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一个年轻人正面坐在像是太师椅那种椅子上。西装、领带的服装。那脸，除了微微向着两边的眉毛，是一点也没有林德旺的模样。头部的后面，有一个圆的光圈。顺着光圈的弧度，写着几个英文字母。再定睛看，赫然是MANAGER这个咒语一般的字。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66页。

这时的Rita心中充满着悲楚，猛然地想起了琼的话：“许多世上的苦难，是我们这儿的教会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同①，第167页。
陈映真这样写，表现了，他面对这跨国公司之吃人世界，要以基督教的爱去挽救。这显然是乏力的。对于Rita，或者众多的Rita们，我们当然也取尊敬的心情和态度，但是，社会的黑暗，是必须用别样的手段去消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所写的这第三条线，的确实有它启蒙的意义。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四、海那边，海这边——聆听“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故事
我是个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页。）

1979年发表的《累累》，是陈映真军中服役后创作的。小说真切地表现了他的体会：“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许南村：《后街》。而《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四篇小说，虽然意在表现跨国企业中的人的异化。但是，陈映真依旧不懈地关注着“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命运，敏锐地择取了生活中的有关素材，使其成为这四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
《累累》写了几个国民党下层军官一天的生活，而鲁排长、钱通讯官、李准尉他们又时时事事触景生情，在人的生命里竟然汩汩地涌动着那么多的思乡之情！
那是暮夏8月的一个清晨，点名仪式之后，鲁排长忽然觉得这方寸的操场和这样的清早氤氲，竟然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的北中国的故乡：

“看哪，看见那青青的山吗？”
姐姐扶着他站在木凳上。他伸着十分热心的脖子，在一望无垠的高粱田的那边；在澄澈得无比的一片晴空中，看见一线深青的，不安定的起伏。
然而那却真是故乡的山，而且是惟一鲜明地印记在他的灵魂的家乡的景色了。然则就连扶着他指示着那么遥远的青山的姐姐，在他的记忆中，也只剩下一个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身影罢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47页。

回到房间，他们围到窗边，看见不远的草坪上，有一对正欲交媾的狗。就在那煽情的一个瞬间里，钱通讯官的心“确乎是沉落的，沉落到他那多山的家乡去”同①，第51页。。那里，有他的二表姐。二表姐白皙、双眼皮，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地常留在他的心中。鲁排长又想起了他的妻，想起了对于自己生命有着某种扎下根一样的亲切的妻子。一种遥远的痛苦泛滥起来了，以至于发了饷以后，在他们去买醉的路上，鲁排长望着公路远远近近的山，又悠悠地想到故乡的小姐姐的山；想到了一望无垠的高粱美地；想到那一丝好似海市蜃楼般的靛青靛青的很不安定起伏的线。这起伏又让他想起了留在故乡的女人……
这不正是一股浓浓的乡愁？就像读了《祖父和伞》、《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一样，又读这《累累》，再来感受一番这样的乡愁，就不能不令人戚戚然而动情动容了。同样，我们也不能不深深地为陈映真的爱乡爱国情结所感染所激动了。
这样的爱国主义的情结，正是陈映真从父辈那里承袭下来的传统。这，实在是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他的生命之中了。
陈映真的生父陈炎兴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老先生生长在殖民地中国台湾赤贫的家庭，正式学历只有小学。小学毕业时，家境十分贫寒，无法继续上中学。陈炎兴哭了好几天，从此以后在家苦读，没钱买灯油，只能在月光下读书。最后，终于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小学教师执教的资格。老先生对陈映真多次说过，他看过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那是夕阳西下的北京城头，落日的余晖中弥漫着风沙，很美，很美。老先生向往北京，努力学习国语，讲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他有个心愿，要做族谱，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安溪过来的，然而，究竟是哪一代过到中国台湾的，一直没弄清楚。1986年以前，老先生有好几次想取道美国回祖国看看，了了他的心愿。可是又怕影响陈映真这个坐过牢的儿子。1986年，老先生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回到大陆福建，续上了家谱。那一次，当着快要进村子的时候，老先生竟是激动得两手发抖。
在《安溪县石盘头——祖乡纪行》一文里，陈映真真诚地表达了他们父子这样的挚爱和真情。陈映真说，他见到过族中最大的长辈是祖母。他知道祖母的时候，她的双眼已经失明。小时候，每次去中庄看到祖母，她总是用她的双手摸着孙儿的脸。“啊唷，心肝孙，大汉喽。……”她会一边摸索着孙儿的小脸，一边这样说，而且常常分不清是悲伤还是喜悦地流泪。从祖母的失明的双眼干涩地流下来的泪花，在她那特别阴暗的房间里，迎着小小的天窗下的微光而闪烁发亮的记忆，至今还时时闪现在陈映真的眼前陈映真：《安溪县石盘头》。《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27页。。祖母过世之后，陈映真的大伯父陈琳便成了他们家最大的长辈。到了晚年，大伯父的耳朵越来越聋，同他说话，往往是笔谈。有一次，大伯父说到他们在唐山的祖家，陈映真随即在纸上这样写：“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须发皆白的大伯父的脸上，立刻绽开满是皱纹的粲然的笑颜。这是自小他就要自己的下辈铭记的地址陈映真：《安溪县石盘头》。《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29页。。陈映真说：

“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这神奇的地址，竟而在世代贫寒、识字不多的我的家族中代代相传，像是引领着在遥远的海口孵化的鱼苗，飞泅腾泳过万水千涧，回到母鱼自来的河湖的、魔咒似的溯本求源的本能，两百年来，那样强烈地召唤着我的大伯父、我的父亲和我自己。同①。

1983年6月18日，《前进周刊》发表了陈映真写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文章说到他偶然从电视上听见侯德健的《龙的传人》，激动不已，胸中喉里，竟哽咽着一股酸热。这首歌确实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灵魂深处：

