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之一，是妄图分裂中国的美、日反华势力。就日本而言，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前已说明，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直到1972年中日建立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美国。另外，国民党当局主政中国台湾事务后，宣布了中国台湾地区不清理汉奸问题的方针。从政策上说，是要“照顾到中国台湾殖民地化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抑制历史清算以增进民族团结”，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十分贤明的政策”参见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日—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76页。。但是，后来国民党当局对日据时期汉奸豪族，而且又多在战争末期中国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要职的人，在不做任何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反省的情况下，无条件地与他们合作，发展为庞大的集团资本，情况就复杂了。原先，5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和日本旧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本来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等到80年代之后李登辉执政，随后民进党掌权，又继续并且发展了这种关系，终于致使中国台湾岛上的分离主义势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据时代、美化“皇民化运动”的逆流。
在这种情况下，陈映真笔下写出一种“林标现象”，就真实地表现了这段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生活。回顾那一段历史，细细品味陈映真笔下的“林标现象”，我们再来认真体会日本学者尾崎秀树那个著名的论断，感悟他所说的“倘若没有这种严竣的清理，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共译本。《中国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89页。，就能深刻地领悟它所蕴含的意义，承认他说得何等的深刻了！
当然，林标其人，作为日本关东军的军伕，一名汽车驾驶员，或者说汽车兵，尽管也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了罪过，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协迫的，还是不自愿的，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为此，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揭示和剖析林标这个人物的人性化的内心世界。
比如，陈映真写了林标和马尼拉市郊一间小杂货铺叶老板相识、交往、相助的故事。他们相识是，林标第一次到小杂货铺买土酒时，以为满脸谄笑的老板是菲律宾人，向他比手画脚时，叶老板却用闽南话问：“买烧酒吗？”原来叶老板是泉州人，和中国台湾人一样都说闽南方言。这乡音，“像是这恶山恶水的战地里惟一的一泓汩汩甘泉，开始执拗地引诱着林标借口买些日用品，去照顾杂货铺寒碜的生意。”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后来的交往是，有一天，林标坐在杂货铺门口的木椅上，一抬头，突然看见微暗的内室里，闪过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的身影。顿时，叶老板脸上的笑容显得更加谄媚，慌张地说：“我的女儿。”林标的心猛然地沉了一下，他明白了，在往日，这谄笑里包藏了多少恐惧、疑虑和憎恶；在今天，这谄笑里又增添了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无奈的求救。他彻底明白了，在这奸yin抢掠犹如日常茶饭的乱世中，自己穿着一身的日本军服，从来就是这位异地乡亲眼里的敌人。就在叶老板惶恐地等待着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林标低声地说：“我走了。”后来，林标几次想去看看他们，但一想到那天的情景，他心中疼痛不已。他告诫自己，不能再去了。再往后，还有相助的故事。那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菲律宾抗日人民武装更为活跃了。旅居菲律宾的华侨也偷偷地为游击队供应粮食，还捐款支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于是，日本宪兵队暗中发出了《肃正敌性华侨》的密令。开始，是在马尼拉市中心对华侨绅商抄店抄家，逮捕杀害。后来，很快发展成对华人的几乎没有差别的疯狂逮捕、拷问和杀戮。有一天，在部队晚饭桌上，林标无意中得到消息，宪兵队要调用军车把“肃正”推向市郊。林标连忙放下碗筷，胡乱编了个出车的理由，跳上他的卡车，就直奔那个泉州人的小杂货铺而去。就在林标把车子停在杂货铺前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日本宪兵带着两个日本枪兵的巡逻队，从一排椰子树边出现了。林标一惊，随即灵机一动，用皮鞋猛踢了一只在脚边拱着泥土的土猪。那土猪尖声嚎叫起来，林标却装着满脸怒容，操着一口的闽南话，气冲冲地向着叶老板高声咆哮：“暗暝时，日本人就来剿村！你们赶紧收拾好！全家人紧走！”一边喊着，一边挥动拳头，林标怒声说：“赶紧！听明白！”刹那间，眼看着日本兵快要走进叶家小铺的时候，林标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全部力气甩了叶老板一记响亮的耳光，叶老板随即跌倒在地上。“全家走，紧走！”林标又用闽南话咆哮，然后改用日本话骂人：“巴格鸦罗！”林标告诉宪兵：“他骗了我的钱。”最后，三个日本军人笑着上了林标的军车，车子在杂货铺前转头时，林标还凶恶地不停地骂着“巴格鸦罗！”不过，中间也加杂着一句闽南话：“日头落山就走！”结果，叶老板一家人连夜逃进了山林，林标此后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193页。。
还有，陈映真也写了林标被迫出征那一天的焦虑和忧苦；写了他到菲律宾后收到家信后的欣慰与凄愁；写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而残酷的败途中，是未曾见面的儿子及老父爱妻，在林标内心燃起了强烈求生的火焰；更写了他辗转回到故乡后，如何当爹又当妈地把儿子拉扯大，接着又含辛茹苦地为孙女里里外外地操劳；总之，敬父，爱子，疼孙子，林标身上的人伦亲情，也都展示了他善良的心灵，你会认定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人。
