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面对中国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文学“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与严峻形势，陈映真，还有他的统派朋友们，坚决投入了反对“台独”的斗争。
1988年4月，陈映真参与筹组了“中国统一联盟”，任创盟主席。从此，他积极活跃在中国台湾统一运动的战线上。1990年2月，他率“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会见了国家主席江泽民。
中国台湾统一运动的实践，向理论界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理论界明确回答：中国台湾当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台湾当前社会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台湾的出路在哪里？适应这个需求，1991年8月，陈映真筹划，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中国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系列。1992年6月，《中国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1至4卷出版，即：涂兆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台湾》，刘进庆的《中国台湾战后经济分析》，段承璞的《中国台湾战后经济》，谷蒲孝雄的《国际加工基地的形成》。7月，《中国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5卷陈玉玺的《中国台湾依附型发展》出版。1993年7月，第6卷刘进庆等的《中国台湾之经济》出版。1994年9月，第7卷E.A.Winckler；S.Greenhalgh合编的《中国台湾政治经济学诸论辨析》出版。这套《中国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系列，集中分析了当前中国台湾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这是反对“台独”斗争的理论基础。
接着，适应文化思想、文学思想反对“台独”斗争的需要，陈映真于1985年11月在台北创办了《人间》杂志。这是一个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道、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以“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的意识为中心，从事思想启蒙运动。《人间》杂志的创办，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是，陈映真通过编辑、顾问、作者，注重组织了统派的战斗队伍。到90年代，陈映真又创办了《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分季出版，发表了许多旗帜鲜明，思想厚重，论辩有据有理的反对“台独”的文章。
这俨然是一段严峻的历史。
陈映真说：“历史给予中国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中国台湾文学论争在中国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1997年10月19日在台北人间出版社、夏潮联合会“中国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演讲。
鉴于“70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同①。，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凭着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陈映真作为中国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一路战斗着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二十余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中国台湾新文学思潮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我们可以说，陈映真和他的战友们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历史，就是中国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统”、“独”论战的历史。
斗争中，陈映真写下了大量的论战文字，接受访谈发表了大量的真知灼见，维护了民族、国家和文化、文学的统一。
比如，他在1982年4月的《益世杂志》19期上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8月的《大地》10期上发表《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一文，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发表《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发表《大众消费和当前中国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都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还指出，那些标举“中国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中国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在1984年1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发表韦名的采访记录稿《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一文，陈映真又明确地说，中国台湾“乡土文学”是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
1987年5月22日，《华侨日报》发表彦火的采访陈映真的记录稿《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一文。采访中，陈映真又针锋相对地说明：“中国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这一年是中国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海峡》编辑部派人采访了陈映真，采访记录稿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在该刊同年第6号上。这一年的11月的《台北评论》还发表了陈映真接受蔡源煌采访的谈话记录稿《思想的贫困》。在这两次重要的采访中，陈映真对“台独”势力的种种“本土化”、“自主性”文学“台独”言论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就在《思想的贫困》里，陈映真说：“中国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这一年，是陈映真批判新分离主义和文学“台独”势力相当活跃的一年，发表的相关文字还有很多，像《“中国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关于文学的一岛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何以我不同意中国台湾分离主义？》、《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等等。
到90年代，陈映真继续在这条战线上倾注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为维护国家民族和文化文学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发表的文章里，重要的有：1995年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中国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后回应》，1996年的《张大春的转向论》，1997年的《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历史召唤智慧和远见——香港回归的随想》，1998年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复彭歌先生》、《左翼文学和文论的复权》、《中国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2000年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灾难的〈中国台湾新文学史〉》、《关于中国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答陈芳明先生》、《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中国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等等。
简单地追述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足以说明，在中国台湾现实的反对“台独”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文化“台独”、文学“台独”的斗争中，作为斗争的旗手，陈映真积极地站在第一线参加了战斗。
当然，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这样的历史进程，也让陈映真积累了新的生活。重新提笔创作小说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也正是这样的积累，还让陈映真深切地感到，他要用小说作品的来参加这场战斗了。陈映真感觉到：“中国台湾需要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这不能只靠理论，而更重要的是靠创作实践，要多创造出一批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给人心灵以撞击、让人鼻塞眼眶红的作品，然后再进行提升。”江湖：《为民族文学尽自己的心力——国庆走访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文艺报》，1999年10月14日。
对于我们今天要来解读陈映真重新提笔所创作的小说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也恰恰就是陈映真这样的反对“台独”的战斗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他的小说文本的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
另外，还要说到的是，在这期间，陈映真还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积极总结创作经验。这表现在：
一、全面梳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1988年4、5月，《陈映真作品集》15卷由人间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小说选集《夜行货车》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97年3月，《陈映真代表作》收进《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陈映真文集》的“小说卷”、“文论卷”、“杂文卷”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2000年7月，小说集《将军族》收进《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艺图书》，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他撰写了有关自我评论的文章，如1993年12月的创作纪年与历程《后街》，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2月19日至23日。
二、和读者、评论者共同讨论自己的作品。他不但接受多次访谈、对谈，而且参加了香港“陈映真文学研讨会”（1988年6月）、北京“陈映真作品座谈会”（1998年11月3日至4日），和大家共同研究、讨论自己的作品。
无疑，这样的梳理，这样的对谈，这样的研讨和自我评论，都有助于他继续创作。
就在这种情况下，陈映真再次提笔创作了小说《归乡》、《夜雾》、《忠孝公园》。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归乡之路——读《归乡》

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版，第67页。——陈映真（以下本书引用的文字，凡出自这一套《陈映真小说集》，本书只注卷数和页数，不再加注版本。）

