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陈映真说，自己“这一代作家，从来没有渴望得个什么奖的念头”，其原因之一是，自己“生长在一个所谓文学奖其实是一小撮人内部分赃的时代”。眼下却不同，尽管，他“在中国台湾属于政治上‘麻烦’的一个人。”过去以来，一般而言，他的“名字、作品上报，基本上是一个禁忌”，《中国时报》所代表的文学界，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本身的价值，所以，《中国时报》对他“是鼓励的”同③。。对这样的鼓励，他的感受是：“这次得奖，对我是极大的意外。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我是不信的。我最大的诧异，不仅在于得奖，而是在于《山路》得奖。因为题材上，《山路》和《铃珰花》一样，处理的是五○年代中国台湾政治上大肃清时代理想主义的、爱国的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在当前历史现象下对当时他们遭遇的反省和思考。这样的题材，至少在主观上是高度敏感的。我写了，主要是觉得那反省和思考是必要的。我看到中国台湾党外，今天几乎可以‘畅所欲言’，为什么我不在文学上试着写出我以为应该写的？至多是禁杂志吧。结果，杂志没禁，反而得了奖。”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8—49页。
同时，他认为，《山路》获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自己被解禁出国，中央制片厂拍了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和《苹果的滋味》，杨青矗等政治犯于1983年大选前假释出狱、杨逵老前辈获得吴三连文学奖，以及一年来中国台湾党外言论在敏感度上的升高，等等，都表明：“中国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过程。”他认为，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有理由对中国台湾在文学表现自由上的开放化，抱着‘审慎的乐观’吧”同①，第48页。。他明确地表示：“我赞扬这个自由化趋向。”同②。面对这样的态势，他严肃地提出，“如果这是一个自由化、民主化的过程，中国台湾的革新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以认真而又具有生产性地回应这个过程”呢？在他看来，“中国台湾党外在文化、思考上的深刻的、总的检讨，反省和批判，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自由化是国民党经过缜密的分析、思考后的路线，党外就该坐下来想一想。否则，如果一味不读书，只是张口骂人，不要多久，党外会矮小化到成为一个弄臣”
。（同①，第49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七、历史性的思考——读《赵南栋》和其他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系列，是探索冷战形成的五○年代中国台湾的民众史在文学范围上的探索。——陈映真（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7页。）

1987年6月，陈映真节录《赵南栋》的一部分《赵尔平》，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同月，《赵南栋》发表于《人间杂志》副刊人间，并由人间出版社印行。9月，陈映真赴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成立二十周年志庆。同年11月，《赵南栋》增订再版。
陈映真说过，他“从反省和批判中国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50年代中国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珰花》系列”，“把当代中国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中国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陈映真：《后街》。。
（一）
陈映真在《山路》里的思考，在《赵南栋》里表现得更为鲜明：出生在监狱里的烈士子弟异化了，进而堕落了。
《赵南栋》用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手法，既追忆了宋蓉萱为革命牺牲的悲壮场面，述说了赵庆云、叶春美几十年囚禁的生活，又表现了烈士后代赵尔平、赵南栋兄弟在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性的异化，触目惊心，令人深思。
要是和《铃珰花》、《山路》一起来读，那就可以说，经过强烈震撼、历史沉思、现实分辨以后，陈映真是在催促人们去作现实的抉择。就在《赵南栋》的篇末，我们看到了叶春美的抉择。她又一次担负起了挽救赵南栋的任务：

她缓缓地走向前去。她站在赵南栋的跟前，看着他那一头垢汙的长发，苍白而瘦削的脸。她的眼中发散着温暖的光彩，像是母亲看见了自己的骨血。她拉起他的无力的手，从宽松的袖口上，看见他胳膊上几处用烟头烫触的伤口。
“小芭乐，我的孩子，”她喃喃地说，“啊，宋大姐，老赵，我终于找着他了。”
她费力地扶着瘦弱、一身汗臭、神志不清的赵南栋，走向开在医院围墙边的后门。
哦，宋大姐，她愉快地想着，你不是要我照顾小芭乐吗？毕竟，你让我找到他了……
她在医院的后门外，拦下了一部计程车。她把赵南栋安顿在后座内侧，等自己坐稳了，用力关上了车门。
“石碇仔。”她说。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8—149页。

