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三）
1957年暑假以后，从益发衰落的家中带了一笔昂贵的学费，陈映真到了淡水，进了淡江英专。也许是家庭变故对他的启示，也许是鲁迅的《呐喊》、俄罗斯文学大家作品为他开阔了视野，他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许南村：《后街》。。他读书远远超过了老师指定的进度。他不能满足于查英语字典读英国文学史，他津津有味地读着从父亲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有《文学十二讲》等等书籍，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
陈映真省吃俭用。有一段时间，他省去租房的钱，住在同学家房厅外的廊檐下，用旧床单沿着廊檐的柱子围了一圈，晚上就睡在那里面。这样，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到台北市那条旧书店街牯岭街去买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陈映真自己说，那段日子确实是“耽读竟日终夜”许南村：《后街》。。当他读完了牯岭街上残存的祖国30年代的文学作品时，在不知不觉中，又把求知的目光转向了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激动的火炬。而后，《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日译本的斯诺的《中国的红星》，莫斯科外语出版社英文版的《马列选集》第一册，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纸质粗劣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等等，“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同①。，“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抑自的豹变。”同①。
在这样的“不能抑自的豹变”中，陈映真不再去教堂了，但他笃信基督耶稣的父亲给与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说过，“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看来，耶稣，史怀哲，以及促使他后来“豹变”的书籍，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同④。，构成了当时的陈映真。
直到1976年9月，陈映真在为《知识人的偏执》所作的自序《鞭子和提灯》里，他还说到当他入狱的1968年，父亲头一次去看他，约摸十来分钟的晤谈中，还有这样嘱咐：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陈映真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他说，“即使‘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
（四）
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习作是在高中二年级时写的。那时，语文老师叫学生“自由命题”，自由地写。他学着那时流行的文艺杂志《野风》中的情调，写了一篇少男少女间忧愁的恋爱故事，当时还受到了老师的夸奖。
大学二年级时，《笔汇》主编尉天骢托陈映真的中学同学尤崇洵向他约稿。尉天骢和陈映真是台北成功中学的先后同学，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科系，但他们共同喜爱的都是文学。为什么喜爱文学呢？尉天骢说，因为文学作品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梦和理想”尉天骢：《三十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2页。。正因为如此，在大学的后两年里，他们便借着《笔汇》《笔汇》原是国民党中华文艺协会陈纪滢、王蓝等人创办，后来几个大学生——尉天骢、许国衡、尤崇洵、刘国松等人接编改版。《笔汇》的革新号于1958年出版。这份刊物，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直到2001年10月在台北洪范书店6卷本《陈映真小说集》的《序》里，陈映真还动情地写道：“我感谢长年知交尉天骢教授。是他，在不经意间带着青涩的我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我感谢以尉天骢所主编的《笔汇》、《文学季刊》和《文季》所形成的、年轻的文学小圈，在那里享受了文学的友情、启蒙、鼓励和成长。”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序》。《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10月版，第1页。以下，本书引用的文字，凡出自这一套《陈映真小说集》的，只注卷数和页数，不再加注版本。就这样，二十二岁的陈映真带着他的处女作《面摊》，在中国台湾步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发表《面摊》时，他用笔名陈善。
《面摊》发表在1959年9月《笔汇》1卷5期上。《面摊》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对夫妇带着咯血的孩子，从苗栗来到台此，为了活命，摆了流动的面摊，遭遇了各种困境。读这样一篇《面摊》，我们都会感觉到作品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魅力就来自于，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还有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
有人说，这篇小说写的是爱情故事，写那位困倦热情大眼睛的警官，“单恋”着优美的长长的颈项的妈妈——面摊的女主人。
其实不然。
读《面摊》，可以看到，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陷于贫病交加的流浪乡民，一家人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但彼此却流淌着真实的真情，流淌着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在冷陌的台北街面上，就连向来对立的警官与百姓之间，也还存在着那份人间的真情。正如陈映真说的，这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笔下的那个警官形象。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台湾时，警察是占领者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中国台湾同胞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了一些中国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中国台湾同胞深受其害。早年，中国台湾新文学发轫时期，先驱者赖和就在他的代表作《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帮凶走狗。这，在中国台湾新文学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题材和主题。赖和之后，曾经一再为中国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所表现。
倒是陈映真，他笔下的警官却和日据时代中国台湾小说中的“巡查”、“巡查补”有了完全不同的造型。
“面摊”先是通过女主人公金莲和孩子大宝的视角，正面描绘了这个警官：

……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变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4页。

由“认识这个面孔”同①，第4页。，妈妈想起他们流动面摊开市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不懂摊车出入市街的规矩，也不知道要申报流动户口，只能被罚款六十元。和那个“肥胖而暴躁”的警官相比，这个警官不言不语，一对大大的眼睛，透出的是“困倦而深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页。。他似乎对派出所呈现了的“官”“民”的对立，产生了困惑，由困惑而来的精神上的倦怠；相反，由他生命里流动着的善良时时漫溢出来的是对这一家三口的深深的同情。眼前，当年轻的警官消失在街角的时候，孩子童真地说：“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她的心似乎已经“漂”同①。得很远很远了，“漂”到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暖人的爱的世界里去了。
作品又细致地描写了年轻的警官在他们面摊吃点心的温馨场面。最后，这个警官留下了十块钱，爸爸执意不要那么多，妈妈匆匆地去追赶，还那多给的五块钱。等到妈妈拿着那张红色的五元钞票回来时，父子两人反复地说着：

“他不要钱吗？”孩子说。
“追上了吗？”爸爸说。点起一根皱折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啊——”
…………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
“他，不要钱的吗？”孩子说：“不要，不要——”同①，第7—8页。

妈妈还是没说话，伴随着孩子一串串长长的呛咳声，她心头一酸，簌簌地淌下了眼泪，是心疼自己的病儿，还是那“说不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页。的刚刚触摸到的人间真情，又擦身而过了呢?!
比起前辈作家赖和笔下的“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来，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警官形象，显得温柔，对百姓保有一份人间的真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可以理解的是，陈映真生活的时代，不再是赖和生活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走了，他希望那些对生活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的“补大人”、“查大人”也不复存在。即使二二八事变给他留下的是血渍和恐惧的记忆，他也以为，都是中国人相处的时代了，人世间本来就该充满这种温柔和真情，充满这样的爱。于是，尽管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却也十分真挚地记录下来当年的陈映真的挚爱的胸怀。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基督耶稣的若隐若现的影子，有着俄罗斯文学大家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些印记，也传播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总之，注入了作家自己的梦和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有过失去陆家大姐的痛苦体验，目睹过台北火车站上的宪兵以及中学隔壁警备总部看守所卫兵的种种暴行，由恶劣的现实生发起一种急切的渴望，甚至也渴望代表着社会上权势的警察一类的人，能够焕发出一种爱人如己的精神，从而组成一种和谐的爱的世界。
我想，这就是那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在中国台湾小说人物形象史上的新意。1985年，陈映真创办摄影杂志《人间》，重新阐释并且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杂志《发刊辞》的《小引》开宗明义点透了主题：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这样的主旨，《发刊辞》的正文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一段是说：