《归乡》说的是，归乡之路，就是统一之路。
初读《归乡》时，我想起过两件往事。
一件是，1997年11月上旬，陈映真来北京出席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2日晨，我在友谊宾馆为他送行。时间还早，我们就聊起天来。忽然，陈映真走到窗前，手拉着窗帘，望着北京初冬的太阳，沉默了一会，转身对我说：“在台北，每天早上睁开眼，打开电视机，翻开当天的报纸，就看见不少的人在胡说，什么‘中国台湾应该独立’，‘我不是中国人’，等等。我很茫然，有时候，我甚至疑惑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真的！一个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属于中国领土的中国台湾，竟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实在想不通……”
这，就是陈映真的中国情结！
另一件是，1998年11月8日，我们和陈映真、陈丽娜从承德返回北京，途中，登金山岭长城一游。当时，金山岭长城上，有一处烽火台下，长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雪蚀，城墙颓圮坍塌，城砖断碎一地。一些破碎了的城砖，散堆在墙角的两旁。历史，在这里刻画上了不尽的沧桑。陈映真对同行的承德电视台的朋友说，他要带一小块残砖回台北，放在他的书房。当他弯腰拾起那一小块残砖的时候，他突然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北国初冬时节的寒风里，看着手上的残砖，陷入了沉思……我，猛然想起陈映真说过的一件小事。那是十年前，陈映真偶然从电视上听见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后，激动得不能自已。那时的陈映真，胸中，喉里，竟哽咽着一股酸酸的热流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3页。。此刻，还是他，年过花甲的陈映真，就站在这古老的中国长城之上，一任寒风翻飞他一头的花发，放纵自己的万千思绪和挚爱情怀翻滚于祖国大地，他胸中又怎能不汹涌澎湃?!此情此景，感动了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一旁，同行的曾庆瑞和孙健都举起了相机，留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后来，读陈映真以冷峻的笔调写出的《归乡》，我总觉得，记忆中的这两件事，就是这篇小说最形象最生动的注释了。
（一）
《归乡》写的是一个名叫林世坤的中国台湾农家子弟、国民党老兵的坎坷的一段人生踪迹。
1946年，十九岁的林世坤，为两顿饱饭而被国民党骗去当兵，背井离乡，开赴大陆，转战各地。在入伍的第二天，林世坤因顶“缺”被迫改叫杨斌。后来，国民党大败撤到中国台湾，他却留在大陆，经受着海峡两岸分离所造成的锥心蚀骨的痛苦。等到四十多年后，林世坤能够返回故里时，不料，慈父和三弟早已故去，二弟上报他已经身亡，吞并了他那份土地。再加上，他已经改名换姓，办理返台手续困难重重。幸好，三弟之子启贤为人正直，顾念亲情，设法办妥了手续，林世坤终于回到了日夜眷念的故乡。谁知道，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中国台湾，他又十分挂念身在大陆的老伴和儿孙，又匆匆地赶回了大陆。
在林世坤这个人物身上，陈映真要表现的，还是一个中国台湾老兵在倾诉难以排遣的“乡愁”。陈映真写这“乡愁”写得很有新意。他让主人公在历经磨难多年之后，这郁结的“乡愁”浓得化不开，以致积压在心头，使他不堪重负，急于排遣。然后，举重若轻，让赵营长开导他，你离家千万里，流落在他乡，要下决心活着回家，见爹见娘。于是，为强身，他跟着营长练起了太极拳。看他那娴熟、沉稳、圆活的一套十八式拳，从“揽雀尾”接“单鞭”，双手顺缠，内向合抱而成“提手上”式，再接“白鹤亮翅”……他一招一式都显得那么静谧、虔诚，如歌如梦，如泣如诉，分明显示着“乡愁”的凝结、聚集、抒发和升华。你看，无奈之中，难耐的“乡愁”就这样被诗意化了，就这样和主人公心灵的史诗相契合了。陈映真下笔，多么新颖，多有创意！
林世坤的“乡愁”还有一层新意是，这“乡愁”牵着中国台湾和大陆，牵着隔海相望的中国的两头，陈映真让林世坤回到了中国台湾，又放心不下大陆。在大陆，即使是肃反、反右、“文革”，一次一次地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和别的什么帽子，在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却也还是有那同甘共苦的老伴支撑着他受苦的人生，仍然有同情勉励的眼神温暖着他遭难的心灵。于是，探亲归乡到中国台湾，他又是一番魂牵梦萦。就像游子漂泊在外，他思念起了大陆，思念起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这样写林世坤，陈映真还有一个和它相匹配的视点，是从大陆去了中国台湾的老兵老朱。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二十三岁的老朱，被乡长骗去城里大礼堂看电影。电影放完，整个礼堂早被荷枪实弹的士兵重重包围，老朱和其他一百八十多个青年，全被连铐带绑地带走，强迫给国民党当兵。老娘心疼他，特别怂恿他去看电影，说他一年到头只顾干农活，也该趁这一回进城玩玩。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去的是一条不归之路。被绑到军车上的时候，老朱最痛苦的是，他娘怎么会受得了，他想，老人家怕永远也不会原谅她自己了。在多少个不眠之夜，每每想到这里，心里都绞割般地作痛。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老朱跟着到了中国台湾。退下来以后，天天洗黄豆，泡黄豆，磨豆浆，煮豆浆，在卓镇三介宫后壁公园边上摆着一个早点摊。四十多年后，他回大陆探亲，回了一趟老家，圆了一回思乡的梦。不料，物是人非，他的“乡愁”舒解之日，却是只见老母遗簪之时：

“我娘她在一九五六年，就是我们的民国四十五年，病死了。”老朱说，“我一个老嫂交给我一支牛骨做的发簪，尖尖的一头，包着一小截薄薄的一层金。”
“……”
“老嫂说，我娘要她有朝一日，把这发簪交给我，”老朱黯然地说，“要我送给我媳妇儿……天下父母心啊。”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47页。