和《夜行货车》直奔台南农村一样，这是一种象征，到农村石碇仔去，就是奔向光明之地，奔向光明。
《赵南栋》汲取了《史记》写作体式的某些特点，全篇设置为四节：《叶春美》、《赵尔平》、《赵庆云》和《赵南栋》。每一节都从一个人物切入，或叶春美，或赵尔平，或赵庆云，或赵南栋，然后生发开来，交错地描述了宋蓉萱一家四十年间的故事。全篇以写实为主，不时又插入一些梦境、幻觉等现代派手法。如赵庆云弥留时对妻子宋蓉萱的幻觉，写得真挚，很有情感。
（二）
有关《赵南栋》的评论文字，吕正惠的意见，值得讨论。
1987年，吕正惠在《台北评论》上发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224页。一文，批评这篇小说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归纳起来，这种“历史架构”的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铃珰花》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关涉到政治的特殊的生命，《山路》描写这些生命的一个边缘分子，而《赵南栋》则直接处理这些在黑暗中被毁灭掉的生命”同②，又，第217页。，所有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②，又，第219—220页。。我理解，吕正惠在这里说的“历史的真相”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全部”。
在吕正惠看来，“《赵南栋》的一、三两节，如果不放在整篇小说的大架构中而分别处理，可能会更成功，更感人”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在小说的第三节《赵庆云》里，陈映真借赵庆云的嘴传递出一种看法——“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1页。吕正惠说，陈映真用反问句的口气，“好像在答：‘不是的！’”同①，又，第219页。于是，吕正惠以为，“这可能太乐观了，单以20世纪来说，历史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要找出意义来，恐怕谁也办不到。这句话当作是一种‘不甘’的表示，也许说得过去；当作是一种历史的答案，恐怕是太过理想化了。”同③。言下之意，吕正惠认为，“陈映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所看不到的历史真实，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命世界”同①，第218页。，然而，这“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①，又，第219—220页。，即历史的全部。在吕正惠看来，陈映真以20世纪50年代的肃杀代替了中国台湾近现代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中国台湾历史的全貌。
第二，《赵南栋》描写的重点是什么？
“在陈映真看来，自从三十年前代表着炽热的理想和纯美的人格的那一代‘消失’以后，中国台湾的历史就一直在向‘堕落’的路上走。在小说里，赵庆云、宋蓉萱的‘牺牲’，换来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赵尔平和赵南栋的全面倒向‘官能享受’。陈映真以一种极其简化了的‘象征’，来向我们宣说，他对三十年来的中国台湾历史的‘阐释’。”同①，又，第220页。在《山路》里，“陈映真的‘历史解释’已经发展成形。到了《赵南栋》里，他把这种解释赋予一种更加明显的象征架构。”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1页。吕正惠又摘录了陈映真在第三节《赵尔平》里的两句话，以为佐证。这两句话是：“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崩解净尽了。”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15页。“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同②，第130页。由此，吕正惠也认为，陈映真犯的是以部分代替全面的“历史架构”的错误，其结果也没有反映出中国台湾近代历史的全貌。
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中国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中国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中国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中国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中国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的呈现那一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指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在吕正惠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并没有艺术地证明出：“自从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中国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同①，又，第223—224页。于是，吕正惠的结论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所固持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4页。
（三）
对吕正惠的批评，陈映真有过回应。
1987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发表了蔡源煌的《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其中，蔡源煌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陈映真都作了回答。
蔡源煌问：“最近，有人批评你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某一种‘历史架构’，那架构似乎一再暗示：继那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中国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你是不是认为，统一是纠正这一切‘错误’的历史的关键？”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页。
陈映真的回答是：
“吕正惠的文章，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关于他对我的‘历史架构’的理解和批评。”同②，又，第129—130页。
陈映真论辩说，吕正惠批评他把1950年代“被肃清的真实的、虚构的、民族解放论者，当作“中国台湾历史的主流”，从而质问他“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地”？陈映真首先是觉得吕正惠这话“说得很隐晦”，“读了好几回，还摸不清楚他的意思”。陈映真表示，他“就不理解历史有主流或者亚流”同②，第130页。之分。陈映真回应吕正惠的是：“对于我，一九五○年充满着意义。”同④。
为什么？
首先，陈映真以为，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和同时代韩国、士耳其、希腊的肃清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看到的是，40年来，在“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名下，恰恰就是刻意湮灭这“自由”、“民主”、“人权”的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的异端扑杀”。由此可见，“一九五○年后在战后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决不能忽视肃清的‘整地’意义”。也就是说，不能忽视那次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对于战后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具有的整体性的意义，而无所谓“主流”或“亚流”的意义。
其次，陈映真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称颂了那些白色恐怖下的志士仁人，“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称颂他们面对“组织性的恐怖”而“睥睨黑暗和死亡”，面对“全球意义的异端扑杀运动中”的“人类残酷的极致”而会“因着一面旗帜超越了组织的暴力和恐怖”，面对“残酷和愚昧”而英勇地“化肉身为齑粉”进行抵抗。然而，不幸的是，就是这“无数被扑杀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志士仁人，却“受到远远比犬儒的、右翼的、地方主义最恶毒的诟嚣还要严苛的批判”！陈映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怒！不能不在自己的小说里留下有关这些“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的伟大和崇高。陈映真为自己辩护说：“描写50年代在肃清之下人的限度和可能性，写人在组织性的恐怖中怎样睥睨黑暗和死亡，非但不曾使人在绝望中还原成动物，甚且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之光和尊严。”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131页。
所以，无论是出于本人的经历，还是出于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陈映真都强调了1950年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他自己在小说里写1950年的重要意义，他都不能同意吕正惠对于1950年的历史和小说里写这一段历史所作的判断。
对于吕正惠批评的“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的问题，陈映真的理解是：“吕正惠似乎在问，50年开始的肃清只是‘历史的一面’，否则置传统士绅阶级的反抗——二二八事件，于何地？并且批评我对待二二八的态度‘冷淡而客观’，言外之意似乎在责备我轻二二八而重肃清。”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1页。
对此，陈映真的辩驳是非常有力的。
陈映真指出，吕正惠的批评是不理解1947年的二二八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肃清”之间的一些“辩证的关联”，而错误地“把二二八看成‘中国台湾人’抗华革命的原点”了。陈映真告诉吕正惠，这，“只要一点点民众史的调查研究便可了然”同①。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陈映真还特别提到，“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远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18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1987年6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而痛绝。”同①。陈映真是在提醒吕正惠，敌人反对的，不正是我们做得正确的吗？
由此，陈映真再一次告诉吕正惠，二二八固然证明，“前近代的、半封建的军阀，对反抗和不满的人民进行暴力镇压，固然在中国社会史上不曾绝书，而且对甫告光复后的中国台湾人民造成难忘的摧残和杀戮；但是，如果看不见一九五○年世界冷战关系中，在辽阔的韩国、土耳其、希腊、中南美和中国台湾以‘民主’、‘自由’的美名为掩护，进行世界性、组织性的屠杀，我真不知道是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了。”同①。
至于，吕正惠说，陈映真“主张三十多年中国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道德上是个‘错误’的历史”，陈映真表态说，“这看法就不好理解”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1页。。
对此，陈映真辩驳说：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也无所谓哪一个阶段的历史是“正确”还是“错误”。汗牛充栋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着作，都在批评中心国对周边国的支配；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单向度化”和“消费机器化”；批评资本主义，尤其是以跨国企业为特征的“后期资本主义”时代中，大众消费“文化工业”对人和文明的重大残害，批评资本主义大众消费社会下，人类“欲望的雪崩”、“官能的解放”、“被操纵的需求”，“制度化的消费”、“爱、同情、行动和愤怒之不在”、“甜美而彻底的宰割“与“虚假的自由”……依我看，其中没有一位学者是因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在道德上是个“错误”而“堕落”的阶段，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加以分析和纠弹的。资本主义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些批评家只是在分析上不以分析理解为满足，进而提出改造——批判的观点。同①，第131—132页。

言犹未尽的陈映真，在做这样的辩驳的同时，还不无忧虑地指出：

战后四十年来，中国台湾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阵营”被迫和自愿的屈折与扭曲，丧失民族的主体性格，以及国土和民族分裂下民族主义的摧折和一九五○年开始的肃清，都有深远曲折的影响。
然而，不只是异端扑杀的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完全被制度性地湮灭了。杀人者固然要湮灭证据，被杀害的人们也在肃清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中，在反共——反中国的悒结中，歪曲地理解那历史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协助湮灭证据的罪行。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0—131页。

可以肯定，对这种局面，陈映真深感痛心。
访谈中，蔡源煌又问陈映真：“吕正惠说：‘在目前的中国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艺术水准的辩论。’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同①，又，第132页。
陈映真说，他从自己的角度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
什么意思呢？
陈映真先说明他自己对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说：

