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当时，《爱书人》编者策划“谈陈映真的小说”的专题，又请尉天骢、李欧梵、李昂、蒋勋四人评价陈映真的小说。1980年10月15日的《爱书人》154期发表了高淳儿整理的这个专题的文稿《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其中，李欧梵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指出：

我想陈映真可能日夜都在思索，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里，要怎么做一个知识分子。……
…………
我要肯定的是，陈映真的作品可以作为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见证。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1页。

这些评论，完全符合陈映真小说作品文本的实际。
归纳起来，我认为，陈映真这方面的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
其一，层面很广。陈映真写这方面知识分子的小说，从横面看，他写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存状态的人；从纵面看，他又写了他们的少年、青年、壮年，当然其中以青年为主。
其二，注重心态。陈映真不仅写了他们各色各样的生存状态，更突出的是写了他们的文化心态，他们的内心世界。陈映真写他们的理想、憧憬；写他们理想和现实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写他们理想破灭后的困惑、伤感；写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求援无助后的无奈、孤独和落寞；写他们的挣扎、抗争；写他们的绝望，以至于扭曲的反抗和死亡；还写他们青春期生理变化后对爱对性的渴求，等等。陈映真倾吐的是他们的心声，成功的是做了他们出色的代言人。
1980年10月15日的《爱书人》154期发表高淳儿整理的文稿《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时，有一段《编者按》说，当时，陈映真的小说成了白先勇的“床头书”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15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5页。；三毛也告诉别人，她是看了《我的弟弟康雄》后，“才知道文学是那么美的东西”的同①。。据说，《我的弟弟康雄》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三毛竟然读了一百遍，还一边读一边哭尉天骢：《在那样的日子，大家不断地追寻！——怀念〈笔汇〉岁月》。《文讯》，2005年10月。。所以，尉天骢说，“那的确是一个康雄的时代”同③。。这，充分说明“康雄”的典型意义，其影响之大之深！后来，陈映真入狱，林东华毅然把自己的笔名改为“康雄”，以示怀念。而蒋勋远在巴黎留学期间，也常常在夜里，一边听着冼星海的《黄河》，一边读着《乡村的教师》，激动时竟至泪下。难怪，陈若曦要说：“陈映真是当前中国台湾少数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同①。
其三，引发思考。
陈映真确实“写得很黑暗”李欧梵：《陈映真作品中的浪漫精神》。见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文学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81页。，写得很极致。他笔下的人物，找不着出路，不得不丧失生的意念。这些人物，或者，像《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那样等待死去；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那样自杀；或者，像《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的姐姐那样走向扭曲的反抗。作品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浓浓的黑灰色调。有意思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这种“极致”的艺术真实，却产生了一种物极必反的艺术效果。人们读完陈映真的这一部分作品，不由自主地都要去思考：人生的路在哪里？人的归宿在何方？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陈映真笔下的人物也有积极探索的，也有努力要突破这种闷局的。像《故乡》里的弟弟“我”就是这样。他不是一面流着泪，一面倾诉着，他要“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4页。吗？所以说，这一部分小说艺术的底蕴还是积极的。
事实上，陈映真自己也在不停顿地探索。正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夜行货车》就有了突破。小说中出现的詹奕宏，尽管他有粗暴、过于自负的毛病，但他有学识，有才干，有民族自尊心，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很明显，在詹奕宏身上，注入了陈映真的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另外，《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也表明，陈映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陈映真借助于人物形象告诉人们，如果离开群众，知识分子将一事无成。
我在上面说到的这三个特点，又是层层深入、互相关连的三个层次。这都表明陈映真在严格选材以后，“挖掘”又很深。这就必然地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厚重的思想内涵。
第二个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台湾文化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
这又涉及到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这，《唐倩的喜剧》就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就写什么而言，陈映真敏锐地择取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是有历史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西为中用，洋为中用。另一种，是盲目地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接受，全盘西化、洋化。历史已经证明，用什么态度向西方学习，是事关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大事。历史也已经证明，全盘西化、洋化的态度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吃尽了苦头。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当西化的社会思潮开始风行中国台湾的时候，陈映真迅速地择取了这个题材而后加以小说化，艺术化，这说明，他不仅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还有惊人的艺术胆识，敢于逆潮流而创作，向中国台湾人民，向祖国大陆的同胞，奉献出来珍贵的《唐倩的喜剧》。
怎么写呢？陈映真的艺术处理是，把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盲目西化的本质特点，化为老莫、罗大头、唐倩的血肉之躯，而后又用他们各自的容貌、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心理变化一一表现出来；同时，又借助于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像老莫的“杀婴负罪意识”，罗大头的妒嫉而“男性无能”等，还借助于唐倩的亲身体验，像他们的虚伪性，揭露并批判了他们。陈映真还巧妙地选取了类似试婚那样的一些典型的细节，生发开去，加以嘲弄，让他们个个丑态百出。
当时，这样的《唐倩的喜剧》一刊出，立即就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人们都议论纷纷，有滋有味地指点着生活中的某某酷似小说中的某一个，等等。可见，这样艺术地经由典型法则“拼凑”起来的角色，影响确实很大。怪不得，《唐倩的喜剧》在1967年1月的《文学季刊》第2期上发表时，陈映真还写上一个附记，一再强调，这是虚构的故事，即使与某人某事有相同之处，也仅仅是偶合，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点，和陈映真同时代的齐益寿就有深切的感受。他说，他最有印象的，是陈映真在《文学季刊》这个阶段，那篇描写当时大学思想界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当时的中国台湾大学生和一般青年，在思想上大致受两派的影响最大：一派是存在主义，一派是逻辑实证论。齐益寿说，他个人受当时风潮的冲击，不免也要赶时髦。那时候，这两派思想被认为是最尖端的东西，大家对它们几乎都没有批判能力。当他看到陈映真对这两派思想人物那种做作浮夸所作的嘲讽，不禁大吃一惊，不禁拍案叫绝。由此，齐益寿就认为，陈映真的思想成熟得相当早，至少在《文学季刊》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陈映真恐怕也是从这个思潮过来的，但又是很早能作出正确深刻批判的一个人。齐益寿还说，小说中，陈映真借唐倩这个女孩周旋于两派教主之间，而对那些人加以讽刺，最后对“去去去，去美国”的唐倩也挖苦得相当厉害，他个人觉得非常佩服《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中国台湾文艺》，1979年12月，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54—155页。。徐复观也称赞说，陈映真“在《唐倩的喜剧》中，把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也用简净的笔墨，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假定不是经过彻底了解、彻底反省，把包装上的浮烟瘴气，洗涤得干干净净，是决做不到的。”徐复观不无惊叹地说，“映真写这篇小说时大概只有二十多岁，我不了解他如何便有这种学养。”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2页。胡秋原也深刻指出，“唐倩是谁？她不仅代表台北读书界、文化界，她代表一百多年的中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8页。这也就是说，唐倩代表了一百多年持有那种全盘西化态度的人！胡秋原更指出：