因为它唱到的黄河、长江这两条决不仅仅是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河流，唱到的决不单单是人种学意义上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它所唱的“百年前”“隆隆的炮声”，也决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历史纪事。这首歌整体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4页。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陈映真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他生命中的这些体验。
这样的生命体验，在小说里这样艺术地诉说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当今的中国台湾文坛，乃至于，在当今的整个中国文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非常有价值的。
（二）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涉及到“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故事。和陈映真以往写的这方面作品相比较，《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的“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故事有两个看点：
一是，出现了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结合的勤勉的相依相爱的家庭。
二是，第一次出现了反对“台独”意识和言论的描述。
我们先看《云》。
在《云》里，陈映真笔下的小文即文秀英的家庭，就是一个由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共同组合而成的家庭。“二十多年前，小文的父亲从空军退下来，同带着两个男孩和老婆婆耕作着几分地的小文的妈妈结了婚。出生于大陆中国佃农之家的小文的父亲，付出他全部的心力，去爱那几分田地、那个家，建设了一个勤勉、相依、相爱的家。”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页。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在为家而劳动。除了小文的二哥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其他人都在辛勤劳作。在日记里，小文写道：“还有大哥。啊，一直保持着儿童一般纯朴，不知道利欲心的大哥。成天默默地流汗、劳动的大哥。”“我为什么要离开爸、妈和大哥……来到这里？”“我一心地想多赚一点钱，寄回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3页。小文的大嫂也是个爱干活善管家的人。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彼此都是相爱相助的。这一点，陈映真借助于小文的眼光与感受，描述得十分感人。
自然，这个家庭也是有矛盾的：“我生下的那一年，二哥才八岁。但生性善感的二哥，对于母亲两年前的再嫁，比较当时已经十岁的、朴直的大哥，怀着更深的感伤。为了二哥的稚小的忧悒，妈妈曾几次想要和爸爸离异。一直到我的降生，妈妈才打消此意。”同①，第20页。我们知道，爱，就包含着理解和包容。小文的父亲不仅理解老二的感伤，包容了老二与自己的隔膜，而且用更博大的胸怀去爱老二、老大，爱家庭中所有的人。比如，小文的二哥国中毕业后，吵着要当学徒。父母多次为这件事而“细声争吵”。父亲坚持，孩子小，不懂事，父母应该坚持他考中学。母亲反问：“为什么你不会去向他说？”小文在日记里写道：“老爸爸闷声不响地只抽烟。等发觉虽然勉强报了名，却没去参加高中联考，老爸爸才急了。他骑着他的机车，花了几天工夫，到城里找老长官请托，铁青着脸，押二哥去考试。二哥终于考上一家县立高农，老爸爸才照常下田里做活。”同①，第21页。又比如，小文二哥到邻县上学，从高二起，就不断地旷课、打架、抽烟、犯上，最终不能毕业。写给小文的信上说：“反正我无颜回去了。我糟蹋了妈妈许多辛苦钱。我现在去找事，将来一个钱也不少，还给妈妈。”小文感叹地写道：“其实，大部分的钱，都是老爸爸交给我，用妈妈的名义，由十岁的我抄信、寄钱。”同③。小文二哥的出走，不仅给这个终日劳碌、一向平稳的家，带来一层忧愁，更让小文的父亲增添了担心，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借酒消愁了。还比如，小文的二哥两年没有音讯，第三年，开始寄钱回家，初时是几千，后来一寄就是上万。父母十分忧愁，母亲怀疑这钱来路不正，而父亲却说：老二不应该是那种孩子。大哥带着小文按照信封上的住址去台北看望二哥。在回家的路上，大哥让小文共同隐瞒二哥的生活，大哥说：他会回头的。果然，第二年，二哥去当了三年兵。退伍以后，笔直地回了家，他“人结实了，头发短了，皮肤黑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23页。。二哥骑着父亲为他新买的机车，忙着在附近打工，后来又借了一点钱，买了一部中古的“铁牛车”，做运输生意。万万没有想到，全家团聚才九个多月，小文的二哥在尖山脚下急转弯的地方，让卡车撞了，身体翻倒在水沟里，死了。小文的母亲极度悲伤，生了一场重病，父亲突然老了许多，几乎让田里的工作一下子荒废了。从这年除夕开始，父亲总是在年夜饭桌上，为二哥空着一个位置，亲手为他夹一大碗菜，摆着。发表在《麦台月报?麦园》里的小文的文章《二哥》，把人伦之爱，写得情深深、意切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今年除夕，在年夜饭的桌上，老爸爸提了两件事，征求家人的同意。
头一件事，把原来翻修房子的计划，更改为拆建现在大哥一家住的厢房，新盖一间二层楼，给大哥一家住。
第二件事，是要求大哥大嫂同意，把才生下来六个月的孩子，在名分上过继给二哥。
对于头一件事，大哥大嫂力让了一阵。老爸爸说：“你们不必让了。对老屋子，你妈有一份情感。翻建成新式房子，想来她也住不惯。我，喜欢老屋子。老屋子使我想起我自己在大陆上的家啊。年纪越大，这就对我越是重要。”
大哥说，目前家里的经济情形，也不容许大兴土木。“反正不急，有一点儿，盖一点儿。”老爸爸说。
至于第二件事，大哥大嫂很快就同意了。
老爸爸很高兴，伸手从大嫂怀里抱过小辉。“这是二房的孙子了。”他笑着说。
只有母亲红着眼眶。她站了起来，端走一盆汤，走进厨房里，过了一会，再端到桌子上。“热一热好吃。”母亲说过。老爸爸说：“好，好。”任谁都知道母亲哭过，可任谁也没说破。
老爸爸，照以往除夕的例，往一个空了的座位上的空碗里，默默地夹菜。
那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二哥的座位。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9—20页。

文章的末尾，小文的文章说：

花开、花落。草长、草枯。二哥的生与死，或者就与大自然的生杀一样吧。然而，我、老爸爸、母亲……这几年来对二哥刻苦的怀思、铭心的悼惜，又岂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吗？同①，第24页。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禁要问：陈映真以往的作品里，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家庭形象？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正在经历一个磨合期。经过多年的交往，如今，他们之中已经有一批人，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组成了家庭，彼此相依相助。文学来源于生活，又表现生活。既然生活中有了这样感人的故事，而这故事又恰好体现了陈映真的理想，他当然及时地抓住它，去艺术地表现它。另外，过去陈映真在描写大陆人与中国台湾本地人恋爱和婚姻时，男人总是大陆人，女人总是中国台湾本地人，这是中国台湾社会1949年前后的生活实情。随着人们的密切交往融合，生活变了，性别组合也在变，《夜行货车》里的大陆人就是女人刘小玲，而中国台湾本地人就是男人詹奕宏了。
我们还发现，父亲这个人物形象有了厚重的内涵。父亲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这固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现实在文学上的反映，但这样写，陈映真还表现了他的想法。在陈映真看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犹如一胞兄弟。在这个大家庭里，作为兄长的大陆应该充分理解、体谅弟弟——中国台湾近百年做殖民地的痛苦以及由此而和大陆隔绝后的隔阂，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怨恨，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去关爱中国台湾，帮助中国台湾；作为弟弟的中国台湾，自然也应知情知义，对兄长所做的一切有所回应，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和谐的大家庭。《云》里的父亲形象正注入了陈映真这一番兄弟情义的见解，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在陈映真的笔下，我们看到：
《夜行货车》里的中国台湾人詹奕宏和外省人刘小玲确实在私下谈论过外省人、中国台湾人的话题。詹奕宏问：你觉得中国台湾人，怎样？刘小玲虽然认为，这是喝醉酒男人提出的问题，但她还是借此表白了她那真挚的爱：我的心里，有个中国台湾男人，他最像个男人，像个男人，我爱他，可是，他并不爱我……詹奕宏按照自己的思路，盯着荧光屏，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这些中国台湾人，一个个，不是癫，就是憨。一个外省人，从小到大，从这种电视剧中去认识中国台湾人，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酒醉之后的一段私房话，仅仅如此而已。这并没有构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形成他们冲突的根由还是那詹奕宏的嫉妒心在作祟。在反抗外国老板民族歧视的斗争中，他们最后还是牵手了。
《上班族的一日》里的外省人杨伯良是外国老板的大奴才，中国台湾人黄静雄是大奴才杨伯良手下的小奴才，建立在彼此利益基础上的杨伯良与黄静雄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纯属勾心斗争。同样，《云》里的外省人“宋老板”和中国台湾人张维杰都是美国大老板麦伯里的奴隶，只是张维杰年轻幼稚受了艾森斯坦的思想毒害，卷进了他们的争权夺利的漩涡里去了。
《万商帝君》里的中国台湾人刘福金与外省人陈家齐，确实存在着中国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在争权夺利，即使是这种冲突以及存在着的省籍隔膜，最终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下也被融合了。
显然，陈映真透视中国台湾社会的这一角，正是当时中国台湾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这就是中国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所谓的省籍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在国内种种矛盾的影响下，在中国台湾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台独”意识、“台独”言论，陈映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生活素材，在《万商帝君》里就有了反“台独”意识、反“台独”言论的描述。
其实，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论战中，人们对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并不相同。当时，叶石涛在《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5月，第14期。里再一次拿“乡土文学”做文章，鼓吹一种所谓的新意识——“中国台湾人意识”并且将这“中国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中国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和中国分离的、中国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的《中国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那是在文学思想领域里的一次重要的斗争。我在后面还要说到，这里只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状况的，在中国台湾，首推陈映真。而陈映真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82年发表的《万商帝君》。陈映真说过：“从我个人的体会，以1979年底的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中国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来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中国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陈映真：《台独派的中国台湾文学论批判?序》。曾庆瑞、赵遐秋着：《台独派的中国台湾文学论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9页。中国台湾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有所反映。这必然之中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并选取生活中的新现象，其关键还在于作家有否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并且勇敢地艺术地去表现这种现实。陈映真，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敏锐眼力和艺术勇气的作家。
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万商帝君》主要是在写跨国企业中的人的异化。在民族分裂还是统一这个方面，小说全篇的描述，所占的比重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这样，陈映真也还是艺术地提出了四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足以引发人们去思考。这就是：
第一，中国台湾话是汉语中的闽南方言，还是一个独立的语系？

“刘福金的名片印出来以后，在一次训练会中发给了大家。
“'King H.K.Lau,'有人念着，觉得疑惑。
“‘用中国台湾话念，我的名字：lau Hokk kim……’刘福金笑着说。
“‘啊！是中国台湾话啦。’
“‘是啊’，H.K.笑了起来。”
“‘我想咧，为什么刘变成lau，原来是这样。’
“‘我们是中国台湾人嘛。’H.K.笑着说：用父母音读自己的名字……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8页。

