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后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巴尔奈应征入伍了。一开始，巴尔奈还有些害怕。不久，他就喜欢上了军队的生活。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同当兵的白人平等地躲在一个战壕里，吃干粮，玩牌，出任务，一点差别也没有。他和白人被敌人击倒，一点也没有特殊。他觉得，只有在打仗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众国的公民”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4页。。有一次，他冒着弹雨把罗吉拖回战壕，敌人打烂了他的左肩。罗吉临死前对他说：“巴尼，真感谢你救我。”他哭了，他猛然想到这半生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对自己这样说过。有时候他真希望战争永远不要完。不久，他获得了军功。
那是巴尔奈从越南到中国台湾度假的第一天，他在一间酒吧里认识了吧女艾密丽?黄。正在他俩尽情地喝酒、狂舞时，巴尔奈的排长出现了，而且当众向他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黑人上等兵巴尔奈?E?威廉斯因为歼灭了长期躲在一个村庄上的敌人之功，传令晋升为军曹。其中，有一段公文是：“巴尔奈?E?威廉斯是个伟大的合众国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他为了我们合众国所赖以奠立的信念，远征沙场。当他为了保卫并协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友邦而战之时，他已经为我们自立国之初即深信弗移的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传统，增添了一份荣耀。”同①，第5页。这突如其来的荣誉，让他激动不已，也饱含热泪，进而，开始失声，最后，竟渐渐地号啕了起来。他说：“我的曾祖父只不过是个奴隶呢！”同②。确实，他觉得，正像排长所说，今天是他的伟大的日子，是他家族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日子。“仿佛世界上一切的希望之门都为他打开：成功、希望、荣誉和尊严都对着他的和蔼而谦逊地微笑着。”同①，第6页。他和艾密丽?黄既兴奋又自信地算着，军曹上去是少尉、中尉、上尉，再上去是少校、中校，然后就是上校。到那一天，巴尔奈是巴尔奈上校，艾密丽?黄就是上校夫人了。
然而，他们的亢奋仅仅过了一天，艾密丽?黄的一句话——“我从小就在那些阴暗的房子里长大”同①，第10页。，竟然不幸碰撞上了巴尔奈心中的死结。就在那个夜晚，巴尔奈忽然在睡梦中叫喊了起来，“那声音仿佛尚未使用语言的时代里的人类在惊惧地呼喊一般”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1页。。他病了。
后来，在精神病医院里，医生以关爱的态度、温柔的语调，诱导巴尔奈说出了他心中的那个死结——

“屋子里坐着一个小女孩，抱着断了胳臂的娃娃。”军曹说，“小女孩既不骇怕，又不哭喊。伊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扣了扳机——耶稣基督哟——”同①，第17页。

愚昧的巴尔奈竟然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村民一个一个地开枪，即使对一个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也不放过。人间的大悲剧发生了！他剿灭了整个村庄……在侵略战争面前，人性已经失语，人性已经灭绝，而在这大悲剧中的巴尔奈，事后虽有良心的自责，以至于精神失常，但作为一个特殊的悲剧角色，他在残暴地杀人时，他还以为这一切是为着他的合众国，多么可悲！又多么可恶！
一个月后，思想单纯的巴尔奈病愈，怀抱着争当上校的希望，又重上了前线，不幸，最终，他还是倒下了，不折不扣地充当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之战的炮灰。前线给艾密丽?黄来的那封漂亮的信纸上的文字——“他为无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独立而战；他为合众国传统的正义和信念捐躯。他的牺牲为全世界自由人民堵塞奴役和反人性的逆流的斗争，垫上了一块有力而雄辩的巨石。”同①，第22页。这，可谓巨大的讽刺、无情的揭露，小说的矛头是直指发动越战的罪魁祸首的。
可以说，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陈映真借助于巴尔奈这个独特的黑人士兵形象，无情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越战的所谓“正义”的虚伪性、反人民性，有力地批判了越战的灭绝人性的残暴性。同时也戳穿了美国宣扬的所谓民主、平等、自由的诺言，对黑人的严重歧视就是有力的铁证。这样写，在当时的中国台湾，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我们也看到，陈映真对这位巴尔奈也还充满了同情。在陈映真的笔下，巴尔奈其实也是越战的受害者。听听巴尔奈的哭诉吧：“你一定知道我不是存心那样。你分不清他们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7页。虽然，巴尔奈自己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陈映真却毫不隐讳地把结论告诉给了广大的读者。
（二）
和巴尔奈相比，陈映真笔下的麦克?H?邱克，即贺大哥，有四个特点：
第一，麦克的出身、经历以及政治信仰，都和巴尔奈极不相同。
麦克在十八岁时，父亲史都华?邱克猝死，母亲邱克夫人颇为干练，继续投资吉柏特兄弟证券公司，家境富裕。1965年结婚，妻子莎莉?B?邱克原来是邱克夫人的私人秘书，是个高中毕业生。麦克曾经就读于缅因州的肯尼斯商学院。1966年中期，他一度热心学生的政治性活动，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因为“志趣不合”，学了两年商业而后退学，麦克准备做汽车买卖的生意。1967年10月，麦克入伍，赴越南战场，编入查理兵团，任通信士官，1969年1月退伍返乡。
第二，麦克对越战有自觉的反省与思考。这种反省与思考是理性的，开始触及到越战的非正义的本质。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的知识与教养，他不像巴尔奈那样单纯、无知又愚昧，容易受人欺骗与指使。自然，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尽管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但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他分析、认识有关国家等问题。
麦克在反省与思考：他一连串反问了五个“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做？每个人为什么那么做？在越南，为什么？卡达中尉，为什么？诨名为‘疯狗’的梅地拿上尉，为什么？”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0页。他说，他想“明白”了，这就是：