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人间》，1985年11月，创刊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64—165页。

后来，评论家姚一苇认为，它“是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6页。。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面摊》所表现的博爱思想，正是这“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的序曲。青年陈映真一开始写小说，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
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显示了陈映真从步入文坛的第一步起，就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小人物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角。陈映真从鲁迅的小说，从台北牯岭街旧书中汲取的祖国30年代文学的营养，在他的处女作里就表现了出来。我们知道，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艺术道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了小说如何对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问题，小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把普通的人民群众，小人物，当作了作品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晚清的谴责小说，写了普通群众，写了小人物，但都不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没有成为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鲁迅不同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和华大妈，单四嫂子，人力车夫，七斤，七嫂，九斤老太，闰土以至于象征性虚写的“狂人”，对比性暗写的夏瑜，还有一次又一次登场的“我”，都是黎民百姓的普通人，都是小人物，而且都是作品里鲜明个性化的中心人物形象。可以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通过陈映真的笔，注入到《面摊》的一家三口的人物形象里去了。当然，在这方面，在中国台湾，在陈映真这一代作家里，不仅陈映真承袭了这样的文学创作思想，像黄春明、王祯和等都是这样。黄春明就说过，沈从文是他的“文学奶奶”，沈从文教会了他一生都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另外，《面摊》这篇小说，还开始表现出陈映真小说艺术的一种独特风格。
这篇小说的叙事语言，不仅有客观实在的描述，更有那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忧郁，也是诗化了的，也是带着一丝丝浪漫情思的。比如，小说结尾：

孩子的眼眶又呛满了泪水——但是除了有些疲倦，他倒当真很安适的。模糊中，他仿佛从天边又寻到了几颗橙红橙红的星，在夜空中赫赫地闪烁着。
“……星星。”他脆弱地说。他看见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里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后，便熄灭下去了。夜雾更加浓厚。孩子吸着凉凉的风，使他记忆起吃冰的感觉。（——妈妈，我要吃冰。）然而他终于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什么来。
孩子在妈妈软软的胸怀和冰凉的肌肤里睡着了。至于他是否梦见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是无从知悉了。但是你可以倾听那摊车似乎又拐了一个弯，而且渐去渐远了。
格登格登格登……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9页。

作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孩子的感觉、想象，再配上那星星艳丽的红橙橙的颜色，以及摊车“格登格登”的响声，把这一家人在困境中的悲哀诗化了。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人生无奈的愁绪，在色彩、声乐情感交织的韵律中叩击着我们读者的心扉。怪不得姚一苇要说，“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2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黑灰的基调——读《我的弟弟康雄》和其他
《我的弟弟康雄》是最早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后挫败的一篇。——尉天骢（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6页。）

1960年，陈映真二十三岁。
这一年，他一口气在《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这时的陈映真，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的煎熬中。“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许南村：《后街》。但是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文学创作，“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装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许南村：《后街》。。于是，他的笔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故事，有的“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同①。。这，确实曲折地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绝望和自毁。而且，文学创作又能让他“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同①。。文学创作真“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同①。。文学创作给予了他力量。
这十多年来，读陈映真的小说，我常常为他作品里的那种郁郁而解不开的心结，为那浓得化不开的悲情，为那深层意识里的九死不悔的孜孜追求，还为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魅力，不停地感动，在不停地感动中感悟他的小说所蕴含的见地和智慧，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从读《我的弟弟康雄》开始，我反复经历了这样的体验。
（一）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的第二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1月《笔汇》1卷9期，这已经是一篇相当成熟的作品了。
写《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昭示给世人的人生真相是，美丽的理想主义光圈被严酷的现实碾碎了，人性扭曲了！无可奈何之时，人们只好用扭曲的方式来抗衡扭曲的社会！
作品里，主人公康雄留下了三本日记，日记上印的格言是：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but truth.——N.Boileau。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其中，第一本写了一个思春少年的苦恼、意志薄弱和耽于自渎的喘息；第二本的前半部分，描述了这位少年虚无者的童真的乌托邦的世界；另外一本多记录了他“等待”的时光。康雄清醒地说，他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自己的梦里，而他却像一个虚无的先知者一样，等待，等待，最后终于吞下了“青酸加里”而离开了人世。
康雄的这三本日记清晰地向世人展示出，他本来就是个热情的有理想的青年，现实却逼使他生活在矛盾、痛苦和自卑中。一方面，他展开了幻想的翅膀，在他那乌托邦中创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又只能让他在仓库里找到那份小差事，以凑足下个学期的学费。一方面，他真诚地仰慕纯真无邪的爱情；另一方面，他却在自渎的快感中自责，甚至为和客寓的那位主妇、跟自己妈妈一样年龄的女人相恋，失去童贞后而痛苦。一方面，他追求虚无的美境；另一方面，他又逃不出传统道德的规范，要依循一定的行为准则，一旦达不到这准则，就自责、自咒，在痛苦中煎熬。看那绝命前的日记，人们可见满篇都是绝望的呼叫：“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同①，第14页。“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同①，第14—15页。“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我知道我属于受咒的魔鬼。我知道我的归宿。”同①。终于，康雄真的达到极致的绝望了，在这极致的绝望中他也只能用自杀来显示自己无可奈何的抗衡了。
康雄以死而抗衡的对立面，究竟是谁？
康雄的姐姐说：“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基督曾那样痛苦而又慈爱地当着众犹太人赦免了一个yin妇，也许基督也能同样赦免我的弟弟康雄。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于不能赦免他自己罢。”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于是，她从表面的现象确认，“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同①。。
其实，康雄靠自己的努力，本应该让他获得属于他那份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社会权利，然而，他一无所有，不仅他理想中的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是泡影，就连他的生理心理的发展，也不得不沿着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给他制造的畸形轨迹，畸形地滑行。社会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谓的种种道德条文，又禁锢得他喘不过一点气，于是，自杀是留给他惟一能做到的抗衡手段。
人们应该认同，谋杀康雄的，是社会，是康雄生活的那个社会！
更为可怕的是，康雄消灭的是自己的肉体，康雄姐姐消灭的竟是自我的精神！
她诀别了那个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眼圈的画家，拖了半年，最终嫁给了她永远都不可能爱的人，毅然把自己出卖给了财富。康雄姐姐说，确是存着一分最后的反叛意识，掷下她一切处女时代的梦想。这一切，都使她感到一种反叛的快感。固然这快感仍是伴着一种死灭的沉沉的悲哀——向处女时代、向她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流派告别的悲哀。然而这最后的反叛，却使她尝到一丝丝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康雄姐姐的我自评价是：“这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女子已经够伟大的了。”同①，第13页。
对弟弟的评价，也表现了康雄姐姐的这种反叛意识。她坚信康雄是童稚的。她认为，康雄曾经稚气地在禁园里扮演着一个背德者，稚气地偷尝了情欲的禁果，而终于又稚气地撕掉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如今康雄已经死去，但是那童稚的气息，却涂满了整个尸体。是童稚，康雄就天真而无邪。不止如此，她竟然还大胆地把弟弟和基督相提并论，认为弟弟也是圣洁的。在婚礼上，康雄姐姐仿佛觉得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正是她弟弟。不仅从胴体上看，弟弟白皙一如女子，头发多而秀美，眉目清秀，而且，内心充满着爱，爱着孤儿，爱着看不了病，上不了学的穷人。还有，弟弟的喃喃声——“我爱着你，深深地爱着你，像爱着死去的妈妈一样”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7页。，又萦绕在她的耳边。她想起这一切，想起这样一位可以和基督比美的童稚而圣洁的弟弟，却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她的眼睛就被泪水所模糊，她于是要求自己，要“反叛得像一个烈士。烈士是不应该哭的罢”同①。。
在康雄姐姐这里，上演的是一个超越了物质的、肉体的、吞噬人的精神的、心理的悲剧。生之悲哀，热情冷却理想幻灭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奈之悲哀，都力透纸背向着我们袭来。
毋庸置疑，《我的弟弟康雄》里涌动着鲁迅的影响。
你看，康雄的姐姐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何等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为社会所不容。一被校长辞退，失业的沉重打击甚至使他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不得不被迫变卖家具和书籍为生，实际上沦落得已经求乞了。本来他就生活在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难堪的威逼和凌辱又横加头上，魏连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要复仇了，不过，他用的是一种扭曲的方式。他去做了一个师长的顾问，每月拿到现洋八十元的薪水。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心的。他承认，他已经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但是有了师长顾问的头衔和八十元现洋的薪水，他的客厅里就又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总之，他又看见，而且又在捉弄他所鄙视所反对的那些凡夫俗物了。他从报复中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虽然痛心于“真”的失败，反过来，他还是觉得胜利了，感到的是一丝丝快意。
在康雄姐姐的身上，我们分明地看到这个魏连殳的影子或隐或现，苦苦挣扎。
他们都是采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去抗衡。他们都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愿，做了他们先前所厌恶所反对过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疑是失败者；但从精神层面上的反叛意识看，他们无疑又都是胜利者。怪不得，在人生的悲剧中，一个，魏连殳，感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另一个，康雄姐姐，也有着一丝丝的革命的、破坏的、屠杀的和殉道者的亢奋。在用扭曲的方式抗衡严酷的现实上，他们的心真的相通。
《我的弟弟康雄》采用的是手记的形式。读着《我的弟弟康雄》，我们还不能不想起鲁迅的《伤逝》——涓生的手记。两篇小说都摄取了手记的内心独白的特点，都注重手记形式的自省意识。比如，《伤逝》的第一段：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13页。以下，本书所引鲁迅言论，凡出自这一套新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只注卷别、页数，不再加注版本。