这样写的时候，陈映真是在借助于陈家齐的言谈举止，质疑刘福金的谬论：“坐在对角的陈家齐，在人都不曾注意的时候，警醒地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着刘福金。奇哟，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茫漠地想：中国台湾人……”同①，第98—99页。
第二，中国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话就传了出来，说‘管理教授’认为中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山地人（更正确地引用他的话是‘马来?波里尼西亚’人）和荷兰人的混血人种；说中国台湾人，经过几百年社会的、文化的变迁，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说是他认为中国台湾话就是中国台湾话，和中国的闽南话已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说他认为中国台湾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已经使她完全和大陆中国断绝了关系”同①，第110页。。听了这些怪论，“不论如何，刘福金的‘中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论”，很深地激荡了陈家齐“深在的宗族情感和爱国忠党的心怀”同①，第111页。。陈家齐为此发出了警告：这是危险思想！
第三，当时中国台湾党外运动的性质是什么？
刘福金认为，“党外运动就是‘中国台湾人’寻求新的‘自我认同’的运动”，认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大汉沙文主义者’，是一个‘并吞派’”同③。。
第四，美国和中国台湾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一点，刘福金倒是口无遮拦地道出了真相。他说，为了霸权，“美国保护中国台湾，主要是保护‘中国台湾人’。……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台湾人’‘中国人’并不一样！”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10页。
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的描述，还只是停留在“万商帝君”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层面上，真正凝结在人物形象里的性格描述，还很少。后来，随着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作家艺术素材的积累，十多年后，陈映真1999年再写《归乡》，2000年再写《夜雾》，2001年再写《忠孝公园》，惊世骇俗的杰作就问世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五、“耐读”的魅力——追求“艺术的芬芳”
陈映真的作品是“耐读”的，它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解释。——李欧梵（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卷首第21页。）

“耐读”，正是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所在。
形成这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是他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7页。除此之外，他那娴熟的艺术技巧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在本书的《前言》里提到过，陈映真在1983年曾经对李瀛讲道，他“才华不足，不能像卓别林、布莱希特、萧伯纳那样，使思想的宣传充满着艺术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页。现在，李欧梵说“耐读”，证明陈映真实在努力追求这种“艺术的芬芳”了。
（一）
在小说体式上，陈映真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现代章回小说的新形式。
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中，茅盾曾经指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432页。。他拿建筑作比喻说，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花园内一处处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章（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局面同①，第432—433页。。陈映真就汲取了这样一种章法结构的精髓，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分开来看，《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每一篇，都完整独立，而合起来看，那每一篇又都是《华盛顿大楼》主题的一个部分。这种“分”、“合”交融的体式，组成了现代章回体小说的主要特点。
陈映真小说体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体交汇，时时把客观叙事体与文告、书信、日记、病历等各种应用文交替运用，而且融汇为一体。随着文体的交替，叙事的角度随之变换，叙事者的人称也就随着变异，主称的“我”，对称“你”，客称的“他”，交错运用，使作品发展显得波动起伏，可读性也随之增强了。
比如《贺大哥》，共有六节，第一、第四、第六节是顺叙，第二、第三节是倒叙。第五节是麦克的病历、麦克和医生治疗谈话录音记录。在第一节里，小说留下了悬念：麦克、贺大哥怎么会是同一个人？第二、第三两节，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小曹和贺大哥的认识过程以及贺大哥的博爱胸怀。在第四节里，小说再次留下悬念：麦克为什么会患精神性的健忘症？第五节形象地回答了第一、第四节提出的问题，第六节作了升华性的小结。在这样屡屡变化、起伏波动的叙事中，陈映真又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小曹认识贺大哥前后的比较；患病前的麦克与患病后的贺大哥的比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艺术地表现小说的主题。
《文书》也是这样。它由“公文”、“报告”、“自白书”和“诊断说明书”四个部分组成，又以“自白书”为主体，和其他三部分融为一体。“自白书”中的“我”，是杀妻罪犯，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那发自灵魂深处的自白，能够极大地震撼着人们。
还有，层层结构，或称为多条线索的叙事，也更加扩大了、丰富了作品的容量。
比如《云》，就有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总的主题。《云》的第一层结构，从张维杰招聘朱丽娟为秘书，开办小公司说起。第二层结构倒叙，讲张维杰回忆在跨国公司组织工会的情景。第三层是装配女工文秀英以日记方式，既追忆了自己的出身、家境，又实写了参加工会改革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三层结构组成一体，既有张维杰的视点，又有文秀英的视点，这不同的视角又共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外国老板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们觉悟后的风采。
《万商帝君》的情节，也由三条线交错、互补而发展。第一条线，描述刘福金和陈家齐的故事。他们虽然在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等等观念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在跨国公司理念、文化的侵蚀下，失去了自我，完全融化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上了，先后登上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跪拜称臣。第二条线，叙述林德旺的故事，和第一条线交错发展。刘福金、陈家齐是欲做奴隶而最后做了外国老板的奴隶，而林德旺则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最终患妄想症而致疯。第三条线，在小说的前四节若隐若现地出现过，Rita的故事主要在小说的第五节获得充分发展，意在表现基督教之教义，面对上述第一、第二条线所揭露出的黑暗世界，它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用别样的方式去消灭。
（二）
陈映真对当代中国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是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人物的艺术形象画廊，增添了不少有着异样光彩的人物形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和康雄的姐姐“我”，《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唐倩的喜剧》中的唐倩，《贺大哥》中的贺大哥即麦克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
至于《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有些学者认为，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太为思想服务，等等。
我以为，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写得相当好的人物形象，像《夜行货车》里的林荣平、詹奕宏、刘小玲，《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云》里的张维杰，还有写得深刻而有丰富内涵的《万商帝君》里的林德旺。
有人说，陈映真把詹奕宏写得过于简单、过于粗暴，把张维杰写得过于单纯。要知道，詹奕宏头脑不简单、不如此粗暴，张维杰不如此单纯，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了，而不是这一个詹奕宏，这一个张维杰了。
第二种情形，《云》里的何春燕即何大姐，前已说明，倒是真的有些概念化，不够丰满、生动。这确实说明陈映真对这样的女工了解得不够，他真的还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生活积累。然而，他要写，依旧说明他有美好的愿望，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写好这一类的人物。
第三种情形，就是《万商帝君》里的刘福金和陈家齐。在这篇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关于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路线方针政策的讲述，这种讲述淹没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形象，匆匆地一看，或许会得出一种印象，以为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在图解这些理性的观念。不过，你要仔细分析，也能发现，这些长篇大段的讲述，并不是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而是陈映真着意描述的《万商帝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这，就涉及到如何写时代背景的问题。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一篇小说之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连时代空气都表现不出的作品，即使写得很美丽，只不过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所谓时代性，我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第209—210页。

以茅盾的经验为参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一是，《万商帝君》应该写时代背景，写当时中国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篇小说里，主要写了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个重大经济现象，也提到了“乡土文学论战”、“台独”意识、党外运动等。
二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要生动形象地描写，而不是抽象地论述，因为文学作品是要以形象说话的。也许，这篇小说还缺乏一个凝聚跨国公司理念的人物形象，要是有这样一个形象，以这样一个形象取代那段冗长的抽象说教，人们阅读的效果就会不一样了。
三是，更重要的是要表现跨国公司对人物形象的影响以及人物形象对跨国公司的反作用。在这方面，陈映真还是下功夫写了刘福金和陈家齐的，写得还是不错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结尾，从思想内涵来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张扬型。陈映真从正面切入，以审美的笔调张扬了一种高尚的精神，读者随着内心的感奋、鼓舞而后留下的是沉思。
另一类，反省型。陈映真从反面切入，鲜活地揭示了人生的某些悲剧，读者随着内心的震撼、悲切而后，也必将是沉思。
罗宾逊（Lewis—stwart Robinson）就陈映真小说作品里“沉思”的内涵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字《陈映真的沉思文学》罗宾逊（Lewis
Stwart Robin）：《陈映真的深思文学》。《两刃之剑》，1986年香港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35—180页。。应该说，这两种小说的结尾，奉献给读者的都是朗朗亮色。陈映真原先写小说，有时候，留在尾声里的那种或多或少的，或者，或浓或淡的，灰色与茫然，再也没有了。
先谈张扬型的结尾。
《夜行货车》的结尾写道，刘小玲在大饭店的门外不远的地方，追上了詹奕宏。她抱住他的臂膀。他们默默地走在通往通衢大道的一条安静的小斜坡上。她几次偷偷地、心疼地看着他直视的侧脸。方才为愤怒、悲哀、羞耻和苦痛所绞扭的脸已经不见了。看来，他疲倦，却显得舒坦、祥和的脸，“即使是她，也不曾见过的”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一辆计程车邀请似地在他们身边迟缓地开着。詹奕宏和善地向司机摇了摇头，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在她沉默地望着远去的车灯时，詹奕宏把她的右手拉了起来，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了上去。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理念下，他们重归于好了。这时的刘小玲，看着这枚景泰蓝的求婚戒指，激动万分，激动得“她开始流泪”了：