我所粗浅理解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精神上的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反映在人的生活，就是不同的阶级关系。从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知识中。有维持既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也有改变社会自身的意识形态。
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哪怕是“非政治性”到只谈官能和性的小说，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作品有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更有意识形态。甚至今天到处斥着的中国台湾大众消费文化、电视节目、社会新闻……都烙着意识形态的印记。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又，第132—133页。

针对有关他陈映真在小说里只追求意识形态而不注重艺术性的批评，陈映真坚决反驳说：

认为小说不应为“意识形态所僵化”’，以免在“艺术性上”“大失败”。这么一种主张，归根究底，也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再如一个中国台湾分离论的文学批评家，就很难不用他的意识形态去界定“中国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去看待一九七○年的现代诗论战和评估、或界定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评价一个作家有没有“中国台湾民族意识”，甚至反对这意识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同①，第133页。

反驳的时候，陈映真还不得不指出，当时，“在中国台湾，意识形态变成一个骂人的文辞，它代表‘偏见’、‘左派教条’、‘不客观理性’等等”同①，又，第132页。。对此，陈映真毫不客气地指出：

事实上，当许多中国台湾知识分子口口声声以“意识形态”的帽子来攻击他的讨论对手“教条化”、“左派”、“论证简单化”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知识和创作空灵化、神秘化和“玄学”化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们，“艺术性”是一个多么伟大神秘、高不可企及的东西，“艺术性”恒久不变，对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都是永恒而惟一的。他们告诉人们，学问、知识、批评，是如何不应有“教条”主义的框框，要照顾到每一个论证的多元因果关系，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要超然客观，不能有“道德判断”和个人感情的移入……却往往比较看不清生活、社会和历史中支配与反支配的基本结构与人类思维、宗教、知识……的深刻关联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2—133页。

最后，陈映真说，“在这意义上，不要说是对《赵南栋》的批评，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任何小说也无不然吧？”同①，又，第133页。
（四）
我同意陈映真的意见。
再补充三点看法。
第一，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都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但是，作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又不一样。作家是由“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7页。，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这也就是说，作家创作出的作品，只是反映某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个部分的某个侧面的某一点，通过艺术的想象、构思、概括，进而典型化，把这“某一点”的本质，艺术地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些。政治经济学家等人就不然。他们论说的是某个社会的全部生活的特点与本质，对社会统计学家来说，不仅要求统计类别、部门全面，而且要求数字精确。
这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再次讨论巴金《家》的美学价值的时候，人们就曾批评过姚文元的一种错误看法。姚文元认为，在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自此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在30年代写就的《家》里却没有反映。还有，《家》写了反封建的一面，没有描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由此，姚文元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家》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是片面的、滞后的。姚文元的最根本的错误，是抹煞了作家艺术创作的特点。要知道，作家没有责任也没有可能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或历史的全部。这是由文学这个部门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学创作，只能靠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进而用形象思维去表现所感受的生活，而作家感受的生活又只能是个体的、具体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就在于，作家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在表现社会生活中某一个重要的突出特点时，从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其结果，作家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丹纳说的“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
这样看来，吕正惠批评《赵南栋》没有反映中国台湾近代史的进程，没有表现出中国台湾近三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依我看，关键是评论《赵南栋》，以及《铃珰花》、《山路》所表现的中国台湾50年代的政治肃杀，是否写得好，是否有意义。这方面，吕正惠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于跨国企业中人的异化问题，下面再加以评说。
第二，作家的世界观对其文学创作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鲜明或隐晦地表现他的世界观，他的立场和观点。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可以说他的思想活动在这方面更为活跃。这一切都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样看来，吕正惠对陈映真的下述批评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吕正惠说：

任何敏感的人物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中国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中国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223页。

他又说：

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地呈现那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

在这里，吕正惠要求《赵南栋》在写出“资本主义‘生活’”“完全发展开来”的时候，再“加以批判”，小说中的人物再“作‘自我忏悔’”。我已经分析过了，这种看法不妥。这里不再重复。这是其一。
其二，固然，艺术“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别林斯基：《孟采里，歌德的批评家》（1839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6页。，然而，它还“在于创造性地复制有可能的现实”别林斯基；《歌萨克?阿列克山德?库兹米屈的中篇小说》（1843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因为：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在《赵南栋》里，陈映真就敏锐地捕捉到人的异化问题，这恰恰表明，陈映真这篇小说的敏锐性、预感性以及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无疑，《赵南栋》表现了陈映真的历史性思考。
第三，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他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他要通过艺术加工、概括，艺术地典型化，从而把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的某个点表现得更清楚些、更完全些。看来，陈映真把50年代肃清的题材和跨国企业中的人异化的题材联系起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关键还是看写得好不好。至于，从这样写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台湾近代发展的方向岂不是错误的？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人们不会简单地把宋蓉萱、赵庆云——赵尔平、赵南栋的故事，看作是中国台湾近现代全部历史的象征吧！
还有，在《赵南栋》里，有些话说得不够准确，这是陈映真应该改进的。然而，人们怎么能够因为个别句子的不妥就全面否定《赵南栋》的价值呢？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八、“我写，仅仅因为我有话要说”——陈映真的写作哲学
对于我，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说了什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些问题，那个作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陈映真（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15页。）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读书时间》节目里，主持人李潘问陈映真：“您的文学创作非常关注现实，不管是您的小说，还是文化随笔，还是文化批评文章都是关注到目前最迫切的、最现实的问题来写。那么，您在文学创作时，为什么这么关注现实？”
陈映真回答说：“我想，写小说跟做记者工作一样，每个人都对工作有不同的哲学。”周泉泉整理：《“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与陈映真对话》。《书人访谈录》，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供稿，第97页。
陈映真接着打了个比方，进一步解释说，有些医生觉得自己是精英分子，是优秀的人，凭什么不能跟其他的大资本家那样，日进万金，所以他就把他的医学当作一种商品，除了治病救人，他还要得到一定的回报，如果说某个人到医院来交不出保证金，就可以不收留他，这是他的哲学。另外有一种医生，就像我们国家比较早期的医生，他们在制度里面，没有想到要把医疗服务当作商品。他觉得病人来了就应该医治。
陈映真觉得：“写作也是这样：有些人写作以我为中心，写我的感情、思想，写我的喜怒哀乐，可以不照顾到现实，他们认为照顾到现实就不是文学，文学艺术应该追求纯粹的东西，追求那种美的、善的东西。可能有另外一种写作的哲学，认为文学艺术只是一种手段，用这种手段让自己跟读者或者观众能够更加理解生活、历史、社会的本质，理解了这些本质，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理解这些本质里所透露出来的，生活里面的或者社会历史当中存在的矛盾，并且想办法去克服这些矛盾，让人能够生活在更美好的环境和世界里。”同①，第98页。
陈映真说，他选择了第二种同②。。
陈映真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式的选择。
事实上，陈映真就是按照他这样的写作哲学去创作的。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和政治小说系列作品发表后，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他的作品思想大于形象，“意念先行”，或者叫作“主题先行”，有“说教”之嫌。对大家的批评，在多次访谈或发言中，他都有回应。
所有的这些回应，实际上也是陈映真对他自己这个阶段的创作所作的一番总结。归纳起来，陈映真的总结说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二）写作的策略，思想与形象的比重；
（三）“意念先行”，或“主题先行”的全面含义；
（四）文学形象的模糊性。
（一）
在接受李灜采访的时候，李瀛向陈映真提出质疑说：“谈到技巧，你是被认定不论在语言上、结构上重视技巧的作家。现在你却告诉我技巧不重要（笑）。你批评现代主义，但人都以为你从现代主义学习了不少技巧上的艺术。不知你自己的意见如何？”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5页。
陈映真回答他说：“对于我，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技巧的问题，是每一个匠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没有什么好谈吧。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说了什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些问题，那个作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同①。
对此，陈映真作了如下的全面的阐述：