这里，有的是悲哀中的悔恨，悔恨中的悲哀。《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段，同样写了悲哀，那是悲哀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更深沉的悲哀：

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除此以外，我不曾想过我会写其他别的什么。然而，现在，不可思议的我，竟会在这结婚以后的第二年，拾起笔来记载一些关于我的弟弟康雄的事。两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读完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记。我的弟弟康雄死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于到了婚后的几个月内，每当我展读我的弟弟的日记时，都会叫我哭啊哭的毫无办法。我看见他稚拙的字体，立刻就看见这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对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着，无名的悲哀便顿时掩盖了我。于是，我就哭着哭着，怎也不能读完它们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页。

一个是悲哀，悔恨，之后，似乎要直面人生，艰难前行了；一个是悲哀，无奈，之后，只能找到扭曲的方式去抗衡，但两个人物形象都袒露各自内心深处的思绪。《我的弟弟康雄》需要一种少妇独白的形式，需要人物形象的坦白陈述，需要自省，于是，陈映真就采用了《伤逝》的这种手记形式。其中，支撑点又是康雄姐姐对弟弟的日记所作的解析与评说，在凄楚语调的解析评说中，不断地反省自己。这，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感染力。
当然，感染力还来自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比如对康雄葬仪的描写：

我的弟弟康雄的葬仪，是世上最寂寞的一个。平阳岗里，我们连半个远亲都没有。一个粗制的棺木后的行列，只有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不伦不类的女孩子。没有人哭泣。这个卑屈的行列，穿过平阳岗的街道，穿过镇郊的荒野。葬礼以后的坟地上留下两个对坐的父女，在秋天的夕阳下拉着孤伶伶的影子。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走下了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16页。