她开始流泪。
“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她一面拼命抑制自己不致放声，却一面忙不迭地点着头。
“不要哭。”
他温柔地说。同①，第137—138页。

这时的刘小玲和詹奕宏，不仅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理念下，重归于好，结为一体了，而且，他们还拥有一腔的爱国情怀，要回归故土了。这时，你再看詹奕宏：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同①，第138页。

他们两个人，还有那无数的爱国志士，真的就像一节又一节的货车满载着对故土故国的深情厚意，肩负着有如千钧之重物的重任，组成了那一列强大的、长长的货车，冲破夜色，一直奔向南方的故乡。
无疑，这是在张扬一种伟大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激动、振奋之后，人们必将沉思：在跨国企业里生存的中国人，该怎么办?
《云》的结尾也是张扬型的。
《云》的结尾，写了张维杰的真正觉醒。张维杰“如今，在读过三本小文的日记之后，却无端地听见他那原已仿佛枯萎了的心的孱弱的呻吟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89页。那“枯萎了的心”就是爱心，就是友爱之心，就是关爱他人之心。在工会改革失败后，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认识到跨国企业老板们关于改革工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欺骗性，只是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对小文她们女工说，他也是受害的一人，他的信心受了伤害，“你们也因为相信我，连带地也受了害”同①，第86页。。当时，小文关于白云的一番寓意深刻的话，并没有立即触及张维杰的灵魂。小文说：

实在说，我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些白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抱着。想着如果他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同②。

天上的白云，尚且能够那么快乐、和平、友爱地相互挽着、抱着，人世间的人为什么办不到呢？这就是这篇小说题为《云》的旨意了。当时的张维杰并没有听懂小文这番话。如今，小文友爱家庭的生动形象，具体诠释了白云互相挽着、抱着的深刻意义，深深打动了张维杰，他开始作触及灵魂的反省，而且迅速付之于行动：

他突然觉得，自以为很辛苦地工作着的这两年来的生活，其实是懒惰的生活。只让这个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锉削，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0页。

首先，他随手拿起日商福岛的信，想了一下，写了一封英文回信的草稿。信中严厉地指责对方屡次不守来台采购时口头上的协定，每次有意利用强势商业地位，压低代理人应得利益之不当。他并且把用原状退回，要求一切按照对方来台时的口头协定重开，否则拒绝受理代理工作，以后并拒绝来往。他，决不为金钱而损害民族尊严。
其次，他约秘书朱丽娟带着孩子丫丫一块儿到台北吃饭。他写了这个相约的条子，挑了一只红原子笔，把这条子框了三个框框，对着自己温暖地微笑了起来：

他锁上门，走了出去。天上是稀稀落落的星星，在夏夜中温柔地眨着眼睛。
“这两年来，为什么我只是把她当作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
他对自己皱着眉，摇摇头，轻轻地喟叹起来。同①，第91页。

无疑，在这里，张维杰的人性在回归，对秘书朱丽娟开始友爱起来，开始表现出一种人文的关怀，不能把她当机器、工具来使唤。显然，在这里，张扬的是一种高尚的博爱精神。张维杰的人性开始回归，也告诫在跨国企业生存的中国人，该如何来应对?
《上班族的一日》和《万商帝君》则是反省型的。
这两篇小说的结尾，都从反面切入，都在描写跨国企业中某些人异化的惊心状态，或异化得不能自拔，或异化得陷入疯态。
上班族黄静雄，在抗议公司不公平待他的这惟一不上班的一天，将要过完的时候，“他的心都怀着一份久已生疏的悔恨和心灵的疼痛，以及这悔恨和疼痛所带来的某种新生的决心”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64页。。“没有杨伯良、荣将军、没有腐败的阴谋、没有对于副经理的那黑色的假皮的坐椅的贪欲，生活会有多么的不同啊”同①。。也就在这时候，床头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杨伯良来电话了：

——我刚刚从荣将军的家回来。他说他那个宝贝侄儿早上打了越洋电话，说是不愿意回中国台湾来，向总公司辞职了。
“哦。”他说。
——这个艾德华?赵，说是如果这时来中国台湾，他好不容易就要等到的Green Gard就会泡汤。嘿嘿。
“哦。”
——不说这了。你只不在一天，我才发觉Joe，Nancy全部派不上用场。表报一塌糊涂呀……
“哦。”他说。
——你说什么？
“我明天去看看！”他大声地、生气似地说。同①，第165页。

事实上，黄静雄那“新生的决心”，最终还是抵挡不住那副经理位置所标志的物质享受的引诱，三声“哦”字，贴切地表现了他灵魂的归向。他“大声地”说，像生气，其实是一种意念的断然决定：“我明天去看看。”读到这里，我们确实看到，黄静雄刚要回头，却又心甘情愿地转身走进那物欲的大黑洞，向下沉，向下沉！说真的，每每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的心也在下沉，下沉……不能不为黄静雄们所痛惜！
《万商帝君》的结尾是写：

也不知为了什么，那个把自己扮成“万商帝君”的青年的清癯、忧悒的脸，这时却蓦然闪过我的眼前，然后，消失在冬天的台北的灰暗的天空里了……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90页。

这个林德旺，和黄静雄不同的是，他已经完全被跨国公司的物欲理念所吞食了，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彻底垮掉了。最初，读完了小说的结尾，我竟然掩卷在书桌前呆坐了许久，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很痛心地想，这，分明是在启迪人们认真思考人在物欲诱惑下的异化的问题，廓清人们在物欲横流时代的蒙昧！
这，应该就是这篇小说的启蒙作用了！
（四）
陈映真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进行现实主义的“再解放”，既有现实的内涵，又有浪漫式的浓郁的抒情，现代派似的梦幻以及象征的色彩，等等，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在前面说过了，他步入文坛的第一部作品《面摊》，就显露了这种特点。浓浓的情思，梦幻似的感觉，弥漫在全篇。特别是小说的末尾，通过病孩的直感，写出了孩子在爸妈的温馨的爱怜下，把爸爸抛出去的烟蒂在暗夜划着血红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与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交错而成的梦幻，再加上那摊车渐去渐远发出的“——格登格登格登……”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不可言传的韵味。同样，我们读《哦！苏珊娜》，小说全篇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从教堂里飘出来的赞美诗“哦！苏珊娜，你可曾为我哭泣？”反复出现，赋予了小说深沉的哲理蕴含——表现了人们探索人生真谛的困惑，同时也为小说增添了一抹难以褪尽的浓浓的感伤色调。
至于象征的手法，陈映真运用圆熟，其境界可以说是臻于自如。读他的小说，人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象征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件差事》里的桥，象征着流落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渴望回归故乡。《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相知相爱而殉情，象征着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终将结为一体，完成统一大业。这是部分的象征手法。《永恒的大地》以女人象征中国台湾大地。“伊”曾当过妓女，象征着中国台湾岛曾沦为日本殖民地，“伊”容貌丑陋，但有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中国台湾仍有光明的前景。这是整体的象征手法。至于《唐倩的喜剧》，作家分别把胖子老莫、哲学助教罗仲其、留美的青年绅士乔治?H.D.周以及在大的军火公司任职的物理学博士，象征着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变化，甚至于破产，也具有现实的象征意义。《一绿色之候鸟》里，那只鸟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节点，又带有主题的象征内涵。
而《夜行货车》里的象征手法，不仅是部分象征与整体象征的完整融合，还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小说的总题目《夜行货车》和其下的小标题《长尾雉的标本》、《温柔的乳房》、《沙漠博物馆》、《景泰蓝的戒指》都蕴含着深沉而丰富的意义。总题“夜行货车”在篇末才整体地显示了它的象征含义：我们从这里似乎听到了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们脉搏跳动的振点，犹如长驰的货车，背负着重任，回归自己的故乡。詹奕宏和刘小玲的最后结合，又象征着大陆人、中国台湾人终将融为一体。《长尾雉的标本》象征着林荣平一类人犹如长尾雉一般，对洋人摇头摆尾。《温柔的乳房》象征着中华民族勃发不竭的生命力。《沙漠博物馆》虽是“博物”的西方文明世界，但却像沙漠一般无根无底。《景泰蓝的戒指》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精粹的历史文化必将重新组合了中国的统一。《云》以白云友爱地挽着抱着在天空飘游的情景，象征着人世间呼唤着爱的精神。《万商帝君》更象征着那跨国企业以商以财一统天下理念下的王国。
陈映真的小说还自觉地吸取了意识流的手法。自然，他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的模式，以人物意识流变作为作品叙事的框架，而是丰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法，以情节为线索，为突现人物性格特点服务。《死者》的主人公在辞世前的一连串的心理活动，陈映真就借助意识流的手法，描绘得细腻、贴切而又鲜活，老人的种种念想犹如一条细流，不停地流变着，翻涌着。《夜行货车》第一节《长尾雉的标本》也运用了这个手法。林荣平下班后，在开车去小热海的路上，忽而想起洋老板摩根索恶作剧的笑声，忽而忆起刘小玲苦涩的倾诉，再而惶恐地沉浸在白天刘小玲的怒气中，这种意识的流动，既交代了洋老板对林荣平的嘲弄，述说了洋老板调戏刘小玲的劣迹，又揭示了林荣平的奴才嘴脸。
陈映真在借鉴并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时，又有他独到之处。有时，他突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交融，在人与自然融汇的时候，又突出描写了人的生命意识中的性意识的勃发与涌动，与大自然万物的生命力交织交汇。让我们看《累累》中的一段：