现在，乔治?H.D.周的时代并未过去……同③。

确实，《唐倩的喜剧》在发表近四十年之后，对中国，其中包括对大陆的知识界，仍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在民族分裂下的中华民族的乡愁。
前面已经谈到，在《试论陈映真》那篇文章里，他自己认为，从题材上看，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于寄寓于中国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中国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写的三十六篇小说中就有二十一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占了他创作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三，这足以“显示”他对这方面问题的“兴趣和关怀”。自然，这二十一篇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一类是，用很少的文字谈到有关的状况。
比如，《最后的夏日》提到，郑介禾兄弟俩跟着舅舅来中国台湾，如今舅舅死了，郑介禾该照顾弟弟了。《乡村的教师》、《山路》谈到吴锦翔、蔡千惠关注祖国大陆的动态。《铃珰花》只有一段文字：“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赵南栋》则写了宋蓉萱和赵庆云在抗日烽火中相识相知相爱，而后双双来到中国台湾，而后被捕、判刑，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类是，把“乡愁”写成作品的内容之一。
比如，《猫它们的祖母》、《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夜雾》和《忠孝公园》等。
至于另一类，共有九篇小说，就主要是写这方面内容了。
比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累累》和《归乡》等，都是。
陈映真之所以如此热心书写这方面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结。在《中华杂志》、中华合唱团和夏潮联谊会召集的民主统一运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