……技巧是一个走上文学工作的人的最起码的要求，就仿佛肌肉发达，动作和反应敏捷是一个运动员最起码的条件一样。一个艺术家，出手就有技巧，出手就自动地思考表现技巧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其次，技巧并非一定要花腔雕琢、怪异才真技巧。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必不在现在人们所谓的“技巧”上，而是在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
再次，技巧，不是先验的，客观的东西，还有一个哲学的问题。对于技巧之巧拙判断，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用什么立场、什么观点去评断技巧的优劣巧拙，结果是彼此大有不同。现实主义之以为善，恰好为形式主义者之所恶。
第四，说技巧来自现代主义，是一种在中国台湾所流传的错误。技巧，尤其是伟大，历史长新的大技巧，往往不但古已有之，简直古今中外皆有之。时空的交错、语言的精致，叙述观点的着落……从来就存在于古来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现代主义的“技巧”，往往都是只能发明者用一次就已堕落的东西。把脸画成三四个向度，抽象、意识流……第一个发明这些技巧的人，有技巧上的智慧。后继之人，但觉痴愚学舌罢了。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5—16页。

这样看来，陈映真并不是不重视作品的技巧、作品的艺术形式的。他一再明确地说出他的看法——讲究并具有写作技巧的能力，是作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就像别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内容的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是不能存在的；即使存在的话，那么前者有如奇形怪状的空洞的器皿，后者则是虽然大家都看得见，但却不认为是实体的空中楼阁。”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第一篇》（1841年）。《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
既然是这样地讲究写作的技巧，陈映真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呢？
我想，这恐怕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陈映真深深地懂得文学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杨逵的创作经验那样，他知道，“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是在于他们的写作技巧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是在于他们的写作技巧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的人间性和人间爱”。
这样的创作，是符合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的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形式和内容看作是统一的两个范畴。在这种统一中，内容是决定性的东西，内容对形式来说是首要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又认为，形式对内容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消极的。这不仅是说，如同没有内容就没有形式一样，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某种具体的内容只存在于和一定的形式的统一之中，而且，这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含有另一层重要的意思，即：形式积极地影响内容，促进或者阻碍着内容的发展。当事物从内容开始发展，不断发展，而形式又把自己能够容纳这种内容的一切潜力都挖掘干净了的时候，形式就变成事物再向前发展的障碍了。这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新内容和旧形式就发生了矛盾，两者就会进行斗争。为了发展，解决这矛盾的方法，要么就是新内容消灭和抛弃已经陈腐了的旧形式，去寻求新形式，趋向新形式，获得新形式；要么就是利用某种旧形式，渗入到旧形式里面去，改变旧形式的本性。
另一个原因是，陈映真拥有文学创作独特的个性。在不违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框架下，他拥有自己的创造性、自主性。应该说，根据作家所处的时代特点、环境特点、描写对象的特点以及作家自身生活经历的特点，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上，或考虑思想内容多一些，或考虑艺术形式多一些，这并不等于重视这个而轻视那个，或重视那个而轻视这个。所以，每次谈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陈映真总是加上一个附加条件，强调“对于我”、“对于我来说”、“在我的创作中”等等的说法。这都说明，陈映真都自觉地在保持并且创造出自己创作的个性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
这样看来，李欧梵曾经认为“陈映真（用许南村的口气）处处否认文学技巧的重要性”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卷首第20页。，实在是一种误解。正因为是一种误解，李欧梵又“偏偏”能够在陈映真的“每一篇作品中发现深藏其中的各种叙事技巧和象征意象的圆熟运用”同①。。李欧梵说：

这两个集子中还应该包含一篇详论陈映真语言技巧的文章，如果我将来被迫写这一篇文章的话，我会特别指出：陈映真作品中的典型长句子，是一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激情式的文体，而这种文体却不断地受着另一种严谨的“现实”模仿式的文体所限制；倒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陈映真的写实文体仅是一个荒芜的河床，而在这河床深处所流动的却是另一种“非写实”或超现实的意象激流。这两种文体的交错，使得陈映真作品中的叙事架构出现种种回旋，并不依着单一的时间直线进行，因此，陈映真的作品并不完全在说故事或塑造人物，而是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处处“自省”故事的意涵；在描述人物的同时也为这些人物反思、请愿或赎罪。简单地说：这决不是普通一般的写实主义的叙述语言，而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知识性语言。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卷首第20页。

显然，在陈映真看来，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出手就有技巧”，“出手就自动地思考表现技巧的问题”，那本身就是一种境界。技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的就是一种“最起码的要求”。
（二）
199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聘任陈映真为客座教授。3、4两日，中国作协、全国台联、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会后，我们陪同陈映真夫妇游历承德。在避暑山庄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我和曾庆瑞，还有中国作协机关的张爱琪，与陈映真夫妇促膝相对，长夜共话文学和人生。其中，谈到有位朋友批评他的作品有思想大于形象的现象时，陈映真谈了他的创作的哲学。他说：