显然，陈映真着力表现林标心灵世界的真善美的一面，一是要告诉世人，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也是受害者，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殖民主义者才是元凶；二是在唤醒林标和林标一类的人，是时候了，是他们彻底清除心灵中的殖民化影响的时候到了。对此，陈映真的殷殷期盼是，受过“皇民化运动”毒害的人们，一定要丢掉精神上的重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其实，中国台湾人日本兵的形象，是陈映真少年生活记忆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记。我在本书的第一节里曾经说过，小时候，陈映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几个复员中国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另外，1950年秋天的一天，他的小学老师吴老师，那位曾经是从南洋归来的中国台湾籍日本兵，半夜里被一辆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了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在阴暗的土屋中低声哭泣，也让他难以忘怀。步入文坛的第二年，即1960年，陈映真就选择这个题材写了《乡村的教师》。随着人生道路的坎坎坷坷，阅历扩大，思想成熟，认识提高，特别是受到中国台湾近年来现实生活的启发，陈映真毅然再次选择这个题材，酝酿、思考、准备，作了更深的开掘，终于又有了新的创作收获。比如，1983年发表的《铃珰花》里，阿顺在想念高老师时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到1999年发表的《归乡》里，就有这么一段话：“张清接着说，他听他老爸说过，日本打败仗前两三年，中国台湾人还争着给日本人当志愿兵，争不到还埋怨。”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5页。这就传达出来一个信息：陈映真创作小说，在严格选材的同时，正在进行更深的开掘了。终于，在2001年的《忠孝公园》里，林标这样的人物形象呱呱坠地了。可以说，林标，以他崭新的时代内涵，深邃的文化蕴意，出现在当代中国文坛，恰如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了！无疑，这个艺术形象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
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还从三个层面上，层层深入地描写了马正涛的一生。这就是：第一，身份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的经历和性格；第二，历史的层面，写了马正涛活动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大较量大搏斗之中；第三，精神的层面，写了马正涛绝望意识的流变。
先看第一个层面。
陈映真笔下的马正涛，是一个老牌特务，凶残而狡诈。
马正涛的父亲马硕杰，人称马三爷，原先，在东北是一个亲日的豪商。马硕杰深知，“要发家，光在日本人鼻息下做生意，不行”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5页。，“还得混进日本机关，当日本官儿”同①。。于是，他先是向日本人推荐了自己生意上的助手李汉笙。十年不到，李汉笙就出任满洲国警察署的“咨议”，成为满洲特务系统中权位很高的中国人之一。同时，马硕杰又“调教”儿子马正涛，动用日本人关系，进了建国大学法律学部读书，毕业后就编到宪兵队侦缉组负责调查和通译。从此，马正涛现学现练，不几年就学会了拷讯、绑票、缉捕和刑杀的各种本领。日本宣布战败前一个星期，李汉笙把马正涛调离侦缉部，对他说：“调到总务部去吧。部、局里很大的家当，你去管起来。”同①，第165页。日本投降不久，重庆国民党政府就和李汉笙取得了联系，李汉笙、马正涛摇身一变，成为战时爱国的地下工作者，进入“军统局东北办”。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李汉笙早一天专车逃脱，马正涛化装突围，半路被拦，送至吉林“解放团”看管，后又逃跑，经北平，而天津，上海，云南，最后从泰国到了中国台湾。先到中国台湾的李汉笙为他具保，马正涛又进入了保密局。
马正涛秉承了父亲不怒而威的凶残性格，在他指挥下抓的、杀的爱国进步分子，“少说都有两百上下”同①，第203页。。当年，国民党特警布建之缜密，比日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拷讯的技术，比起日满也只有“更硬”、“更狠”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72页。。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正涛确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家伙。至于他狡诈的特性，比他父亲更有毒招。比如，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不知何以求生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在长春和李汉笙分手时对自己说的话：“人落在国民党手里，即使坦白招供，也八成活不成。”“人要落在共产党手里，真坦白交代了，可能有八成死罪换缓刑的机会。”同①，第177页。于是，他决定自首投降，从建国大学、日本宪兵队说起，一直说到估计杀了百七八十个人，而且“巨细不遗地说了保密局在沈阳部署好的潜伏小组，说了埋起来的地下电报台机组，说了沿沈阳到长春一路上没有撤离、潜身在商界、文化界的旧军统分子，连埋藏起来的军械子弹都交了。”同①，第178页。马正涛“决心把自己交代到底”以求得“公安局极大的信赖”同①，第179页。，于是，继续在吉林市人多的地方，指认“熟人”，几天下来就抓上了十几个人。他明白，他终究还是共产党所说的阶级敌人，在监视他的公安人员去厕所的时候，“马正涛几乎本能一般地脱逃”同①，第180页。了。他从“交代到底”中，狡诈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马正涛和《夜雾》里的李清皓相比，两人同是国民党特务，同是自杀的结局，由于陈映真赋予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内涵不同，马正涛要比李清皓凶残狡诈得多了。
第二个层面。
陈映真决不是就马正涛而写马正涛的，而是要借助于马正涛的人生活动，去透视上个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政治风云，着力表现国民党在中外各种政治势力大较量大搏斗中怎样组合自己的班底的。这，总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正涛经历过伪满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经历过两岸分裂状态下，在中国台湾，国民党两蒋执政、李登辉主政以及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掌权各个阶段。围绕着马正涛，陈映真实际上是重点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初期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比如，对“蒋伪合流”，也就是国民党和汉奸合流，小说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李汉笙先生走进客厅的时候，马正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整个满洲国上下都在焦虑、徬徨的时节所不能一见的气定神闲。李汉笙先生仔细问了马正涛在总务部的工作情况，问宪兵队的财库、资产、武器、房舍、土地各项细节。
“重庆来联系了。”李汉笙先生轻声说。马正涛大吃一惊，哑然地坐着。
“重庆离开东北太远了。他们一时无力阻止苏联军和八路军在战争结束时从日满手中接收东北。”李汉笙板着脸孔说，“他们求到我们了。”
马正涛依旧瞠目哑然。战争结束……“到了这田地了吗？”他茫然无措地想着。
“把日本宪兵队部一切财产和资源都紧紧抓到手中。”李汉笙先生命令似地说，“我早算了几步，及早把你调开杀人放火的侦缉处。”
马正涛一时全懂得了。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6—167页。