这，分明又闪现出了鲁迅的《药》的某些影子。《我的弟弟康雄》是父女两个，伴着秋天的夕阳孤独地对坐在坟地边；《药》是两个母亲，伴着春寒的冷风孤独地站在自己孩子坟头边的枯草丛中。在《我的弟弟康雄》里，两只乌鸦两次像箭一般的刺穿紫灰色天空而去；在《药》里，只描绘了一只乌鸦：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夏妈妈乞求乌鸦显灵，呼求这只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为儿子鸣不平，而那只乌鸦却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然而，等到夏、华两位妈妈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矬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72页。。
应该说，关于坟场描写，《药》和《我的弟弟康雄》这两篇小说的基调都是灰色的，寂寞、凄凉和冷峻。人们读后，不能不戚戚然而动容。两篇小说的不同点则在于：《药》突出了作家的主观意识，《我的弟弟康雄》却注重客观的描绘。在《药》里，作家让乌鸦显灵以宣泄心头的愤慨，又在夏瑜坟前增添了花环，从而让作家自己心中萌发出的一丝亮光，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希望。它的艺术效果十分明显：人们在重重的压抑下，缓缓地舒出一口郁闷之气，去期待那丝丝亮光演变成辉煌。在《我的弟弟康雄》里，茫茫阴霾的天空，和富人坟头区分分明的穷人坟头的杂草丛，随着一只又一只乌鸦，自由地刺穿天空而去，父女两人连一只乌鸦也不如，面对亲人被吞噬的残酷现实，却很无奈，在寂寞、凄凉、冷漠氛围中，表现的是康雄姐姐那种叫天天不应，顿地地无声的无奈——绝望的情绪。显然，两篇小说通过乌鸦这一相同的具象，却表现不同的思绪。仅仅从这一篇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鲁迅对于陈映真的影响是“命运性”的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陈映真说，“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同①。。读完陈映真的全部小说后，我们还能确认，这种影响是深刻的。
（二）
《乡村的教师》和《故乡》继续和发展着《我的弟弟康雄》所表现的思想，作品黑灰的基调在不断地浓化。
《乡村的教师》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发生在中国台湾农村的故事。作品里的青年主人公吴锦翔，是个出身贫苦的佃农，对劳动、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时期曾秘密地参加过抗日活动，阅读过进步书籍，因此，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波罗洲去。在战场上经历了恐怖、死亡、非人性的残忍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了故乡。由于他自小以苦读闻名于山村，就被乡亲推举到山村小学任教。这在当时当地确实是一件体面的事。面对十七个黝黑的学童，五年战火给他的摧残，似乎像梦魇一般过去了，学生、山村小学，又重新燃起了他失去的生活热情。他认为这是个发展的机会，何况，这里面还“有一种他平生初次的对于祖国的情热”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8页。，他想，“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同①，第29页。然而，现实又一次撕碎了吴锦翔的理想，再加上与战争中吃人肉时的幻灭感交织在一起，他终于精神崩溃割腕自杀了。
《故乡》中的哥哥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日本留学归来，不去开业做医师赚钱，而是在一个炼焦厂做保健医师，为劳苦大众服务，“白天在焦炭厂工作得像个炼焦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做事”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他热切地盼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立一个耶稣基督的爱的社会，他常常祈祷着：“耶和华啊！感谢您又一度将我们这群小羊聚集在您的约旦河傍；这里有您甘甜如蜜的溪水，这里有您嫩绿如茵的牧草……”同③。然而后来他的家庭败落了，债权人无情地逼债，把他赶出了老屋，世人都一改过去的常态，冷眼相待。他的爱的理想完全破灭了。于是，“魔鬼不也是天使沦落的吗？”同③，第40页。他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大赌徒，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变成了一个“由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
和《我的弟弟康雄》一样，这两篇作品显然也是在描写小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以及理想幻灭后的悲观和绝望情绪。和《我的弟弟康雄》不同的地方，则是：
其一，由主人公的经历折射社会生活有所不同。康雄拥有一幅乌托邦的社会改革的理想的图画，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吴锦翔，战前参加了抗日活动，战后又献身山村的小学教育，是改革中国台湾的新生一代。《故乡》里的哥哥更是背叛了富家子弟的传统，为劳苦大众而服务。两个人都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陈映真以作品的这两个主人公的活动为中心，在描写吴锦翔、哥哥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对吴锦翔的描写中，涉及到了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台湾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日据时期的读书会，抗日战争中中国台湾子弟被迫入伍下南洋，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抗战胜利中国台湾光复，大陆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败北去台，二二八事件等等。显然，《乡村的教师》和《故乡》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要比《我的弟弟康雄》前进了一步。
就是在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描绘上，也有了变化。《我的弟弟康雄》的笔墨几乎全部用在康雄和康雄姐姐的身上，康雄的父亲、穷画家以及富足的丈夫都是一笔带过。而在《乡村的教师》里，陈映真从山村村民写到了根福嫂，再写到她的儿子吴锦翔，然后又从吴锦翔写到根福嫂，最后落笔到山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上。在《故乡》里，陈映真更是写到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写了出身穷苦沦落为娼妓、赌徒却心地又很善良的嫂子，让人看到社会生活更为悲惨的一面。
其二，由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各有特点。
《乡村的教师》写吴锦翔战后归乡，尽管高兴，尽管又唤起了生活的热情，但是始终有一个深藏着的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这心结是，当乡亲询问健次他们的音讯时，吴锦翔出乎众人意外地只回了一个惶恐的眼色。还有，他只是扳着手指，咯吱咯吱作响的异样动作。五年的战火经历，他不敢想，不敢说。他不敢触动那灵魂深处的创伤。他无奈何地只能说战争像梦一般过去了，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聊以自慰。然而，民族分裂的时代，二二八以后弥漫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甚至他的学生又要应召入伍上战场了，这残酷的现实又碾碎了他重新萌发的希望。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终于，在欢送学生入伍当兵的酒席上，“应召入营”再一次刺伤了他。在众多乡亲面前，他猛然地向着众人公开了那一份深藏的心结。你看——
酒席上，吴锦翔眯着眼，满脸通红。酒给他壮了胆，突然，他强瞪着眼，大声发问：“人肉咸咸的，能吃吗？”大家不以为然，笑了起来。他再次质疑：“能吃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众人敷衍地说：“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哪能吃呢？”这时，吴锦翔却出人意外地说：“我就吃过。”“在波罗洲，在Borneo！”于是，大家沉默了，惊异地听着那“人吃人”的非人性的恐怖真相——

“没东西吃，就吃人肉……娘的，谁都不敢睡觉，怕睡了就被杀了。”他眯起眼睛，耸着肩，像是挣扎在一支刺刀之下。
“真是咸咸的吗？”
“咸的？——咸的！还冒泡呢。”
“……”
“吃过人心吗？嗯？”
“……”
“吃过吗？……拳头那么大一个，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他用筷子蘸着酒，歪歪斜斜地在桌子上划着小长条子，“装在hango（饭盒）……”
大家都危坐着，“听见桌底下咯吱咯吱的声音，却有些悚然了。
“放在火上，那心就往上跳！一尺多高！“
“……”
“就赶紧给盖上，听见它们，叮冬叮冬地，跳个不停，跳个，不停。很久，叮叮冬冬的……”
大家都噤着。这时候，吴老师突然用力摔下筷子，向披着红缎的青年怒声说：
“吃过吗？都吃过吗？嗯……”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3—34页。

说罢，他“就像小儿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来”同①，第34页。。
那极端的发问，那惨烈的答案，还有吴锦翔那凄哀的哭声，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想起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出的振聋发聩的容不得人吃人的社会的理念。在这里，陈映真不正是在引领着读者去感悟那时的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本质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作品里，陈映真写出了鲁迅小说里的“看客”的形象。就在吴锦翔怒声质问“吃过吗？都吃过吗？”的时候，有人竟漠然地一而再地问“真是咸咸的吗？”当人们知道吴锦翔吃过人肉人心时，村民们无知愚昧，非但不理解同情吴锦翔悲惨的遭遇，不帮助爱护他，反而以异样的眼色来对待他，甚至在吴锦翔死后，根福嫂的尖声号啕的哭声还招来年轻人的愠怒。小说的末尾有这样的描述：
年轻的人有些愠怒于这样一个阴气的死和哭声；而老年人则泰半都沉默着。他们似乎想说些什么，而终于都只是懒懒地嚼嚼嘴巴罢了。但到了入夜的时候，这哭声却又沉默了。那天夜里有极好的月亮，极好的星光，以及极好的山风。但人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提早关门了。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5页。