他们围到窗边去，看见不远的草坪上，有一对正欲交媾的狗。暮夏是它们的季节，大大小小的狗们整天失神地追逐着，流窜着，忙碌着。几个不上操的兵们远远近近地驻足观看，不知不觉地流露着仿佛发笑的脸，都在一种怔怔而且茫然的感动之中。太阳开始有一种火炎的威力，照在这一小帧风景的每个角落，也照明着这一小幕生之喜剧。忽然间一刹那的寂静落在这一幕生之喜剧里，寂静得听得见一种生命的紧张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0页。

于是，三个军官，李准尉、钱通讯官和鲁排长，先后从沉默里苏醒过来。他们“注视着努力要分开却分不开的狗”。“阳光在它们十分美丽的皮毛上喘息着。日曝的操场都渐渐地在日光中发白，都闪烁着。”同①。于是，李准尉从这一幕狗之生之喜剧里，“想起那些战乱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同①，第51页。。而钱通讯官“在那个一瞬间里，他的心确乎是沉落的，沉落到那多山的家乡去”，他又想起了他的二表姐，“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凭我死死地抱着……”钱通讯官的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同③。。鲁排长也想起了他的妻子，想起了北中国的阳光，透过纱帐，照着伊的疲倦而忠实的脸。在那个时候，他方开始感觉到这个长他四五岁的女子，“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某种互相扎根的亲切的意义”同①，第52页。。那是他一生“惟一爱过他的女性”，而如今，“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同⑤。。鲁排长忧伤起来了。这就是乡愁！
暮夏的阳光叫他们的心绪漂着，浮沉着；狗之喜剧让他们的情思漂着，浮沉着；一种生命的涌动使他们漂浮着……这就是乡愁！这就是刻骨铭心的乡愁啊！从生命里涌动，进而流淌出来的那份思念之情，伴随着人的生命之存在，不停顿地汩汩地流淌着。
显然，陈映真一方面吸取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艺术手法，一方面又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而且在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的时候，突出描写了性意识的起伏流变。这样从生命本源来写乡愁，不仅真切，鲜活，而且写出了乡愁的本质。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六、飘扬的红旗——读《山路》和其他
这本书的十二个短篇中，最出色的是《山路》和《铃珰花》。两篇“控诉”小说有一股刺心的力量，但这股力量却在作者轻描淡写的处理中透露出来——这是陈映真的艺术功力。——龙应台（龙应台：《侧写的艺术——评陈映真〈山路〉》。《新书月刊》，1984年11月，第14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69页。）

1983年4月，陈映真在《文季》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铃珰花》。同年8月，又在《文季》3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名作《山路》。这个月，在台北空军俱乐部作了题为《大众消费社会》的演讲，并应聂华苓之邀约，和七等生一起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交流。同年10月2日，《山路》获《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1984年9月，《山路》、《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由远景出版社出版。1985年11月，陈映真自己创刊《人间杂志》。12月，自选、插绘《陈映真小说选》，作为纪念人间杂志创刊收藏版，计收入《将军族》、《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等五篇。
（一）
1984年9月，陈映真为《山路》写的自序《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一文，谈到了三个问题：
一是创作《铃珰花》和《山路》的初衷。
陈映真说，有朋友把《铃珰花》、《山路》善意地称之为“政治小说”，他觉得担当不住。为什么呢？他把这两篇小说和近十年崛起的拉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批评视点的小说、电影相比，“不论从规模、历史的格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背景结构，俱嫌不足”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页。。他认为“说它们是‘政治小说’，其实是不适当地抬高了它们的属性”同①。：

我是从来不曾、将来也无心去写所谓的“政治小说”的。然而，竟而写了《铃珰花》和《山路》，对于中国台湾历史的五○年代初叶，提出反省的思索……同①。

在李瀛的《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里，陈映真也说，他“开始回头看，回想着白色的、荒废的五○年代”，写小说，对于他，“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他“终于能冷静地回想那个时代的意义。写《铃珰花》，是对于向着历史的近代跃动的中国台湾和中国的审视和思考”，也是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和过去的实践的审视和思考”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7—18页。。
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思潮下创作这两篇小说的？
这种历史思潮，陈映真概括为两种：一种，“二次战前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对人类造成噩梦似的浩劫，一旦过去之后，尤其在欧洲，一直到今天，回顾和反省纳粹支配时代下人、生活和历史的歪扭的文学、电影作品，一直未曾间断过”。第二种，“对于体制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幻灭和批评，不只在哲学上形成了所谓的批判学派，近年来，以批判的凝视，回顾史达林主义支配下的欧洲知识分子，和美国白色的三○年代中职工联盟运动的电影、文学和学术着作，正逐渐多了起来。而这新的反省和批判，又似乎以参与了六○年代中期至七○年代初叶全球性知识分子反乱运动一代的作家、导演和学者为骨干”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36页。。而这两种历史性的思潮，在中国必然有反响。这方面，陈映真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灭和再探索的不间断的过程下，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然而，人们似乎总是夸夸然，甚至于森森然论说着那表面的过程，却极少探视在那过程下，在遥远、隐秘的囚房中和刑场上，孤独地承受一时代的残虐、血泪、绝望、对自由最饥渴的向往、对死亡最逼近的凝视、对于生人最热烈的爱恋……的无量数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同②，第36页。

而他这两篇小说，正是这种看法的艺术体现，去探视那些在囚房中，在刑场上承受了一个时代残虐的“年轻、纯洁、正直的生命”。
三是创作这两篇小说的基本条件。
陈映真认为，“对当时人们的梦想、斗争和幻灭、对当时条件下的人所藉以生活的信念和严酷的考验下人的伦理和理念，带着严肃的检讨心，在回顾中加以逼视，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这些条件是：“近年来中国台湾在言论表达上相对性的自由化，和对于自己二十年来的思维的批判和思考之形成。”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5页。关于前一点，在《悼念的方法》一文里，陈映真也涉及到这一点，他写道：“蒋经国先生在中国台湾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解除戒严，为中国台湾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具体的、基本的条件，为中国的民主主义政党政治的展开，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陈映真：《悼念的方法》。《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259页。
另外，吕正惠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一文里，特别指出，“复出以后的陈映真，为中国台湾文坛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小说题材，即：跨国公司对中国台湾的影响。”但是，“对中国台湾‘现实’的探索并不停止在这一问题上，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经过四年的酝酿，陈映真又发表了中篇小说《赵南栋》。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较详尽的描写。特别是《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也写了进去。这样，在吕正惠看来，“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说是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页。。
（二）
《铃珰花》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借助于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从而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政治的大肃清作了彻底的否定。小说在艺术上也是一篇上乘之作。
这篇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一九五○年。”它一下子把读者的视线，就聚焦在上个世纪那个白色的、恐怖的50年代，直逼那个年代的另类人的生命世界。小说确实把这个“开门见山”的手法，运用得相当到位。这是其一。
小说又巧妙地营造了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为主人公高东茂的出场，作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铺垫。莺镇周围的废窑、山前山后被遗弃的残缺的盘、碗、小饔，点明了故事发生在负有陶业盛名的莺歌镇。这里有郑成功带兵驻扎鸢山的种种传说。原先在那废弃小园中竖立的纪念日军征台、北白川宫亲王在此营帐设立行宫的石碑，在中国台湾光复以后，碑石虽在，碑石上的文字，却早被人用水泥涂去了。还有黑松林里国民党兵仔吃饭的情景，也都画龙点睛地展现了莺歌镇以及中国台湾的历史沧桑。而眼下，生活在莺歌镇底层的乡民生活异常艰难，人称阿顺的曾益顺的二叔，就因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跳到汹涌的溪流中去勾拖大水冲下来的流木当柴火，不慎被一块从深山流下来的木材，猛撞了他的胸背，救上岸来吐了几口殷红的血水，只能直躺，不能起来，就等死了。小说还穿插了一组组歌曲，生动地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别有一种风韵。比如，有抗战歌曲：