接着，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后不久，国民党就派人把正式盖有中央关防的任命书送到了李汉笙手里。当日本战败，万民欢腾的时候，李汉笙摇身一变，居然以国民党潜伏在东北的地工身份，出任“华北宣抚使署”首长，交换的条件是确保日满在东北一切财产、武装、情报特务警宪体系、资源、安全档案，以及继续在押的共产党系反满抗日分子名册资料，等候移交国民党政府。而仗着李汉笙的关系，马正涛也成为长期潜伏敌区的爱国志士，进了军统局。这以后，李汉笙还贿买国民党先遣人员，把已经被肃奸下狱的附日官绅重新挖出来，发给证明文件，以潜入东北的国民党特工身份，从阶下囚变成达官贵人。李汉笙的所谓名言是：“就中国的大势言，几十年来，反共一贯是头等大事。”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7页。
又比如，对“蒋日幕后交易”，小说也写到，李汉笙成了国民党在战后和日本关东军畅通无阻的通气管道；写到几百万关东军和宪兵队受命只认国民党政府一家去投降，受命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来到之前坚守岗位不许将一枪一弹缴给苏联军队和八路军，还受命在国民党政府先遣人员指挥下与在旅大的美国军方合作抵制苏军南下全面控制东北，等等。据李汉笙说，国民党政府已经委托他向日本关东军传了话：“日本在战后东北的防共反共上和我们合作，我们就保证第一不办冈村宁次以下几个战犯；第二保证两百几十万关东军和日本侨民安全遣返。”同①，第168页。
再比如，对“蒋美公开合作”小说也有深刻的揭示。作品里写到，国民党政府先遣人员，组织国民党、伪满汉奸、日本关东军残部以及美国军队，共同抵制苏军南下，遏制八路军的接收行动，“美国人帮着把重庆的大员和少数军警从天上、陆上和海上送到广阔的东北来”同①，第169页。，等等。
这样一个外靠美、日反华势力，内由国民党政府和伪满汉奸组合成的利益集团，其生存、发展，一直延续到两蒋政府到中国台湾之后。直到现在，中国台湾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有哪一桩不跟当时这几股势力没关系呢？
认识历史，是为了看透今天中国台湾复杂的情势。《忠孝公园》写历史，在历史的层面上做这样的描写，显示的意义就在这里。
第三个层面。
小说里，写马正涛的绝望意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是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马正涛只是疑惑，“谁能想到日本人在中国的天年会这么短促呢？”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6页。当李汉笙说，“重庆来联系了”，他也仅仅是瞠目哑然，不知所措。等到蒋伪合流以后，马正涛面对的是比日满时期更为凶残狠毒的秘密逮捕、诱捕、拷打、审讯。特别是审讯周恕时，周恕在他身上呕了半身鲜血，随即闭眼而死。从此，马正涛变得越来越爱洗澡，而且“心底深处，逐渐感到挥之不去的淡淡的不安和忧悒”同①，第171页。。他这种不安与忧悒，是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发展为恐惧的。化名刘安的马正涛正在编造假经历、假身份，这对他这个在日本宪兵队和军统待过的人，并不是难事，但是编着编着却心虚骇怕起来了。他“想起了那些落在他手里的青年。当他们用被打肿的手指吃力地编写好的口供，被马正涛看出了破绽而咆哮着撕碎时，他们那苍白、恐惧和绝望的眼色，这时一一浮现在油灯的光晕里。他太明白：他一个人绞尽脑汁写的，逃不过一个小组人的仔细检查。马正涛写了撕、撕了再写，心焦虑乱，不知所措”同①，第176页。。这时，他的心底里冒出的正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恐惧。
等到来了中国台湾，马正涛封闭了自己的记忆，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冲开了闸门，记忆如水般地泻了出来，他也会及时地再加固一道新的闸门。这种封闭疗法，让他平静了一段日子。
后来，1959年、1962年、1963年，大陆特赦了三批“战犯”。当李汉笙告诉马正涛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感到心头长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01页。，那潜伏在心底里的恐惧又游移了起来。他怕他曾经“指认”过的人，回来找他算账。直到1975年，共产党释放了所有的“内战战犯”，其中有人申请入台，人已到了香港，却被中国台湾坚决拒绝。这时的他才偷偷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政治形势剧变。当“台独”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所谓“省籍”矛盾的时候，马正涛实实在在地感到，“路的两头”同①，第204页。全叫堵住了，中国台湾这边，他属于“外人”；大陆那边，他结下的民怨又太深。他想，“人到了大陆，怎么好跟自己在吉林牵出去的老同志见面呢？”同①，第203页。伴随着恐惧，绝望终于弥漫在他的心头。但是，此时此刻，马正涛还抱有幻想，国民党还在执政！“只要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当着家一天，我就紧跟、紧靠着国民党一天。再没有别的路”同②。。
最后，2000年，中国台湾大选揭晓，国民党果真失去了在中国台湾的江山。这天翻地覆的大变故，顷刻间让马正涛感觉到，过去，他从伪满州宪兵队而军统局、保密局、警备总部，这么多年的绑架、逮捕、拷问、审判和处刑，都曾经因为屹立不摇的国民党而显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如今，“他成了坠落在无尽的空无中的人。他没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没有了安居的处所。他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同①，第220页。他彻底绝望，他终于自杀了。
在这样的描写里，我们看到，马正涛的心底里，从不安忧悒到恐惧，到绝望，再到彻底绝望，竟然从来都没有自责过，反省过。相反，倚仗在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马正涛居然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马正涛的所作所为属于个人范畴的个人活动，人们顶多谴责它是一种非人性的恶行、暴行；但不是！马正涛是一种恶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毒瘤，国民党非但不彻底铲除它，还想方设法移植进自己的统治机体，形成一种腐朽、反动的统治意识。以这样的意识为主导的统治，2000年在中国台湾大选中陷于崩溃，那是必然的！马正涛的自杀，又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旧国民党必然灭亡。马正涛这个人物形象，也体现了陈映真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国民党必须大破才能大立，只能在彻底反思彻底反省中才能重新站起来。
自然，陈映真对林标身上的皇民意识，对马正涛的压迫阶级的统治意识，都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和苦涩的嘲讽，都在等待他们的觉醒。只不过，陈映真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说到底，对于林标，陈映真确实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
小说用了双线结构，以林标、马正涛两位主人公为中心，分别讲述了两人不同的人生故事。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总共又涵盖了五个时空板块：日据时期中国台湾的历史时空、南洋抗日战场的历史时空、日据东北的历史时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时空和现代的中国台湾社会。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又是靠着意识流手法的描绘向前推进的。林标、马正涛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各人按照自己不同的感情流变，不同的触发了的感觉，驰骋在自己的回忆中，从而能够表现出人物形象深层的心理状态。
这双线结构、五个时空板块，还加上意识流的巧妙组合，使得这篇《忠孝公园》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宽广得多了，深入得多了，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应该说，这在陈映真小说创作历史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真为他高兴！
这双线的结合点是在忠孝公园。这也颇有艺术的匠心。
小说里写的是，马正涛的住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因为在忠孝路上，所以命名为“忠孝公园”。马正涛和林标是在这里相识并开始交往的。在两人初识时，林标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读起伪满国皇帝溥仪在1940年颁布的“国本尊定御诏书”上的一段：“……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1页。马正涛则满脸笑着，边听边勾起了往昔的回忆。这样的描写用心良苦。看来，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映真就在点题。陈映真是在尖锐地提出：忠孝于日本天皇？还是忠孝于祖国？
可以说，为这篇小说题名《忠孝公园》，对林标，对马正涛，更对溥仪，就是一种嘲讽，一次鞭挞！
另外，在《忠孝公园》里，对小说细节的描写，陈映真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在描写细节时，不经意地显现出它的深刻的含义，表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比如，写林标在清晨的忠孝公园里若无其事地做柔软体操，陈映真接着写道，马正涛突然记起来，“在旧满洲时代，他就经常看见日本人组织的‘协和青年团’的东北青年，在清冷欲雪的操场上，也这样一板一眼地做完一整套柔软体操”同①，第130页。。
又比如，马正涛用日语对林标说：“你早。”“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同②。
这都表现了“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
再比如，林标在菲律宾市郊一个小杂货铺买东西，老板却用闽南话和他交谈，林标顿时惊诧不已，反问那老板，怎么知道自己是中国台湾人。老板是泉州人，回答竟是：“中国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简简单单的一笔，就透过当地民众的观察揭示了中国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抨击了“皇民化运动”的反动的欺骗的本质。
这样举重若轻，往往都是一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又别有一种寓意深含其中，每每读到这样一个陈映真，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写小说的艺术功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姚一苇（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7页。）