因为他们的后面站立着一个巨人——国家。在越南的孩子们，都是国家的受害人。你以为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吗？同①，第90—91页。

正由于是被害者，终于成为加害者——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加害者又成了加害于人这个事实的被害者。……整个的我自己已被撕成一片一片，好像，好像他们用整膛的子弹把一个越南女人打成稀泥的那个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同①，第91页。

在明白了越南人民和麦克他们都是越战的受害者以后，他一再说，“我只是厌憎透了我自己”同③。，“我已恨透了我自己”同③。，他的迫切愿望是“换一个我”同③。，他说：

我在想：如果能像脱衣服一样，脱掉肮脏的衣服一样，把不堪的我脱掉，然后，像换一件又干净、又新的衣服一样，换一个我……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1页。

这“换一个我”，其实质就是回归人性，做一个真正的人。
相比之下，直到死在侵略战争的战场，巴尔奈也没有麦克那样的意识。这该是多大的悲剧！
第三，麦克呼唤回归人性。
回归人性，实质是什么？人性的对立面是兽性，所以，回归人性，也就是摒弃兽性，恢复人性，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这里涉及的也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人性和兽性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战争。从性质上区分，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比如越战，人们坚决反对。正义的战争，则坚决拥护，比如抗日战争。然而，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人们反对的也是发动战争的极少数的反动者。对方阵营中的百姓大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也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至于，那些放下武器的战俘，人们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一定坚持优待俘虏，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他们。这已经是现代文明世界通行的国际准则了。另外，在这个世界上，人之所以是人，那是因为，人，除了具有动物的某些一般特性外，如食欲、性欲等，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已经发生了质变，具有了社会性。这种质变的标志，这个社会性的内涵，就是人具有了人性，即使人还保留着那些动物性，也无不纳入了人性的轨道。而人性的核心，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这就是爱，爱人，关心人，帮助人。所以，作为一个人，他身上的人性与动物性即兽性是并存的。在正常的文明的条件下，以爱为核心的人性主导着人的言谈、举止及一切活动；相反，在非正常的不文明的条件下，比如战争、教育极差的环境，人身上存在的另一些动物性即兽性，就有可能突破以爱为核心的人性的制约，恶性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到最激烈最尖锐的极致——战争的环境里，面对着个人、家国乃至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人性，或者兽性，在一个人的身上，最容易表现出来各自的本来面目。战争，实在是对人性的最大的考验了。
在《贺大哥》里，陈映真设计主人公麦克患了精神性的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病人，受到现实的重大打击而后人格开始分裂，从意识中遗忘了过去的一切挫折、困惑和烦恼，以另一个幻想和补偿的人格，重新生活。陈映真写麦克其人，写他受到越战的极大的刺激，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忘记了越战中那一幕又一幕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以另一个新人——贺大哥，传播博爱而重新生活，这样，作家自己，也就在小说里传播了博爱的精神了。
我们看患健忘症以前的麦克。
在越战中——

他们把十几个老太婆、老头子和小孩子赶到一间小寺庙的广场上。起初他们都很顺从，看起来也很自在。等到他们看见我们在弄M16自动步枪，他们才开始哭、哀求、祈祷……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3页。

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山脚下找到十来个躲藏着的平民，全是妇人和小孩。有人挑出一个十六岁上下的女孩，拉下她的裙子，有人要摸她的奶子。突然有一个老太婆凶狠地扑过来，女人和孩子们开始哭叫、哭叫……
一阵M16，把她们打得全身像蜂窝似的，然后把那女孩拉开，他们轮着对她“做”那事儿。后来，女孩开始跑，有人从后面用M16打开她的脑袋……她再跑了两、三步，就扑倒了。……我开了枪。有人开枪，每个人都开枪，像一种连锁反应。……不错，我们对她“做”了那事儿——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干了……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85—86页。

那，分明是兽性的大发作。
等到越战归来，麦克一切看似正常，但是，却很少谈到越战，只是时常抱怨精神不能集中。等到1969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邱克夫人准备上教堂时，早已放弃宗教信仰的麦克，突然向自己的母亲说：“请为我在战争中奉命而为之事，祈求天主之原谅。”不久，到4月，梅莱村虐杀事件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媒体上陆续揭露出来，麦克终于开始失眠、焦虑、易怒，常常整夜哭泣、呓语。随后，入院治疗，被诊断为精神性的健忘症。再后来，他悄悄地独自出走，离开了医院，以Mr.Hopper的身份来到中国台湾，做义工，帮助残疾儿童，人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贺大哥”。
在中国台湾的日子呢？
一边，贺大哥帮人家补英语，以维持生计。
一边，他在台北郊外一个小镇上天主教办的“圣心小儿麻痹复健所”，当义务复健员。在那里，他认真、专注地工作，在帮助复健的孩子身上，弥漫着他真实的关爱。
一边，他又向小曹以及朋友们传播他的爱的信念：

……如果去爱人类同胞，变得需要有一个理由，这就告诉我们：人在今天已经活在如何可怕的境地。他说，如果爱别人，关心别人的事，竟只成为一些称为这个或者那个宗教的教徒的事，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人的世界。
他说着说着，他的棕色的，开着很大的双眼皮的眼睛，逐渐地亮起一盏晶莹的、热烈的灯火。“帮助这些小孩，其实是帮助了我自己”，贺大哥说。“使我在一个人、一个人，”他着重地说：“从他的爬行的境地里站立起来的努力中，认识到人的尊严……”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9页。

