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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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励志名言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赵遐秋 着

目 录

从解读“文本”说起——绪言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兼论《面摊》
二、黑灰的基调——读《我的弟弟康雄》和其他
三、反叛与抑压——读《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其他
四、心境的印记——从《笔汇》时期的孤独说起
五、有点亮色——读《将军族》和其他
六、闷局与突破——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其他
七、理想与嘲讽——读《唐倩的喜剧》和其他
八、开放的现实主义——以鲁迅的“拿来主义”为师
九、在监狱里——从《汹涌的孤独》说起
十、破茧起舞——读《贺大哥》和其他
十一、看“企业下人的异化”——读《夜行货车》和其他
十二、麦迪逊上空的白云——读《云》和其他
十三、攀比做奴隶的人——读《万商帝君》和其他
十四、海那边,海这边——聆听“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故事
十五、“耐读”的魅力——追求“艺术的芬芳”
十六、飘扬的红旗——读《山路》和其他
十七、历史性的思考——读《赵南栋》和其他
十八、“我写,仅仅因为我有话要说”——陈映真的写作哲学
十九、“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追踪他不写小说的十二年
二十、归乡之路——读《归乡》
二十一、夜雾笼罩也不再迷茫——读《夜雾》
二十二、意在启蒙——读《忠孝公园》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二十四、当代中国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陈映真小说的历史地位
“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结语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从解读“ 文本”说起——绪言

有耐心的读者,应该……细读陈映真的原来作品,也只有这些原作,才足以“映真”。——李欧梵(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5月版,卷首第21页。以下,本书引用的文字,凡出自这一套《陈映真作品集》的,第1—10卷为1998年4月版,第11—15卷为1998年5月版,本书都只注卷数和页数,不再加注版本。)

多年来,我一直很欣赏《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对陈映真的评价。那是《陈映真作品集》的“编辑会议”署名写成的。那评价说的是:
从一九五○年代末,在二十二岁时开始在同人文学杂志《笔汇》发表小说以来,虽然产量不丰,陈映真不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没有停过笔的少数文学家之一,他所创造的独异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已确立了一个卓着的地位。
在文学上,他纤致、锐敏、忧悒和温蔼的感性;使他那糅合了我国三○年代新文学、日语和西语的特殊的文体,和多情、细巧、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他隐秘着某种耽美、甚至颓废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灵魂;他那于中国台湾战后世代至为罕见的,恢豁的历史和社会格局,使陈映真的艺术,卓然独立。
在“冷战?民族分裂”的历史时代,三十年来,他呈现在无数访谈、议论、随想和争论中的思想,如今回顾,他一直孤单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戳穿横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废,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中国台湾结争论、中国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在战后中国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陈映真作品集编辑会议:《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3页。

除了称赞不已,这里讲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战后中国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
台北人间出版社的那套十五卷本的《陈映真作品集》,是1988年4、5月出版的。当时,除了请姚一苇写《总序》,各文类别卷前,还有“卷序”。其中,卷14的《爱情的故事》和卷15的《文学的思考者》,是两卷“陈映真论”。为这两卷作“序”,“陈映真作品编辑会议”约请的,是旅美华人学者李欧梵。李欧梵说,作为陈映真作品的爱好者,他曾经很想写一篇读后感,然而他难产,写不出来。后来,就在这两本“陈映真论”的“序言”《小序〈论陈映真〉》里,李欧梵说出了他写不出文章的真正原因是:

我认为,从他的作品中来揣测陈映真这个人太复杂了,而且充满了矛盾;他既写实又浪漫,既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又有浓郁的颓废情操,既乡土又现代,既能展望将来又往往沉湎于过去,对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绝望,对于社会既愿承担(而且也作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也在承担的过程中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无奈……我甚至觉得,文学作品中的陈映真和文学作品外的理论家许南村截然是两个人,而许南村所要公开扬弃的早期知识分子陈映真,在后期的作品——如《万商帝君》——中依然存在:康雄并没有死,他不过改头换面,以“林德旺”(好一个反讽意味的名字)的身份出现,在“荒芜的河床”上做着自怜和自渎的噩梦。而许南村的强度社会意识在陈映真的作品中往往加上了一层宗教情操,一份略带讥讽的自嘲和自省后的忧郁。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卷首第19—20页。

由此,李欧梵还有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是:

陈映真的作品是“耐读”的,它也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有耐心的读者,应该……细读陈映真的原来作品,也只有这些原作,才足以“映真”。同①,卷首第21页。

你看,又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
“备受争议”也罢,“各种不同的解释”也罢,也许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过,陈映真的确复杂。同一篇作品,同一个人物,就是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有许多的争议。
比如,读陈映真早年创作的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就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就说,那是陈映真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961年,“就分析了‘独立意识’萌芽的国际条件和可能的悲剧性”。联系到直到目前为止的形势看,做这种解读的学者还说:“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越演越烈”。黎湘萍:《“走出国境内的异国”——〈中国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版自序》。《中国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卷首第xix页。其实,在1961年的中国台湾岛本土上,分离主义势力还只是一股潜伏的势力,还不足以引起年轻的陈映真给予足够的关注。当时,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陈映真,写《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是在探讨社会革命的问题,他想要找到的答案是,走耶稣的路呢,还是走犹大的路?