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还有早年文学研究会一些文学大师的文学思想，结合当代的文学实践，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彻底地反封建，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彻底地解放人的个性，建立一种新的“人国”，新的生活。由于他沉入于“国民”中，也由于他回到古代去深究了中国文化遗产，鲁迅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的本质，看清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第二，文学要以这样的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为功利，要以思想启蒙为任务。
第三，他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明确宗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为实现这样的宗旨，他决定取材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①。这之前，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也说，他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第四，他在倾向浪漫主义、欣赏象征主义以后，又忠实于现实主义了。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果戈理时，他还偏重在浪漫主义。随着他越来越了解果戈理，他称赞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由真实的审美标准，他具体化为文艺创作中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他主张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那人生的血和肉来。他采用现实主义，急迫地呼唤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了。
至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家知道，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版，第454页。。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这就是，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因此文学要反映人生，探索人生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导人生。但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为人生”的理解与解释又不完全统一。周作人认为，“人生的文学”不是“兽性”、“神性”的，而是“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中华书局1936年12月版。，即人道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同①，第455页。。他反对艺术独立的超功利主义观点，提出作家应该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强调文学应该“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版，第414页。。对于如何反映人生，冰心的看法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努力地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冰心：《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4号。。庐隐却说，“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1921年，7号。。朱自清则主张“创造”，反对“模拟”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小说月报》，1924年，1号。；但是，从总的创作方法上，郑振铎就说，文学研究会“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8页。。
陈映真这一代中国台湾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祖国早已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武装封锁海峡的形势下分离。“民族和疆土的分离，带来了文学的分断。2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台湾成了严重的政治禁忌，遭到全面的、严苛的封禁”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序》。《陈映真文集?小说卷》，卷首第3页。。正是在这种民族分离的格局下，陈映真先是从父亲书房隐秘的角落，后又在旧书店，读到了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和曹禺等人的作品，他说，“青年时代的我，耽读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风火雷电。”同①。可以说，正是30年代的文学，教育了他怎样写故事，做小说。尤其重要的是，教育了他，“在文学之先，在文学最深的根底，是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情火热的感觉和关怀”同①，卷首第4页。。陈映真说：“是中国30年代文学的范式和思想，使我得以从容地超克现代主义的虚无和反动，把文学当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在分离的疆土，在冷战的前线行走。”同③。
在继承鲁迅、文研会这样的文学传统时，陈映真从当代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特别是紧密地联系了中国台湾文学的实践，发扬了这个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二）
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陈映真认为，“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9页。，“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同⑤，第10页。。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而且出现了产业资本阶级。他们和封建的贵族不一样，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产生了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这一切就领导了欧洲的精神生活，于是，文学上有了浪漫主义，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指导的经济学，在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哲学上都有同一的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其间。自然，陈映真只是认为，“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影响因素”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10—11页。。
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论述了中国台湾文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变化。他说：