贺大哥的爱的宣言是：

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同①，第74页。

他的解释是，“让我们也相信一切、一切的人——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也要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样，“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同②。
看来，陈映真设计这样一个艺术结构，在前后对比中揭示人性和兽性的搏斗，演绎人性的复归，确实获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人们读《贺大哥》，感悟陈映真揭露了兽性发作的残忍与丑陋，讴歌了人性勃发的可爱与美丽，再看作家深刻地批判了越战的非人性的残暴本质，张扬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维护爱的准则，真的不能不被他震撼，被他感染了。
第四，贺大哥给小曹留下了文化的精神的遗产。
在《六月里的玫瑰花》里，巴尔奈留给艾密丽?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遗腹子。巴尔奈重上前线的前夕，艾密丽好几次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怀了一个月的小孩，那一定是个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眨着一对大大的金鱼眼，像他的父亲一样。虽然，小说没有写到孩子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善良的艾密丽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在这可爱的孩子身上延续巴尔奈的生命。
而在《贺大哥》里，贺大哥给崇拜他的爱恋他的小曹留下的是一份爱的信念。小曹说，贺大哥使她重新认识了“美丽”、“幸福”和“爱”等并不罕见的辞语，是有着充满希望、充满鼓舞人们的灵魂的新的含意。当读完贺大哥的病情诊断书后，小曹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一张斑斓的纸板上，精细地画了一个高瘦、大眼、俊美的童话的王子。后来，为了纸板另有用途，她把纸板上的画用橡皮擦去了。这以后，纸板上虽然没有了俊美的武士，而那斑斓却异样地比先前显得尤其的夺目，同时，在那夺目得很的斑斓中，还不时在她的凝视里隐约地出现那俊美的、高挺的王子武士。于是，她心中暗暗地觉得，贺大哥便像那武士一样地消失了。虽然如此，却还是使自己向着一片绚烂无比的斑斓开了眼；而那绚烂的斑斓之中，也或者将永远在自己的凝思之中，隐约着贺大哥，或者那叫人心疼的麦克?H?邱克吧！当贺大哥被前后左右簇拥着走进机舱的时候，小曹突然明白：

对于我，贺大哥已经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从今以后，我必须离开贺大哥，一个人生活，就像蒲公英的种子离开了枯萎的花朵，乘风而去，飞向辽阔无垠的世界。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62页。

这就是说，贺大哥的理想，他自己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小曹是他的后来者。当那位刘先生企图“诱导”小曹，消除贺大哥对她的思想影响时，她反而更加坚定。她要摆脱家庭的束缚，独立地去实现贺大哥留下来的理想：“明天去登个报，找个英文家教，试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94页。
显然，相比之下，贺大哥留下的这份爱的精神的文化的遗产，影响更为深远。
（三）
这两篇小说，特别是《贺大哥》的问世，表现出了对于越战的尖锐批判精神，在当时的中国台湾，是很有意义的。就连早年的林梵也说：“全世界关注之下的一场战争，我们的文学界，竟然这样轻易的闪过。是战争离我们很远？还是我们的作家不敢去碰这样重大的题材？60年代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大城市酒吧林立，做的就是越战美军来台休假的生意，我们畸形的西化现象，也因之更加恶性膨胀。之所以在文学艺术上几乎呈现一片空白，毋宁是我们逃避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庞大的阴影之下，我们缺乏问难辩证的能力，这也是中国台湾文坛最可担忧的现象。还好陈映真的两篇小说中，处理的越战后遗症，填补了这个缺憾。”林梵：《越战后遗症》。《书评书目》杂志，1980年7月，87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0页。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台湾文学界，对越战也还是有所反映的。比如，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在开头就有这么一段叙述：“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叫驻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的时候，中国台湾也被增列为驻越美军远东区的另一个休假中心。”黄春明：《小寡妇》。《黄春明作品集》第3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9页。于是，一度萎缩萧条的酒吧业突然又蓬勃了起来。台北、基隆、台中、高雄等地的酒吧，纷纷重振起来不算，连偏远的地方，不曾有过酒吧的花莲，也增加了这个新行业。只是，《小寡妇》仅仅以越战为背景，主要还是以服务于美军休假的酒吧业为题材，讽刺、嘲弄了某些国人的崇洋媚美的丑态。至于诗人洛夫的《西贡诗抄》，虽然也表现了越战的某些场面、某些人物、某些事件，可惜的是，只是一些纯客观的吟咏，在质疑中也还带有困惑。这些作品，和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相比，社会批判的力度显然就弱了许多。
另外，在陈映真个人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上，《贺大哥》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我在前面第七节已经论述过《唐倩的喜剧》和《六月里的玫瑰花》怎样表现了陈映真创作风格的转变，说明两篇小说都明显地摆脱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而代之以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现在，又是十一年过去，经过又一番历练的陈映真，在他再出发的第一篇小说《贺大哥》里，笔锋显然更加尖锐了，直到勇敢地直指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了。他，批判力度更强，阐述问题更加深刻，怪不得有人要高度评价“贺大哥是一个极富深意的形象”了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试评陈映真的近期创作》。1983年《中国台湾香港论文选》。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16页。。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快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风格。
你看，《六月里的玫瑰花》的结尾，是那封漂亮的信纸上写的冠冕堂皇的大谎言，浓浓的讽刺意味里又深含着人间大悲剧的色彩。《贺大哥》的结尾，相比之下，明快之中又透出乐观，篇末的一声感慨“——多么煦和的阳光啊”陈映真：《贺大哥》。《陈映真文集》第3卷，第94页。，岂不象征着世界的明天？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一、看“企业下人的异化”——读《夜行货车》和其他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中篇、短篇，稍嫌局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格局了。——蒋勋（高淳儿整理：《三十年代的承传者——谈陈映真的小说》。《爱书人》，1980年10月15日，第154期。又，《陈映真文集》第5卷，第188页。）