生离，而又死别，这该是何等的人间悲剧！然而，老朱又一番“乡愁”也难以排遣。他又回到了另一个故乡中国台湾。在那里，还有他相依为命的女儿阿凤。是他的阿凤，在等着他回去，再洗黄豆，泡黄豆，再磨豆浆，煮豆浆，天天和他一起出早点摊儿。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林世坤，从中国台湾流落到大陆，大陆成了他的另一个故乡。一个老朱，从大陆漂泊到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也成了他的故乡。两个老兵邂逅在人生的旅途上，却原来，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情结。少小离家，有家不能回。待到归乡时，却又难舍他另一个家。这“归乡”的路，何时是个头？
于是，乡愁诗意化，归乡的情结就此舒解而升华，陈映真用林世坤和老朱这两个艺术形象昭告世人：“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这，会住在你心里头，时不时，在你胸口咬人，让你刻骨铭心，让你终究难以释怀。于是，我们读懂了，这归乡的路，其实就是统一的路，就是不分大陆和中国台湾，都是一个中国的路！
写到这里，我猛然又想起了杨逵。
2004年2月2日至3日，海峡两岸的文友在广西南宁举行了“杨逵作品研讨会”。在会上，我曾经说过，杨逵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这个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就是：生活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人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爱中国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爱大陆也爱祖国宝岛中国台湾。形成这种历史时代的特征，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台湾历史所造成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五十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了皇民化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妄图使中国台湾人民认同日本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杨逵为代表的那一代人，高举爱乡爱国，也就是爱中国台湾也爱中国的爱国主义大旗，对抗日本殖民主义所推行的反动的皇民化政策。所以说，这个爱乡爱国一致性的历史时代特征，是有针对性的，是有强烈的战斗性的，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阶段，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爱我们宝岛中国台湾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台湾光复以后，美国、日本的一股反华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在中国台湾推行的是一种所谓中国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独”路线。以杨逵为代表的生活在中国台湾的中国人，继续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杨贵（逵）：《和平宣言》。金坚范主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作品研讨会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83页。，进一步揭露国内外一切反动的“台独”势力种种“去中国化”的阴谋，爱中国台湾也爱祖国大陆继续是这时期杨逵对抗“台独”派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标志。
在杨逵那里，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在杨逵的心目中，中国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重叠的，是融为一体的；爱中国台湾，爱祖国大陆的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而爱乡爱国的一致性的特征，正是当今“统”、“独”的一个根本区分点。
看来，在《归乡》里，陈映真确实表现出，他继承并发扬了杨逵的爱国主义思想。《归乡》之路只能是统一中国之路，陈映真用形象和情感诠释得让人大彻大悟，生动，而又深刻。这，就是作品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二）
在《归乡》里，陈映真为我们展现了民族分裂时代里的海峡两岸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情景，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林世坤即杨斌所说的“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历史厚重感，感受到这样的认识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感受到它确实概括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本质。
小说从打内战国民党军队征兵这个生活侧面入手。
在中国台湾，1946年，国民党七十军、六十二军大规模地招募兵员，仅七十军就补了一万多个中国台湾兵。招兵告示上写着：“月饷四百五，每天两顿大白米饭”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页。，“入伍当兵，可以免费学国语”，“三个月退伍，保证退后有工作”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4页。。当时，许多中国台湾青年当兵，图的主要是两顿饱饭。穷，没饭吃，是他们走进国民党军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为了学好国语。在贫穷、残破的战后，中国台湾青年都有个幸福的梦想：“日本天年尽了，祖国天年来了，将来退了伍，分配了工作，就得会说国语，会写国语。”同①。对林世坤来说，还有第二个原因。听招兵的人说，将来实施征兵制后，“但凡今日志愿入伍的，这一家的兄弟都可免征”同①，第35页。。他是老大，为了两个弟弟，他满怀希望走进了军营。
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地就碾碎了林世坤他们的梦想。入伍第二天，林世坤被迫改名换姓。为了顶补连上一个叫杨斌的“缺”，连长命令他即刻就叫杨斌，以至沿袭下来，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也只得姓杨，不能姓林。入伍不久，他们就失去自由，不准回家探亲，活动只限在连队范围，哨兵暗里监视着他们，兵营成了中国台湾新兵的监狱。一天，上级下令要行军训练，不准带武器，连夜行军到达高雄港，在两步、三步一个个持枪哨兵的监视下，上了军舰。等到他们识破这一骗局时，终于绝望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呼喊着爹娘，有的甚至从上下船锚的大洞钻出去，跳进黑压压的大海，紧接着响起了机关枪扫向大海的声音……随后，林世坤即杨斌就被扔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从徐州到金乡、嘉祥、巨野，转战各地。他们之中，有的中弹身亡，有的因逃跑而被枪毙，有的用刺刀在肚子刺一个大洞自杀了，至于病死、冻死、饿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像林世坤，即使活下来了，国民党撤到中国台湾，他却被扔到了大陆，不得不经受着海峡两岸分离所造成的那锥心蚀骨的痛苦。
在大陆，老朱也是被国民党哄骗当上兵的。和林世坤等中国台湾兵一样，他从此转战各地，随六十二军到了中国台湾，不久，跨海直奔东北战场，国民党大败，又被强行再次到了中国台湾，同样尝尽了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痛苦。
中国台湾籍国民党老兵林世坤，大陆籍国民党老兵老朱，他们经历相似，命运相同，彼此的感情、需求也就相通了，他们必然地都打心眼儿里确认，中国台湾和大陆，两头的家，都是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家园。
小说又以较多的篇幅，从人性层面上，用比较的手法，描写了林氏一家。其中，有的人亲情冷漠，甚至人性丧失；更多的人都有着真挚的亲情，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
小说写到，林世坤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双眼失明的母亲。兄弟三人中，世坤排行老大。他和二弟在租来的薄田上，没日没夜地干，却仍吃不饱饭。父亲老了，母亲什么活也干不了，长年坐在床上，不见一缕阳光，把她一张宽瘦的脸，阴得苍白极了。林世坤的三弟右腿有一点瘸。世坤担心，三弟干不了农活，一心想让三弟读书识字，将来或者可以有条出路养活自己。于是，田里的活再忙，他也要送三弟上学，接三弟回家。看了招兵告示，他想，父亲老了，倘若二弟再征去当兵，这家如何维持呢？结果，和老父、兄弟说好了，高高兴兴地志愿当兵了，而且马上还能拿到三千元安家费。刚入伍的时候，还准许家人来访。当时天气太冷，在会面的时候，常常有几个中国台湾新兵把当天自己的饭菜，让家人带回去，林世坤就是其中的一个。来看世坤的，总是三弟。世坤把当天的早饭，两个白馒头、酱菜、花生，还有前一天晚餐的糙米饭、卤咸鱼和炒酸菜，装进便当盒，让三弟带回家。哪知道，林世坤这一走就是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艰难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人，不盼望着回到中国台湾的老家。然而，当政局变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阻力来自他同胞兄弟老二的一家。
原来，1952年前后，中国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林家几代佃农，分得了两亩来地。过了十多年后，老父去世之前，就把土地分成三分，对老二、老三百般嘱咐：留给老大一份。又过了七八年，城市建设扩展到农村，土地成了点石成金的高价商品，老二卖地发了家，过上了花天酒地在外养女人的生活。老二的儿子林忠买选票当上了镇代表，利用权力炒卖地皮，开酒家，成为暴发户后又搬至新市的别墅区。老二一家接到林世坤的多次来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暗心理，认为大哥是专为地产回来的。他们不仅不理不应，而且设法办理林世坤的所谓死亡证，以好变卖交托在他们手里的这份土地。
老三早已病逝，留下的儿子林启贤是小学教师。当林世坤委托黄姓台商找到林启贤的时候，林启贤去找二伯父和堂兄商量，开始也被他们的言辞吓住了，什么“就是共产党”，“为共匪做保，财产充公不算，人都会抓去打枪的”等等。踌躇了几个月，等到他知道堂兄并吞了大伯父的地产时，愤怒的林启贤下决心，非把大伯父办回来不可。在机场见到林世坤，他说，“直如见了我阿爸，一眼就认出来了”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49页。。在陪大伯上祖父母的坟上，他的生命又喷涌出那难以言传的亲情。他看见大伯——

在盖成小屋子似的墓室前跪下来，开始全身颤抖，而后放声哭了。林启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哀切的男子的哭号，仿佛要诉尽一生的苦楚、漂泊和离散。他和大伯之间，原本隔着年辈；隔着他无从攀登和探视的历史；隔着辽阔、陌生的地理。但那一天，杨斌即林世坤。那至大的哀伤和悲怆，深深地渗透到他最里面的心坎，使他泪流满面。就打这回起，林启贤忽而从生命中感受到大伯是亲人，是骨肉，他甚至感觉到上天竟活生生地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父亲。同①，第61页。

