进；宋昊创造的极具特色和魅力的“宋氏教学语言”……
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使“新东方”成为一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活力和魅力的地方。
7年殚精竭虑，“新东方”已由一个小小的“托福”班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出国英语考试及英语学习培训基地。2000年8月，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网站开通。9月，新东方在上海、广州两地办的分校同时挂牌。新东方要为未来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具有高素质的留学生。
“新东方”帮助许许多多年轻人圆了出国求学梦。据不完全统计，自1993年以来，从“新东方”走出去的留学生超过了10万人，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出国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迈向理想的一级阶梯。成功的人生需要策划和设计。
在多年与学员的交往中，俞敏洪看到，不少年轻人出国留学是盲目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出去以后应该学什么，自己最适合学什么，学完了以后干什么。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甚至没有设计，而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俞敏洪认为，这种盲目性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
于是，“新东方”为找不到人生定位的青年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
一位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毕业后曾在国外做过3年商务代表，回国后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做投资顾问。想去美国留学的愿望使她走进了“新东方”。不久，她收到了美国一所不知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专业是妇女研究。虽然她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却又没有决心放弃。徐小平分析了她的情况后说，你有多年在商务领域工作的经历，有优秀的托福和GMAT成绩，这就是你的优势，你应该争取去哈佛大学读MBA，而不应该去一所三流的学校读一个你不感兴趣的专业。你已经赢得了人生成功的平台，下一步就看你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展翅高飞了。
一番分析，如醍醐灌顶。那位女大学生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今年6月，她一脸喜气地来告诉徐小平，她被哈佛大学录取了。
“新东方”帮助学生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鼓励他们向世界名校冲刺，争取一流的教育，结交一流的人群，追求一流的前途。
2000年5月，俞敏洪又一次开始了他北美大陆的游说之旅。不过，这一次与五年前不同，俞敏洪要游说的对象是“新东方”的学员、已经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
近两年，俞敏洪多次到海外考察，他强烈地感受到留学生对国内发展的关注和犹豫不决的徘徊。他们需要及时知道国内的信息，需要在徘徊时，有人坚定他们的信心。俞敏洪觉得，为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架起了一座桥梁的“新东方”，有责任成为海外学子回国发展的彩虹。
“新东方”制定了“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他们建起了海外留学生人才库，为回国发展的留学生牵线搭桥。他们计划每年分期分批邀请留学生回国考察，由“新东方”提供往返机票。他们鼓励一批批来“新东方”学习、准备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树立将来学成回国的战略目标，寻找回国发展的线索，抓住回国发展的机遇。
早在打开国门的时候，邓小平就充满睿智地说过，送出去10个留学生，回来一个就是成功。今天，当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时，她多么渴望学业有成的学子早日回家。
俞敏洪此次北美之行的第一站是美国，在纽约、在芝加哥、在华盛顿，他走一路，讲一路，讲国内形势，讲中国的机会，讲留学生的历史机遇。
5月21日和24日，俞敏洪应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分别在这两所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发展现状与留学生的历史机遇”的演讲。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了，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思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讯后也纷纷赶来了。
俞敏洪向他们介绍近几年国内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述一个个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故事，讲中国的开放政策给中国留学生带来的历史机遇。他说，曾几何时，“放弃国外轿车洋房回国”的故事还作为稀有事物被人们传说，可在今天，已有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纷纷回到了国内，因为他们知道，学有所成后未必一定要留在美国寻找美元和机会。中国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努力学习、及时回国，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要努力，在国内也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他说——
只要努力得当，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通过出国之路，已经可以在国内寻求到充分的个人财富。
只要奋斗有方，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经过出国留学，已经可以在国内获得骄人的个人成就。