1978年，陈映真在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除了《贺大哥》，还有《夜行货车》和《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在这一年3月的《中国台湾文艺》85期上发表；9月，又有《上班族的一日》在《雄狮美术》91期上发表。
就在1978年，中国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陈映真：《后街》。
今天看来，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整个“回归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乡土文学从反现代主义和反殖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向着回归中国本位、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回归民族文化的方向迈进。乡土文学论战在整个中国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接续了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文艺所冲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了乡土文学理论，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果说，中国台湾文坛上的现实主义过去更多地诉之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指向，那么，陈映真、黄春明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则第一次提出了对于扭曲中国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的批判问题。在创作方法上，它本着开放的文学精神，在批判现代主义创作路线的同时，并不排斥对其文学技巧的吸收融合赵遐秋、吕正惠主编：《中国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第7章（樊洛平执笔）。（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95—340页。。
（一）
这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已经在中国台湾深化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他小说创作的视野已经注目于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深刻地表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驻中国台湾时，带给人们的会是怎样的深刻影响？在陈映真看来，这种影响极其深刻，不仅改变了生活状态，而且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存方式上也引起了剧变。所以，陈映真创作《华盛顿大楼》系列，是有现实生活的基础的，而且对这一社会现象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陈映真认为，现代跨国企业是在四个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历史上空前庞大的资金，透过国际银行集团，使资本的国际性集中和积累成为可能。”“第二，这空前庞大的资金，使国际规模、超国家的营运预算成为可能。特别是它的‘研究发展’（Researchand
Development）部门，预算之大，超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技、文教预算。这么大的财力，使它可以在跨国范围内，调动最强大的人力和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与比拟的大规模研究发展工作，形成科技的高度垄断势力。”“第三，为了销售其产品于世界市场，它发展和运用现代空前强力的大众传播技术知识、广告技术和知识、行为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空前强大的行销活动，创造和操纵人的消费欲望，并且在这甜美的操纵中，利用、改造、破坏各市场国家和民族原有的文化特性和价值体系，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生活。”“第四，跨国企业和强权政治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刻影响弱小国家的命运。”“在国际性利润贪欲下，跨国企业向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医药法律、农业用药法规……挑战。它并且以‘现代化’、‘进步’、‘富裕’、‘消费主义’、‘国际主义’向弱小国家的自尊心、民族主义、传统节制的、尊敬自然的哲学挑战。”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页。陈映真更认为，跨国企业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不是以利炮坚船加在弱小国家的头上。它是以甜美的方式——‘进步’、‘舒适’、‘丰富’、‘享乐’……这些麻醉人的心灵的消费主义，加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上，需要一点批判的知识，才能透视它的真相”同①，第13—14页。。遗憾的是，“中国台湾知识、文化界的一般，似乎对之浑然不觉”。他说，既然跨国经济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与关切，“写自己所注意关切的问题，对于作家，怕是极为平常之事”同①，第14页。。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原因。
对此，陈映真不但有理性的观察与认识，且还有实际生活的体验。原来，1965年7月，他曾就职于美商辉瑞药厂，1975年11月，他又去美商温莎药厂任职。这两家药厂都是跨国性的制药公司，他了解了这种国际性的公司中的一切，他见过美国企业界中的优秀而善良的人，“当然也碰过更多差劲的”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七十年代》月刊，1984年1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6页。。“在中国台湾，尤其是在台北，看见洋人，和外国人共同工作、打交道，是相当普遍的现实生活。外国公司、贸易公司、来台外国学生……在台北，外国人一点都不新鲜，会说、写英文的人也不少。这在中国台湾生活中，现实的经济、文化面，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和生活依据。”同④。这也就是他写《华盛顿大楼》的生活素材基础。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当今世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关于跨国公司经济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陈映真的看法就属于这一种。他们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保护民族经济，保护并发展民族企业。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刘绍铭在1984年7月《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的《陈映真的心路历程》一文里，就提出过质疑：“我这个外行人想知道：没有外资（跨国公司），我们的经济能否继续‘起飞’？跨国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无利可图的话，请他们来台设厂，也不见得会听话。反过来讲，如果跨国公司在台的活动，只限于‘损人利己’，那么以财经内阁出名的国府，十多年来一直让他们‘剥削’下去，岂非变了‘出卖人民利益的集团’？我想通盘来说，跨国公司利己之余，一定对中国台湾的经济繁荣有不能否认的建树。”刘绍铭：《陈映真的心路历程》。《九十年代月刊》，1984年7月。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38页。显然，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争论激烈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看重的倒是，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身为作家，只要真实地反映生活，正确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他就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社会生活某个方面的某些生活的本质。正因为这样，陈映真择取了跨国公司里的人的生存状况为切入点来写人的异化，完全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我们也不必说三道四了。
陈映真曾经对《华盛顿大楼》系列有过构思：每一层楼都有一个企业，而他则来研究企业里人的问题，以及企业对中国台湾的影响，最后构成一个个的故事。以前小说出现过的人物，都可以在那里来来往往，最典型的是退伍军人。比如老的退伍军人，他把这个老人的心情，老人的过去跟现在，把各种人物混杂起来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可能在第二部里面写一间公司里面比较下层的人物，一个OFFICE
BOY，一个下层的职员。此外，他可能会写一些比较正面的人物，虽然他们受教育不多，但他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形象。他未拿定主意，大概希望第一期写四层楼，第二期也写四层楼，计划里面可能有三部。他又构想，对这个大楼，还要再写十层楼，甚至十一层楼。第一层就有一间公司，到目前为止，他都以外国公司为背景，现在计划中还应该穿插几个民族资本公司。现在，陈映真已经完成并发表的有：《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之一》、《上班族的一日——华盛顿大楼之二》、《云——华盛顿大楼之三》和《万商帝君——华盛顿大楼之四》。1983年2月，陈映真把这四篇小说结集为作品集《云》出版。
在《云》的自序《企业下人的异化》一文里，陈映真阐述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主题。他认为，“企业为了有效达成它惟一的目的，即利润的增大与成长，展开精心组织过、计划过的行为。这些行为，以甜美、诱人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和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又认为：“分析和批判这影响的工作，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文学不应，也不能负起这个工作任务。”陈映真：《企业下人的异化》。《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9页。因此——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与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