读陈映真的《归乡》也是。有学者说,陈映真“倾力去描写出现在‘公园’这样的和平环境中‘老人’”,固然“有意地在这看似和平的现实环境中释放出长期压抑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历史记忆”,其实,他看到的,还是“被充满罪恶的历史所压抑着的人性的阴暗面和冲破这层阴暗面的人性的亮光”,“在不道德的历史中如何‘做人’的主题一直贯穿他前后的作品”。所以,小说里有这样的表白:“人不能不做人。……别人硬要那样,硬不做人的时候,我们还得坚持决不那样,坚持要做人。这不容易。”黎湘萍:《中国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48—250页。其实,《归乡》里,固然有“做人”的问题,主题却无疑是告诉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归乡”的路就是两岸同胞“统一”的路,民族和国家“统一”的路。
读陈映真的《山路》就更有意思了。在我看来,《山路》分明是谴责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台湾岛上发生的那场政治上的肃杀运动的,分明是赞颂其中的女主人公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张扬她和李国坤、黄贞柏等人的革命精神的。可是,也有评论家解读说,“《山路》……是一篇最成功的、写实的、并对共产运动有深刻反省的作品”,是“具有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其成就超过了二三十年前姜贵的小说《旋风》”钱江潮:《〈山路〉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41、43页。。两相泾渭,何止十万八千里!
又比如,陈映真的小说《赵南栋》,有学者论定,它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陈映真是在以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一种“特殊的历史架构”,又“过早地以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于是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0、222页。。对此,陈映真自己当时就有正面的回应,不同意这样的评判。我在后面也有详尽的论辩,这里且先按下不表。
再比如,对于陈映真的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也会有不同的论说。
有的学者说,陈映真的作品,从最早的《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到后来的《将军族》、《唐倩的喜剧》,再到“华盛顿大楼”系列,最后到《山路》等等,所有小说“写作里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将成为大陆社会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此而可以断定,“陈映真的写作具有‘预言’的性质”;甚至断定,“陈映真与其说是一个作家、思想者,毋宁说是一个先知。正因为具有‘先知’的性格,他才会不断地对现世的状况进行批判和否定”。不仅如此,“在小说的写作之外,陈映真的一系列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评论,也都具有那种‘批判性与否定性’的先知性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映真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和解构‘大众传播’的实践……是当代大众消费社会中最具有抵抗意义的行动,这个最具先知性格和预言性的丰富资源,至今,至少在大陆,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挖掘”。黎湘萍:《“走出国境内的异国”——〈中国台湾的忧郁〉人间版自序》。《中国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卷首第xix—xxii页。
我以为,陈映真的许多小说,写在一个时代风云变幻急速、社会生活动荡激烈的中国台湾,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让他在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上独领风骚,成为了中国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和否定,使他成为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中,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的先觉者,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在国情和文化传统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大陆随后也出现了当初中国台湾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陈映真的“先觉”和“先驱”,也就有了宝贵的历史性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而愈益显得他具有了宝贵的理论性的参照和比对价值,确实难能可贵。然而,这不等于说,那时的陈映真的小说,或者说还有小说以外的一系列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评论,都已经“预言”了后来大陆的发展和问题。要说他“先知”,其实并不确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来都只主张,人的知识都是后于经验,来自经验,来自事实的,从来都否认不以感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而不承认“先验”,不承认“先知”,所以,人,会有“先觉”,却没有“先知”。
比如,陈映真的小说和其他评论文字中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的思想和言论,我们人类社会原先就已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知识。1988年2月25日,胡秋原写《〈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一文就从《唐倩的喜剧》的重大意义说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两部书。胡秋原说到的欧威尔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在他以四十七岁的英年辞世的头一年,1949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一九八四》。他在书中预言,1984年将会噩梦降临,人们将会遭遇外来压迫的奴役而受制于痛苦,独裁者会强行禁书以剥夺我们的信息自由,真理将被隐瞒,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我们憎恨的东西将会毁掉我们。