只要胸怀大志，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毕业后留在美国寻找美元和机会，立即回国追逐和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只要目光远大，当代中国青年，任何时候出国都可以，世界作为你发展的舞台其实永远对你开放，而不必非要迫不及待，把出国当作一个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
俞敏洪的演讲打动了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的心。哈佛大学一位公共管理硕士一直下不了回国的决心，听了演讲后，他激动地对俞敏洪说，没想到国内发展这么快，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6月份我就回去。并希望俞敏洪为他联系国内的发展机会。
一位叫钱永强的年轻人刚刚拿到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MBA毕业证书，正面临着走与留的选择。出国前，他曾就读“新东方”，他从俞敏洪的演讲中看到了中国开放的脚步。他终于下了回国的决心。现在，钱永强已是“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的总经理，并已成为“新东方”讲授GRE逻辑的明星教师。
俞敏洪计划每年去国外10所大学演讲。他坚信，开放的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新东方”走向世界，也将会有更多的人在“彩虹”的牵引下回到中国。
那天，在俞敏洪的办公室里，我与他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你从北大的一名教师成为今天的新东方校长，是什么东西打开了你的创造之门？你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你认为如何才能解放一个人的思想，给人带来想象力和创造力？
俞：我认为这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突破你自己。假如当年我联系出国成功了，到了国外的某所大学读一个文学博士，最后成为一个文学教授，我也可能不会再想回中国创业了。有时候，一个人发展得太顺利只是一种平庸的发展，这种平庸的发展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使你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我大学时有不少朋友上学时成绩比较好，努力考完托福、GRE就出国留学了，留学时的成绩也不错，毕业以后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工作，从此就过上了一种有老婆、有房子、有车子的平庸生活。
我认为只有两种人在世界上的成功是必然的。第一种人是经过了生活严峻的考验，经过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交替，最后终于成大器的那种人。另一种人没有经过生活的大起大落，但在技术方面达到了顶尖的地步。比如说你是学化学的，最后成为世界著名的化学专家，这也是成功。
记者：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许多人在遭遇到失败和挫折后很容易一蹶不振。你的人生道路上也充满挫折和失败，你是怎样对待它的呢？
俞：这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我从小就在农村贫困家庭中长大，在高考时，又一连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这种磨难磨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后来我用三年时间联系出国不成功的时候，我就没有象一些人那样或一蹶不振或破罐子破摔，丧失生活信心。而是能够接受失败，能用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态面对失败。出国留学失败了，我就重新确定比较现实的小目标，那就是首先赚点钱养家糊口，再多挣点钱争取能自费出国留学。
记者：赚钱的目标是人人都有的，谁都想赚钱，这个目标太平凡太普通了。
俞：赚钱这个目标是很平凡很普通，但关键是看你怎么看赚钱这件事。比如说有些人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上来就想赚大钱，一点基础都没有就想做大事业，那肯定是不行的，也是很难成功的。所以说正确对待自己的能力很重要。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一天赚30块钱，因为我每天上一次课，一次课就是30块钱。但是当我达到了一天赚30块钱的目标后，我就开始想更高的目标，后来我就一天上两次课，一天赚60块钱。再后来，我看到别人办培训班，一天能赚600块钱，我就想是不是我也试试，因为我的能力似乎不比别人差，于是我也开办了自己的培训班。这就是一天一天进步的精神。如果一开始就让我创办现在规模的新东方，那我会被吓死。
人应该有宏大的理想，但更要知道实现这个理想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定好了目标之后，要实现它有可能要用几十年的时间，也有可能几年的时间就会成功，因为人只要努力，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就。我曾经和学生说过，你做任何事只要每天比别人多做一点点，做好一点点就够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别人每天背10个单词，你每天背11个单词，这样一年下来你就比别人多背365个，而一年后那个人要想赶上你，可能要多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你每天比别人多背一个单词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新东方就是用这种方法一点点发展壮大起来的。当年别的班每期能招30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每期招40个学生，今年新东方招了10万名学员，我就想明年能不能招11万。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小看你所迈出的一小步。
记者：有人说，不管遭遇多大的失败，不管如何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要走进新东方，就会亢奋和激动，就会重新获得斗志和自信。新东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的魅力？