关于我搞创作的哲学，有几条，可以说一说。
第一，我不相信文学杰作是可以由作者主观地营为去达成的。读破世界名著，遍读文学评论，心中虔诚地要写出传世之作，估计也不一定就写出杰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成为大作家。要成为曹雪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布莱希特，在我简直是妄想。我写，仅仅因为我有话要说。写了，读的人觉得也还可以，这我就很高兴了。善意地为了使我成为大作家，劝我不要去管“苍白的理论”，由于我缺少当大作家的动机，说服力相对就小嘛。
第二，我主张文学应言而有物，主张为自己的思想画图解，主张主题明显。我生活在思想荒野的中国台湾。我对现代派们的作品，看了一些特讲形象，讲晦涩，讲意象，讲荒谬模拟（parody）、语言张力的东西，看来也不怎样。于今时过境迁，估计连作者也把它们忘了。中国台湾的文学，缺少的不是“形象”，而是思想，作家自己的思想。
第三，创作毕竟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有配方，有生产母机、原材料……是完全可以操作控制质量和数量的。我自己的体验——当然也是大多数作家有的体验，创作有一个相对自主于理性的地带，既不神秘，更不庸俗机械……从那里往往涌现闪耀瑰奇的情节、对话、创意、灵感和叙述。面对着它，我感到创作的大喜悦和大奥秘。只要有这喜悦的泉涌，思想“理论”就会似创造的神奇出现。刻意要形象大于思想，不保证出作家！有心以形象为工具表现思想，未必就全出不能读的作品，甚至未必就出不了重要作品。……
第四，我总以为，作家艺术家也是一般人，一般劳动的人。他固然一面要干活，也自然要把活儿干好，但也不必精英意识太强，非要出手就篇篇名篇，篇篇非要名山之作。作品评价留给人民去作。有话要说，而且非用文学形式说，就力求在文学艺术上过关。如此而已。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对这样的创作哲学，陈映真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归纳起来，有这么三方面：
其一，1967年3月，陈映真写了《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在那篇文章里，他说道：“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7页。三十年后，陈映真仍然坚持这个看法。他说，这是他“努力方向”。他又说：“我这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地步，但我会一辈子都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记得，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里，他要大家“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同①。
其二，创作里，生活和思想的比重、生活和思想的关系，陈映真认为，这“就依作家自己的创作哲学而不同”。“莎士比亚在一端，席勒、布莱希特在另一端。但不论哪一端，有一个共同点，是才华。才华写出令人在感情和思想上深为震动的作品。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某些作品思想、意念多于生活，肯定是因为我才情不足，而不是意念先行的创作理念不对。”同②。
另外，陈映真还认为：“因为‘开放’后大陆社会经济的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相应的思想、哲学、文论的变化，今日‘思想与形象’问题的讨论，就不能忽略必有‘新’的内容。然而，这‘新’的内容再‘新’，也不足以改变生活和思想、感情和艺术的关系，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思想与形象’的关系。现在，之所以成了问题，那是因为，没想到，某种逆反心理的驱使竟使得大陆知识界有一部分放弃了作为认识、分析和批判之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同②。这个批评，是切合实际的。
在“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深入生活问题，陈映真也讲述了他在这方面的体验。他说：

我入狱前后都在中国台湾的美国公司工作。我于是知道跨国企业为它的企业目标塑造出了各分公司驻在的民族国家的、以公司为核心的认同和忠诚。跨国企业总部以全球市场的概念进行管理。中国台湾就属于公司“远东区”的指挥。有几回在台北开产品行销会议，操着深重日本、印度、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口音的英语的各分公司代表，在豪华的五星级大饭店挂有公司商标大旗的会议厅，接受各种行销、广告和产品管理的训练，热心交换产品在各国市场成败的经验，为同一产品在中国台湾市场更深、更广、更成功地穿透和销售贡献计策。许多大学、研究所毕业甚至留学美国的各国青年“才俊”穿着西装领带，志得意满，沉浸在超国界精英管理者的美梦里。
我置身其中，具体“生活”地感受到跨国资本和商品对于各市场国家民族的人、文化和价值的深刻的影响。精英们甜美的梦想，逐渐成了我的噩梦。于是，在中国台湾，早在牵强附会、半生不熟、从西方学园转贩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人所知的六十年代末以至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外国机关（黄春明）和跨国公司的生活（陈映真、王祯和）成了作家关注、批判的题材。如果说批评跨国资本主义而谓作品缺少生活，还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但对我而言，中国台湾思想学术界全面西化、亲美、反共的六十年代末以迄八十年代初，中国台湾几位作家在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问题上，以敏锐的批判眼光、生动的艺术性留下来的作品——除了我的作品外，都是重要而优秀的收获。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当然，这最后的话是谦词。同样，《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优秀的作品。
其三，从陈映真个人的经验看，他说：“作为在特殊环境下作家写作的‘策略’，思想和形象的比重，是可以主观地调整的。”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他所处的是怎样的特殊环境呢？——“70年代，第一次冷战缓和，中国大陆在外交上有大步发展。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中国台湾当局的外交合法性受到重挫，连带着极大地威胁了它在岛内统治的合法性。‘党外’民主运动勃发，蒋经国布置中国台湾权力的‘中国台湾化’，政治开始面向松动和再调整。”同①。
选择在这时候，陈映真开始把狱中听来的中国台湾1946年至1952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风霜写成小说。他说，这个题材太敏感，而又非写不可。在写作上，他自觉地提高“艺术性”。只有艺术性受到肯定，万一被人指控，歧义性广阔，容易得到读者的同情，也容易在法庭上争辩。
结果，《铃珰花》、《山路》都在这个思路上写成了。后来，写《赵南栋》，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解除戒严”了，能放开写了，在策略上，他就自觉地着重意识和历史的表现。至于《赵南栋》的评价，作为一个作家，陈映真也只能让读者和评论家去说了。于是，他明确地表示：

在我，形象和思想不应对立起来看，应该辩证统一地看。写作是思想的表现。形象，艺术性为思想服务。同①。

当然，写作策略上的这种调整，并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重视思想而忽视艺术。
（三）
在彦火的访谈录《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里，陈映真曾经明确地说：

我想我是属于“概念先行”一类型的作家，这在我出狱以后更明显，我对文学的哲学观点，是言之有物，倒不是有否载道的问题，我这一做法不一定对——有些人反对这样的做法。但这是我的想法，对不对是我的事情。特别是我出狱以后，理性的成分比较高。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1页。