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七十年代以后，因着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了检讨和批判的时代。“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良心、社会意识首次呈现于战后一代的青年之中。在这个变化下，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中国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代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3页。

也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确认，中国台湾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后，“人”在异化，中国台湾文学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中国台湾文学的诸问题》。1983年8月《文季》2卷3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24页。这是他文学思想独特发展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他阐述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四个特点：一是，科技空前的快速的巨大的发展；二是，由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生产的时代，使产品在价格上大幅下降，使多数人有了享有各种物品的可能；三是，企业规模的增大，从本地而国际，更庞大的人口集中在企业和工业体制之下；四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利润目标，行销知识和技术日益发达。在强大的大众传播体制的助力下，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于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行为等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大众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力。
其次，他分析了大众消费社会的“消费人”的特点，即：一、观念上的巨大革命：把快乐、享受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公开的正当目的。二、人的物质化：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力商品化，更加扩大到人的心灵、智慧、精神的商品化。商品需以现金去获得，金钱因此变成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金钱的市场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介入到友情、宗教、亲情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社会鼓励你：欲望是好的，快乐是至上的，享乐是第一！动物学上的“人”得到最大的解放，从而有了“动物人”的形成。三、制度化的消费：过去是为了需要而消费，现代则是为了消费而消费。行销活动操纵、扩大、制造人对商品无穷的嗜欲，来制造企业对利润的无穷需要，人变成只会消费而不会制造、自主、思考的“单向度人”，以贷款、标会、分期付款等超出自己能力和需要的方式去消费。四、无目标的精神荒原：在一切物质得到满足后，觉得生活茫然、虚空、无聊、倦怠，失去了对人的亲切、关爱，而只成为商品市场的工具。这是人的“异化”中最悲剧的景观。日本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人的幸福中毒症”。又说人就像走出森林的野兽，被囚养在各种商品所筑的栅笼中，成了一种“家畜”。人，被“家畜化”了。五、甜美的社会控制。人在大众消费社会下，成了甜美的市场行动下的奴隶；失去批判、反抗、异议、独创性思考的能力。
再次，大众消费社会和消费人的出现，给中国台湾文学带来诸多问题：一、文学作品中思想文化的贫困。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人的“动物化”和“物化”，使人的思想无能，对于历史、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缺少组织化、体系化的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见没有信念，有很多规则而无原则，很多事实而不知其意义的作家。二、语言的荒芜。不会用标点符号，不会使用叠声字等等基本的问题。三、缺少独立的文学批评。四、未熟的宗派主义。五、读者作者的精英小集团化。严肃的文学，失去了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启发和指导的性格。人的异化，造成文学的异化。六、文学作家面对的问题，如文学作家地位下降，消费型文学发达而严肃的文学衰落，作家急功近利，求名利先于求自我风格的形成，等等。
由此，陈映真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台湾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中国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中国台湾文学的诸问题》。1983年8月《文季》2卷3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24页。

陈映真认为，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就是一切文学的原点。
在文学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陈映真张扬的是一种文学的“人间性”的品格。他说：“文学的大众化，基本上存在着写什么，为谁写，为什么写和怎么写的深刻问题。”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7页。而“当我们实际上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写我们身边的世界；写我们身边的人民所想的、所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事物。我们应该同他们认同起来”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的轻重》。《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页。。所以，他呼吁，作家们要发扬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关心民众的疾苦，关心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中国的新文学，“首先给予举凡失丧的、被侮辱的、被残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30页。。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是俯视和仰视的关系，而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强调的是一种“人间性”的品格：

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必不在现在人们所谓的“技巧”上，而是在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同①，第15页。

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且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陈映真：《现代主义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7页。