等到1984年来临,人们有幸的是,即使在有些国家有些地方专制文化正在带来精神毁灭,奥威尔的预言毕竟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胡秋原说到的赫胥黎,则是另一位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兼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三十八岁那一年的1932年,发表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小说里,奥尔德斯?赫胥黎用辛辣的讽刺笔法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未来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的预言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赫胥黎是担心,在那个“新世界”里,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三十一年过后,1963年,他六十九岁告别人间,忧患的初衷决不改变。
我在这里提起胡秋原当年说到的这两部书,提起人类社会原先就已经积累了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丝毫也没有贬损陈映真作为中国台湾社会知识界中“先觉”和“先驱”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贬损陈映真的杰出的贡献和非凡的价值。甚至于,除了1967年写《唐倩的喜剧》,就是到了后来,陈映真在1983年8月发表《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中国台湾文学诸问题》,1987年11月发表《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针对中国台湾社会中出现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曾经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进行批判,都表明了陈映真的杰出和非凡。
好了,我在上面举例性地说到了“备受争议”的陈映真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这很正常。
解读陈映真,辨析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文本的意义,原本就可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研究陈映真,若想求得尽可能相似乃至尽可能一致的见识,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一开始就引用了的李欧梵所说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应该……细读陈映真的原来作品,也只有这些原作,才足以‘映真’。”
其实,读原作,对文本作详尽的解读,本来就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治学传统,一种言说风范,一个学术派别。
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上,以解读文本的思维、方法和模式来论说作家作品,而且卓有成效、屡有建树、流芳世代的,还真的不乏先例。比如“红学”,又比如“鲁迅学”,就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是从解读文本入手而得来的。甚至于,其研究成果的书写形式,就是曹雪芹、鲁迅原作的文本解读。就连一本蜚声学界的钱谷融着《〈雷雨〉人物谈》,其实也都是曹禺名剧《雷雨》文本的一种解读。
现在,研究陈映真的小说,我也采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和模式。
我无意于比较文本解读跟其他研究方法和模式的优劣。对陈映真的小说做宏观的研究,甚至做一种概念思维的研究,还是做文本解读的研究,都只是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和模式的不同选择而已。只要功夫到家,不同的研究都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收获。
我对陈映真小说的文本做解读,会以文本的外部关联和内部构成并重,而又以内部构成为主。就文本的内部美学构成而言,我还会坚持形象内容系统与语言形式系统并重,而以形象内容系统为主。这是考虑到,目前对陈映真小说文本解读在内容上有较多的歧义。总的来说,我的解读会有较为浓重的微观色彩,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宏观的分析与论说。也许,我的文本解读的研究,在语言形式系统上显得轻、淡一些。这是考虑到篇幅有限,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容量来解读他的小说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诸多方面的叙事艺术的成就了。我也没有过多地辨析,他的小说在叙事艺术的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会点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在,我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已经另有所得,到适当的时候,我会拿出来就教于朋友们。
陈映真在他的《一本小书的沧桑》那篇文章里曾说:“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作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我从这里感受到的是一种“气象”。由此,我把我对陈映真小说文本解读的这部书题名为《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生命的思索与呐喊”,不难理解。“气象”是什么呢?《辞海》释义有二:一是,“大气中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雷、电、光象的等各种物理状态和物理现象的统称”。二是,“‘景象’;光景”。《辞海》举例,有朱熹《孟子章句序说》提到,“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我在这里说“陈映真的小说气象”,我认定的是,他的小说包孕了种种的“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雷、电、光象”,包孕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的景观,显然“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由此,我还认同,陈映真的小说,由这景观还表现出来,它自有一种气血和气候,一种气质和气节,自有一种气势,一种气韵,一种气概,一种气魄。读他的小说,那字里行间,竟都是精血和风骨,志气和节操,气派和声势,神气和韵味!