对我来说，大陆和中国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37页。

他还说：“从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展望看，中国统一，主观上是必要，客观上也必然。”他“祈祷并且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内部的因政治与权力所带来的挫伤，批判外部帝国主义加着于我们的压迫，让祖国再度统一起来，让民族重新团结起来”同①。。
所以，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写了中华民族的乡愁，写出了一些中国人无“根”的痛苦。
陈映真表现了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的痛苦的回忆，以及钻心一般的思念。“他们将想起那些战乱的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1页。你看那个鲁排长，望着公路边远远近近的山，“悠悠地想到故乡的小姐姐的山；想到一望无垠的高粱美地；想到那一丝好似海市蜃楼般的绽青绽青的线的很是不安定的起伏。这起伏又使他想到留在故乡的女人：那个苍惶而痛苦的女人。他突然地寂寞起来”同③，第55页。。陈映真还把这种回忆、这种思念比喻为哗哗地流淌的水声，说是“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8页。于是，读小说，人们真能感觉到，这声音，声声都在撞击自己的心扉。自然，这痛苦之最，还是那无“根”的折磨。那时候，这一大批流落到中国台湾的大陆人，时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漂浮”，是“一种生命的波动使他们漂浮着，暮夏的阳光叫他们漂着，浮沉着”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3页。。他们都觉得，树有一种快乐，那是它从发芽就扎根在泥土里，往上抽芽，自然地成长；但是，这些漂浮的人们自己却没有树的快乐，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被剪除的树枝，北风一吹，太阳一照，迟早要枯萎的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40页。。陈映真这样写他们没有立足之地的“漂浮”，写他们那种将要“枯萎”的树枝一般的感受，是一种挣扎中的无望，一种无奈里的浓浓的乡愁。这让人们感到，在民族分裂的状况下，它已经不是人们的一己的悲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了。
其实，这种无“根”的乡愁，不仅漂泊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有，居住在中国台湾的本地人也有。日本殖民者占据中国台湾五十年，当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果之一就是，至今在中国台湾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根的认同还有困惑和犹疑。《忠孝公园》里的那个林标，不就是痛苦地发出了“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吗？
于是，有一些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为了突破这种生活的闷局，就把自己放逐了，开始了漂泊世界的生涯。於梨华1967年写《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1971年写《桑青与桃红》，还有不少作家的许许多多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放逐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结果，在一些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里，这几乎成了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叙事母题。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又是陈映真，早于他们，早于许多作家，在1961年5月就发表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讲述了这个母题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叙事母题的写作上，陈映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来看，徐复观称赞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也至为确切。
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还有一个重点，这就是书写了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相处的状态。随着这两部分人相处，他们那种从隔膜到相知种种变化，一一写来，陈映真也忠实地表现了中国海峡两岸同胞交往的一个历史发展的真实。
开始，陈映真写这种交往，是以男女结合为切入点的。陈映真先是描写了他们相处中的隔膜与尴尬。比如，《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和外省人少尉张毅相爱而后结婚，遭到了人们的“风评”，连祖母也认为是“引狼入室”。《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外省人康先生和女工阿金同居，也被儿子青儿所不容。《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大学动物学教授季叔城，来自大陆，娶了中国台湾女工为妻，成了罪过；生下孩子，更为罪过，结果，歧视、压迫接踵而来，季妻终于病倒，又终于死去，留下的是一场悲剧。
1964年1月发表的《将军族》倒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它展现了陈映真的一个样板式的理想——在中国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那样，相知相助相爱。
这以后，陈映真写的这方面的小说继续发生变化。这表现在：
一、沿着《将军族》的思路，陈映真继续塑造他理想的模式。像《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克服自身的狭隘后，在共同的理念下与刘小玲牵手。《云》里的小文家庭，后来又有嫂子，两个侄子，一家六口相亲相爱相助。这里突出的是彼此的理解和宽容。和《将军族》相比，这两篇小说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彼此有了矛盾怎么办？办法就是宽待对方，反省自己。结果，大陆人刘小玲和小文的父亲都扎根在中国台湾大地上，同本地的亲人同命运、共呼吸了。