在韦名的访谈录《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里，陈映真又说：

我说过，写作，对于我，是自我批评和批评的过程。这就一定是“概念先行”了。“概念先行”，对某些人而言，其实就是“技术犯规”，尤其是犯了他们的“规”。（笑）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1页。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辩证地看。
我以为，第一，“概念先行”、或“意念先行”、或“主题先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
这方面的问题，前些年，在文艺界也讨论过多次。有的朋友认为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是“主题先行”的作品，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于是，在编选中国20世纪经典小说时，他们撤去了这部优秀的长篇。有的朋友认为，在文学创作是用形象思维，社会科学包括文艺科学（文艺理论、文艺评论、文艺史）是用抽象思维的，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其实，作家在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去写的思考中，用的就是抽象思维，在写作品之前要考虑，在写作品的过程中要考虑，写完了修改时，还要考虑。关键之关键在于，呈现给读者的应该是具体的生动的形象。而这形象正是来自作家创作时脑海里出现的一幅幅活动着的图画。我们通常说的文学创作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就是指的这种情景。这样看来，形象思维的创作，也是在作家的抽象思维不断梳理的过程中去实现的。要克服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不是“意念”、“思想”不要先行，而是要真正做到意念生活化，思想形象化。意念、思想，来自于生活，反过来，又借助于生活化、形象化去表现。作家的本事、作家的艺术造诣，就在于把这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
第二，既然，“概念先行”，或“意念先行”、或“主题先行”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思维活动，是符合创作规律的，那么，对作家来说，在这方面就没有对或错的问题，只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自己的爱好去多考虑一些呢，还是相对少考虑一些，关键在于作家的本事，他是否能够真正做到意念生活化，思想形象化。
在这方面，陈映真曾经总结了文学史上的经验，得出了两点深刻的感悟：
一是，“我要写艺术性很高的东西，不一定就有艺术性，还要看你客观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具有艺术性。”“你说我是为艺术而艺术，我是艺术派，但从客观上评价它，你的艺术性并不高，还不是个艺术性的作品。”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1—82页。
二是，人们称之为“概念先行”的作家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举了三个人：

……像萧伯纳，他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戏剧里面，表现着他的概念，问题是他的才华很高，他的概念式的戏剧，不但能读而且能演，而且演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如卓别林的电影，也属于概念化，您不能说他艺术性不高，反而是艺术性高得不得了，每个人都很投入，很惹人笑，笑完后令人感到那么一股悲伤。这是有思想的作家……有思想的戏剧工作者。第三个是东德的剧作家布莱希特，他也是个社会主义的作家，从文学批评来说，他常常犯规，时下一般的戏剧，设法使观众投入，最好让观众忘掉这是在演戏，可以感染到舞台上的哭笑，布氏恰恰相反，他不断打破这戏剧性的幻觉，不断地让他的主角和观众讲话，这就是破坏，可是他的戏剧还是非常好，因为他是艺术家，他手高嘛！同①，第82页。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陈映真所说的他“出狱以后，理性的成分比较高”的创作体验了。这“理性成分”，指的是他运用抽象思维的自觉性增强了。这就是陈映真把脑海里出现的一幅幅活动着的图画呈现给读者这一形象思维创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会更加自觉地以抽象思维去不断梳理。创作之前，要考虑写什么，怎么写；创作之中，要调整某些内容或某些章节、段落、辞句等等；创作之后，要考虑怎么修改。
这一过程的理性思考增强，正是他出狱后创作的明显特点。
这样，有疑惑的人们也就可以实事求是地评论陈映真出狱后的创作，而且可以体验《华盛顿大楼》系列、政治小说系列给我们带来的艺术美感了。蒋勋在这方面的评论，十分到位。我们不妨见识一下他的精彩意见：

陈映真停笔七八年之久，他近期的作品，如《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作中篇、短篇、稍嫌侷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格局了。
即使在最近的作品中，对经济体制的分析，人类生产关系的近乎论文式的深刻探讨，都没有使陈映真的小说变得僵硬、教条或空洞可厌，我想，根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根本上简单的爱人之心，实在是不可忽视的大背景。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8页。

总之，陈映真的结论是：

这个思想和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质和形的问题。我觉得，质胜于形，思想先行，意念先行，确实存在。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四）
在那次“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有一位大陆学术界的朋友建议陈映真去追求一种文学形象的模糊状态，还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这种模糊性，才会有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多元、多义的理解。
对此，陈映真很不以为然。陈映真明确回答说：

创作过程中，确实有一个相对自主的幽微的地带，体现了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的复杂和微妙。但若把这种“模糊”刻意理论化而强求，就不免发展成神秘主义了。“模糊”的理论化，不免于发展成对文艺的“纯粹性”、“反意义”、“反理性思维”，甚至“反意义”的追求论。我不说它对不对。我却能明白地说，这不适合我的道路。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其实，形成文学形象多元、多义的解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常，一部作品，人们的正常的多元、多义的解读，是来自于文学形象的丰富性的。这种丰富性，一定是和典型性、鲜明性联结在一起的。另一个诱发因素是，在又深又广地反映了生活，创作主体把现实的生活世界幻化为虚构艺术的世界后，他们还会给读者，乃至于听众、观众，也就是接受主体，留下了一个参与完成作品创作并进一步丰富艺术形象的空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生活经历，去理解，去补充，去丰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作品主题和艺术形象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多义性也就出现了。
还有，追求文学的模糊性，实际上是在消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典型法则，反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所谓的写原生态。这，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九、“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追踪他不写小说的十二年
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一个搞创作的人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对一贯读书不求甚解的他，是一件无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寻求思想出路，而客观上又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为他的依靠之故。——许南村（许南村：《后街》。）