作为审美,凡此种种,我愿与大家分享。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兼论《面摊》
1959年,朋友尉天骢为其主编的文学同人刊物《笔汇》向他拉稿。从来不曾做过小说的他,把当时大二英文作业写的故事,加以改写扩充,付邮寄去。不久,短篇《面摊》竟而神奇地印成铅字,刊在《笔汇》上。许南村(陈映真):《后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3年12月19—23日。以后,本书所引,凡出于《后街》者,不再注明原载报刊。
——许南村
(一)
1937年11月6日。
中国台湾,竹南中港。
陈炎兴先生和许丝女士喜得一双贵子,取名映真和映善。
1939年,映善过继给三伯父,改名永善。后来,永善生父举家搬迁到桃园市。要分开了,映真和映善小兄弟俩都很忧愁。永善每天闷闷不乐。映真就说,你别那么难过,我们互相想念的时候,就赶快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就来了。可见,他俩长得像一个人一样。
1944年,为躲避轰炸,永善的养父家和生父家,都疏散到了台北县的莺歌镇。这样,永善又可以和小哥映真一同玩耍一同上学了。他们曾经在上学的路上,蹲在一块,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于是往往都会迟到,在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才走到那所古老的莺歌国小。他们也曾经在墙上、地上画了些图画,互相评判;还曾经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天天去供给采来的野花。一天清晨,永善正要到生父家约哥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映真哥,一脸苍白,蹲在路边人家的廊下,声音细弱地说:“肚子疼。”当时,路上的行人还少,只是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声音,从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显得恹弱,还有几分颤栗。不得已,永善送哥哥回家后,只好自己一个人上学去了。以后的几天,他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孤单地玩耍。他多次去生父家看望小哥,每次都只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面,痛苦不已。终于,有一天,他再去,榻榻米上没有了小哥。家里人说是送到台北的医院住院去了。又过了几天,永善焦急地眺望生父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只见生父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顿时,永善流泪,哭泣,他那九岁的小哥就这样夭亡了。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6页。这以后,他一步一步地长大成人,但总觉得小哥的死,使他憷然失去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似,那失去的一切,早已在他小哥病死的一刻,与他重叠为一体了。这就是后来他用小哥的名字作笔名的缘由。父亲曾问过他:“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他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7页。后来,他写评论文字用的笔名是许南村。
他清楚地记得,在莺歌小镇的童年生活里,有一天,忽然响起喧天的锣鼓,舞狮队一路舞来,令人惊喜万分。只见人们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兴奋无比。大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仔打输,中国台湾光复了!”