二、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相处中出现的矛盾，包括大陆人与中国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绝大多数都是观念上、道德上、性格上的问题。像《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与杨伯良，《万商帝君》里的陈家齐与刘福金，他们之间矛盾的性质，都是在争权夺利。这样写，一是写出了生活变化的真实；二是针对“台独”势力人为制造省籍矛盾的险恶用心，作了无情的揭露。
三、在《归乡》里，陈映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大陆和中国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融入到杨斌即林世坤这个人物形象里，说出了“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共同心声，集中表现了海峡两岸的所有的中国人的意愿：归乡的路，其实就是统一的路。这也是游子漂泊海外，寻根回归的大方向。
第四个问题：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本质。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里，陈映真传递出来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一是，当今世界各国要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向富强、更富强的国力目标前进。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目标不能在损害、剥夺穷国穷人利益基础上去达到。二是，当今世界广大的民众要不要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要不要过一种富足丰裕的生活呢？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是，人们不能以此变成物质欲望的奴隶，进而成为跨国财团牟取利润的工具。
《华盛顿大楼》系列告诉人们——
一、就像《云》所表现的，在跨国财团里，利润是至高无上的，利润高于人权。他们倡导的“民主”只是牟取利润的工具罢了。也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跨国财团并不是为民众的真实需要而生产的。它们营销的本质乃是人为制造人们对产品的物质欲望，以牟取更大的利润。
二、就像《上班族的一日》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人，不能像黄静雄那样，贸然落进逐利的大网之中，在物欲奴隶的位置上动弹不得。也就像《夜行货车》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像林荣平那样，为了一己的金钱地位而丧失民族的尊严，做了跨国财团的奴才；要做詹奕宏那样的人，做一个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男子汉。还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作为中国知识精英，不能像刘福金、陈家齐那样，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心，而攀登上了万商帝国的宝殿，向万商帝君俯首称臣，从而做稳了奴隶。林德旺则是攀比做奴隶而不得而致疯的人，物欲把他从人变成了鬼。这确实触目惊心！
三、就像《云》所表现的，张维杰们应该猛醒！要回归到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告诉我们的，鲁迅总是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凡事对农民有利，他拥护，反之，他排斥。当代的陈映真，也继承了鲁迅这种精神，他从第三世界人民，从穷国穷人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敏锐地认识到跨国财团的剥夺本质，并且迅速地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这，对眼下的大陆，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第五个问题：二战后，中国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这方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问题必须清理，是陈映真的基本观点。
形成这样的认识，除了陈映真从中国台湾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获得见闻、感受和思考、探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对他的启发和教育。陈映真甚至用“振聋发聩”来形容这部书对自己的影响。2004年11月，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的陆平舟等人的中文译本。陈映真为它的出版写了《出版的话》。
在这篇《出版的话》里，陈映真指出，四十多年前，尾崎秀树“就构建了关于严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伪‘满洲’和朝鲜文学中留下的心灵和精神的伤痕的系统性论说”，那就是一种“后殖民论（postcolonialism）的先驱性思想与研究”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着《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就此而言，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实在是一部“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巨着”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着《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v页。。