——同胞们，
请听我来唱；
我们的
东邻舍，
有一个小东洋。
几十年来练兵马，
要把中国亡，
…………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页。

——枪口对外，
齐步向前。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同①，第11页。

还有《骑马战》、《中国台湾光复歌》：

——八年抗战，八年抗战，
胜利终是我。同①，第9页。

——张灯结彩喜洋洋，
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庄，
中国台湾光复不能忘……同①。

更有那张扬志气之歌：

——太阳出来亮晃晃，
中国的少年志气强，
志气强唉……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页。

这组歌曲不仅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而且从侧面表现了教歌人之一的高东茂的思想品质，很好地营造了作品的厚重的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这是其二。
其三，小说采用了电影镜头由远及近，由模糊而清晰的手法，展现了高东茂的风采。我们看，先是学生的追忆——

曾益顺在茅草地上向着疾驰的火车跳跃着，大声地叫嚷。当火车驶远，阿顺忽而默默地目送着它远去，脸上挂着一层的寂寥依恋。
“阿助，我问你。”曾益顺忽然说。
“嗯。”
“阿助，如果高东茂老师在火车上，他会看见我们——吗？”
“不知道。”我沉思着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有谁知道呢？同①，第11页。

于是，阿助就回忆起往事。去年，他们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在家长会的压力下，决心把经济困难和“智力”无法升学的学生，另外设班。高东茂老师是惟一的、极力反对分班的老师，但是，当校务会议决定分班时，他又志愿做这个班的班主任。后来人们称为“看牛仔班”的班主任。高老师在“看牛仔班”的教学很特别，一是增加了图画、唱歌的课；二是注重劳动实践，去帮助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知识等等，特别让人吃惊的是，高老师把学校公认为“素行顽劣”、又穷又顽皮的曾益顺升为级长，而且向全班报告筍龟的生活史。阿助清楚地记得，从曾益顺的谈话中，听到一些新鲜而又不十分懂的话，诸如，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等等。让人难忘的是高老师曾经向自己道过歉。那年夏天，像往常一样，许多同学向阿顺预订了筍龟，可是，一天天过去，阿顺并没有交货。五六个“升学班”的同学跑到“放牛仔班”找阿顺要筍龟，阿助忙过来解围，猛然，谢樵医院院长的儿子谢介杰向阿顺一推，阿顺竟茫然地、白着脸跌坐在四五尺远的地上。恰巧这时高老师来了，要筍龟的同学一哄而散，只有阿助一个人站在那里，高老师挥出一记沉重的耳光，甩在阿助的右脸上，怒声地说：“还没有到社会上去，就学会欺负穷人吗？”就在当天，放学的路上，高老师和阿顺同时迎他而来——

“庄源助，老师对不起。”高东茂老师微笑着说。我抬头望着高瘦的高东茂老师，看到他一张苍白的脸，用一双像是为了什么而长时忧愁着的眼睛望着我。
“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高东茂老师说，“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一个坏事。啊，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
我自然是不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五年级的学生都同时流下了眼泪。
“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高东茂老师说，“啊，彼此……”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3—14页。

这时的阿顺也追忆着，他因为高老师对父亲的劝说，他十岁才入学的。中国台湾光复的第二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
人们竟料不到，过了寒假，回到学校，却不见高老师了，“放牛仔班”换了一个女老师，曾益顺被撤去了级长的职务，又开始恢复打架、闹事和逃学的旧态。阿顺早已听说，在旧历年前一个细雨的夜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高老师家的小院，两三个人下来敲高家的门。高老师撞破了屋后的一扇窗子，冲出雨中的黑夜，消失在通往大湖乡一带的稻田里。如今，这两位好友，在逃学的路上，再一次深深地怀念起他们敬爱的老师了……“高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谁知道呢？”同①，第14页。
再是洞中的突然出现——阿顺和阿助游逛到一个山洞口，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正要夺洞口冲出去。就在那一瞬间，阿顺发出一声悲厉的叫声：

“高老师！”
那人紧紧地握着一枝短棒，收住正要奔逃的双脚，回过头来。啊！那是高老师吗？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
“高老师……”
曾益顺开始流泪……同①，第32页。

在这里，陈映真突出地表现了高东茂的思想情绪以及他的变化：他猛然见了两位学生，先是惊恐，再是深深的忧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高东茂极其简洁、干脆的语言传递出来的。
小说写道，高东茂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盼顾着，他用命令的语气说了两次“进去”。第一次，他指着洞口说“进去”，那声音又像是发自一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阿顺首先毫不踌躇地走进了洞口。第二次，是他压低了声音，惊恐地斥责犹豫不前的阿助：“进去！”当师生三人进洞坐定了以后，高东茂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深深的忧伤代替了恐惧，他深深地忧虑着，这次师生山洞相见，将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灾难？他再一次用毫不含糊的口气，说了五遍“走吧”，但学生们执意央求要给老师带回点吃的。于是，他着急了，由微弱的语气，变为高亢的声音，连说“走，走！”当他说第六遍，也是最后一次“走吧”的时候，他的空洞的愁苦的眼睛里满含着祈求的神色。第二天，两位学生再次跑到山洞时，高东茂老师不见了。留在毛毯另一端的一堆花生壳，说明高老师已经离开了这里。小说最后点明老师被捕了。阿顺从大人的口中知道了逃离山洞的高东茂老师，不久就被捕获了。并且又在其后不久，有人在台北东站的一个告示上，在一排都被重重地用朱红的墨勾划过的名字中，找到“高东茂”三个字。
其四，结尾点睛似地揭示了开篇“一九五○年”那五个字的另类政治含义。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助虽说常常想起高老师，其实再也无从清晰地想起老师的面容。“但惟独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6页。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双仓惶忧愁的眼神所传递出的恐怖思绪，恰恰令整篇小说首尾呼应，而这种巨大的惶恐心理状态，正是中国台湾那白色恐怖50年代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的特征。
小说里曾经出现过多次铃珰花的意象，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我一抬头，看见了一大片用溪石堆高的地基，周围用铃珰花树围成了篱笆。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珰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地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都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17页。这反复出现的铃珰花意象，是以它那淡红淡黄相配的典雅气质，还有那别样的花姿的美丽，象征着赴难人的高尚的心灵呢？还是以想象中的随风而发出的“叮呤”声告诫我们什么呢？我想，这意象所显现的含蓄而深邃的意义，正是这篇小说取名为“铃珰花”的缘由吧！
其五，用小孩子的眼光去似懂非懂地观看社会现象，看来是达到双重的效果的。一是，小孩的懵懂天真更凸现出社会人事间的斗争黑暗恐怖。二是读者从小孩的有限的了解，片断的情态中作一些自己的联想与解读。高东茂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受迫害的前因后果，都得靠读者自己去发现，去认识，去判断。显然，这样的艺术效果也就更深刻。
当然，这篇小说确实刻印着陈映真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白色肃杀时代的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而由此沉淀在他内心世界里的对政治寒流的惶恐，对赴难人的敬畏与思念等等复杂思绪，都力透纸背，流向笔尖，铸成了这篇《铃珰花》的文字。所以，《铃珰花》除了谴责的意义外，还有一种难以忘却的纪念。1947年，他十岁。1950年，他十三岁。1947年的动乱，家家户户关门闭户。1948年、1949年前后，他家后院住进了一家外省人陆家。有一天，陆家姐姐被带走了。他在1976年他写的《鞭子与提灯》，提到这个记忆，写得很隐晦，甚至有人写文章误以为陆家姐姐是被黑道带走当妓女去了。1951年他上台北成功中学读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每天打青岛东路看守所经过，常看见从乡下来探望政治犯的家属在门口守候。50年代初，从莺歌镇到台北通车，经常，不，每天都看见枪决犯的告示。1969年，他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第一次和50年代肃清幸存下来的无期徒刑政治犯们见面。1987年，他感叹地说：“这是蛮宿命与历史的会合吧。”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5页。他说，他“生动地感觉到历史是活的，无法扼杀，也无法湮灭”同①。。
（三）
《山路》以顺叙与倒叙交替的写法，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黄贞柏被判终身监禁，他们敬仰的好友李国坤被枪杀。不久，蔡千惠惊奇地发现，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汉廷出卖了他们。为了救赎回家族的罪愆，也为了革命情义，她冒充李国坤在外地结婚的女子，走进了母病弟幼的贫困矿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养老，送终，供养弟弟李国木读完大学。如今，弟弟成家立业，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叛乱犯”黄贞柏被假释回家。这突然的消息给她巨大的冲击。沉思现在，回顾过去，想想将来，她陷入了极端的困惑之中，甚至有了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终于，在医学无法解释的衰竭中，她辞别了这个世界。
写这样一个故事，陈映真赋予了小说丰厚而又深刻的思想蕴涵。
首先，它谴责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台湾岛上发生的那场政治上的肃杀运动。两位政治犯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作家却运用侧面暗写的艺术手法，揭露了中国台湾当局镇压的竟然是一种高尚的人——“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的革命青年。当读完蔡千惠给黄贞柏那封信后，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义举所动情动容。我们看其中的两段文字：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在桃镇崁顶的一个小村庄，您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您对我说，为了广泛的劳动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定暂时搁置我们两家提出的订婚之议。我的心情，务必请您能够了解啊，这样子说着的，在无数熠熠的星光下的您的侧脸，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好女孩子呢，贞柏。”记得当时国坤大哥爽朗地笑着，这样子对您说。然后，他用他那一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的脸的我，说，“嫁给贞柏这种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家伙做老婆，可是很苦的事。”和国坤大哥分手后，我们挑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您讲了很多的话：讲您和国坤大哥一起在做的工作；讲您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与光明的远景。……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1页。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想到，早年，在鲁迅作品《药》中的那圆熟的侧面暗写艺术的影子，夏瑜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但那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形象，似乎就耸立在人们的眼前：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官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
……康大叔……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现在，读《山路》，不能不说，陈映真确实是从鲁迅那里学来了这样的艺术了。你看，在《山路》里，人物也不出场，也只是侧面暗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却也能充分地得到展现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篇小说连白色恐怖也没有正面描述，但是，从陈映真严以选材，择取的一些细节，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觉到50多年前那种窒息的肃杀的政治空气：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竟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46页。