村民们或厌恶，或漠然，或懵懂，或怕事，即使有阅历的老人有些想法，但也懒得管闲事。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风波》里也有类似的描写。《风波》里，八一嫂和赵七爷激烈论辩的时候，村里人并没有站在正义的八一嫂这边，一个个只是呆呆地站着。对于七斤的犯法，将要被砍头，“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当“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时，“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第497页。当年，这样的“看客”，鲁迅在小说《药》里也写过，在散文《藤野先生》里还写过。鲁迅这样写，是在写出我们国人的精神的麻木，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为的是启蒙。陈映真呢，又何尝不是如此！
《故乡》也是催人思考的！
在《我的弟弟康雄》里，陈映真借康雄姐姐的笔，大胆地把康雄和基督相提并论，认为他的弟弟和基督一样圣洁。在《故乡》里，陈映真进一步通过哥哥的形象宣布了基督所传播的爱的世界是空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作品里的弟弟——“我”，困惑了。“我不回家”——“我”不能走哥哥那条扭曲人性的道路。那么，路在哪里呢？这时，思想“豹变”许南村：《后街》。的陈映真，透过“我”，展现了他刚刚萌发出的一点朦胧的希望：“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在下雪的荒脊的旷野上飞驰，驶向遥远的地方，向一望无际的银色的世界，向满是星星的夜空，像圣诞老人的雪橇，没有目的地奔驰着……”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3—44页。于是，作品在浓浓的黑灰的基调中，透出了一丝朦朦胧胧的亮色。
其三，在叙事上，《我的弟弟康雄》和《故乡》，以“我”为视点，用第一人称去叙述故事。其中，《我的弟弟康雄》采用手记的形式，《故乡》则采用告白的形式，它们都能尽情地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一切思想活动和感情的流变，主观抒情性极强。《乡村的教师》则以第三者为视点，用第三人称陈述故事，描绘一切，视点相对要开阔一些，因而反映的生活面要宽广一些。不过，陈映真的主观抒情的风格，在《乡村的教师》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尤其是，小说第三节里，吴锦翔抒发的对祖国亲切而复杂的感情，读了都会让人动情乃至动容的。
（三）
《死者》以生发伯的生死之间为切入点，重点描述了他弥留时刻的思想活动，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对所谓命运十分无奈的心态。
在弥留之际，生发伯的记忆却十分活泼，他想，老来孤独啊！先是妻子丢下二男一女逃到邻村，经不起劳苦和赤贫投河自尽了。等到他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女儿、二儿子、大儿子又先后患肝癌离他而去。为孩子们奔丧的时候，他更加诅咒最恶毒的命运，顿时间觉得从未有过的苦楚和寂寞，除了捶心痛哭外，有什么法子呢?!他再想，命运如今在他是一个最实在的真理了，否则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无法解释的：他劳苦终生，最终还落得赤贫如洗；他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如今却落得家破人亡；他想尽方法逃离故乡，却终于又衰衰败败的归根到故乡来。而那些败德的，却正兴旺。这都无非是命运吧。认了“命”的他，已经没有什么怨气和悲愤，反而有些追悔自己觉悟到这一点太晚了，否则也不至于败得如此凄惨。想到这里，他心如止水。一切的苦楚和寂寞都只不过是单纯的记忆，一心等着归去，一心等着远行。他还想，自己咽气后的还魂的体验，死亡只是神志渐远的睡眠，这也就无所恐惧了。令人心酸的是，一生劳苦的生发伯一辈子只拥有一种轻微的欢喜。那就是他终于要睡在那巨大而光亮的桧木棺材里了，像母亲当年入殓一样，享受着众人对自己所做的光亮的桧木棺材的佩服和钦敬。他终于觉得，他自己带着这一生惟一的轻轻的欢喜，走上了一个凛冽而朦胧的旅行……认命，无奈，陈映真把生发伯无可奈何的心态，描述得如此细致而有层次，让人心酸之余不忘思考：路，究竟在哪里？那远行的路是不是也像生发伯预感的那样凛冽而朦胧呢?!
《祖父和伞》更像一篇散文诗，在抒发苦涩的乡愁中，表现了“我”的寂寞、孤独的心境。
“我”从小失去父母，和当矿工的祖父相依为命，过着赤贫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祖父早已和那把天晴是祖父的拐杖，雨天帮祖父遮雨的雨伞，融为一体了。那把祖父的绝顶美丽的长把雨伞，和祖父人格的高贵交互辉映——那伞把柄像一双嘴的锹子，漆着鲜红的颜色，因着岁月和人手的把持，亮得像一颗红色的玛瑙，再系上森黄发亮的丝绸带，好不美丽！当雨伞随着祖父永远离“我”而去的时候，那一只伞的回忆，常常要成为“我”无端的悲愁的契机，当雨下着的时候，“我”竟然披着一身湿湿的乡愁了，而且还小心翼翼地护着那乡愁。那乡愁裹着的是那失去祖父失去那亮光的雨伞的落寞、孤寂的心境。雨，凉凉的，湿湿的，注入“我”的心田里的那凉那湿的感觉，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了那寂寞中的悲楚，那孤独中的无奈。
于是，人们看到，通篇弥漫着浓浓的灰暗的氛围，在这氛围里是主人公的一串串的困惑，《祖父和伞》也就留下了陈映真早年生活和心态的痕迹。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三、反叛与抑压——读《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其他
他的思路有了明显的挣扎——是走犹大的路呢，还是走耶稣的路呢？——尉天骢（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6页。）