就这部书的内容，陈映真特别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尾崎秀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以来，以牺牲亚洲为代价所达成，亦即以日本殖民地为牺牲的结果”同①，卷首第i页。。而中国台湾，又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初的牺牲者”同②。。“1930年到1945年十五年侵略战争，是‘明治以降’日本现代化的归结”同②。。陈映真认定，尾崎秀树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刻反省的历史意识下，凝视中国台湾文学史，特别是其‘战时下’中国台湾文学”的同②。。这，和陈映真自己在《出版的话》里一开始就说到的当年读到中国台湾籍留日学者刘进庆的《中国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一书的影响完全相契合。陈映真说，那部书对他的影响是在于，为他“开启了从社会的、物质的推移，去科学地认识中国台湾”的思路，也从而有助于使他“从中国台湾社会经济的推移为参照系，比较科学性地认识中国台湾文学及其思潮的演变。”同②。
二是，尾崎秀树研究的视野，是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台湾五十年时期的中国台湾现代文学史，从而，“对殖民地→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中国台湾文学和作家在心灵与精神上留下的伤痕，加以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同①，卷首第ii页。。
三是，尾崎秀树痛烈地感到，这种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就是要集中在对日本殖民主义、对“皇民化”的毒害的清理上。尾崎秀树认为，对中国台湾民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太深了”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着《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间ふさ子共译本。《中国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早在1961年，尾崎秀树就看到了“被收夺了民族母语、又被强迫接受以日语为‘国语’的同化、奴化教育的中国台湾人，最终丧失了祖国意识，产生了认同的‘白痴化’”同①。。尾崎秀树沉痛地回忆到，在中国台湾迎来日本战败的当天，他的一位中国台湾籍同学嗫嗫自语：既然已经不能成为日本人，又不愿意成为文化水平低的中国人，只好另求一条“中国台湾人的中国台湾”同①。的路。
有鉴于此，陈映真就认为，二次大战后，反民族的“中国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自然不能过于简单化地只归结为日本统治的同化，即奴化政策。但是，在中国台湾未经反省、批判和清理日本殖民统治的毒害，就为一小群日本学者钻了空子，得以在中国台湾能够美化战时下的“皇民文学”，进而为日本殖民地的扩张和战争责任进行开脱，免罪化和美化。
陈映真还认为，尾崎秀树把反省和批判的焦点最终归结于日本的殖民主义，这固然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日本人的正义立场，但是历史学家戴国煇讲的意见也很重要，这就是：“被殖民化的民族，不要习于理所当然地以洁白的被害人自居，而要深入历史的暗部，反省为虎作伥，荼毒自己民族或投降变节者所形成的‘共犯结构’”同①，卷首第iv页。。所以，在陈映真看来，要彻底清理中国台湾有关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反省、批判、清理一些中国台湾人的心灵里残留的殖民化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反省自己在战时表现出来的自己民族的劣根性。
为此，陈映真倾注他的全部精力，一方面投入到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清理的斗争中去，既对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美化“皇民化”、美化“皇民文学”的谬论和举措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对中国台湾民众中残留的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心灵与精神上的伤痕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就是拿起笔写小说，用艺术形象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来做好这种斗争和清理的工作。
于是，有了《忠孝公园》、《夜雾》、《归乡》的问世。
《忠孝公园》、《夜雾》、《归乡》等小说告诉人们，中国台湾社会生活里，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所残留的“心灵殖民化”，是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留下的遗毒，不应该再搁置下去了，应该马上进行“战后的清理”。审视《忠孝公园》里的林标这个人物形象，人们应该猛醒了！
另外，读这些小说，人们也应该感悟到，在中国台湾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政治，也是急迫的，不能再受李登辉、陈水扁的欺骗与愚弄了。这还必须总结国民党统治中国台湾时期那种专制独裁的反面教训，剖析那种统治的反人民性、虚伪性。《忠孝公园》、《夜雾》里的马正涛、李清皓的形象就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铃珰花》、《山路》所批判的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应该有它积极的警世和醒世的作用。
当然，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对统一的中国国家的认同，促进海峡两岸再度统一，是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中国的头等大事，陈映真的小说，在表达这样的愿望和追求上也确是当今华文写作世界的一面大旗了。
（三）
这三十六篇小说，这五个主要问题，又无不体现了陈映真的核心的思想，或者说，世界观。
这要从赵稀方和陈映真的对话说起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2期。。
那是在2004年1月22日农历春节的下午，赵稀方到中国作家协会探访在北京过节的陈映真，两人做了话题较为广泛而又饶有趣味的对话。
其中，涉及到陈映真和宗教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的问题。
赵稀方提问说，陈映真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基督宗教色彩，而陈映真又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基督教强调普遍的爱，而社会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他问陈映真是如何调和这一点的？陈映真早年信仰过基督教。他提到早年的情形说：