陈映真在1987年6月发表了《赵南栋》之后，跨越了十二年，又写成了《归乡》、《迷雾》和《忠孝公园》这三篇小说。
《归乡》于1999年9月22日到10月8日先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同时，另刊于人间出版社1999年9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9年?秋”季号《噤哑的论争》。《夜雾》在《联合报》副刊连载，是在2000年11月24日到12月5日，再刊于人间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2000年?秋”季号《复现的星图》。《忠孝公园》则于2001年7月先在《联合文学》201期上发表，另刊于人间出版社2001年8月版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2001年?春夏”季号《那些年，我们在中国台湾……》。
这十二年之后创作的三篇小说，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
这十二年，没写小说，陈映真又在做什么？
原来，陈映真主要在做一件事，这就是，站在反对“台独”斗争的第一线，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
（一）
当时的中国台湾，“台独”势力的发展，又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情势呢？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台湾光复，美丽海岛回归祖国，对于要把中国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让中国台湾独立的种种阴谋来说，应该画上句号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台湾本岛的新老分离主义分子，并不就此罢休。
原来，美国有关“台独”的主张，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在1942年初的提议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中国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的《被出卖的中国台湾》。文中引用的美国人的有关备忘录、建议书、报告都是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1945年1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向总统杜鲁门呈送的备忘录，也说到“中国台湾自主运动”，就是“台独”运动的问题。只是，备忘录提出不久，战争结束，“台独”之议，又一次作罢。1947年3月，当中国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后，美国驻台北使馆向华盛顿提出了“中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海又提出《中国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他们国务院强烈感到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中国台湾）岛的控制”。四天后，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以及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中国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中国台湾问题。直到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从历史看，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也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众多的“台独”组织中，以廖文毅为首的“中国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具有代表性。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了美国。
而由中国台湾本岛的人提出“独立”主张，并将分裂活动付诸实行，却是从一小撮日据时期的日本“皇民”开始的。他们在光复前后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励、支持和呼应、配合，不过，很快就遭到挫败。此后，在日本活动的老“台独”分子有廖文毅、王育德、史明等人。
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岛上的新分离主义势力新分离主义势力之所谓“新”，是相对于50年代“老”的分离主义势力而言的。终于走到了前台。
这要从“解严”前后的中国台湾政局说起。
还是在1979年6月29日，桃园县长许信良，经监察院以擅离职守、参加非法游行、签署诬蔑政府文件提出弹劾，公惩会决予休职二年处分。点燃了导火线，中国台湾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果然，这一年的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为名，串连全岛党外反对运动的人士，集合两万余人，在高雄市举行“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游行活动。国民党政府派出镇暴军警镇压，二百余人受伤，事后又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包括在任立法委员黄信介和作家王拓、杨青矗在内共有一百六十余人被捕。1980年2月20日，“美丽岛”事件侦查完毕，黄信介、施明德等八人被提起公诉，周平德等三十七人移送司法机关。3月18日，“美丽岛”涉嫌叛乱的七名被告于警总军法处公开审理。31日，涉案三十二人被提起公诉。4月29日，又有高俊明等十人被提起公诉。到6月，加上藏匿施明德案纷纷审结，一部分涉案人员被判刑。
这中间，还先后发生了1980年2月底的“林宅血案”，7月的留美学人陈文成伏尸台大校园命案，以及1984年的杀死江南的事件。
也就是在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蒋经国接班主政。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蒋经国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其间，中国台湾经济取得较高速度的发展，具有相当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形成。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国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外资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方针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分离主义反对派的挑战，面临着法统危机、继承危机、开放党禁、报禁以及解除“戒严法”等等政治难题，还面临着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等一系列政策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若干开明的、进步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逐步实现领导权力结构的过渡和转型，由蒋氏“家天下”体制向“非蒋化”过渡，向年轻化转型，由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转型，由大陆人主政向“中国台湾化”过渡，等等。李登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国民党中国台湾当局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严，终止了长达四十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其实，“解严”之前，这种冲击已经显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当时的中国台湾，进入80年代以后，反对势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一些“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口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分离主义的活动，不久便发展为组建“台独”政党的活动。在美国，不同的人先后组建过不同的“台独”政党。比如，1984年有“中国台湾独立联盟”，1985年有“中国台湾革命党”，1986年有“中国台湾民主党”。最后，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独”势力宣布“中国台湾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形式登上了中国台湾的政治舞台。
（二）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局势里，中国台湾文化思想领域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激烈的“统”、“独”之争。
当时，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来说，中国台湾的分离主义的论述，是从“中国台湾结”与“中国结”，从“中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也就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论开始的。
这场统、独争论的触发点，是1983年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外省人第二代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中国台湾。另一件是，另一个外省人的第二代，以创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健，赴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由此，而引爆了“统”、“独”意识的公开论战。
原来，1983年6月11日出版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道了侯德健赴北京进修的消息，还发表了杨祖珺的文章《巨龙、巨龙，你瞎了眼》。文章说，侯德健是爱国的孩子，龙的传人只是侯德健在学生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龙的传人是他揣测、希望、担忧的中国。文章还说，中国虽然是从书本上、宣传上得来的，但毕竟是在深深地困扰着中国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6月18日，《前进周刊》第12期上，又有两篇相关的文章刊出。其中，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面对《龙的传人》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情景，首先深情地倾诉了他心中缘于“中国情结”而迸发的爱国激情。陈映真写道：

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4页。

针对少数分离主义者有关“空想汉族主义”的荒唐指责，有关“中国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到‘中国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谬论，陈映真明确地指出：

组织在资本主义中国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中国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决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中国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6页。