在这里，陈映真择取的正是生活中真实的然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表现了当年国民党当局有杀人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残酷现实，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其次，进一层，小说展现了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在给黄贞柏的那封信里，蔡千惠说，自己之所以毅然走进李家，有三个因素：
一是赎罪，替胞兄赎罪。信里写道，命运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蔡千惠已经回到台南去读书，国坤、贞柏被捕的事，十个月以后才知道。当时她的二哥蔡汉廷也被抓走了。她的父母为此几乎崩溃了。其后不久，她终于发现，父母亲的悲愤，“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2页。。信中，蔡千惠写道：“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同①，第62—63页。
二是情谊所致。
蔡千惠在那封信里，第一次告诉未婚夫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波澜：“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的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眼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回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同①，第61—62页。紧接着这段倾诉，她又写下了她另一种感情抉择，她说：“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同①。
尽管，蔡千惠对李国坤有过这种爱恋之情，但是，她说：“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决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页。她冷静地权衡了黄、李两家的情况。黄家，“薄有资产”，还有三位兄长，都使黄贞柏“没有后顾的忧虑”。而李家，家境贫困，老父在煤矿当工人，有一位一向病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她说：“更使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你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同①。
可见，蔡千惠的自诉，披露了之所以坚决走进李家奉献一生，固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又“决不单纯”是为此，正像她所说的，她要像李国坤、黄贞柏那样，做一个“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正像先辈那样，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她要继续战斗了。这，第三种，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蔡千惠对黄贞柏说：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64页。

这，不正是在传承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吗！这一切，显然又都是为了那红旗飘扬的革命理想：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密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同①，第64页。

这样，回过头来，对“赎罪”，我们又必须做具体分析。不可否认，在蔡千惠身上确实或多或少显现出陈映真所受的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思想影响，但是判断蔡千惠之所以选择这条自我牺牲道路的原因，“赎罪”，更多的成分，只是一种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在蔡千惠看来，李国坤赴死，黄贞柏被终身监禁，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归根到底，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是她毅然走进李家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根本原因。
蔡千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后来者的光辉榜样。然而，蔡千惠却说，“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同①，第65页。，这又该如何解读呢？这就要看陈映真赋予小说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了。
读《山路》，可以知道，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蔡千惠的病因是什么？她为什么“突然就那样萎弱下来”？医生一再逼问：“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过分的忧愁，愤怒啦……”小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李国木的不断思索，又不断否定，去探寻病因。当医生第一次提出问题时，李国木立即想到黄贞柏获释的消息。他心里暗暗否定了那是病因。他想，那只是对大哥思念的悲情，或许只为老朋友的生还而激动，但是，老大嫂在病床上反复说的话，比如，“现在生活好了这么多”，“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54页。他不懂，他茫然了。医生又问到发病前后的情况时，他再一次想到那则消息的冲击，他真的被弄糊涂了，老大嫂怎么会为黄贞柏获释而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呢？这里，医生不知内情，一脸困惑，李国木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老大嫂死后遗物中留给黄贞柏的信，他才找到了答案。
原来，蔡千惠带着“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同①，第65页。写下了这封信。黄贞柏的释放，不仅使她多么的高兴，更使她“惊醒”。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她确认，她这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她突然明白：

……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毡、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被我遗忘了。同①，第64—65页。

她为没有把李国木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而感到愧疚。还有，早在十七年间，他们已搬离了台车道那边那间土角厝。七年前，他们迁到台北，而她，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这样一想，她又痛心地自责：

我竟也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长时间以来，她自以为弃绝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贞柏和国坤大哥的赞赏。有时候，她甚至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劳动者的褒奖。可是，如今，贞柏的出狱，惊醒了她，终于明白了，她没有尽到责任。她告诉贞柏，说：

……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然则惊醒的一刻，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同①，第65页。

显然，蔡千惠并不是认为，当年被煤车压弯腰的人，不应当享受温饱、舒适的生活，而是她在自责：七八年来，自己因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却忘记了“为他人而活”的生活准则，而且没有把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给李国木。这样的反省自责表现了她严于律己的品质，但是，以此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奉献，也是言过其实的。在这里，作家这样写，是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台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显着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物质化了，异化了。
促使蔡千惠有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还有另一个原因，信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我戴着老花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祖国大陆是蔡千惠向往的革命圣地，是她梦中旗帜飘扬的地方，然而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负面影响，让她焦虑了，让她揪心了，一旦革命圣地堕落了，岂不比个人的死还残酷？李国坤的赴死，黄贞柏半生坐牢，她自己三十多年的艰辛，岂不失去了价值？
无疑，蔡千惠的忧虑、困惑、痛苦，以至于绝望，正反映了陈映真的忧虑、困惑、痛苦和迷茫。当时的陈映真也陷入了这种难以自拔的颓然心态之中。路在哪里，他觉得茫然……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下，作家只能让蔡千惠死去，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由此看来，蔡千惠的死和《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的死，是有质的区别的。一个是为民族的命运焦虑而死，一个则是找不着个人的前途而自杀。
就这样，透过《山路》，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家深广的“入世”胸怀。他为他的故乡中国台湾人在异化，青年一代在异化而深感不安和忧虑；他也在为他的祖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景和黯淡前景而深感不安和忧虑。陈映真说过，他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于是，他就把他当时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流向了笔尖，化成了《山路》。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肉体的，属于物质生命的部分；意识的，属于精神生命的部分。具有极强历史使命感的陈映真，其忧患意识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面对社会的现实，他的思索以及在思索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情绪变化，必然形成一股感情的冲力，激动着作家自己，也激动着读者。而这，正是情理交融所产生的一种审美艺术效果。
当然，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在《山路》里，尽管陈映真把他的困惑和茫然都倾注在蔡千惠身上了，但是，陈映真生命的底层意识里，还有一种“韧”性，还拥有一个希望。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鲁迅的名篇《过客》。尽管目的地不清楚，尽管路在哪里不知道，“他”还是一直要走下去，不停顿地走下去。陈映真相信，曾经为了“人应有活法而斗争”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5页。的黄贞柏，出狱只是另一场艰难斗争的开始，面对“家畜化”了的世界，黄贞柏将“硬朗”地战斗下去。这，正是《山路》的亮色，也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层面上的含义。
（四）
《山路》发表后，反响相当强烈。
其中，有两种看法，值得重视。
一种看法，是吕正惠的《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一文提出来的，认为《山路》的艺术处理，“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认为：“《山路》的成功在于情节上的大架构，和最后那一封充满抒情风格的长信（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映真抒情才华的极致）。但除了那一封信，占小说绝大部分的前半，不论是描写现况，还是李国木的回忆过去，文字都过分僵硬、造作、缺少真实感。由于这种细节处理的失败，《山路》基本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
这话不全对。
我们看《山路》的艺术造诣，关键是要看，《山路》是不是具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感染力。我觉得，要论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山路》是值得称赞的。上面，我刚刚已经详细地作了论说，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一种看法，是钱江潮的文章《〈山路〉读后随想》说出来的。当年的钱江潮认为,《山路》的思想倾向，不是反政府的小说，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作品。钱江潮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3月的《中华杂志》248期上。文章说：