为此，他赞赏徐复观先生在当代中国台湾那种超群的、独立的、崇高的风格，这便是“民间人士”的人间性格陈映真：《无尽的哀思》。《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64页。。也因此，陈映真办《人间》杂志时，“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姜郁华：《拥抱生活，关爱人间》。《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8页。。对《人间》关心的“人”，陈映真为此定了位，这就是：
一、普通人的人生和生活。用陈映真的话来说，“《人间》所想报道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另外的、别人的人生和生活”同③。。以《人间》的创刊号来说，《人间》表现的是台北垃圾山上拾荒的人与生活；一对从屏东一道来台北共同生活的男女的人与生活；侏儒的人与生活；越战期间东西方混血儿和他们家庭的人与生活，等等。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也是这样。他的处女作《面摊》，就展现了他那平民视角、平民关怀的风采，为他一生的创作奠定了文学思想的基础。
二、唤醒人间性的饥饿感。陈映真这样想，人，有动物学的一面，也有反动物学的一面。有喜欢庸俗、享乐、趋利的一面；也有伦理的、关心的、理想的、利他的一面。《人间》诉求的正是后者。人对物质、欲望有饥饿感。这是真实的，这饥饿感因资本主义文化、大众传播和商品广告而无限扩大。但在另一面，人对于公、爱、关怀、利他心也有饥饿感。《人间》想唤醒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饥饿感，其实，这正是通过，“拥抱生活，关爱人间”同③，第57页。去达到复归人性的目的。
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陈映真确认，“文学是离不开政治的。但文学又决不是政治，而有它极为微妙而具体的独立性”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与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6页。。这是因为，为了人生的文学，总是关心人，以及关心和人有关密切关联的历史、生活与自然。这其中，自然有了政治，尤其在一个“为人的政治”异化为“吃人的政治”的时候，尤为明显。所以，为了人的解放的文学，当政治是为了人的解放的政治，文学是它的战友和同志。当政治是人间解放的桎梏，文学就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文学又毕竟不是政治，陈映真说：“用胡秋原先生的话说，它有独立的、自由的、皎洁的特点。文学非以役人，更不役于人。文学是在具体生活中对于具体人和他的命运的思索。”同①，第45—46页。文学需要自由。文学应该从政治干涉和市场干涉下解放出来。没有文学表现的自由，就没有好的文学。
关于文学和思想的关系，其中“意念先行”、技巧问题，以及文学创作方法，在本书的第8节、第18节里，我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这里就从略。
（三）
关于中国台湾文学的属性的观点，是陈映真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的观点就极其鲜明。
原来，1965年，复出文坛的叶石涛在《文星》发表了《中国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重新提出了从理论上解释“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1977年5月1日，中国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时，叶石涛在《夏潮》第14期上发表了《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做了新的解释。叶石涛把1697年从福建来到中国台湾的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中国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做是“乡土文学”，又从“乡土文学”衍生出了一个“中国台湾立场”的问题。叶石涛说，中国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中国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封建的中国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中国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中国台湾之资本主义之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产生。于是，一种新意识——“中国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就将这“中国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中国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中国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中国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
叶石涛的《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的《中国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中国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5页。

陈映真认为，日据时代的中国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中国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中国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6页。。由此，陈映真明确地说：

中国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同①，第4页。

所谓“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文学史”。同①，第2页。

陈映真并不是看不到中国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陈映真就认为，由于三十年来中国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它的特点，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2页。。
接着，陈映真又在1977年7月1日发表了《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同④，第9—23页。一文。随后，同年10月，他还发表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继续强调，“三十年来在中国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中国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中国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中华杂志》，1977年10月，第17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5—26页。
从这个时候起，作为中国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一路战斗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近三十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中国台湾新文学思想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
在中国台湾文学的属性问题上，陈映真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
第一，他确认中国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他明确地说：

中国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7页。

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

中国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中国台湾。……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中国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同②，第91页。

为什么不同意呢？他说，什么文学才称是“中国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成的“中国台湾人”，而这“中国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的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中国台湾乡土文学中，“中国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但是，纵观几十年来的中国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过。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相反，乡土文学是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抗西化的文学，它是对抗西化的文学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同意当年王拓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台湾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是这一个时期文学的特点。”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1页。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海峡》发表了访问陈映真的记录《“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海峡》编辑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海峡》，1987年6月号。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05页。

第二，他确认中国台湾文学具有地方色彩。
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里，陈映真就叶石涛在《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里提出的“中国台湾立场”，谈了两点看法：
一、“‘中国台湾立场’的最起初的意义，毋宁只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它在近代的、统一的中国民族运动产生之前，相应于中国自给自足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条件，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中国台湾文艺》，1977年6月，革新第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4页。
二、“在日本人占领中国台湾，使中国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殖民社会之后，‘中国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这也就是，被压迫者一方“中国台湾（人）立场”和压迫者一方“日本（人）立场”对立起来同①。。
在这里，陈映真的意思是：中国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中国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五十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五十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中国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中国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中国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中国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中国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中国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中国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的《大地》10期上，琳达?杰文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中国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中国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中国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文学的不同。中国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决不一样。琳达?杰文：《论强权，人民和轻重》。《大地》，1982年8月，第10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页。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中国台湾文学”的“自主化”，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中国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中国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中国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中国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一篇，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中国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陈映真：《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82页。，因而中国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同①，第83页。的。说到“中国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中国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个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中国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同①，第93—94页。