陈映真呼吁，无论是批判右的还是批判左的中国台湾分离主义，人们都会“心存哀矜的伤痛”，“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认识。”同①，第27页。
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发表了三篇文章，攻击了陈映真的观点。这三篇文章是：蔡义敏的《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陈元的《“中国结”与“中国台湾结”》，梁景峰的《我的中国是中国台湾》。这三篇文章，集中攻击了陈映真的“中国结”，主张“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人意识”。
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又发表了陈映真的《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一文。针对“左翼中国台湾分离主义”者把中国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歪曲成了“中国人”民族与“中国台湾人”民族的矛盾，针对分离主义者攻击爱国的“中国结”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陈映真首先确认：大多数在中国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都有共同一致的愿望——希望中国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然而，分离主义者却无视这一事实，歪曲这一事实。激于民族义愤，陈映真接着发出了质问：为什么凡是要中国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一定是可耻、可笑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陈映真呼吁：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的团结。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指出，这种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中国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这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论争一经展开，很快就激化起来。
1983年7月，《生根》杂志刊出陈树鸿的《中国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极力维护分离主义的“中国台湾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主张为了民主必须排除“中国意识”。这个论点倒是说破了新分离主义者的一种策略。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台独”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不民主”画上等号的。到后来，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台独”派在重复使用这一论证。不过，这其实不是他们这些党外新生代的发明，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一些西化派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中国文化时，也是在民主不民主问题上做文章的。
这一年的8月底，陈映真应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到美国作短期访问。9月28日，他和旅日华人教授戴国煇做了一次对谈。对谈的话题，就是中国台湾岛上刚刚发生的“中国台湾人意识”、“中国台湾民族”与“中国人意识”、“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问题。这次对话，先后发表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3月号，中国台湾出版的《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上。对谈中，陈、戴两人的共识是，“中国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质是“以台籍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其背后的暗流乃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中国台湾独立的理念是60年代中兴起的中国台湾的资产阶级的理念，这实在是阶级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陈映真和戴国煇的对谈，带有1983年最初论战小结的意义。
到了1984年，论争趋于白热化了。
1984年3月的《夏潮论坛》12期上编发了《中国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除了前述陈、戴对谈的记录稿，还发表了戴国煇的《研究中国台湾历史经验谈》，吴德山的《走出“中国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中国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还有陈映真署名“赵定一”的《追究“中国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这些文章或谴责“台独”意识为“恐共”，或视“中国台湾意识”为阴影，尖锐地批评了分离主义。看来，“台独”势力确实盗用了并歪曲了“中国台湾意识”这个地理区域的文化思想概念，他们硬是人为地把“中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对立起来，这样，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概念就成了“台独”的思想标签。
这里说到的宋冬阳，就是陈芳明。陈芳明的长文《现阶段中国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中国台湾文艺》86期上。陈芳明从中国台湾文学切入，回顾了8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中国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了攻击。《夏潮论坛》上的《中国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就是由陈芳明的文章引发的，也是针对陈芳明的长文的。
与《夏潮论坛》针锋相对，同月月底，《中国台湾年代》1卷6期推出了《中国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的专辑，除了社论《中国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外，还有：郑明哲的《台独运动真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吗！》，黄连德的《洗掉中国热昏症的“科学”妆吧》、林浊水的《〈夏潮论坛〉反“中国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高伊哥的《中国台湾历史意识问题》，秦绮的《神话与历史、现在与未来》。4月，《80年代》1卷6期上，又有罗思远的《故土呼唤已渐遥远——论“中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辩》一文，除了继续鼓吹“中国台湾意识”、“排除中国意识”以制造分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他们借口日本在中国台湾的现代化开发而对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感恩。于是，把“崇日”包容到分离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成了一个新的动向。
就在这场“中国台湾结”与“中国结”、“中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激烈论争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美丽岛周报》等分离主义势力杂志，先后发表了《注视岛内一场“中国台湾意识”的论战》、《中国台湾向前走》、《岛内外统派余孽猬集〈夏潮论坛〉/戴国煇陈映真热情拥抱在一起》、《“统一左派”对上“中国台湾左派”》，在鼓吹“独立建国”的滥调中，对《夏潮》及陈映真等人进行政治诬陷。陈映真写了《严守抗议者的操守——从海内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一文，发表在1984年4月的《夏潮论坛》13期上，对《美丽岛周报》的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情地予以揭露，并重申，《夏潮》的立场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愿意跳出惟中国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中国台湾）的出路。
这场争论延续到“解严”之后，激烈程度才减退。“台独”势力的新分离主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又和中国台湾政局变化有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中国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从1990年到1997年，中国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中国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中国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中国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形猖狂。
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之初，本来还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严重泛滥，民进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中国台湾前途由中国台湾全体居民决定。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在党纲里写下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中国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中国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直到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竞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吕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签，“中国台湾意识”逐步被“中国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写成《中国台湾四百年》，就已经把“中国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台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中国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中国台湾史描绘成“中国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中国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中国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中国台湾民族论”》也依中国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中国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中国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中国台湾意识和新的中国台湾文化》一文，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台湾住民意识，已经形成彼此命运一体，息息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他把这种住民意识叫做“新的中国台湾意识”或“中国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88年4月24日，李乔在《自由时报》上发表《中国台湾文化的渊源》一文，提出用“中国台湾人”来称呼中国台湾的住民，以避免强调族性而激化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1989年7月26日、27日，李乔在《首都早报》上发表《中国台湾运动的文化困局与转机》一文，继续阐释了这种观点。不管中国台湾民族论、中国台湾人论对中国台湾性的定位及对“中国”定义有什么不同，却都是为了构筑“台独”的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不满于立论的局限性，进入90年代之后，“台独文化”开始反省中国台湾内部多族群如何统合的问题。立足于这种反省，张炎宪在《中国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一文里，提出了“多元族群”的观点，认为中国台湾内部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中国台湾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活动都是中国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各族群在中国台湾的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确认。而这种“中国台湾的主体性”，只有在去除了汉人的中心意识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史观，成了90年代中国台湾主体论的主要史观。
1991年，陈芳明的《朝向中国台湾史观的建立》一文，在中国台湾史领域建构“中国台湾主体性”的概念，并在中国台湾文学中同时建构了“中国台湾主体性”的概念。1992年在四七社议论集《改造与重建》一书的序言《注视世纪的地平线——四七社与中国台湾历史意识》一文中，又以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台湾为主体，他是要用“多元主体论”来消弭社会内部的对立，凝聚中国台湾“独立”建国的能量。
20世纪90年代，这种新分离主义的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形成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台独”文艺思潮。这股“台独”文艺思潮，从80年代延伸而来，到90年代变本加厉，又理所当然地激化了中国台湾新文学思潮领域里的“统”、“独”大论战。
（三）
曾经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鼓吹分离主义的“中国台湾人意识”、“中国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叶石涛，从80年代开始越走越远。1982年1月，叶石涛拉着几个人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鼓吹中国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和“自主性”。随后，在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叶石涛又鼓吹中国台湾新文学一直“与大陆隔绝”而“孤立地发展”的谬论。
其间，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纷纷鼓噪。陈芳明还在“解严”后叫嚷文学“台独”要和政治“台独”结合。彭瑞金也在1992年9月的《中国台湾文学》4期上发表《当前中国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文，鼓吹中国台湾文学应该自我期许，去创作“国家文学位格”的文学。1994年，彭瑞金印出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的新版，抛出了为了所谓民族“自决”、“独立”而需要的区别于中国文学的“属于中国台湾”的“中国台湾文学”的谬论。
叶石涛则在1992年9月的《中国台湾文学》4期上抛出《中国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一文，又在1993年11月的《中国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开拓多种风貌的中国台湾文学》一文，诬蔑中国文化是“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从1995年春天开始，在高雄《中国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中国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更是赤膊上阵，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叶石涛的鼓噪是：“中国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叶石涛：《战前中国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中国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叶石涛：《新旧文学论争的张我军》。《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中国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叶石涛：《战后中国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中国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叶石涛：《中国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中国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中国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叶石涛：《战后中国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中国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叶石涛：《战前中国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90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中国台湾文学系的原由。中国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中国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叶石涛：《80年代的母语文学》。《中国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8日。；“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中国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中国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③。，“中国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中国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对中国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紧紧跟随着叶石涛的还是陈芳明。陈芳明在加紧炮制他的《中国台湾新文学史》的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又挑起了中国台湾文坛上的“统”、“独”两派的激烈论战。先是在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189期上他的《中国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中国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气势汹汹地大肆放言“台独”谬论。遭到陈映真反驳以后，陈芳明继续反扑，先后在《联合文学》190期、192期上抛出《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当中国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等等文章，恶意鼓吹“台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