终于，林启贤又为大伯办理中国台湾的身份证了。身份证下来后，林启贤还要去法院打注销死亡宣告的官司。就在两个星期后身份证就要办下来的时候，林世坤决然放弃中国台湾的地产，要回大陆那边的家乡。林启贤十分诧异，林世坤伤心地告诉他：在和老二、林忠的电话里，受尽了侮辱，“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亲侄子，想吞占我的财产也就罢了”，“还硬生生编派我是共产党、是冒牌来抢财产的外省猪”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66页。。“四十多年来，我想的是家，是人。”同①，第62页。“我知道了有一份财产，也没想过一定要，大家欢喜乐意要分给我，我要。要争，要抢，伤心啊，我不要了。”同②。妻子也在电话里嘱咐：“我们不要。别为了财产就不做人。”同②。
而正是这位妻子，在林世坤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了他生活的勇气与信念。林世坤告诉侄子，“那时，就是你大伯母一个人支撑着我。她老说，老杨，你别发傻，想不开。每天出去挨批回来，我不说，她也不问，只是下一小碗面疙瘩，再不就煮开水让我洗个澡”。“有批斗我的会，她一定参加，坐在我只须一抬头就看得见的地方。她不是来听批斗。她是要让我知道，我最艰苦的时候，她总是在场。”同①，第64—65页。事情全过去了，苦过了以后，老夫妻俩只得出一条结论：“以后再有什么大风大火，也决不能就不做人。”同①，第65页。
看来，陈映真这样写林氏一家各个成员在人性方面显露的异样状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台湾土改后资本主义发展中某些阶层中人的异化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丧失人性的人确是少数，两岸民众之间的亲情是谁也割不断的。而这割不断的亲情，正是联系着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历史的民族的血缘纽带。
小说还写了一个张清。
张清这人，陈映真着墨不多，却又十分特别。这些年，他特别喜欢谈“中国台湾的主体性”、“命运共同体”，还喜欢谈“吃中国台湾米，喝中国台湾水”，就应该“爱中国台湾”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5页。。当一群打太极拳的人跟杨斌即林世坤搭讪的时候，郝先生笑着说了一句“中国台湾只不过是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同①。，张清就接着说，“其实，国家不在大小”，“不在乎大小啦，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同①。说到过去中国台湾人穷得吃不上饭，张清说：“米仓中国台湾居然缺米，这正是‘国民党中国人统治中国台湾’的恶果。”同①，第16页。
事实上，在中国台湾，李登辉主政，特别是民进党陈水扁执政以来，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掌控的舆论工具，向民众灌输了一整套的“台独”谬论，张清就是受蒙骗当中的一个。在张清所说的这番谬论里，我们可以看出，“台独”势力故意混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把国民党过去对中国台湾人民的阶级统治，胡说是中国、中国人对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人的统治；故意把中国台湾一个地区的地方特殊性，硬说成是中国台湾的本土性，进而又说成是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国台湾的主体意识、主体性。这分别是在为“中国台湾独立”的阴谋制造所谓的理论根据。
陈映真知道，他写的是小说，不能长篇大论去说理，去批判。然而，他却写出了民众的一个态势：对这些谬论，民众并不买账，在早觉会里就有张清的妻子素娇、郝先生夫妇等人，或反驳，或不理不应。陈映真这样写，表现了他深深的忧虑，他已经敏锐地看到“台独”势力对民众的影响，同时，他又从民众的态势中，看到归乡之路——统一之路，是有广泛民众基础的。
（三）
在《归乡》里，有两场长时间的两人对话。一场是林世坤和老朱，一场是林世坤和林启贤。
读着这两场对话，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在酒楼上》。老朋友“我”与吕纬甫偶然在酒楼相遇，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慨。待到酒后吐真言的时候，鲁迅突出地表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各自异样的心态，或颓唐，或在苦苦地求索。鲁迅以此深刻地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灵路程，从而告诉人们，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对话艺术，堪称生花的妙笔。
陈映真笔下的两人对话，也有独到之处。
先看林世坤和老朱那场对话。
在卓镇三介宫后壁公园里，他们偶然相遇，却一见如故。等到老朱再访林世坤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故交知己了，彼此都敞开心扉，倾诉那说不尽的不平与痛苦。首先，陈映真运用了时序交错的手法，既注重描绘两人对话的现场情景，又时时穿插对往事的回忆，而且在时序交错中，跨越空间，讲述了各自转战在海峡两岸辽阔土地上当兵的经历。这样，陈映真的视野开阔了，从两个国民党老兵的命运，扩展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前后的海峡两岸社会生活的一些层面。其次，以人物的口语表现了历史时代的痕迹。老朱是从大陆到中国台湾的老兵，在中国台湾生活近半个世纪，所以一开口就说“民国××年”以至于脱口而出的“共匪”、“匪军”叫着。相反，杨斌即林世坤，是中国台湾人，但在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他说年月日，总是用“19××年”，称呼上也是习惯用“共产党”、“共军”。还有，老朱并没有在日据中国台湾时期住过，对受日本话影响，中国台湾人把“会见”说成“面会”，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林世坤一听就懂了。这样的口语，让读者有一种历史感、真实感。同样的，陈映真注意运用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差异。老朱直率，敢说敢骂，每次说到悲痛欲绝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地去诅咒国民党，前后骂了五次“这亡国灭种”的。而林世坤性格内向，为人谨慎，即使说到锥心蚀骨的悲痛时，也仅仅是舒长气感叹，顶多低声说一句，“那真是天下父母……心”。这，就是人物语言的魅力，令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
另一场，林世坤和亲侄儿林启贤的对话，那简直就是一次心灵的交流，是一次亲情的融汇。林世坤的“不能不做人”一出口，林氏一家的亲情就升华了，升华为“人”的尊严，“人”的气节，从而也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引导人们步入一个真善美的境界。另外，作家在大伯父与侄子的彼此亲情交汇的时候，还设计了林世坤的老伴、儿子、孙子从大陆来了电话。这电话，一下子就缩短了地理的距离，销蚀了历史时代所形成的陌生感，代之而起的是思念！是渴望团聚！
读这《归乡》，你不能不感悟到，啊！中国台湾，大陆，都是我们的家！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一、夜雾笼罩也不再迷茫——读《夜雾》
你们这笼罩着这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陈映真（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9页。）