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穿透层层欺罔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同①。

显然，跟同时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相比，陈映真确实更关注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化下面的文化冲突、人性矛盾和人性异化的问题。
（二）
《夜行货车》描写的是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中国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里的故事。
小说以两男一女的三角恋爱为外衣，着重描写了林荣平、詹奕宏这两个中国台湾南部农家子弟，步入跨国公司后，对生活道路不同的选择。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林荣平的异化。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林荣平，如今是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他能干、肯干，从早忙到晚，一天就能准备好几个报告。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够和分公司老板摩根索一同巧妙地天衣无缝地处理为数不少的“交际费”，把这些“交际费”变成合理的开支；能够编造出一份又一份季度成绩的报表。看来，帮助摩根索欺骗上级是使林荣平获得今天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他开的是福特“跑天下”的新车，住的是高级花园社区的新房，而且，还有个秘密情妇，他的业务秘书刘小玲。在刘小玲看来，林荣平并不是真正地爱自己，只是在她那里寻找感情的寄托。她对林荣平说过：“从前，你说社会，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实还有一件是你没说的：你在公司新得的地位。”“你说，这些这些，使你无法跟你太太离婚，跟我结婚。其实，你很清楚，这全不是理由。”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07页。“你以你的方式爱我。不打破你的家庭；不跟我结婚；在我这儿找感情的寄托；而且也不霸着我不放。我呢？我怎么办？好，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要走，你不拦着我。”同①。在刘小玲这边，她也坦然地向林荣平告白：“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我何尝以为我不能没有你。”同①，第106页。刘小玲的心中也另有所爱了。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上，还牵涉到林荣平和另外两个男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老板摩根索；一个是刘小玲深爱的詹奕宏。
摩根索在紧张中仍然和女职员作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等等。对刘小玲，也不例外，他常常挑逗性地戏称她为“小母马儿”。
有一次，刘小玲在和林荣平秘密约会时，说过她倒挺喜欢摩根索的胡子，长得那么密，贴在他年轻的、调皮的嘴唇上。林荣平为了讨好老板，竟然告诉了摩根索。于是，摩根索就放肆地对刘小玲动手动脚，刘小玲愤怒地反抗之后，不屑地对林荣平说：“一定是你告诉他的。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坯子。”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02页。确实，这时的林荣平已经异化为洋老板的奴才了。开始，听到刘小玲这一番话后，“他面露怒容。他感到一股暧昧得很的怒气，使他的握着烟斗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然而转念一想，“那毕竟不是居家的时候，对妻儿的那种恣纵的、无忌惮的、有威权的怒气。一个引他为心腹知己的，昵称他oldboy的美国老板；自己‘青云直上’的际遇；几百万美元在他的手上流转；自己所设计的，被太平洋总部特别表扬而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马拉穆分公司中广为推行的两种财务报表格式；在花园高级社区新置的六十四坪洋房”，即使“在这一切玫瑰色的天地中，刘小玲，他的两年来秘密的情妇，受人调戏，坐在他面前”，他的怒气，竟不顾他受到羞辱的雄性的自尊心，而“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的水流，无可如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这，“才真正地使他对自己感到因羞耻而来的忿懑”同①，第103页。。林荣平恼怒、懦弱而强自倨慢的复杂思绪，最终，还是回归到一个奴才的心态，不敢吭气。连林荣平自己也“真切地感到自己实在是爱着这个女人的。只是他的地位、他的事业、他的自私使他懦弱，使他虚伪，使他成为一个柔软的人罢了”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10页。。一个人无欲则刚，而林荣平的权欲、财欲，一切贪图名利的欲望，致使他知道纽约总公司将出台一个新政策，要使各分公司的管理层尽量的本地化的时候，他也在着手“布置”，先在财务部安置心腹，然后让摩根索滚蛋。也正是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宴请达斯曼，顺便给离职赴美的刘小玲饯别宴会上，林荣平再次对摩根索的挑衅行为，表现出一种地道的奴才相。
对詹奕宏，除了欣赏他的聪明、才干外，由于林荣平觉得有愧于刘小玲，他是真心想成全詹奕宏和刘小玲的。林荣平设法为刘小玲另找合适的工作，说服、帮助詹奕宏带薪赴美留学，都表现了这种心情。
林荣平对摩根索十足的奴性，对詹奕宏的一些人性关怀，都表现出林荣平正在异化中。然而，他的思想又处在不停顿的矛盾冲突中，却又总还是渐行渐远，最终还是异化成为洋老板的奴才，异化成为物欲的奴才。