就在那浓郁的喜庆气氛里,他听到过一场谈话。那时,年幼的他还似懂非懂的。那是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的对话。那两人,当兵之前,一个是佃农,一个是木匠。他们和邻人闲谈的时候,其中一个抚摸着邻居小孩的脑勺子说:“想家啊,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有人问:“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吧?”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嗫嚅着说:“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接着,他有些忿忿然地说:“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不久,陈映真又看见五六个复员的中国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
到了他十岁的1947年春天,发生了二二八事变。他“记得在莺歌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人们小声谈论着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许南村:《后街》。。
1950年夏天,他上小学六年级。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他看见级任老师正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也就在那年的秋天,教过他的吴老师,“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的吴老师许南村:《后街》。,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同①。。还是在那年的冬天,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分别在莺歌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真切地感到“白色恐怖肃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同①。。
对陆家姐姐,在《鞭子和提灯》一文里,陈映真后来作了深情的回忆:二十上下年纪吧。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语,养父家的大姐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陆家姐姐陪他为一小畦他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看着他做功课;教给他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陆家姐姐成了他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他发了高烧,提早回到家,高烧已使他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陆太太怀抱着那刚刚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陆家姐姐跨出门槛的时候,看见了他。她丰腴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他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这以后的几日,他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有好长一段日子,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陈映真凄楚地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9页。。
1951年,陈映真到台北上初中。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肃杀的岁月中度过的。每天早晨去台北上学,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他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站前。车上跳下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很大的一张告示。告示上有一排人名,一律用猩红的朱墨在人名上打着大勾,看了令人胆颤心惊。告示上总有这么一段文字:“……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有时候,他还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看见告示上有自己亲人的名字,会突然在人群中失声,瘫倒在地上。更多的看客却是惶恐地避开。他就读的成功中学的隔壁,是中国台湾省警备总部看守所。上课、下课,他总会看见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农村妇人,带着衣物食品,有时也携带着幼儿幼女,在守卫岗亭等候着传呼入内,会见那重重政治天牢中的亲人,或丈夫,或儿女,或叔伯,或兄弟。陈映真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总是不能自禁地抬起头望一望被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暗暗的窗口,耽想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许南村:《后街》。。