《夜雾》的文本形式是“札记”。
从小说主人公李清皓的十篇札记来看，陈映真对《夜雾》的艺术构思，师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茅盾的《腐蚀》。取《狂人日记》之精粹，《夜雾》把李清皓写成一个两进两出国民党特务机关而后精神分裂，忧郁不止，极度的“迫害狂”病，最终把他引向自杀身亡。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艺术形象，也是一个“狂”姿“醒”态的“狂人”。得《腐蚀》之真髓，《夜雾》将几十年的历史，全由国民党特务李清皓的自述一页一页地翻开。
（一）
所谓得《腐蚀》之真髓，我们还是从茅盾说起。
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里说，一篇小说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所谓时代性，他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个要义，这就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
时代空气，指一个历史时期之内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变，尤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这些事变和事件所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作家要敢于面对它，认识它，表现它，并且作为小说中人物生存的历史环境而加以描述。《腐蚀》就是这样的。当年，茅盾写《腐蚀》，首先就触及了那时候国内的重大历史事变和险恶的政治逆流。比如，《腐蚀》里，1940年11月10日的日记，写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15日的日记，写到了1941年1月7日发生的皖南事变。1月19日一则日记，又写了国民党禁止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一事，提到《新华日报》胆敢违抗法令，擅自刊载了不法文字——四句诗！小说写下了这张报纸上两幅大的锌版字：“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除了写这反共高潮，《腐蚀》还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互勾结进行肮脏的卖国勾当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加以揭露。其次，《腐蚀》还充分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统治以及特务们的生存、活动。不仅这样，《腐蚀》更描写了赵惠民陷入这种可怖的环境里，社会上的重大事变和事件给予她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使她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从而表现了赵惠民灵魂里的两个世界、两条道路、两种人生搏斗的尖锐、复杂的心理状态。
同样，《夜雾》也通篇弥漫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小说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重大事变与事件，如：
“那一年，美国断然在外交上舍弃了中国台湾，政局大为震动”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74页。。这是指，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断绝与中国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在此期间，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党派活动所引发的政治运动，不停顿地冲击当局的戒严体制，终于导致国民党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严”，终止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第二年冬天又爆发了K市事件”同①。。这是指，1979年12月10日轰动全中国台湾的美丽岛事件。
“林家血案的祖孙公开发丧，党外公然为之啸聚”同①，第81页。。这是指，1980年2月底，被捕省议员林义雄的母亲、女儿白天被杀死在家中，引发林宅血案。
“接着是突然宣告成立了反对党”同③。。这是指，1984年初，“中国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任主席长达十年的张灿，改任“世界台独联盟”主席之后，美国本部主席由陈南天继任。很快，4月17日，在纽约，洪哲胜领着二十个人，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台湾独立联盟”，又发表声明，由他做召集人，出笼了一个“中国台湾革命党”的建党委员会，筹建“中国台湾革命党”，声称这个党的宗旨是“推动中国台湾人民独立建国”。随后，洪哲胜在接受《中国台湾与世界》杂志特约记者邱庆文专访时，竟然公开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列强”，“中国台湾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985年元旦，这个“中国台湾革命党”宣告成立。除洪哲胜担任总书记，时任洛杉矶刊行的《美丽岛周报》社长许信良做了第一副总书记。1986年5月1日，美丽岛事件后流亡美国七年的许信良在美国纽约宣布，他成立了由一百多位“建党委员”组成的中国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将在8月以前在海外成立“中国台湾民主党”，并在年底前返回中国台湾，以突破国民党的党禁。不料，局势由此而急剧发展，这一年的9月28日，代表党外行使提名权的党外选举后授会在圆山饭店举行推荐大会，由立法委员费希平、监察委员尤清动议，讨论了建党问题，包括费希平、尤清、谢长廷、张俊雄等人的“建党工作小组”，当场发动建党发起人签名工作，获得一百三十五人签署，并在当天下午决定组织“民主进步党”，宣布正式成立。这里指的就是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的事件。
“旋又爆发桃园机场闯关事件”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81—82页。。是指，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流亡美国的许信良等把他们在纽约成立的“中国台湾民主党建设委员会”改名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11月14日，“民进党海外组织代表团”一行七人在桃园机场闯关不成。30日，传言许信良将由日本飞回台北，当局又戒备森严，在通往机场的路口阻截迎接的人，但许信良并未返台。
“乃至到了第二年1月，小蒋总统逝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同①，第89页。。这是指，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中国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从1900年到1997年，中国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中国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中国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中国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加猖狂。
等等，等等。
按茅盾的说法，这是《夜雾》有了“时代空气”的表现。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说道的作品的时代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当然，在《夜雾》里，陈映真不只是写了这些重大的事件，更写了中国台湾社会生活的这些剧变对小说主人公李清皓的刺激，以及留给他精神上的烙印，直到致使他精神失常，自杀身亡。惟其写了时代社会生活对于人物发生的影响，这种时代性或者说“时代空气”才成了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所谓取《狂人日记》之精粹，我想说到《夜雾》小说人物的塑造。
在《狂人日记》的《识》里，鲁迅指出，这种“迫害狂”的病人，他说的话虽然听上去，错杂、荒唐、无伦次，然而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关连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深入探究，就能找出病根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
《夜雾》也是这样。
《夜雾》里，那个丁士魁认为，邱月桃送来那一大纸包李清皓的日记，其实不能称为日记，“而是一些荒乱的回忆、纠结和内心思想感情的葛藤的札记，一些在工作上适应不良引起的忧烦与矛盾的记录，既未署名日期，又并不全是逐月逐日的记事。到了发病以后，记载更不免其凌乱，语言也恍惚杂乱了”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84页。。
和《狂人日记》一样，《夜雾》里的这份不像日记的日记，其间，也有相互关联的地方。依据这份日记，丁士魁整理出来的十篇札记，就十分清楚地揭示了李清皓病态的由来、发展及其根源。
《夜雾》写道，李清皓二十七岁那年，“美国断然在外交上舍弃了中国台湾”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74页。。由此，从1979年往前算，他是1952年出生的。父亲，1949年抵达中国台湾，是国民党的老少校。如果六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李清皓应该是1974年大学毕业的，学的专业是法律。因为平脚，免服兵役，李清皓就直接考进“局里”。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自杀身亡，他的人生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4年，他进“局里”做事，1979年与小董结婚，1980年有一子，同年秋天，辞职赴美留学。第二阶段，四年后，1984年在美获法学硕士学位，与小董协议分居，只身返台，再次进“局里”做事。1986年，与邱月桃同居，1988年再次辞职，离“局”，去一个专科学校任讲师。第三阶段，任教职不久，患病，病重，自杀。
考察了李清皓这不长的人生道路之后，我们发现了他病态发展的三个关节点，这就是：
第一，二进二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病因的潜在状态。
李清皓天生正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抱着“报效国家”“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同①，第73页。的热诚，竟然报考了国民党特务部门，从此误入歧途。开始，“由于个性老实、谨慎、工作积分偏低些，但他干得还很热心”同①。。1979年，美国断然在外交上舍弃了中国台湾，政局大为震动，冬天又爆发了K市事件，“对局里年轻的调查员，暗自形成了一种震撼”同①，第75页。，同样对李清皓的心灵也造成强大的震动。于是，他辞职赴美留学。四年之后，李清皓获得法学硕士，返台后暗暗地不想靠局里的关系找工作，顶着一个洋硕士，却仍旧到处碰壁，找不到吃饭的活。过了半年，他不得不去找丁士魁。他们有一次谈话：

“我知道你不想回……”
“那时，小董闹着要分，部分原因，她不喜欢我的工作。”
“你也别提小董。”丁士魁皱着眉说着，叹了一口气，“主要是你自己不愿意。”
“……”
“别的不说了，现实上，你需要一份工作。”丁士魁说。……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77页。

于是，李清皓“怀着无奈，回到局里，默默地上下班”同①。。
仍然是政局的变动，社会的动荡，“林家血案的祖孙公开发丧，党外公然为之啸聚，接着，上峰竟公开宣布蒋家此后再‘不能也不会竞选总统’，又接着是突然宣告成立了反对党，旋又爆发桃园机场闯关事件”，“这些都像一波又一波强大的风浪，摇撼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局里也不例外”同①，第82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默不作声地找到了一个专科学校教书的工作，请丁士魁帮他再次辞职。
总之，这二进二出，一次是他抱着爱国热忱，误入歧途，政局变动引发他毅然辞职；另一次是为了生计，他无奈地再次进“局”，又是政局动荡促使他再次坚决离去。小说确实表现了中国台湾社会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变与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他，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两次出“局”的缘由，也正是潜伏在他心底的病因。
第二，政局剧变——病态表层化。
刚去专科学校任职的时候，他和月桃生活正常，还感到“幸福”同①，第89页。。无奈在他的记忆中留下太多的罪孽，在他的内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噩梦。办案、害人、杀人，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被犯罪意识死死地纠缠，恐惧感觉也无法排遣。随着时局的剧变，“无来由的心悸和胸闷”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84页。，“失眠”、“耳鸣”、“喘气”、“乏力”，还有“焦虑和不安”，一齐发作出来。在日记里，李清皓写道：“前天半夜里，好不容易睡了，忽然觉得身上有千斤大石压着，直欲窒息。我睁开眼睛，四肢乏力，怎么地也叫不出声音。心里想，人就要这样死去的吗？我听见在窒息中即将停止而奋力挣扎的心跳，怦怦地仿佛打着我的耳膜，震耳欲聋。”同①。