我倾向于基督教与我从小的经历，与我的父亲有关。基督教事实上有内在差异，我喜欢解放神学一派，这是它与社会主义信仰的共同点。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

赵稀方接着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您刚才说的耶稣和下层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他的确说富人要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我觉得《圣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也经常强调要服从统治者。”对于这一点，陈映真的回答是：

完全对！你们要服从那些掌权的人。这很简单，因为它是《圣经》，也是时代的产物，不能摆脱罗马时代的统治。我一直没有余力，但是很想研究耶稣时代的以色列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一定很有意思。同①。

赵稀方接着说出自己的见解：“从耶稣本人来说，因为他自己预知到自己将要牺牲，但是他还是去赴死牺牲，我想他是用他自己的牺牲去赎回世人的罪。”这样的见解，陈映真表示认同。陈映真接着说：

是这样的。这就是基本教义，一个是处女诞生，一个是流血，用他的血洗净你的罪恶，然后信的人就能得救。这就是宗教的部分。不过对于耶稣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我相信会很有意思。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

有意思的是，为人坦诚的陈映真既然对基督教对耶稣作如是观，也势必就会在他的小说里时时加以表现了。于是，我们读《贺大哥》一类的小说，很容易就能够解读出来其中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了。
只不过，他认可的，只是自己在早年受到了比较多的基督教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说他一生全都如此。他自己，毕竟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台湾，生活在一个十分动荡非常复杂的时代和社会里，加上他个人经历坎坷见识深广思想深邃斗志昂扬，许许多多的现实的事件和人物又总会让他产生某种格格不入的感受，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和冲突就总会让他经常处在一种孤独应对的生存状态和未敢忘忧的文化心态之中。然而，历史既然召唤他毅然肩负使命，社会既然催促他铁肩担起道义，身为战士，虽是孤独，也要前行，即使他常常在将思想付与实践的时候困难重重遭遇困惑，他也不会稍有懈怠。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便是在他的思想里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困惑和矛盾。也正是这样的困惑和矛盾，使得他的思想，包括他思想里的有关宗教的观念，变得复杂起来。日积月累，不断思考，不断调整，他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就有了变化。于是，我们又读到了，《我的弟弟康雄》会否定了耶稣的神权地位，《故乡》会告诉人们基督教的爱的世界是不能实现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竟然也批判耶稣没有依靠群众，夺取罗马统治者的政权，等等。
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他后来接受并且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当然还是，刻苦学习接受理论的启蒙和教育，还有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的丰富实践，引导陈映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不仅赋予陈映真从事社会斗争包括从事反对“台独”促进统一的斗争的坚定信念和有力武器，也赋予陈映真从事文学创作包括从事小说创作的科学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这是十分难得的。
比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映真，牢固地确立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人生观。即使他把这看作是基督教解放神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劳苦大众成为了陈映真小说的主人公，陈映真让劳苦大众堂堂正正地站在了他小说天地的舞台的中心，身心灌注地将世态与人生、历史风云与时代沉浮作一番艺术的演绎了。