有人说，陈映真的《山路》，是一篇反政府的小说。我特地买来一本去年八月号的《文季》，试读这篇《山路》，看不出该文与反政府有何关系，倒觉得是一篇最成功的、写实的、并对共产运动有深刻反省的作品。其成就超过了二、三十年前姜贵的小说《旋风》。钱江潮：《〈山路〉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41页。

我不知道在讨论思想问题，具有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中，还有哪些比陈映真的《山路》更有深度，更令人读了能为中国的这个时代大悲剧而掩卷叹喟，进而深思的？！同①，第43页。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山路》是一篇反对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小说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所谓“肃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直到1983年《山路》发表的时候，中国台湾当局对此并没有反省、自责，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正的措施。《山路》，还有《铃珰花》的发表，谴责了那场“大肃杀”，其矛头，确实指向了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事实上，这两篇小说在中国台湾文坛上，在中国台湾知识界所引发的冲击力，确实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党外反对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很快就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民众力量，迫使当时的蒋经国在1987年下令解除了“戒严”。
当然，当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措施，加以改正他们的“肃清”政策时，陈映真也是给予积极的评价的。1988年1月15日，在《悼念的方法》一文里，陈映真就说：“两年前，从解除戒严开始，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开放和民主改革的政策。两年来，我对中国台湾政治和社会空前的变化，目不暇给。但我总是感觉到，或者在幻象中，仿佛看到一个孤单、意志坚强、和自己的病身、和历史、和日益绌短的时间奋力挣扎着，去实现民主改革，再造中华的、他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业的老人。”陈映真：《悼念的方法》。《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8年1月15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258页。他还说：“解严以后，中国台湾激越地、亢奋地，在无数试行错误中学习民主生活。蒋经国先生的党、政府，甚至他个人和家族，受到民主政治中应为平常的攻讦。但细心的人们，都会觉到，在四十年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政治传统和气候之下，蒋经国先生，以令人诧异的宏大，豁然处之。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中，现代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的恢豁，民主运动，怕还要遭受更其苛烈的挫折，才能诞生和成长吧。”同①，又，第259页。从这个意义上看，《山路》的“反政府”倾向，是应该获得积极的评价的。
至于《山路》是不是一部“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我的回答又是否定的。
钱江潮提到的姜贵的小说《旋风》，是一部公认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作品。
出生在1908年的姜贵，从大陆到中国台湾后，1952年写成《旋风》，但无人出版，到1957年才自费刊出五百本在中国台湾流行。《旋风》所写，先是早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T城（济南）的活动，后是方镇中方家各房的盛衰故事。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度评价姜贵的《旋风》是“卓然而立，以综错复杂的中国生活（里面恐怖腐败，兼而有之）做背景，从五四时期开始到抗战初期止，对共产党在中国窜起之来龙去脉，有非常扣人心弦的交代”。读这部《旋风》，可以看到，表面上看，它在写道德混乱状态，实际上却是，方家人的“毫不经心地自毁前途，正好与共产党有计划地制造社会暴动，成一讽刺性的比对。”该书“以《旋风》题名，显有乐观色彩：共产主义将会像旋风一样，来势汹汹，但不久气势就会殆尽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本。（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7月初版，第483、486、487页。。
拿这样一部十足的反共小说《旋风》和陈映真的《山路》相比较，本身就无从说起。
《山路》呈现出来的，就是陈映真一再所说的他的反省和思索。而这反省与思索，恰恰都是为了推动事物的再向前发展的。在彦火的《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一文中，陈映真就说：

因为我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跟当时比较进步的人一样，无懈可击的，但从革命带来的问题，全中国的文学家应该反省，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讨论。彦火：《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86—87页。

在韦名的《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一文里，他更明确地说：

全世界已建立了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失败了，有的犯过重大的、近于毁灭性的错误，有的问题重重。全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都经历着幻灭、低潮、反省和探讨的过程。我只是一个略有进步愿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知识、思想水平和生活实践上不够格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但也不能免于在较小、较肤浅的水平上，经历着幻灭和反省的过程。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2页。

所以说，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如何再发展的大问题，在毁灭性的错误、失败中有幻灭感，随着幻灭感而来临的困惑，都是正常的状态。关键是在于，是在幻灭感中、在困惑中颓废，自弃，倒退，还是在自省中，在进一步探索中奋然前行。陈映真当然属于后者。陈映真还谈到，“详细描写这幻灭与反省”，对于他的“政治处境是有利的”。“恰好是因为这样”，他“却特别不愿去谈它”。而且，“它是苦痛的”，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严肃的批评”同①。。即使这样，在《山路》里面，陈映真还是借蔡千惠之口，反省了自己灵魂深处里的一切。看来，陈映真确实是一位真诚的作家，追求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讲求的是艺术的真实的美。惟独这样，他又一次为写《山路》作《序》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与钦佩。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在1984年9月写的《山路》自序《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中的一段话——

因此，我特别感谢钱江潮先生对于拙作《山路》的回应，那是来自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不是历史见证了《山路》，是《山路》为历史做了极为微小、却尚不失真实的见证。我因此取得了钱江潮先生的同意，把钱江潮先生的《〈山路〉读后随想》，作为附录，收在这本集子中，并且在此向他深致相知的谢意。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6页。

第一，对钱江潮的评论，陈映真同意，“那是来自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这“回应”正是“《山路》为历史做了极为微小，却尚不失真实的见证”。对钱文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种种事例，以证明《山路》的论述，他是不同意的，所以他说“不是历史见证了《山路》”。换言之，对钱文的某种说法，诸如《山路》是一部“反对共产运动意识的小说”等等，他不能苟同。
第二，这篇《山路》自序，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当地的他，在思想上的混乱与糊涂，其表现就是对钱江潮的评论，没有把握住它的主导倾向，从而也没有说清，也不可能说清自己的看法。
第三，陈映真之所以这样写序言，之所以把钱文附录在集子后面，其中，是否还有个遮人耳目以保护自己的策略？要知道，在当时，陈映真虽然已经出狱，但仍在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治单位的所谓“保护”之列呢!
还有，在《陈映真的自白》那篇访谈中，陈映真还谈到1983年，《山路》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小说类的推荐奖。他认为，“文学表现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当然有关系”。中国台湾当年的党外刊物享有《自由中国》以来的“比较解放时期”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发表了《铃珰花》、《山路》等以中国台湾五○年代理想主义的左翼活动分子和当时的大肃清为题材的小说”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47页。。他说：“小说固未必好，但题材上则是三十年来没有人碰过的高度敏感问题。结果，小说不但没禁，《山路》还公开得了奖。这简直使我自己都吃一惊。”同①，第47—48页。于是，韦名接着就问：“你说，《山路》得奖，你大吃一惊。其实，几乎所有对你的背景稍有了解的人都大吃一惊。有人甚至猜是国民党的什么新招式。你却认为这是国民党在文学上的自由化倾向。能不能谈谈你这种看法的理由？”同①，第48页。陈映真总的看法是，《山路》公开获奖，是说明中国台湾文化思想环境在变化，“中国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同①，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