我感觉到从来不曾知道过的大恐惧与大黑暗。……感觉到无际的孤单、害怕，有时竟也独自流泪。同①，第85—86页。

为什么害怕呢？李清皓自己也悄悄地问过自己，为什么害怕？忧愁些什么？原来，他怕他“办”过的人，害过的人来找他报仇。
从李清皓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找上门来报复的大致上有三种人：
一种是说实情的人。
1985年前后，李清皓被调到S市一个“文化据点”。一个叫林育卿的特务学生，向他报告了共同科历史教授阮老师的“亲匪言论”。“这位昆明籍的阮老师说共产党早在十多年前试爆了原子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这才有了自己的国防，说共产党其实也搞一些建设，铺了不少新铁路，这其实是在按照国父孙先生《建国大纲》的蓝图办事……”同①，第99页。不久，阮老师被捕。李清皓又令林育卿监视阮老师的宿舍，发现阮家只有一位年老无依无靠的岳母，终日以泪洗面。他进而允许林育卿去认识这位老太太，帮忙她打理生活。在结识这位老太太以后，林育卿突然说，我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林育卿怀疑自己上报材料，漏写了或者故意不写，后悔莫及。五个月之后，判决书下来了，阮老师“为匪宣传”，判了七年徒刑，林育卿几乎崩溃了。他开始追悔自己查报不实，向上级不断地写的申诉书，都像石沉大海，渺无回音，于是又给蒋经国写信，每日一封。最后，林育卿精神恍惚，形容枯槁，被送回了中国台湾乡下老家。李清皓最难忘的是，他监视老太太搬家时的凄惨情景。当时，他不由自主地也帮起老太太搬那沉重的书箱……在日记里，他写道：“如今，这无来由的双臂灼痛，使我忽而想起了这密实地尘封多年的往事来，想起了那无依的老妇人，尤其无法不去不断地想起那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的林育卿，痛苦不已。”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02页。他害怕得很：“而如若是他们来寻仇，我只有默然受死了。”同①。
一种是思想进步的人。
1979年，台中一个专科学校的老校长，交代了他在福建南靖师范读书时代，参加过一个进步的读书会。上级把撤来中国台湾的、和他同期和前后期的南靖师范学生，从中国台湾各地全都抓来，经过严刑拷打，让口供互相咬死，终于破获了“南靖师范潜匪案”。当时，一个高职教务主任张明，胆小、顾虑重，被捕后，按照上级的要求作供。长官虽然赞赏他深明大义，坦诚合作，但还是被判了十年。自然，李清皓很害怕，怕他们打上门来，进行报复。
另一种，则是“台独”分子。
其实，最早让李清皓害怕、担忧的，“先是因K市事件判了刑，在监执行的一些人，政府把他们分批释放、假释了”同①，第87页。。当年命令他们不择手段地送进牢里的人全放了，“猛虎出了柙了。‘坏人’、‘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他戴一辈子，而“上头的人却去充‘开明’、‘民主’的好人”。他说，“这是个什么局？”他“逐渐害怕了”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88页。。接着是桃园机场闯关事件，上级给了一份桃竹苗地带“阴谋分子”的名单，要他去现场录音、跟监。不料，对方也用上轻便型录影机，搞反搜证、拍侦警打人，拍他们特情人员的活动。他们同伴，有的仓惶躲避对方的镜头，被群众判定是“国民党特务”，有落荒而逃的，有挨了打的。事后，他想起，将来有人认出来，该怎么办？为此，他悒悒很久，甚感忧虑。再就是民进党成立，本来，上级确认他们是被“共匪利用”之虞的不祥组党运动，竟然也让它公开成立了。一个老调查质问：“我们这些党国鹰犬，日后还要不要干？”就在此时，李清皓“头一次感到晨起时无缘故的、极端的沮丧”同①，第89页。。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李清皓第一次日复一日感到灵魂深处无边无涯的害怕和解不开的忧虑。有时，他也能够清醒地反省这一切：“那些年的起因于外在具体事件的恐惧和忧悒；又逐渐汰尽了具体的内容，长年以来，竟而成为没有具体内容和面貌的、无来由的惊悚和焦虑了，人生变成一片沉重的黑暗。”同②。
还有一件事，对他的打击，已经超过了他被对方认识出来的恐惧。那是1998年的一天，他看到电视新闻纪录片《十年烟云》，说的是十年前蒋经国去世，继任统统指李登辉。视事，2月在野党组织了“二二八和平促进会”，3月他们继续发动国会全面改选大游行。当时，他正在万头攒动的游行人潮中，奉命便衣去现场搜证。在现场，突然，他惊呆了，他看见：

从路上开进来一小队群众，拉着上写“中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白布条。队伍跟前，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子，用绳索拴着一条小白猪，小白猪在人声中惊惶失措地窜，而小白猪身上被人用利器刻着“中国猪”几个歪歪斜斜、渗着血丝的字。人群中传来笑声。小白猪“呜呜”地叫。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09—110页。

就在这个时候，李清皓听见了“抑压而亢奋的声音：‘中国台湾独立万岁！’”顷刻，他“第一次感觉到外省人的自己，已经在中国台湾成为被憎恨、拒绝、孤立而无从自保的人”同①，第110页。。他又想起了一家地下电台里，有一个外省第二代的人说，他去他老爸在东北的老家，人家请他在炕上吃酸菜火锅，又脏又臭，叫人恶心。那个人竟然说，他对大陆完全没有感情。他里里外外是个中国台湾人了！有一个人用台语说，他反对“一个‘几拿’政策”。李清皓问了别人，才知道人家和中国台湾日据时期一样把中国都叫成“支那”了。日记里写道：