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他在学校布告栏上确认后,一个人顶着酷暑的太阳,从济南路走到中仑一带,去找他的慈爱的养父。一向语言不多的养父对他说:“没关系,你先回去吧!”于是,他又走到火车站,坐车回到莺歌。养父家的姐姐正在忙着做裁缝,对弟弟的留级,也没有半句责备。
自然,初中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有趣的。陈映真的大块头和邋遢样子,随着他出奇的艺术才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老师辅导同学读唐诗,十二三岁的小孩,实在听不懂诗,陈映真便成了同学们的小老师。一次午饭的时候,陈映真扮演杨贵妃,唱做俱佳地向同学们解释“云鬓花颜金步摇”的意思,那种滑稽的样子,惹起了大家的捧腹。在劳作课、美术课、音乐课上,他也是佼佼者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6—137页。。
在他的少年生活里,还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一年,大约快上六年级了吧,有一次,他在书房里找到了一本鲁迅小说集《呐喊》。那是他生父的藏书。生父不忍心为了避祸而烧毁,冒险留了下来。他不告而取,一通饱览。对于书中的故事,那时候的他还似懂非懂,惟独对其中的一个故事特别喜欢。在他的记忆里,那一篇说的是一个可爱的乡下老头的可爱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待人走远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那是不朽的《阿Q正传》。后来,读初三,就在留级的那个夏天,除了到大汉溪游泳、钓鱼以外,他再次翻开《呐喊》,仔细地阅读。读着读着,有时还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许南村:《后街》。。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呐喊》终于成了他最亲切、最深刻的教科书。他从中知道了中国的贫穷、愚昧和落后,而这个贫穷、愚昧、落后的中国就是“我的”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9页。。他知道了,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在《陈映真的自白》里,他有了最恰当的概括——鲁迅的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这种爱国的情结,后来一直贯串在他一生为人、为文的生命进程里。1976年,陈映真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就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券,第19—20页。
(二)
1954年夏天,陈映真考上了成功中学的高中部,开始随意地、似懂非懂地读起俄罗斯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能找着的书,他都贪婪地读着。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常常回味起鲁迅的小说,对《呐喊》中的故事,开始有了较深切的体会。
上了高中的陈映真,有了新的变化。
老同学邱胜男记得,每天中午吃便当即盒饭。的时候,往往就是陈映真向同学们大“盖”相当于“侃”。的时间。他显得比同学要略为丰富的学识,他的诙谐,他的善于演说,使得同学们非常酷爱这课余的一堂。每一次,同学们都端着便当围绕在他的周围,随着他的演说而欢笑,而痛苦,甚至于潸然泪下。在这天天有笑、有泪的场合里,邱胜男们“渐渐认识了映真他对人类几近无私的爱和他民胞物与的胸怀。和映真相处,有时候,会觉得他很怪异,见解跟人不同”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7页。。
有一次,在高一的生物课上,有位同学把要交的标本忘在火车上了。生物老师原本就是个一向凶得没人敢跟他讲话的人。就在这位老师逼着向这位同学要标本,全班静静地等待着一场怒斥时,陈映真猛然站立起来说:“老师,他把标本忘记在火车上了。”说也奇怪,一向严厉得不敢亲近的老师,居然以极其关怀的口吻安慰着这位同学说:“标本没关系,有没有掉了其他东西呢?”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7页。
学校大门口的壁报是各班轮流负责编辑的。上高二那年的一个星期,轮到了他们高二戊班。陈映真负责了大部分文章和全部插图的工作。其中,陈映真写的《我看牛哥、李费蒙》,是他站出来为当时因钟情案件被围剿的牛哥说话的。这篇文章,竟然“使得那些在成功中学执教的文协诸公目瞪口呆!”同①。
1956年夏天,高二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养父病倒了。不久,养父终于在他的怀中死去。原来就不富有的这个家,从此陷入困顿的境地。家庭的变故,让陈映真懂事多了。
到了高三下学期的5月中旬,全校举办壁报竞赛,毕业班也不例外。陈映真任主编,兼任写稿、绘画。由他执笔的刊头语,是向训导处提出诤言。还有一幅讽刺、幽默兼具的漫画也是他画的,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漫画中的男主角是影射吴教官的。这位教官,政工出身,任学校管理组组长。整幅壁报,无论内容、插图、字体,在全班同学看来,皆属上乘之作。不料,贴出不到一个小时,他们高三戊班的壁报竟被撕了下来,而且,陈映真和几位班干部全被传讯,挨了批评,除了申斥,校方还声称要处分他们。吴教官对壁报下刊的理由自然不便说是漫画涉及他自己,更不能说校政不可批评与检讨,只好胡乱找了一个理由,说是壁报文字笔误太多,有失校誉,等等。这位吴教官哪里知道,壁报仿宋体的字,是出于一位全校书法比赛获奖的同学,这番莫名其妙的理由,只能让同学们更加反感。