女主人公刘小玲，从小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在感情世界里却是孤寂的、痛苦的。她父亲长母亲三十岁，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任妻子。刘小玲的父亲是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政客。来中国台湾以后，不论政事、家事，一概撒手不管。刘小玲生下的那一年，家中钱财已经用尽，母亲坐完月子，就不得不出外打拼生活。靠着“刘局长”的关系，母亲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全家的生活也获得了根本的改观，而父亲在家里也就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母亲开始放肆地称丈夫为“脏老头”，常常不回家过夜。刘小玲十分心疼、同情她的父亲。等到异母兄姐一个个搬到外面住校、居住以后，刘小玲开始反抗母亲在家中的强大权威。高二那年，父亲病逝，她更怨恨母亲。因为，在父亲住院期间，母亲每半月去医院缴一次费用，却从来不去病房看看父亲。家庭生活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致使她的爱情生活受到了扭曲。大学一毕业，她只是为了让母亲伤心，就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船务公司的老光棍，终因其人生理缺陷和奇癖而离婚了。进了马拉穆电子公司以后，她做了林荣平的情妇。一次又一次的不幸，使她渴望真正的爱情，最后终于爱上了詹奕宏。而詹奕宏又因为妒嫉作祟，不理解她，不包容她，甚至粗暴地骂她，踢她，打她。她爱他，都忍下来了。等她怀上了詹奕宏的孩子以后，“母性最原始的勇敢”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24页。，使她变了一个人，面对詹奕宏的无理，她庄严地说，“不要再对我动粗，我的身上有孩子”，“詹奕宏，你听好：不论你信，你不信，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我刘小玲，决不会赖上你，要你娶我。我说过：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大。我们母子会走得远远的”同①。。刘小玲虽然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她并不是坏女人，她有她的人性尊严、民族尊严，她一直反抗外国老板的调戏，最后又和詹奕宏一同愤怒离开宴会现场以示抗议。她选择了一条有尊严的人生之路。
很明显，在詹奕宏身上，陈映真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在陈映真笔下，詹奕宏能力强，进入这家电子公司后，很快就担任了新成立的成会组的组长；他“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嫉俗”同①，第108页。，正因为这种难以言传的男子汉的魅力，吸引了刘小玲，用刘小玲的话说，她已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同③。詹奕宏。问题在于，陈映真为什么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詹奕宏是如何骂、如何踢、如何打刘小玲的呢？显然，陈映真是要通过描写詹奕宏的嫉妒心态，突出他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尊心，而这种人性中的自尊心，正是民族自尊心的人性基础。是否可以不通过骂踢打的描写来表现这一切呢？当然可以。但陈映真就是写的“这一个”，不这样写，就不是詹奕宏，而是另一个人物形象了。詹奕宏身上虽然寄托着陈映真的理想，但他并不是陈映真心目中的完美的英雄形象。我们应该允许作家写有缺点，或者有严重缺点的人物形象，何况，英雄也是有缺点的。
我们看陈映真是怎样表现由人性的尊严升华为民族的尊敬的——
在宴会上，摩根索已经习惯在他的奴才式的部下面前放肆地说些不干不净的话，肆无忌惮地使用着一串串的脏字眼儿。在半醉中，摩根索竟吐出了真言：“我们多国公司就是不会让中国台湾从地图上抹除……”这时的詹奕宏，气得“他的手在不由自己地、微微地颤抖着”：

他忽然说：
“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
他用英语说。但那声音却出奇的微弱。除了林荣平，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林荣平讶异地望着他。詹奕宏为自己怯弱的声音深深地刺伤，并且激怒了。他霍然地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最好当心点你们说的话。”
他说。他的脸色苍白，并且急速地气喘着。餐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似乎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辞职表示我的抗议，摩根索先生，”詹奕宏说。他的脸苦痛地曲扭着，“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个郑重的道歉……”
…………
“向一个来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那样的道歉。”詹奕宏说。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5—136页。

这时的林荣平，赶忙示意他，不要这样，而詹奕宏“猛然转向林荣平，脸上挂着一个悲苦的、痛楚的笑”。他改用台语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陈映真：《夜行货车》。《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37页。

他勉强地扮着笑脸，努力用平和的语调说：“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龟龟琐琐地过日子！”
他于是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餐室。同①。