俞：新东方的校训是：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对一个人来说，技术上的东西很容易学到，但精神却需要培养。新东方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就是因为新东方除了教给学生技术上的东西，还教给学生比技术本身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新东方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想成功，他必须要具备技术以外的东西，这就是心态、感情、胸怀、理想和目标。如果没有这一些，就算英语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一个懂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技术人员。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是讲美国某大学所做的一个实验。他们把青蛙放到一个盛满热水的锅里，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而把青蛙放到盛满冷水的锅里，青蛙会非常快乐地游来游去，然后给锅慢慢加温，青蛙仍会快乐地游来游去。等到温度很高时，青蛙已经跳不出去了，结果被活活煮死了。其实人也是这样，如果处在一个慢慢加温的恶性环境中，人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自己所应具备的东西，等到意识到的时候也许已经晚了。那么这种应具备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技术，而是理想、追求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所以，我们给每一位走进新东方的学员都当头泼一瓢热水，让他们象青蛙一样跳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的能力实现达到最大化。而且我从自己的经历认识到：一个人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思想后带来的创造力会有多大！
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学校处处碰壁的朱海军，在网络世界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留学的路被堵死后，俞敏洪创办了为出国留学生培训英语、名播中外的新东方学校。
一位社会学专家分析估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目前很多被压抑的人才，将有更多的人会向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业、部门“跳槽”。而且，社会将会给“跳槽”者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有人估计，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有50%的人改了行。深圳的年轻人，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跳一次槽。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更新的加快以及学校学的知识在一生中派用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职业人士再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增加，原来特别看重的个人专业背景正在淡化，其限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人的综合素质，因此年轻白领择业极少受到专业行业的局限，他们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职业。
这种变化，也许可从一份“IT公司招聘员工最看重什么”的调查中窥见一斑：
一、绝顶聪明；二、迅速应变能力；三、敢于冒险，但绝不孤注一掷；四、渴望成功；五、富于幻想、六、适于团队工作。
从列出的这些条件可以看出，学历和专业已经退到了“二线”。
如今在我们身边，做记者的，也许是学金融的；做房地产的，也许是学中文的；做营销的，也许是学哲学的；做餐饮的，也许是学经济的……，开放的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选择机会。
其实，跳槽就是跳龙门，跳的越高，见的东西就越广阔。爱一行专一行固然是社会的需要，一专多能更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面露羡慕之情，说我走对了。比起他们，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次次地反躬自问。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走出国企，之所以拿着高薪、坐在了大班的位置仍不满足，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时躁动着的渴望，我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对于我来说，这种渴望不是成年以后才有的，它早在我14岁那年就已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凌晨，父亲拿着北京市八中的录取通知书，领着我坐上了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近郊的顺义农村，不但没进过北京城，连县城也没去过。
我是在6岁那年跟母亲和姐姐从四川农村来北京的。那时，父亲的部队在顺义，母亲、姐姐和我就入了当地的农村户口。虽然顺义属北京市管辖，可是14岁之前，我从没进过城，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低矮的农舍、四季变化的田野、满地乱跑的鸡鸭，还有跟我一样穿着土不拉叽衣服、顶着一头乱发的乡下野小子。
车进城时，天已大亮。一辆洒水车唱着好听的音乐从我们身边开过，父亲拉着我的手向学校走去。
宽阔的街道上，各种小轿车穿流不息地开过，一座座造型别致的高楼耸入云端，穿戴时髦的男男女女从身边擦肩而过，生意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睁着激动兴奋的眼睛，看着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这个新的世界。这一切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它不但使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而且它还激发了我的“野心”，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将来，这个世界里应该有我，应该有一片属于我的空间。