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空虚的、深渊似的恐惧。

我感到一种远远比担心自己被指认出来还更大的忧虑、不安全和从骨髓里传向全身的恐惧，冷汗直流。同②。

十年后，他看到当年“十年烟云”的情景再现时，觉得“报复寻仇的厉鬼就要上门了”同②。，他认为，他“是必死无疑了”同②。。
第三，病情恶化——绝望而自缢。
在幻象中，他看：十九二十万曾以“同志”称呼过他的人，如今倒向他们的都倒向了他们，就是没有人给他一条生路，其中有人等着食他之肉，寝他之皮，甚至于，连邱月桃，一个和自己同居多年，风雨同舟，无比恩爱，悉心照料自己安慰自己的亲人，也背着自己和“台独”的医生合谋，要置自己于死地了，终于，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李清皓碰见一个头发灰白的高个子老人，竟是福建南靖师范那个案子里的张明，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硬派自己是“奸匪”？李清皓预感的事发生了，他们终于找上门来报仇了，于是，“大雨的一日，李清皓把睡裤倒着绑在浴室的莲蓬头上，把头伸进了裤裆，而后猛然跪坐下来，自缢而死”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20—121页。。
李清皓死后，陈映真还给了他讽刺性的一笔。写了，李清皓一向敬重的丁士魁在“新总统选情”尘埃落定的时候，也和“现在在政府中央的局级安全机关工作的许处长”合流了，彼此还说什么“时代怎么变，反共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同①，第123页。。
看这个李清皓的人生路上的病态发展，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是，他患的是“迫害狂”病，表现为焦虑和忧悒。这些精神病症源于潜入下意识的、病人的严重内疚和犯罪意识。
二是，他的病源、病因、病情的发展与恶化，都和他生存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陈映真笔下的李清皓，不是一般的“迫害狂”，而是政治性的“迫害狂”的病人，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作品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三是，他的自述，将中国台湾几十年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不仅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中国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共的法西斯的特务统治的反动、残酷、丑恶、黑暗，暴露了二十年来直至今日“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罪恶、残忍、肮脏、无耻，还揭示了今日中国台湾由“统”、“独”对峙而生的种种社会的问题、危机和人们内心的深刻忧虑。通过这种主观视角的运用，真实、深刻地勾勒出中国台湾分裂主义势力、“台独”势力孳生的历史，尤其是和李登辉政权同流合污的历史，使揭露和批判无比有力，令人信服！
（三）
《夜雾》第十篇札记，出现了“看客”形象，写出了陈映真的深深忧虑。
那是在百货公司里，李清皓甩掉张明，惶恐地急走着，张明一边追赶李清皓，一边不停顿地喊着：“喂，你别走。”“你们害的，家破人亡呀！”“拦住他，他是国民党特务！”“他陷害忠良……家破人亡哟……”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6—117页。然而，“满场鼎沸的人群中皆都若无其事”同①，第117页。，“没有一个人在意张明的凄厉的叫骂”同②。。售货员照样在卖商品，买东西的人依旧专心地选购货物，情侣自顾自一边走一边说着悄悄话，几个把头发染成杂色的女孩看着他俩追赶的场面，竟然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此情此景，真让陈映真觉得不胜悲凉！
陈映真写道：

……张明在声嘶力竭地向整个城市叫喊。而整个城市却报之以深渊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难堪的窃笑，报之以如常的嫁娶宴乐，报之以嗜欲和麻木……同①，第118页。

正如前面已经论说过的，《乡村的教师》里面的“看客”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愚昧而致于麻木。《夜雾》里的这群“看客”，却是有文化的城里人，但是，他们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个人的私欲，特别是物欲所侵蚀，变得可怕的冷漠而麻木。在这里，陈映真意在提示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启蒙大事，真的是迫在眼前了！
再看，天地万象，雾，不是由大量悬浮的小水滴或冰晶所组成的吗？空气中的杂质、污染体，往往凝结在水滴或冰晶之中，它又是一个藏污纳诟的地方。再想我们世态人生，当着“狂人”李清皓绝望地诅咒“这城市里到处漂流笼罩的夜雾”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9页。，哭诉于天地而自问“我做了什么”同①。，又无可奈何于“这笼罩着这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同①。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陈映真是在劝慰人们，别怕，虽然夜雾浓重，人们毕竟不再迷茫了。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二、意在启蒙——读《忠孝公园》
林标睁大眼睛说：“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
——陈映真（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就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写下了力作《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尾崎秀树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的中国台湾民众是否曾怀着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又是否带着自责去想过呢？”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共译本。《中国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尾崎秀树还深刻地指出：

倘若没有这种严峻的清理，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同②，第188—189页。

陈映真深感尾崎秀树提出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他深情地写道：“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于是，他发自肺腑又振聋发聩地写下的呼吁和警策是：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81页。