1961年，陈映真从改制后的淡江文理学院毕业的那年，创作了《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
这一年，陈映真把“抑压到面目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和“对于贫困粗砺的生活的回忆”，“少年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与疑惑”，以及“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上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吸在画布上挥动画笔”，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有时甚至迷惑了他自己”。许南村：《后街》。
这一年，在《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和《苹果树》里，确实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随着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确立，他更加注重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赤贫化以及他们精神的窒息状态。就像鲁迅曾经指出的那样，陈映真也在告诉人们，人们生活在一个铁屋子里，闷得透不过一点气来。另外，颇为不凡的是，《猫它们的祖母》和《那么衰老的眼泪》，还是陈映真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表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关系，以爱情婚姻为故事外壳表现了两岸同胞彼此之间的感情。
我想多说几句《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一）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青少年时代，陈映真曾经有过两个偶像：一个是，面目黧黑的、穷人的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一个是，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直到现在，陈映真仍然尊敬他们，耶稣和史怀哲对他的影响仍然存在。陈映真说过，他之所以离开教会，原因很简单。“60年代初开始读了30年代文学及社会科学的作品，受到作品背后的哲学的影响，使思路和价值整个颠倒过来了。”康来新、苏南洲、彭海莹：《由“出走”谈起》。《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12页。事实上，随着政治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倾向于唯物主义，上大学以后，陈映真就否定了耶稣具有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神”的地位，他对曾经信奉过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疑惑。他的叛逆行动中的一个，就是中止去教堂做礼拜。发表在1961年7月《笔汇》2卷9期上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则是又一个叛逆举动。
这篇小说并存着作者对耶稣的尊敬和质疑，更重要的是翻改了犹大出卖耶稣故事的内涵，表现了陈映真开始具有社会革命的思想。
其实，几个世纪里，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以及其中所含的神学意义的争论，一直受到西方作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以来，中国、日本等东方作家也选用了这个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比如，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之前，有茅盾的《耶稣之死》，它写于1942年8月5日，最初发表在同年9月5日《文学创作》的创刊号上。在其后，有日本远藤周作发表于1966年的《沉默》。当然，这三篇小说，有很大的不同。
茅盾《耶稣之死》的故事里，人物、时间、地点以及重要的细节都忠实于《新约》四福音书。小说有个附注：“要知本文材料来源，请看《新约》四福音书。”茅盾明白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可见，并不存在某些人所说的什么“抄袭”之嫌见罗宾逊（Lewis
Stwart Robinson）着、戴国光译《陈映真的沉思文学》：“茅盾在采用圣经记载时，有时几近抄袭。”《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47页。。茅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篇小说不管是1942年8月5日写于桂林，还是1943年辑集在重庆作家书屋出版，都处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地区，作者难于直书疾言，只得巧妙地选用这样一个故事，来隐喻自己要想说的话。再说，蒋介石当时标榜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讲这样一个《圣经》里的故事，本身就特别有讽刺意味。
茅盾的《耶稣之死》到底隐喻了什么？谁都知道，茅盾讲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并不是流水账式地叙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突出了对“假冒伪善”者的揭露与谴责。这，正是他的隐喻之所在。联系《耶稣之死》写作的时代，看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人们可以不费力气地解读出来，很明显，茅盾的隐喻是指向了发动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复电驳斥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向北转移。7日，部队行至星潭附近，遭到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战士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其余六千多人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新四军军部惨遭破坏，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均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噩耗传来，延安、重庆直到全中国，爱国同胞无不为此痛心疾首，极其愤怒地斥责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罪行。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进攻江北新四军。中共中央当即严正驳斥，并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继续投入抗日战争。的蒋介石的。小说虽然忠实地叙述了《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巧妙地隐喻了他的指向，但细读小说，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茅盾那力透纸背的愤怒。比如，小说第七节的六个排比段，耶稣都在指名申斥“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例证。
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沉默》，艺术地再现了江户时代天主教徒在幕府迫害下放弃信仰的事件。远藤周作在谴责幕府迫害的行径的同时，还试图回答一个有争议的神学难题。
在《沉默》里，每一次，日本信徒遭到迫害时，上帝总不作声，沉默着，永远沉默着……日本信徒，外国传教士罗吉奎斯神父都按捺不住自己的不满，愤愤地说：主啊，我怨恨你的沉默。他们都用脚践踏过基督圣像，做出了叛教的举动。小说通过耶稣对罗吉奎斯神父的谈话，解释了这一神学现象。原来，众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沉默，而是在陪着众人受苦……也就是说，命运如此，只有经历这样的苦难，才能走出苦难，人们才能被解救。在人们经历命运注定的苦难时，基督只能陪着受苦，他只能在此时此刻违背爱的教义，不能降爱与福于众人。于是，罗吉奎斯神父获得了先验的宗教认识：为了救人，基督必定也会背教。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基督做出的最为痛苦的爱的行为。那么，如何解释耶稣对犹大的态度呢？——耶稣早已知道犹大的真正意图，为什么还要犹大成为自己的门徒，为什么始终装着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叫犹大走开，说“你要做的，快点做吧。”假如耶稣是爱的化身，为什么最后又不接受犹大？犹大在血地里吊死后，是不是就被神抛弃，而沉落到那永恒的黑暗中？小说的解释是：叫犹大去做他要做的事，是犹大心中充满了痛苦。换句话，也就是命运如此，犹大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此时此刻的耶稣是无能为力的。看来，《沉默》确实在质疑耶稣的神权地位，但对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这一神学难题，只是作出宿命论的解释。
陈映真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则不同。小说里，陈映真发挥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翻改了这一《圣经》故事的内涵，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故事，借此张扬了他的社会革命的思想。
陈映真翻改的主要之处，是全新地塑造了犹大这个人物形象。在陈映真的笔下，犹大是一位为以色列被压迫民族的幸福而战斗的青年。小说具体细腻地描述了犹大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所遭到的挫折，以及最终的彻底失败。其中，陈映真特别注重描绘了犹大的心路历程，思想感情的流变。
（二）
理解这一点，需要读懂陈映真的作品。尤其是，迄今为止，人们读陈映真这篇小说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甚至分歧不小，我就想对文本做稍微详尽一些的分析了。
作品里，犹大的心理变化，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品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五年以前的往事——
在伯利恒有一个犹太人反罗马统治的奋锐党，犹大并不是他们的成员，但却抱着革命的热情，参加了他们的秘密聚会。一个初夏的夜里，犹大在他们秘密聚会上，与奋锐党首领、年老的祭司亚居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那某一种形式的世界主义却怎样也不容于奋锐党人那种偏狭的选民思想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5页。
双方争论之一：犹太复国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普通的以色列人的幸福，还是为少数以色列人享有从罗马人手中夺回的权柄？
犹大指责对方：“你们一心想除去那逼迫你们的，为的是想夺回权柄好去逼迫自己的百姓吗？”亚居拉却答之：“若使我们忘却以色列人如何散落在异邦之中，忘却以色列民如何在列邦的手下为奴，忘却了耶路撒冷覆灭的血腥和哀恸之声，则我们冒险的图谋又是为了什么呢？”犹大毫不示弱：“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既然冒着万险自罗马人手中图谋他们的权柄，那么将来分享这权柄的，除了你们还有谁呢？你们将为以色列人立一个王，设立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来统治。然而这一切对于大部分流落困顿的以色列民又有什么改变？”亚居拉只能搬出上帝了：“一切的权柄来自耶和华神”同①。。对此，犹大尖锐地反驳：“一切的权柄源自耶和华，那么罗马人的权柄——她的权柄如今遍布世界——又源于谁呢？”同①，第86页。就这样，犹大揭露的是，奋锐党要假借人民的名义，假借上帝的权威，来牟取他们的私利私欲。这使得对方无法反驳：“这是个痛苦的问题。祭司亚居拉坐到位置上，因着迷失而苍白起来。”同③。
争论之二：是不是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包括为奴隶的罗马人，一起反对罗马统治者？
小说写道：“这些轭，这些重担不止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些轭和重担同样加在那些在该撒权下的一切外邦人的身上，也在那些无数的为奴的罗马人身上。犹大说，脸色变得极为凄楚：‘反对罗马人应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事，也是……’”“‘也是异邦人的事！’亚居拉叫了起来：‘所以以色列民当与他们联合——哼！你这异端……’”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6页。
犹大颓然了，他对奋锐党彻底失望了，由此而分道扬镳了。但是，此时此刻，犹大却获得了祭司亚居拉的女儿希罗底的钦佩和爱情。亚居拉怎能容得女儿和一个他眼中的异端相结合？于是，这一对恋人就不得不相约私奔，从伯利恒城向西转，流落到地中海边的城市迦萨去了。
这五年中，爱情并不能解脱犹大心灵里的寂寞和痛苦。“他已经在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一种温和的、幽暗而且仿佛无极的颓废和缠绵的、无名的忧愁在他的心的深处筑巢而且营丝了。青年犹大的那种厉风激浪的一面已经沉沉地睡去，有时他自己在怀疑年轻的过去，再也不会苏醒了。”同①，第88页。
第二阶段。
度过漫长的寂寞痛苦的五年，犹大在旅行中，“重新为生活拾得一个目标，那沉睡了五年的生命苏醒了，活泼地在他的身上循环起来”。“就仿佛一盏灯被点燃一般地打亮了在他内里的黑暗”同①，第89—90页。。因为，他“已经遇见了一个聪明的人，极聪明的人”，也许这个人“就是全犹太人的希望，这世界的希望”同①，第81页。。在陈映真的笔下，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促使犹大决心归从耶稣，一是，耶稣“对待罪人、贫贱者和受侮辱者的诚挚的爱情。他对这些为上层犹太人所唾弃的以色列人，充满着亲切、仁爱和温慈。但当他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他的语言严重而且震怒”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3页。。二是，犹大深知“自己缺乏行动的魄力，如今他找到了那正是他所缺少的，极为聪明的行动家了”同①。。于是，犹大的生命像一把火似的燃烧起来了，终于找到了他的思想的偶像，成为耶稣的第十二个门徒，主管银钱。
当犹大再次回到迦萨和爱人希罗底告别，再度走上革命之路时，希罗底“真切地觉得到耶路撒冷远行之后他的改变：他变得生意昂然，他的眼睛里重新又燃烧起一种逼人的火焰”同①，第81页。。
第三阶段。
从迦萨回来的犹大十分称职地行使他的司库职责，以一种沉默的尊敬和爱慕维护着耶稣。他自以为，比起别的门徒，他是最了解耶稣的。但是过了不久，他的自信开始动摇起来。
让犹大开始有些失望的，是发生在耶路撒冷有名的清洁圣殿的事件。当时，耶稣纵横在殿内，愤怒地手执绳鞭，驱逐在殿中买卖的牛羊牲畜，把兑换银钱的柜子哗啦啦地翻倒在地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耶稣。当时的犹大热血沸腾，“这岂不是对于支配者的正面反抗吗！这不是对于神职人为着图谋暴利的制度的公然的挑战吗！”同①，第94页。犹大以为，耶稣将要扩大战果，将有一个更大的革命行动，哪知道，耶稣戛然而止，反而，是祭司和法利赛人在加速谋杀耶稣的计划。
接着，犹大发现耶稣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神性地位，过于认真扮演着先知先觉的神采。犹大本来以为耶稣“极端聪明而巧妙地将他政治的、社会的目的，掩护在以色列人迷信着由上帝遣来救赎主的传统寓言的心理，扮演着古先知的神采”同①，第95页。，但是犹大渐渐觉得耶稣扮演“太过于认真，认真得超过了他的政治和社会的目的”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5页。。犹大又发现，耶稣用很多的时间向人们传递、昭示“他是神的儿子”的信息，说起自己和天上的“父”的关系时，“真切得令人困惑”同①。。总之，耶稣“强调着自己的神性权柄”，似乎真的有着“绝对而完全的赦罪的权柄”同①。。更让犹大困惑的是，“耶稣没有一次不在群众疯狂地拥戴他的时候，悄然退隐”。开始，犹大赞赏耶稣这种引退是要巧妙地引发一个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计谋，然而，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重复这样漠视大众的感情，确实让他困惑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犹大苦苦地思索这一切，他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结。终于，一天深液，犹大的脑海里又展开了一问一答的辩论：