又比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映真，他在小说里拨乱反正还人道主义思想以原先的面目，并在人物和作品的题旨里作了生动的艺术演绎。本来，一开始，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人道主义是作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的对立面，一个是神道主义，抬高神贬低人，用空想的天堂幸福来否定人间生活的价值；一个是兽道主义，把人降低到动物，把人当动物一样对待。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统治的时候，无疑是要用人道来反对天上的神道和地上的兽道的，但是，归根结底，资产阶级维护的也只是自己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讲求彻底，那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世上万事万物，惟人为根本，人为根本之根本。人的根本是什么？人的根本就是人之作为人的权利，人之作为人的尊严。人，只有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所以，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当然，对与那些在历史上依附于剥削阶级的“分子”，即一个又一个的单个的人，也要给他们出路，也要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关怀。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陈映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相通以至相同的地方。于是，陈映真不仅为劳苦大众服务，而且讲求普遍的爱，讲求对罪人，对恶人，也要施以人文关怀。即使他在作品里彻底地揭露，无情地批判，那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人们读他的小说《夜雾》和《忠孝公园》，都能从那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思想和精神，还有一腔炽热的情怀。
再比如，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陈映真，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连通着他的为人生的艺术观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时候，就激活了他的诸多的艺术才华，使得作品在当代中国台湾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界众多的小说作品里别开了生面，闪烁着异样的光辉。
比方说，他坚持存在第一、意识第二，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在他的小说里就看不到那种孤立的不着边际的人物的文化心态的描写，举凡文化心态的描写都是和人物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又比方说，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在他的小说里，像《万商帝君》、《忠孝公园》那样，看到的都是，他写人物的现在，必然会联系这人物的过去，写过去也是为了衬托人物的现在。再比方说，重视人的经济活动对于人的思想的影响的观念，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就从这方面切入去写人的异化的。还比方说，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人们可以看到，他正是从阶级分析出发，在《将军族》里描写了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命运的。也是他坚持群众观点，人们才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看到他借犹大形象批评了耶稣忽视群众的力量，才在他不止一篇的小说里多次看到他意在启蒙而写了“看客”的形象。
我以为，这样解读陈映真，我们也就可以读懂陈映真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结语

你属于
整个民族
整个时代
如果历史是夜空
你将是一永恒灿耀的星岳宗：《致陈映真》。《文艺报》，2002年7月9日。
——岳宗

我还想提到前边刚刚说到的赵稀方的那次探访。紧接着有关宗教的问题，当时，赵稀方还讲过他自己的一点看法。赵稀方说：“对您的作品的解读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的作品看起来是一种反抗，其实骨子里有一种脆弱和颓废。往往是这一点比较吸引读者，这与一些人对于鲁迅的解读是有点相似的。”赵稀方还问陈映真：“您的颓废主要来自于何处？为什么它会出现呢？”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面对这样的感慨和质疑，陈映真泰然自若，从容应对，一一说了个明白。陈映真先讲了一个画家朋友的故事，那是他当年身陷囹圄时的一位难友。在牢里，因为苦闷，那位难友喝了很多酒，出来以后就酒精中毒了。陈映真坦率地承认，自己规劝过他，却也欣赏过他的颓废，也承认内心与他有一种共鸣，但是，陈映真明确地告诉赵稀方说：“可是我的后天的社会主义等等东西把我管住了。”赵稀方整理：《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2期。至于说陈映真自己有过的颓废，陈映真的回答也是十分坦诚的。陈映真说，那是原先，他觉得，文学承认人有很软弱的地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基本上承认人是软弱的，是有罪的，这样的影响，他有过，但是不长久。“我年轻的时候与我所谓的原罪奋斗了半生。”同①。这就是说，陈映真并不同意赵稀方的评判。
我在前面解读了陈映真的三十六篇小说，证明了陈映真的回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
别说当年的陈映真，就是如今，年近古稀，且健康一度欠佳，陈映真仍然一身老骥伏枥的气势。
这几年，陈映真的确一度健康欠佳。朋友们都很关切他的健康。2002年夏天，陈映真的中学同学岳宗为他写了一首诗《致陈映真》《文艺报》，2002年7月9日。，以表慰问。那诗，情深意切，读了令人为之动情动容。诗的开头，岳宗回忆了他们少年的峥嵘岁月：