可是，哪里才是属于我的一片天空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苦恼，也很迷茫，我想干一点事，却又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当时社会上，各种名目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的人什么都没有，租间房子，挂个牌子，摇身一变，便成了某某公司经理。有的人前一天还是个穷小子，第二天便腰间别着大哥大，到处散发印着某某公司经理头衔的名片。
我不愿为了一种虚荣做自欺欺人的事，更不愿为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幻觉浪费我的精力和心智，我要的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天空，在那片天空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飞翔，能随心所欲地描绘心中的图画。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片天空，只是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拥有它。这片天空就是开饭馆。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梦想，也许是小时候嘴馋贪吃，也许是当时家里太穷，很少有一顿好饭菜。总之，小的时候我就梦想开饭馆，不是将饭馆开在顺义，而是开到北京城里，不是一家，是许多家。
要想拥有这片天空，我只能从起点干起。那个干什么的老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面前。
有一天，我仍象往常一样站在窗前胡思乱想。我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楼下那片自行车停车场上，我看见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又不断有人推着自行车离去。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将那片场地租下来，自已干。
马上，我又为自己这个大胆而又荒唐的念头好笑，怎么也不能放着大班的位置不坐去看自行车呀。可是想法一旦冒出来了，想赶也赶不走。那段日子，我常站在窗前看着那片自行车场地发愣。
为什么不能呢？赛特生意兴隆，有物流就有人流，有人流就有财流。可是那片自行车停车场的财流又在哪里呢？光靠存放自行车肯定不行，存放一辆车当时才5分钱。我开始冥思苦想，想琢磨出个赚钱的门道。
有一天，我突发灵感，赛特周围分布着各国使馆，高级写字楼，高档宾馆，是外国人出入最多的地方，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不就是看民情民俗民风吗？而北京的民情民俗民风主要集中在胡同里，集中在胡同里的四合院。外地人一提起四合院，就会想起北京城，就如同看到窑洞就会想起陕北，看见蒙古包就会想到蒙古一样。北京是由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构成的，一条条胡同又是由一座座灰墙黑瓦的四合院连起来形成的。
要去胡同里看风景，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的汽车，而是两个轮子、脚一点地就能站住的自行车。
大街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车流本身就是中国的一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庞大的自行车族。而且，外国游客若骑自行车逛北京城，汇入车流人流中时，会有一种融入其中的感觉，远比坐在出租车或公共汽车里隔着距离观望感觉要好得多。
我为自己的奇思妙想激动不已。有人说，一个人的天赋会让他成为幻想家，一个人的知识积淀会让他成为哲学家。其实，目标往往产生于幻想，但是，只有知识和能力才能帮助人实现幻想的目标。
当我找到自行车停车场的主人，提出想租这片场地时，对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因为他认识我，知道我是那家美国公司的大班，开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哪有放着白领不做，要做一个遭人白眼的看自行车的。后来见我是认真的，才跟我签下了合同。
拿到了合同，第二天，我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听说我要辞职，同事们以为我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要跳槽，后来知道我是去楼下看自行车，他们惊愕的表情不亚于听说一个人要跳楼，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一定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
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我才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打到最底层。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早上7点钟不到，我就斜背着一个黑色的包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等着前来存车的顾客。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一位年轻人。他锁上车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分的硬币。我的表情一定很难堪，我的手有点哆嗦，那枚5分的硬币象炭火一样落在我的手心里。我将它匆匆地放进了黑包里。
不一会儿，在写字楼上班的人陆陆续续的来了，他们有许多人是骑自行车来的，其中，就有我原来的同事。
那是一种特别令人难堪的场面：同事推着自行车过来了，我迎上去将他们的自行车摆放好，然后他们给我5分钱。不但我难堪，我的同事也觉得难堪，他们有的人甚至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匆匆地将5分钱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了。有的人虽然故意装着轻松跟我点头打招呼，却是一脸的尴尬。因为昨天我们还是同事，我们还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有的人甚至是我的部下。