同时，他也指出，那些中国台湾文学的分离言论，其实就是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
陈映真这方面的思想，都是继承并发扬了前辈杨逵的有关论述。在《如何建立中国台湾新文学》中国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3月29日。一文中，杨逵就曾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中国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中国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中国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了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中国台湾新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在1946年元月号发表了范泉的《论中国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地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中国台湾新文学。

在《“中国台湾文学”问答》中国台湾《新生报?桥》，1948年6月25日。一文里，杨逵确认，中国台湾文学确实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表现为，一是中国台湾文学的地方色彩；二是历史形成的隔阂，他形象地称之为“澎湖沟”。由此，他断然下出结论：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中国台湾不能切离中国”！这观念是对的，稍有见识的人都这样想，为填这条隔阂的沟努力着。

杨逵，这样以中国视野去考察、思考中国台湾文学的精神，正是由陈映真为代表的爱国文学家所传承着，而且正在开花、结果。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四、当代中国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陈映真小说的历史地位
陈映真，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周青：《在中国作协、全国台联、中国人民大学华人文化研究所于北京举行的“陈映真作品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1月3—4日）。周青认为，在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三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赖和，第二面旗帜是杨逵，第三面旗帜是陈映真。——周青

人们都知道，列宁在1908年把列甫?托尔斯泰尊崇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用这样令人钦羡不已的殊荣去纪念那位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八十寿辰1908年9月24日，列宁在《无产者报》第35号上发表了《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提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论断。。可是，我们也都不会忽略一点是，列宁分明指出，他是“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无产者报》，1908年9月24日，第35号。的。列宁看到，在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托尔斯泰虽然表示同情革命，却极力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那是着眼于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即着眼于托尔斯泰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
和托尔斯泰比起来，鲁迅则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
面对着革命提出的历史要求，托尔斯泰做到了的，鲁迅都做到了，托尔斯泰没有做到的，鲁迅也做到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由兴而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到来的时候，作为这时候亿万农民的思想情绪的表现者，鲁迅阐明的全部观点，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农民翻身和农村变革的重要性。
鲁迅还富于独创性。他描绘了许多知识分子，剖析了他们的灵魂，勾勒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这些灵魂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历程，在他的小说里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这个历程上，鲁迅倾注的全部感情，又恰恰表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复杂因素——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迫切性。
一个农民问题，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涉及的广泛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中众多的尖锐而又复杂的问题，都色彩斑斓地被描绘进鲁迅的小说。这样，鲁迅创作的无与伦比的中国社会生活图画里，就包含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些本质方面了。从这个意义说，鲁迅不正是中国革命的镜子吗？
在当代中国，陈映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了在民族分裂、国土分裂时代下动荡不安的中国台湾社会，反映了在这样社会里的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文化心态，从而，陈映真也就表现出了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这个意义说，陈映真正是当代中国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
从1959年，陈映真发表他的处女作《面摊》开始，到今年，2005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里，他坐牢七年，专门从事政论文、文论、杂文撰写十二年，近四年又在看病、养病和不少的会议中度过，这总共花去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在这四十六年里的另一半的二十三年里，他写了三十六篇小说，其中短篇三十二篇，中篇四篇。相对说来，陈映真小说的数量并不多，然而，他的小说在表现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当代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坛上，堪称佼佼者。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在北京出版三卷本的《陈映真文集》时，毫不夸饰地向广大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

陈映真，中国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师承鲁迅，被誉为“中国台湾的鲁迅”。他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在“统、独论战”中，直刺“台独”分子的心脏；其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本文集包括“小说”、“杂文”和“文论”三卷，代表了他四十年来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其中，《将军族》、《夜行货车》、《知识人的偏执》等，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朽的名篇。《陈映真文集》出版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对陈映真的介绍辞。见《陈映真文集》封底。