和那群弹吉他唱洋歌写歪诗的
少年相比
你最不一样也最突出

得知你病倒了
趁着尚未老的提不起的笔
我得向世人及时宣告
我以真挚之爱爱你

并非曾伙同打砸美国大使馆
也不只是同窗之谊
更不是
你经常在我家过夜
早晨盛赞家姑为你预备的菲薄早餐

为什么？那是因为：

……你走在狭窄的山路上
心目中
却向往
壮阔的长江黄河
当上班族将军族
和乡村教师
都在那里见证
你那颗滚烫的心

更因为：

你属于
整个民族
整个时代
如果历史是夜空
你将是一永恒灿耀的星

这“属于整个民族、整个时代”，这“是一永恒灿耀的星”，陈映真都当之无愧。
2003年，陈映真荣获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这一年的12月20日，在马来西亚的颁奖典礼上，陈映真发表致谢辞，再一次追忆自己的文学生涯说，在他二十岁前后，他偶然在一条旧书店街闯进了被戒严体制严禁的大陆30年代文学禁区，他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在他的心中点燃了向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火苗。等到1968年入狱，鲁迅、茅盾、高尔基、契诃夫作品的情节、人物、语言的记忆，在囚禁的岁月中都给了他力量和心灵的自由，使他至今难忘。他“体会到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而文学本身也是自由的本身”。他说：

文学为什么？我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到，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燃希望，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人们有理由相信，凭着对于文学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陈映真还会继续写下去。
2004年2月至5月，陈映真被邀作为浸会大学驻校的第一位华文创作者，参加了那里的一些活动。在港的知名学者、作家对陈映真好评如潮钟玲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2004》。香港浸会大学印务组编刊，第2页。。比如，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称赞陈映真是“知识分子的表率”，说的是：

陈映真是一位有思想、有立场的人，并且他坚持他的理想，终生不悔。这一点可作为知识分子的表率。他的《忠孝公园》通过炉火纯青的现实主义小说技巧，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近代史一个切片上他们之间的关联，细味作者对人性的塑造，又对受害者展现宽容和同情。

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也说：

陈映真的作品由表层温暖到底层。他对各种各类的人，尤其是心理上或生活上的凄苦无告的人，受政治、经济现实的巨轮压扁的人，充满了关怀和了解，他有为他们喉舌的使命感。他是他何以成为重要人道主义作家之原因。

浸会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总监陈载沣博士则盛赞陈映真的“强烈的使命感”说：

多年来陈映真以强烈的使命感，敏锐的现实观察，深刻地反映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捕捉中国台湾社会演变真貌。他无论到了什么地方，自然而然的便要聆听那个地方的呼吸，扣应那个地方的脉搏。

这可以说明，陈映真为什么还会继续写下去。
记得，2002年，陈映真在北京阜外医院做第二次手术。那天，陈映真被小车推进手术室前，我握着他的手，说了一些宽心的话，他说的却是：

放心，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这，自然是陈映真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期盼。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陈映真健康状况已经大大好转。我们期盼着陈映真创作的另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到那时，我一定会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细读他的新作，品味他小说中流淌着的那种感人的艺术魅力。
让我们都来热切地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