那一天，是我的自尊心备感痛苦的一天，也是我的灵魂备受折磨的一天。当夕阳落尽，看同事们推着自行车渐渐消失在暮霭中，当夜色深重，我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我对自己说：“有了今天的经历，你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呢？不是别人将你赶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是你自己选择的，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
超越了自尊和虚荣，我有一种获得了新生的感觉。
第二天，我将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80辆崭新的自行车，有普通车，也有山地车，并在停车场挂上了“北京王师傅租赁自行车店”的横幅，广告词是——“自行车是你在北京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一些进赛特的外国人很好奇地走过来，他们看看自行车，看看我，很兴奋。我很快就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说骑自行车游北京城太棒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说来北京就是想看看那些胡同和四合院，就是想看看北京人真实的生活。
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
当天我就租出去了20多辆车。一辆自行车一天的租金是20元，普通车和山地车的押金分别是400元和800元。花20块钱就能租辆自行车，想逛哪儿就逛哪儿，很受外国游客的欢迎。
王师傅自行车租赁店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很多外国人的耳里。一些外国游客到了北京就直奔我的店，租辆自行车就自己逛北京城去了。80辆自行车常常不到一个小时便租完了，后来的顾客租不到车很失望。
需求就是市场。半年后，我又在建国门和北京站开了两家自行车租赁连锁店，一共有600多辆自行车。每天，我背着一个包在这几家连锁店之间奔忙，没有办公桌，更没有办公室，身上背的包就是我的办公桌和办公室。
知道“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有一天，我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在美国的CNN里看到了“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我没想到已经有人将它介绍到美国去了。
当时，我甚至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在全市建一个自行车租赁网络，实行电脑化管理，无论是市民还是外国游客，只要持有一张自行车卡，在北京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租到一辆满意的自行车。本地市民甚至不用自己买自行车，不但省去了保管、保养、维修的麻烦，而且很方便，想什么时候用车，马上就能在附近租到。
可是要建立这样庞大的网络，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我只得将这个计划暂时放下来，我想，等有钱了，等真正具备了干这件事的条件，也许我还会去实现这个梦想。
不能建立庞大的租赁网络，不能使更多的市民参加进来，而仅仅只盯着外国游客这个市场，自行车租赁连锁店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太大。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上很坚决地关掉了连锁店，因为我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等待上。
那时，我的王师傅自行车租赁连锁店已经开了3年，生意正做得红红火火，突然宣布关门，很多人不理解。只有我自己知道，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甚至是进三步，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其实，在关掉连锁店之前，我已经想好了下一个目标。
距离赛特不远，有一条僻静的胡同，那里大都是年久失修的四合院，住的也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虽然这里离赛特很近，虽然这里与那些使馆区、高级写字楼近在咫尺，可是那些物流、财流却在这里拐道而行，甚至连个旋涡也不打。
我在那条胡同里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琢磨着如何将不远处的财流引进来。我觉得开饭馆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手里有了一笔积蓄，二是那一带已渐渐形成了商务区，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白领阶层。我的饭馆就是为他们开的，我要让他们在我的饭馆里，花少量的钱，享受五星级服务，找到回到家的温馨感觉。
要知道，开餐馆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梦想成真。
我将自己又一次打到了底层，再一次从零开始起步。水往低处流是为积水成渊，所以，从零开始起步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它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又一次超越。就好比一架飞机，起飞，降落；起飞，降落；再起飞，再降落……，每一次起飞，都有明确的目的地。每一次降落只是为了给飞机加上油，让它再一次起飞。
我用6万元在胡同里租了一间半平房，一间做餐厅，半间做厨房。餐厅里摆了6张桌子。我给我的小饭馆取名叫“北京小王府”。“府”在北京是“家”的意思，所以，在旧北京城里，一些四合院的门口会写上“张府”、“李府”、“赵府”。我姓王，当然就是王府了，我是小王，我便在王府前面加上了一个“小”字。我想使每一位客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做客王府的感觉，使他们得到一种家一样的温馨，王府一样的感受。
我终于能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自编自导自演了，这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感觉，一种不受束缚、随心所欲的感觉。我别出心裁地给餐桌铺上了深蓝色的桌布，而不是通常用的白色桌布，深蓝色的桌布在欧洲和北美是招待珍贵的客人时才使用的。餐桌上摆放着当天采摘的鲜花，而餐具则是古色古香的中国瓷具，古人说“美食不如美器”，这样的餐具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小王府的服务生全部是男生，这在北京城里是第一家。我为他们设计了一种竖领的白色制服，上面订着金色的铜纽扣。从客人走进小王府到与他们道别、目送他们离去，我一共制定了12条服务规则。我给厨师设计的是一种很别致的白色长围裙。我自己的服装则是有“行政总厨”标志的白色制服。