临近高中毕业,1957年的5月24日,在中国台湾发生了“刘自然事件”1957年3月20日,驻台美军上士雷诺在台北阳明山的住家门前,将服务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刘自然杀害。阳明山警察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警方根据现场状况要将雷诺带回分局询问案情,却被美军宪兵阻止,理由是驻台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一旦犯案只能由美军军事法庭调查处理,台方无权处理,这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5月20日,驻台美军司令部组织军事法庭,正式审理刘自然命案。法庭上,雷诺说,是刘自然偷看他妻子洗澡,为了自卫,他才取枪冲出门外,而黑暗中,又误以为刘拿的木棍是铁条,要伤害他,他才在惊慌中开了第一枪。刘自然向竹林边逃去,雷诺回到屋里叫妻子通知宪兵,再回到屋门外,看见刘自然屈膝走来,他担心刘自然手上有枪,于是再朝刘自然开了第二枪才击中要害的。雷诺说他是“自卫杀人”。按照美国法律,如果雷诺的说辞被采信,他将无罪。中国台湾舆论不接受雷诺的说辞。许多媒体记者从阳明分局警察那里搜集各种相关资料,指出,从命案现场来看,无论是刘自然尸体的位置、方向、距离,还是血迹,都与雷诺的说辞有很大的出入。一般人都不相信雷诺说了实话。这次审理,陪审团的八名成员是清一色的美国人。23日,根据陪审团投票表决的结果,法官宣判雷诺无罪。一旁旁听的雷诺的美军同僚和眷属立刻鼓掌不断,在场的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泣不成声。当庭采访的中国新闻人员个个面色凝重,无言以对。24日,中国台湾各报报道了这个结果,还刊登了奥特华的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我向社会哭诉》。信中,奥特华控诉说:“谁无父母?谁无丈夫?谁无子女?美军当局如此不讲法理,草菅人命,实在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在中国台湾的美军何止数千,如果打死一个刘自然可以宣告无罪,则今后势将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数个刘自然事件出现……”这一天的上午,奥特华背着中英文标语“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走到美国大使馆抗议。由此引发台北市民围攻美国使馆、中国台湾军警镇压抗议群众涉及美台关系的“刘自然事件”。,也就是一场攻打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在《我所认识的陈映真》单培:《我所认识的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0页。一文里,单培回忆了老同学陈映真在这次反美事件中的作为——
当天,在济南路的成功中学校园里,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朝会时,一反往例,人称爱国诗人的笔名为“纪弦”的路逾老师登台演讲,只见他细长的身体,留着八字胡,比手画脚地讲得他台上热泪下洒,台下众师生热血上腾。又只见,他习惯性地朗诵着诗歌,大声呼叫着:“伟大的时刻正召唤着大有为的青年,老美吃定了我们,我们也受尽了气,让我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辰,来表达我们赤诚爱国之情。”听得大家很感动,体温也上升了几度。朝会一结束,班长联谊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决定采取行动。“青年各努力,万事在人为”,可不是我们的校训吗?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功青年报国决不落人后。很多班级里,大家把身上的零用钱全部掏出来,奉献去购买彩色纸、小旗杆,准备写口号,做三角旗子,游行示威去。几位英文老师主动翻译一些英文口号。不出几个小时,五彩缤纷的旗子就都准备好了,上面写着一些中、英文的口号:“USA
Get Out”,“We do not want USA id anymore”,“老美,滚回去”,“我们不要美援”,“三天的审判是戏剧性的”,“我们要公平、真理”。
当天,校长出差,训导主任看守校园,眼见学生们情绪高昂,不知所措,连忙打电话向警察总局请示,回电告示:“戒严期间,不得结队公开游行示威!”并称,“警方将派警员来校守卫。”同时还提示,安抚爱国诗人,要他上台向学生说服。果然,“爱国诗人”终于又上台了。一番极富情感的口白,加上声泪俱下,他要学生们冷静,决不要冲动,好好听他老人家的话。不料,台下的学生群起哗然,他们不敢相信,这就是早会上他们所敬爱的师长!高三丁班,几位外省籍同学,更觉愤慨,骂这位尊长口是心非,他们绝对无法接受他的指导。于是,行动付诸实行,不顾校方如何说辞,全班冲出校门,人手一旗,三人一伍,井然有序地由济南路出发,向数里之外的美国大使馆前进。
这实在是个伟大的时刻!“光复”以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动自发的抗议游行。校方深怕其他班跟进,赶紧深锁大门,加派警卫,并且要每班导师亲临课堂督导学生安心自习。这,高三丁班的隔邻陈映真及陈中统同学,爱国不落人后,在一位体育组管理人员的帮忙下就地取材,用一块四尺见方的记分黑板,贴上红色纸,用苍劲有力的正楷,写下抗议的心声:“我们强烈抗议,刘自然事件!”两人拿了抗议牌,翻墙出来,叫了一部人力三轮车,把牌子放在上面,向北门口美国大使馆急忙赶去。
赶到北门口附近,只见人潮拥挤,铁路平交道及十字路口已经实施交通管制,任何车辆、人力车,都受阻无法进入大使馆周围地区。没想到,现场的交通执行人员眼见这三轮车颇为感动,竟然挥手放行,他俩毫无困难地便到达了现场。这时,墙里墙外,黑压压的群众,看到这一对勇敢青年共同举着抗议牌,颇为惊讶、称赞,随即自动地让出一条通路,他俩也不含糊走进了人群,把它高挂在大使馆旗杆附近。现场的群众气势更加高昂,齐声欢呼“万岁”,众人把他俩人扶在肩膀上高举上天,当作英雄凯旋一样,欢呼,赞美!
事件刚过,刑警总队开始传讯示威的人,陈映真和陈中统自然在内。然而,赤子爱国之心,何罪之有?!刑警总队队长居然一再查问他俩背后的指使者是谁,更是无稽之谈!最后,交上了家长签名的悔过书,才算了断了这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