——然而，他会是疯子吗？
犹大立即想起许多耶稣那些极有智慧的谈论来。
——况且，一个疯子不会用那样非常的急智去答辩法利赛人的诘难的。他的作为显明他是个清醒的大智慧者。
——一个梦想家吗？
犹大苦闷地翻了一个身。
——梦想家，倒是有点像。什么“天上的国度”，什么“天上的父亲”之类的。
但是就在此时，犹大想起了那次五千人的宴会的场面；他观察到耶稣是喜好秩序的人；因为他将群众分成五十至一百的小组。他命令门徒收拾狼藉的饼屑，足见在穷国中长大的耶稣是十分经济而且实在的人。
——那么，就是神之子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5—96页。

结果，疲倦的犹大不自信地回答自己：“还是一个梦想者罢！”同①，第96页。
正在犹大痛苦地观察、评判耶稣的所作所为时，一个令人兴奋的革命高潮竟然来到了。耶稣按照撒加利亚书预言所说的，救世主必将骑驴进城的样式，他也骑着驴，带着门徒们，从橄榄山向满有敌意和危险的耶路撒冷前行。等他们一行走进圣城的城门，全城的人沸腾起来了，欢呼的口号此起彼伏，“和撒那！和撒那！”“和撒那归于我祖大卫之国，应当称颂！”“高高在上，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的王，该受称颂！”……群众纷纷解开衣裳，铺在耶稣面前，群众摇动着胜利和王权的棕榈树叶，全城疯狂了。那些罗马统治者只得惶恐地远远地站着，那些撑着神职之旗的以色列支配者吓得躲在会堂里向小窗口外张望。犹大顿时“以为这必是耶稣取得政权的时候了”同①，第97页。。他走进欢呼的群众，大声呼喊着，“复兴我祖大卫之国！”“奉主名来的王呵！一切荣典归给他！”犹大感觉到“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兴奋得在人众中来回奔跑呐喊着”。同③。然而，就在那最欢腾的时刻，耶稣又不知隐退到哪里去了。过了不久，喧腾的声音渐渐趋于平静，居民们仿佛他们刚刚过完了一个欢快的节日一般，欢喜而满足地回到了往日的生活常态。犹大惊呆了，一个人站在街角，眼看着满地狼藉的棕榈叶、尘土和纸屑，陷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悲痛之中了，进而转化成一种愤懑，心里在嘶叫着：“这傻瓜，这个梦想者！”同①，第98页。
第四个阶段。
在犹太对耶稣完全失望以后，犹大“已经明白耶稣真的不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抱有野心”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8页。，更为困恼的是，耶稣不断地向他暗示，自己将要死去。他为耶稣，更为以色列人感到惋惜。
一天，一个黑暗的想法涌上了他的心头：耶稣既然要死，何不让他死在罗马人的手中，从而激怒深爱着他的广大群众，叫奋锐党人起来领导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犹大为这一意念而兴奋，而计划，而准备行动了。“但是当他想起耶稣的可敬爱的素行和风貌的时候，他的心就大大地不安起来。”他只能用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自己：“他既是神之子，他不会让别人过分伤害他的罢！”同①。随后，犹大真的行动起来了，而他也陷入巨大的痛苦中：