就小说创作而言，我在本书中涉及到的三十六篇小说里：
《面摊》、《死者》、《将军族》，写了中国台湾农民的生存状态。有的流浪到城市，摆了流动的面摊，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有的劳苦终生，老来孤独，落得个赤贫如洗，几乎家破人亡。有的家境贫困，父母不得不把女儿两次卖给妓院。
《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山路》，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山区矿工和小学校工的生活困境。
《云》，写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下属工厂女工们组建工会维护人权的斗争。
《苹果树》，则写了城市贫民赤贫化的生活以及窒息的精神状态。
《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故乡》，是写城镇小资产阶级分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破灭后的绝望的。
《家》、《苹果树》、《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凄惨的无言的嘴》、《哦！苏珊娜》，写了大中学生的困窘，有的生活困顿，有的精神困惑，以至于精神崩溃而致疯，有的竟然完全丧失了生的意念，消极地等待死亡。
《最后的夏日》、《一绿色之候鸟》分别写了大中学校教师无聊、无奈、无望的生活，写了他们永远挥不去的记忆以及在记忆中过日子的落寞思绪。
《唐倩的喜剧》写了西化思潮中各种闹剧式的知识分子人物。
《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则写了跨国公司里的知识分子的异化。
在这三十六篇小说里，陈映真还在《将军族》、《归乡》里写了国民党军队的退伍老兵，在《累累》、《猫它们的祖母》、《文书》、《云》里写了或在编或退伍的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文书》、《第一件差事》、《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永恒的大地》、《一绿色之候鸟》，写了1949年前后赴台的各种人员，详细地述说了他们对故乡苦苦的思念、浓浓的乡愁，以及他们和本来居住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的关系。
陈映真《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又写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肃杀时代的白色恐怖，讴歌了革命者的无私的奉献精神；《赵南栋》还写了革命后代的异化。
《乡村的教师》、《忠孝公园》写了中国台湾人日本兵的悲惨命运。
《夜雾》、《忠孝公园》写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动、黑暗和腐朽。
在《万商帝君》、《归乡》、《夜雾》、《忠孝公园》里，陈映真更写了党外运动，写了李登辉主政后的“台独”发展的状态。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里，陈映真把他的创作视野又扩展到第三世界，写了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场罪恶的越战。
此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猎人之死》里，陈映真还大胆地翻改了圣经、神话的故事，若隐若现地表现了他的社会革命的理想。
可见，陈映真的小说，确实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台湾当代社会的生活。
人们都说，“人物的诞生——这是作家工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环”伊里亚?爱伦堡：《谈谈作家的工作》。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40页。。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能够载入史册的小说作品，无一例外，首先都是塑造了既有丰富文化蕴含又具鲜明个性的、既能在思想上震撼人又能在艺术上感染人的称得上是“典型”的人物形象，或者经典性的抒情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陈映真在他三十六篇小说里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如今之载入史册，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你看——
《面摊》里的“警官”，《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故乡》里的“哥哥”，《死者》里的生发伯，《猫它们的祖母》里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康先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耶稣、犹大，《文书》里的安某，《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里的赵如舟、季叔城，《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哦！苏珊娜》里的“我”，《最后的夏日》里的裴东海、郑介禾，《唐倩的喜剧》里的唐倩、老莫、罗大头，《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巴尔奈、艾密丽，《某一个日午》里的房处长，《累累》里的鲁排长，《贺大哥》里的麦克即贺大哥，《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刘小玲、林荣平,《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小文、小文的父亲、何春燕，《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陈家齐、刘福金，《铃珰花》里的高东茂，《山路》里的蔡千惠、李国木、黄贞柏，《赵南栋》里的叶春美、赵尔平、赵南栋，《归乡》里的林世坤（杨斌）、老朱，《夜雾》里的李清皓，《忠孝公园》里的林标、马正涛，等等，陈映真竟是总计塑造了五十二个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康雄和他的姐姐，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唐倩、蔡千惠、詹奕宏、林德旺、林标，都说得上是艺术典型。特别是林标，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凝聚了中国台湾百年苦难的历史，他那异样的困惑、犹疑、徬徨、挣扎，真的能够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和感染。他那悲痛的“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声，真的是声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尽可以随着他的痛苦而痛苦起来，随着他的思索而陷入无尽的思索。
人们会感谢陈映真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会记住陈映真的。因为，正是陈映真，为我们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使这些艺术典型长留在我们文学发展的史册上。
（二）
读陈映真这些小说，我们不难看出来，他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二次大战后，中国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79年12月的《中国台湾文艺》65期发表了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的记录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在这次对谈中，齐益寿把他所佩服的小说家白先勇、黄春明和陈映真作了比较。他认为，白先勇的小说，干净利落，结构既谨严，质地又极细致，这是黄春明和陈映真所不及的。白先勇的《台北人》，光华四射，灿烂夺目。以写1949年前后的王谢豪门而论，白先勇是当今独步。然而在《台北人》之后，迟迟推出的《孽子》，他只看了看没有再看下去，主要是引不起什么痛痒。他想，也许白先勇是去国太久了，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台湾社会的脉搏，竟无法有真切的感应吧？相比之下，他认为，黄春明的小说，社会面之广，无与伦比。三十年来中国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从农业为主题演变到以工商业为主题？都市如何向乡村侵蚀？乡村在被侵蚀时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美日为代表的外来经济、文化的力量如何向我们的都市侵蚀？我们的都市在被侵蚀时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一切无不在黄春明的小说里烙下深刻的印痕，并且提出很有启发性的批判。陈映真呢？他认为，陈映真的小说，在早期也展现过他的故乡——莺歌矿区的众生相，像《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等篇，但整体地看，究竟是以捕捉知识分子的面貌及灵魂为主。他认为：

在陈映真笔下的知识分子，二十年中是一步一步从苍白孤绝，发展到严厉抗议；又从严厉抗议，发展到对人生的理念以及当前迫切的问题，渐渐能够提出比较具体的看法。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各个阶段，少年的苍白，青年的抗议，壮年的成熟，这既是陈映真生命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大致反映了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的风貌，因此，对知识分子锲刻之深、层面之广上，陈映真无疑是佼佼者。《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中国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2页。

在对谈中，尉天骢也认为：

陈映真恐怕如他自己所说，基本上是居住于中国台湾的一个小城镇的知识分子，他写他们的心态非常成功，挣扎、徬徨、苦闷和想突破又找不到出路，正是陈映真作品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些也正是这批知识分子赤裸裸的写照。但是，也不必忧虑陈映真会被这种心态所囿限，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生活、感受，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往上发展，以及突破自己的困境，在《夜行货车》一作里我们已看到他的努力和成绩。
综合地说，陈映真是光复后第二代的作家，他也很尽责地在作品中描绘了近二十年来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挣扎和彷徨的过程。这就是陈映真最大的成就。《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中国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