这时的刘小玲，忽然也站了起来，边喊“詹奕宏”边追赶着詹奕宏。于是，共同的理念让他俩重归于好了。
这是小说的高潮，也是陈映真创作这篇小说的旨意所在。人们读到这里，不能不为之惊醒，随之而来的是心潮澎湃！
（三）
和《上班族的一日》相比，《夜行货车》侧重在写林荣平和外国老板的关系，异化后的林荣平的突出表现是丧失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的奴才。而《上班族的一日》则着重描述黄静雄异化为物质欲望的奴隶。
在陈映真的笔下，黄静雄是怎样异化的呢？——
黄静雄在大学期间，是个没有摄影机的拍片迷。在“影响社”里，他只能为那些有摄影机的社员写脚本，跟在他们后面谦卑地而又热心提出拍摄的建议，帮他们做剪接，从试映室走出来，孤单地踩着破旧的脚踏车回家。“就在那些孤单的、几乎绝望地渴想着自己有一架摄影机的贫困的夜归的时光，使他立定要以单车为主题，拍一部纪录影片的志向。他的第一个镜头，是从车把照下去的转动的轮子，和不断地碾过去的道路……”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46页。和美娟婚娶的时候，他鼓足了勇气，向爱恋自己的美娟提出，要买一个十八厘米摄影机作为嫁妆带过来。婚后的两年，在小小广告公司上班，生活清贫但很甜美，他也断断续续地拍了大约五十尺毛片。在这个阶段，他有兴趣爱好，有一种与兴趣相关连的志向，伴随着这兴趣、志向，他急切地想要一台摄影机，后来，又以合理的手段，拥有了摄影机，这都是正常的合理的。
进入中国台湾莫里逊公司后，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是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第一年，他从会计员升高级会计员；第三年，他升信用组主任；同年秋天，他调升表报组主任。他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与提高。这也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生活现象。
可是，等他成为野心勃勃的顶头上司财务部经理杨伯良的心腹以后，他们狼狈为奸了。做假账，给纽约总部打小报告，等等，他参与了公司的腐败活动。杨伯良为了拉拢他，巩固自己的地位，力争设立了一个财务部副经理的职位，多次向他许愿，等到临门一脚，杨伯良变了卦，安排了杨伯良的后台、公司的中方董事荣将军的表侄儿。在失望之余，黄静雄愤然辞职，杨伯良一再挽留，只准了三天假。黄静雄却愤怒地赌咒——“我说辞就辞”，“不辞……不辞……我就不姓黄！”同①，第143页。
小说详尽地描述了黄静雄辞职后的第一天的心理活动。黄静雄想到，大家这样互相欺骗，上班确实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他忽而想到，好几次，杨伯良把荣将军厚厚一沓发票，交给他。杨伯良什么话都不必说，他就会把这些发票四平八稳地登上公司的正当开销。杨伯良也常常若无其事地说：“把这笔账转掉”，他于是就会把账合情合理地转掉，即使纽约委托的查账公司也无从查起。他也为杨伯良瞒着公司投资的几家和莫里逊做生意的厂商做内账。他想到，他一步深似一步地，看见了企业的既深又广的腐败面，初时也不免大为吃惊。这与自己从教科书中读到的美国企业现代化管理，完全是两码事。他忽而想到，面对他的会计部副经理，原以为是煮熟的鸭子，不料竟飞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复情绪，他知道每一张发票每一笔歪账的最真实的故事。他知道杨伯良和海关、和几家厂商最内幕的关系，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我岂是好对付的吗？”他忽而想到，他开始热心地向往副经理的位置，薪水高、配车子，还在其次，还因为工作会轻闲些，他就有时间继续他在大学时代没有拍完的一部纪录片。自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理由，他确实又在自己骗自己。当他辞职第一天坐在刚迁入的新居时，他的真实想法是，为了这间公寓，他必须每月缴付七千八百元的利息。他在这栋公寓还只在挖地基的时候就曾算过：如果今年升上副经理，他就可以把摊还利息的时限，从十年缩短成六年。
也就在辞职第一天的中午，黄静雄独自出门去吃饭。一出冷气公寓，台北夏天的闷热和灰尘，猛然地扑面而来。他打开胸口上的纽扣，眯着眼睛在晒得烫人的红砖路上走着。走不了两步，他在一个小车牌边的一棵枫树的阴影下，探着头等计程车。当他跨上计程车，车上的冷气，使他自在起来。几年以前，他原是一个挤公车的上班族，如今，十来分钟的路，他也情不自禁地要向计程车招手。看来，薪水高，配车子，对他还是极其重要的。他还想到，他已经从一个谨慎的、谦卑的、挤公共汽车的职员，变成比较狡猾、世故、以计程车代步——而终于有了情妇的小主管。想来想去，夜幕已经降临，晚饭后的他终于得出了结论：

他在昨日在盛怒中赌咒要辞职之后，立刻感到他其实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之中，难于动弹。陈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161页。

而曾几何时，他成为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门的下贱的奴隶。他成了由充满了贪欲的杨伯良所导演的丑陋而且腐败的戏曲中的、小小的角色。同①，第164页。

他已经成了物欲的奴隶，而且在这个奴隶位置上“动弹”不得，何况他也不想“动弹”。在当今的社会里，某些人想做物欲奴隶而不得，他已做了这奴隶，怎么会放弃呢？于是，夜里，杨伯良来电话“劝”他上班去，他也不可能不去了。
黄静雄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显然在于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对人的毒害，人的个性完全在甜美舒适的方式下被扭曲了。人，也就随之而异化了。
另外，随着这篇《上班族的一日》的发表和传播，在中国台湾，竟然悄悄地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指名词——“上班族”。不久，它又传到了港澳，传到了大陆，传到了各地的华文世界。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篇小说影响之大。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二、麦迪逊上空的白云——读《云》和其他
《云》……呈现了几个中国台湾社会的经济事实，并深入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其与人性尊严的冲突。着墨虽然从容淡雅，批判的气力却泉涌而出。——詹宏志（詹宏志：《尊严与资本机器的抗争》。《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8—89页。）