但一回想那将了的“事情”，一阵不安使他微微地颤抖起来。同①，第99页。

当耶稣洗着他的脚的时候，犹大感觉到一种由欢喜和忧愁混合的攻心的暖流，触到他心灵的底层了。他没有等揩干脚就离开酒席出去了。一路上，他像一个婴孩似地不住哭泣着。同③。

更为悲痛欲绝的是：

犹大远远地望着，在恐怖之中痴呆着。这些疯狂地喊着处死耶稣的人众，不正就是七日前以王称颂着他的那些人吗？同①，第100页。

群众蜂拥地走向城外一个称为各各他（翻译出来就是髑髅地）的刑场。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00页。

“犹大的计划完全覆灭了，现在他永远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志士了，他只是个卑鄙地出卖了师长的门徒。犹大明白了这一切，他觉得浑身冰凉起来。”同①。可是，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顷刻间，犹大又猛然地明白了“一切耶稣关于天上乐土的教训和他上连于天的权柄。他知道耶稣已给这样赢得了他实现于人类历史终期的王国，这王国包容着普世之民”，“没有那爱的王国，任何人所企划的正义都会迅速腐败”。同①，第101页。在耶稣这样更广大更和乐的王国面前，犹大所有的主张，是何等的愚蠢而且渺小！
最后，犹大自杀了。
由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我们可以知道，陈映真笔下的犹大，在政治上，反对异族罗马人的入侵和统治，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在以色列人反对罗马统治者的阵营里，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别。他反对奋锐党为以色列上层阶级谋私利的路线，而他是为受苦受难的下层的以色列人服务的，而且，他还主张包括罗马在内的异邦受苦受难的人要联合起来。这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在后者，犹大和耶稣是一致的。然而，在世界观上，犹大既不同于奋锐党人，也不同于耶稣。他反复地多次地质疑耶稣的神性学说，他信仰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在斗争策略上，犹大主张依靠广大群众，发动群众去争取胜利。他认为神性学说的宣传只是一个推翻罗马人的工具，只是一个夺取政权、营造舆论的手段。说到底，犹大是要行动起来，进行社会革命。这，和奋锐党，和耶稣，都有着根本的分歧。
那么，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对于这样的出卖，陈映真又是怎样解释的？
写在小说里的白纸黑字是：
其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犹大产生了“出卖”的想法——在革命似乎没有出路的时候，在耶稣多次失去革命胜利时机的时候。
你看，“自从那次荣耀的进城之后，犹大对耶稣的失望，使他终日感到噬心的痛苦。他已经明白耶稣真的不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抱有野心。但另一方面犹大却发现了以色列人对耶稣那种绝对无可取代的爱戴。他为这些他的智慧所无由理解的现实觉得悲愤难堪。”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8页。
其二，在怎样的前提下，犹大决定“出卖”——耶稣向他预言必将死去的命运，“不断地向他们晦涩地暗示着他将受死的事”。同①。
于是，“他想既然耶稣要死，为何不布置让他死在罗马人的手中，激怒那些深爱着耶稣的群众，叫奋锐党人起来领导推翻罗马人的运动呢？”同①。
其三，犹大“出卖”的目的——推翻罗马人的统治。
遗憾的是，犹大的“出卖”并没有引发革命，相反，七天前称颂耶稣为王的群众却强烈要求处死耶稣，在“罗马巡抚彼拉多的法庭前，集合了全部耶路撒冷并周围诸城的人，一个震天的浪潮涌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①，第100页。
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陈映真的创作意图就是，既然耶稣必然要死，那就让他死得有价值，以耶稣的牺牲去换取以色列人的推翻罗马统治的斗争胜利。
十分可惜的是，这篇小说本身却留下了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一是，犹大根本不相信耶稣的先知先觉的预言，他斥之为迷信，怎么此时此刻他又会相信耶稣预言自己的命运呢？如果没有这个先决前提，犹大是不会“出卖”和他感情笃深的师长的。二是，犹大已经对奋锐党失去了信任，怎么又突然让奋锐党去领导今后的革命呢？三是，群众中有某部分人在某种政治环境中会发生变化，怎么全城的群众都变了脸呢？所以，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陈映真的解释确实反映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人生观，否定神权的世界观，依靠群众的社会革命思想，都在发生变化，只是，作为小说的重要情节，他在艺术构思和叙事策略上偏偏又都还欠周密严谨。
这种小说形式上的缺憾，恰巧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思想上的某些混乱，比如，如何正确评价宗教所宣扬的神权，如何认识评判代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如何正确认识群众、群众的力量，所有这些方面，他都还没有思考得十分成熟。特别是，他自小受到的耶稣神学地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想彻底消除，必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在这种情况下，提笔写《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涉及到一个十分复杂的题材和人物形象，陈映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种混乱，这是一个人在思想进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当然，那个犹大“悔悟”的情节，也确实是一个易于遮人耳目的曲笔。看得出来，陈映真写“没有那爱的王国，任何人所企划的正义，都会迅速腐败”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01页。，又写“他实现于人类历史终期的王国，这王国包容着普世之民”同①。，故意把前者所代表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后者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相混淆，诚然是碍于他写作时的政治环境的“抑压”，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曲笔之下把马克思主义压抑到面目含混了。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的耶稣形象，陈映真通过犹大的观察和判断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1）耶稣的爱是有阶级性的。对“罪人”、贫贱者、受侮辱者以及为上层犹太人所唾弃的以色列人，充满着亲切、仁爱和温慈。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指责，却严厉而震怒。（2）耶稣没有私欲，对世上的权柄和荣耀，没有任何野心。（3）穷国中长大的耶稣，是十分经济实在的人，朴实、素行是他办事作风。这种内在的美，流露出来，乃是一种高贵仁慈的风韵。于是，陈映真笔下的耶稣，其长相、体态、气质，无一不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魅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有着葡萄酒颜色一般的头发。虽然并不光润，但都优美而柔软地微蜷着，自头顶整齐地下垂，而在耳际动人地翻成均匀的波浪。他的胡须浓密，和头发有同样的颜色，自下额的正中分向左右向内蜷曲着。他的额宽而平滑，发散着一种辛苦和忧愁的情感。他的眼睛像加利利的海水一般的蓝。这一对因消瘦而张大的眼睛，在他的谈论中随着他的情感时而忧悒，时而温慈，时而凶张，时而充满着爱的光彩。他的鼻和嘴都甚优美，无疵可寻。但是，日晒、贫困和竟日的旅行，使他显得消瘦。脸色在旷黑之中泛着一种虚弱的苍白，但是在他这一切的风霜和憔悴之中，流露着一股高贵的仁慈的风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92页。

很明显，陈映真深深地爱着这样一位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耶稣，而这个耶稣，就已经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耶稣的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