客人走进家里，端上什么样的饭菜呢？中国筵席中，名气最大的是满汉全席，听说各种佳肴美点加起来，多的有182种，少的也有64种。由于传说是源自清朝皇宫，皇上太后朝廷大员都享用过，因此各地繁衍出不少版本，不但有北京版，还有扬州版、广东版、四川版、香港版。大家都在争说自己才是“正宗”的。可有人考证说，宫中从来就没有过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说法纯粹是老虎闻鼻烟——没影儿的事。
我不会去凑这个热闹，也不想造出个什么花花名词儿去招徕顾客。王府是家，就应该将家里的家常菜端出来招待客人。我端出的是货真价实的“私家菜”。所谓的私家菜，就是北京四合院里的大妈们日常做的家常菜。
做餐饮不是做餐食，餐饮是一种文化，家常菜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为什么一些旅居海外的人隔三差五地要去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坐一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了去吃一顿中国餐，他们其实是去那里寻找一种文化的亲近感，寻找一种回家的感觉。
正因为家常菜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最想了解的、最想品尝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而不是去吃海鲜，去吃法国大餐。要吃海鲜，要吃法国大餐，他们何苦要远涉重洋、万里迢迢地到中国来吃？
中国的私家菜浩如烟海，蕴藏着多少珍品和精品！我有个打算，准备在全北京征集“私家菜”菜谱，我会将那些有绝活的大妈大嫂们请到店里，摆上锅灶，请她们现场给客人表演，对于真正的私家菜精品我会买下专利，请大妈大嫂们在店里带徒传艺。
私家菜不是大锅菜，哪怕是做碗炒饼、做碗酸菜汤，我们也要做出精品。我们还推行“无理由退餐”，即使是客人自己点错了菜，哪怕炒好了，端上了桌，我们也二话不说地退。吃饭是让人开心，让人愉快的事，不能破坏了客人的兴致。
真应了那句“酒好不怕巷子深”。靠口口相传，来小王府的人越来越多。来小王府的人，有住在附近高级公寓的外国人，有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还有带着家人的驻外使节。外宾占了三分之一。有不少人是朋友带来的，回去以后又带来了新的朋友，他们都成了回头客。
小王府的生意越来越好，有时客人多了，不得不排队等候。半年后，一间半房便向左右扩张成了五间房，再半年又扩张成了一座两层的小楼，第二年，小王府占据了整整一条胡同。
后来我又在其他几个商务区开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第四家店。这些店的装修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连餐桌、灯具都是我亲自去选购的，每一家店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家的氛围，家的感觉。
最近，我的第四家店又开业了。不同的是，我在大厅里设计了一个T型舞台一样的餐厅，在那样的餐厅吃饭能给客人一种新鲜感。现在，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销售观点，即“整合销售”，就是感悟市场的感觉需求，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感觉整合在一起。我就是要给客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感觉。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喜欢变化，这也许是我将自己一次次打入底层的性格中的原因。
在我的眼里，餐厅就是人生，它和剧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很大幅度的人性。中国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不久前曾来北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做导演时，他说，我之所以会做导演，是因为我做过跑堂的服务生，一个好的餐馆其实和剧场相似，有前台，后台，有道具，灯光，演出的空间就是餐厅本身。
每天，当我穿着制服走进餐厅时，就好像演员走上了舞台，有一种兴奋，有一种激动，也有一丝紧张。我对店里的年轻职工说，你如果干了几年餐饮，就相当于在大学里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工商管理，一个是社会学。
一些客人对我说，你店里的服务生温文尔雅，很有自尊。这正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无论是厨师还是服务生，我都要求他们读书学习。我对他们说，现在都e时代了，我不希望你们只会炒鱼香肉丝，只会给客人端茶倒水。我在职工宿舍专门建了一个免费网吧，里面摆了8台电脑，职工工余时间可以去网吧上网。
有人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不敢说将来，因为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干什么，也许我会回去搞自行车租赁网络，也许我会回学校念书。但是起码在近几年我不会干别的，我要完成中餐工业化革命。别以为我是吹牛，我已经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这就是：使中餐走制造业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已开始筹备在商务区建立“商务厨房”，为商务区的白领送配餐，保证20分钟送到顾客手里。我计划在2006年完成此项革命，力争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的配餐中心。
我是一个喜欢梦想的人，一个梦想实现了，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出来。现在，我觉得自己玩餐饮还没玩够，等哪一天玩够了，也许我又干别的去了。
我还是那句话，人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有人看我只抽2.5元一包的“都宝”烟，很吃惊说：“你这个大老板，怎么说也该抽‘三五’、‘万宝路’吧。”可是，我抽2.5元一包的香烟能找到抽10元一包香烟的感觉，为什么我不抽2.5元一包的？有的人活了一辈子都是活给别人看，比如说，有的男人10个手指就戴上了四五个金戒指，你看我，10个手指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却全是24K呀，哈哈……。
我总觉得那些喜欢张扬的人，恰恰是最没自信的人。其实，自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了自信，事业就成功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