陈映真不仅呼吁世人去做，他自己也大力去做。他做，一是继续写政论、杂文，一是重新拿起小说的笔，用艺术形象去演绎这种精神上荒废的严峻的清理。这就是《归乡》、《夜雾》和这部《忠孝公园》的问世。
《忠孝公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中国台湾籍的林标，一个是东北籍的马正涛。他们出身经历、教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性格、命运都不一样，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林标身上，这种心理负担的外化，就是“我是谁”的疑惑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就是“祖国丧失”现象。
（一）
在《忠孝公园》里，林标这个人物形象，陈映真从两个层面去描写他的内心冲突。一个层面，是对国家的认同；另一个层面，是人性化的心灵。
林标始终生活在混沌中。是中国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困惑，终于，最后，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然而又是愤怒地发出了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8页。
原来，1944年，林标十九岁被征入伍。当时，日本殖民主义者已经在中国台湾全面展开了“皇民化运动”。但是，林标，林标的老父佃农林火炎，还有新妻阿女，并没有被“炼”成所谓的“皇民”。他们没有改姓氏，也不会说日本话。火炎伯手里抓的那张征兵的红单子，强调的是“日本人”来征兵的。看来，林标被征之前，至少，在心里面还是暗暗地觉得自己是中国台湾人。不料，被征入伍报到的那一天，日本上官宣布“诸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做天皇陛下坚强神圣的盾甲……”同①，第147页。林标于是戴着这顶“日本国民”、“日本皇军”的帽子，辗转被送到赤日炎炎的南洋前线。
在南洋战场上，“中国台湾军属和军伕确实被美军、被菲律宾人游击队当作他们所仇恨的日本人，用炸弹炸烂四肢，用子弹轰开脑袋。当中国台湾兵走在大街上，开店的华侨表面上堆着谄笑，但眼中深处却透露着把中国台湾人日本兵当作真日本人的恐惧、憎恨和嫌恶”同①，第148页。。然而，“即使需要中国台湾兵在南洋的战场上为日本拼命的时候，日本人也会不时地提醒中国台湾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同①，第149页。。中国台湾人日本兵，只能做军属、军伕，做些非机密性的文书、后勤事项，不能当“光荣的皇军兵士”，更不能佩戴武器。林标被小队长宫崎用皮鞋打掉两颗血牙的那一回，宫崎就暴跳如雷地对他叫骂“清国奴”。一个在日本读过中学的中国台湾客家人，已经取了日本名梅村。他虽然是积极报名的“志愿兵”，满脑子“日本精神”，上官也不让他去当“皇军兵士”，而只是做些文书杂事。可他并不气馁。他说，他“一定要奋力炼成”，证明他“是个优秀的日本人”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9页。。哪知，就是这个梅村，却被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鸡奸后，连捆带踹，厉声喝骂“清国奴，畜牲”。梅村终于用皮带上吊死了。“他的尸身静静地挂在一株横向槎出的老椰子树上，在酷暑的热带林中蒸曝了两天，才被人掩住鼻子找到”同①。。
面对这一切，林标的内心世界总在冲突着，日本人呢？中国台湾人呢？
等到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包括林标在内的中国台湾人日本兵却几乎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的人”。而且还在想“‘为什么打败了？不甘心！’还有一个中国台湾人军属陪着日本吞声”同①，第152—153页。。
对于林标最大的震动，是国防省发布的战后处置决定：“朝鲜脱离日本恢复独立。中国台湾、澎湖列岛，返还中国。”同①，第152页。日本大队长小泉对林标他们二十几个中国台湾人日本军属军伕说：“从此，你们都变成中国人了。”同①，第153页。当场，他们没有说话。而林标却在苦想着这无法回答的问题：“一国的人究竟要怎样的在一夕间‘变成’另一国的人呢？”同⑤。一旦以战胜国——中国人的身份，和日本人分开，林标又觉得：“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败战同声恸哭的立场，而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又一点也不能带来‘胜利’的欢欣和骄傲。”同⑤。
终于，战争结束了，然而林标却更糊涂了，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等候遣返的拘留所里，林标听说这里竟关着一些被当作战犯的中国台湾人日本兵，他们监管过美军俘虏，而且残暴虐待过美军战俘。一天夜里，他听见有人轻声吟唱的日本军歌，“替天行道打击寇仇”，“我兵士忠勇无双”……这，更让林标困惑了，这批中国台湾老乡，是日本人吧？带着如此恼人的困惑，林标回到家乡。又没想到的是，家乡的老父和爱妻已经离他而去，他只能和四岁的幼儿相依为命，又过着往日“日出而作”的农耕生活了。
等到岁月又跨过了四十年，等到孙女月枝都已长大成人，当年被征入伍过的曾金海来找他了，他的生活又发生了骚动。
这个曾金海，在战后的70年代做盖屋的买卖发了财，到日本旅游时，和日本旧军人官士兵组成的“战友会”搭上了联系，得知，在1975年，在日本，一个名叫中村辉夫的阿美族中国台湾人的“日本军伕”，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台湾人原日本兵士补偿问题会”，提出了补偿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被迫表了态：日本对大战中因战死、战伤所定的“援护法”和“恩给法”，只适用于有日本国籍者。在一次中国台湾人日本兵的集会上，曾金海竟然说什么：“只有在那个战场上一起浴血战斗过的战友，才能体会中国台湾战友，是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曾经为天皇陛下尽忠效死。”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45页。还说，争取补偿的意义，不是金钱的问题，“补偿运动，是争取我辈为日本人，为天皇赤子的运动……”同①。于是，老人们为了得到日本国家的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恩给”，安度晚年，他们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日本人说过的，“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同①。他们又说起中国台湾调的日本话了，用日语唱起了《军艇进行曲》，穿上了日本的“国防服”，彼此串连着，奔走商量着。也就在这个时候，林标久已潜在心里的疑惑又冒了出来：日本人？中国人？
于是，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诉战时补偿。一次，被驳回，第二次又被驳回来了，理由是，已丧失日本国民的身份。
就是这个曾金海，又活动起来了——
“‘从前中国台湾人去日本索赔，国民党的政府不出面。’曾金海说，‘委员陈炎雷说了，咱们帮过日本人打中国人，能指望这个政府为你出面做主吗？’而又据曾金海说，如今就会有机会‘换一个中国台湾人自己的政府’，换成了，中国台湾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就有人做主。曾金海带着体体面面的陈委员到处找中国台湾人日本老兵为‘换一个政府’拉票，马不停蹄。
“而在明年三月间，如果真就换了一个政府，陈炎雷的官就会做得更大些。……先和日本政军界拉好关系……”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0页。
于是，林标又犯嘀咕了：是中国人？是中国台湾人？
为了胜选，曾金海坐车又坐飞机，北、中、南部全岛奔波，继续动员战友会的“战友”，说：“他们日本人不承认我们是日本人，那也可以。我们现在只谈你日本人败战时拖欠到今天的未付军饷，没有结算的军邮储金。”同①，第222页。
第二年3月，中国台湾岛上果真换了一个政府。曾金海兴奋地说：中国台湾人的天年了。他和陈炎雷委员依据各种指数算出来，这五十年间，连本带利，带物价指数，应该以一千七百倍结算所欠的军饷和军邮储金，大家听了，欢喜若狂。可是，不久，传来的陈委员的指示却是：“新政府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的新政府特别需要外交支持，需要日本支持不能为难日本，因小失大。”同①，第224页。曾金海于是强调，为了国家，就按两百倍结算吧。
这时，林标大怒了。林标终于对着电话筒嚷了起来：“日本人当时不就是以‘为了国家’、‘为了天皇陛下’，骗了多少人死在南洋没有回来……”“曾金海你是图了谁的什么东西，这样骗死一片老人？”“这些老人没有被美国炸弹炸死，倒要被曾金海你们骗到死才甘心。”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24—225页。恰巧，这时，孙女月枝的男朋友，一个叫阪本桑的日本人来访，愤怒中的无奈，无奈中更加愤怒的林标，终于咆哮了：

“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同①，第228页。

“我是谁呀——”林标用日语哭嚎着，“我到底，是谁呀——”同①，第229页。

当然，这不是向阪本桑个人的质疑，而是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发出的质问，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抗议！
伴随着林标“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的这一声又一声的责问，我们的心能不悲痛得往下沉落？战时的中国台湾同胞，被“殖民化”得好惨！如同尾崎秀树和陈映真所大声疾呼的——严峻清理精神上的荒废，肃清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影响，是时候了！
这样看来，陈映真笔下的林标这个人物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
首先，我们必须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皇民化运动”，进一步分清日本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中国台湾人民的关系，认清中国台湾人民和祖国的关系。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为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本来，这一年的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就更加疯狂，总督府就已经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了。卢沟桥事变当天，中国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并对中国台湾民众发出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之言动”。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中国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月，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中国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伕。到1938年1月23日，中国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1940年2月11日公布中国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炼成所规则》，强化“皇民化运动”；8月20日，中国台湾进入战场状态，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等等。
大家知道，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中国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转变，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中国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中国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站不讲日语就不卖给火车票。强迫中国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同时，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中国台湾百姓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那臭名昭着着“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中国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炼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中国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伕”，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查证和披露，总共有二十万七千余名中国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伕”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到战争结束，总计战死、病殁、失踪者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二十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百四十七人参见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联合报》副刊，1998年4月2日—4日。又，《陈映真文集?杂文卷》，第574页。。
源于这二十万七千多中国台湾青年的血泪生活，陈映真所创作的这一艺术典型——林标，固然活下来了，但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向他心中砍下的那一刀伤口，“皇民化运动”强刻在他那“心灵的殖民化”的影响，即使到了晚年，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是时候了，该做个清算了！陈映真悲愤地写下这个林标，就是要告诉人们，强盗抢夺的东西，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也绝然不是属于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抢夺的中国台湾，也将永远属于中国，生活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百姓，当然永远是中国人。林标的悲惨人生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的反动本质，去中国化是手段，险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诱骗中国台湾同胞服服帖帖做他们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