1979年10月3日早晨，陈映真一人在家，突然遭到中国台湾当局的调查局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的拘捕令拘捕。
丽娜后来回忆说：“那是‘乡土文学论战’的时候。朋友们当时提醒我，现在的气氛很紧张，说不定哪天就会出事，要小心点。我到底还是年轻，总觉得不至于吧。没想到，1979年10月里的一天，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二嫂，二哥又被抓走了！听完电话，我都蒙了。急急忙忙向公司请了假，就赶紧去找朋友，像尉天骢、王拓他们，帮我出主意。还好，这一次，人抓走了三十六小时就放回来了。回到家，美国聂华苓大姐电话就到了，当时心中的温暖，映真和我至今记得。”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三十六小时之后，奇迹一般地获得保释的陈映真，被前来具保的丽娜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记录了一个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他说：“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自己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是惟一的抵抗和自卫”许南村：《后街》。。于是，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这就是1980年发表于《中国台湾文艺》68期的《华盛顿大楼》之三的《云》。其间，1979年11月，《夜行货车》由远景出版社出版。11月，《累累》发表于《现代文学》复刊9期。年内，与宋泽莱得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
（一）
这“华盛顿大楼”，在陈映真笔下：

他抬头望去，一栋赭黄大理石板砌成的，壮硕、稳重、踏实的大楼上，镶着一排厚实而典雅的英文字：
WASHINGTON BUILDING
…………
他一边望着雨中的华盛顿大楼，一边走着。走到华盛顿大楼的正对面，他看见这分成四栋的十二层楼建筑，像一座巨大的轮船、笃定、雄厚地停泊在他的对面。走廊的柱子，是黑色的大理石片砌成的。在细雨的浇洗之下，整栋大楼的大理石显得干净而明亮。无数的窗子、整齐、划一地开向大街。有少数几扇窗子已经点着日光灯，透过轻薄的纱帐，向大街透露出青色的灯光来。楼下的几个大门，都用不同花式的铁栅锁着。铁栅上写着各行号商店的名字，在餐厅、银行、轮船公司、建筑公司，还有一家西服店。……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29—30页。

在这华盛顿大楼的三层是《夜行货车》所描写的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中国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在这大楼的九层是《上班族的一日》所描写的莫里逊中国台湾公司，《云》的故事则发生在这大楼的五层上的麦迪逊中国台湾公司里。
通过一个改革工会的事件，这篇《云》，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虚伪性的一面，大老板麦伯里的话，捅破了这层迷人的窗户纸：“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同①，第88页。
利润乎？人权乎？
大老板们追逐的当然是利润。
（二）
美国麦迪逊仪器公司中国台湾公司下设的中坜工厂发生的改革工会事件，在陈映真笔下有三个特点：
第一，艾森斯坦的《跨国性的自由论》是改革工会的指导思想。《跨国性的自由论》的第一章，作者对跨国企业的历史和功能，做了评估，并呼吁“创造性地发展跨国企业体制对于发展人类福祉的巨大潜能，已经刻不容缓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31页。。第二章对于企业的跨国性发展，做了历史回顾，最早追溯到东印度公司的时代，“资本主义便带着显着的跨国性的体质”同①，第32页。。第三章检讨了美国在海外投资企业对于当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干涉问题。作者认为：“跨国性企业的成长和古典资本主义的成长，自有其功与过。”“没有初期资本主义的黑暗与悲剧，现代化、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就无从想象。同样，跨国企业的初期历史，难免有一些严重的弊病。”“但是，时至今日，跨国企业优秀的经营者，已经有充足的想象力、智能和管理知识，来改变它的形象与角色。”同②。
怎样重建新时代的跨国企业的形象与角色呢？第四章《麦迪逊：复兴美国式的理想》特别指出：“今天的国际性资本，应该提高而不是降低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而不是阻碍当地政治的民主化；应该尊重而不是干涉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应该高举而不是压抑资源国家工人的人格、权利……从而获致企业的成长。”“只有这样的角色转换，即从压迫者、掠夺者变成朋友、协助者，才能调动资源国家中一切积极的条件，博得资源国家政治、文化、员工的忠诚、谅解、友谊和勤奋的工作，使国际性企业，重新获致富于生命和创意的远景。”同①，第33页。
很明显，这位跨国企业的开明路线代表人物艾森斯坦强调的是，跨国企业角色的转换，从压迫者、掠夺者变成朋友、协助者，其目的仍然是重新获取“致富于生命和创意的远景”，说直白一点，仍然是“掠夺”，只不过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得不百般乔装打扮的甜美式的掠夺——追逐利润。
第二，改革工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由新上任的中国台湾公司总经理艾森斯坦下令并通过助手张维杰去做的。
当时，中坜工人已经有一个工会，是由中国台湾公司另一位高层管理领导成员、中国人“宋老板”所把持的。这位“宋老板”很有来头，他和美国总公司的第一把手麦伯里有着很久很深很密切的私人关系。艾森斯坦不顾这一切，认为原有工会的弊端是，“女工占全生产部门总人数的五分之四，却没有一个女工推选为工会干部”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35页。是不民主的。艾森斯坦不要一个橡皮图章似的工会，“那样的工会，对公司是方便得多、言听计从的”，可是“这种工会的代价，是怨恨、不忠、生产效率低下”同①。。于是，他下达了命令：重组工会，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第一个开明工会”同①，第7页。。
这样，在公司上层就出现了两条组建工会的路线，一条是“宋老板”坚持的原有的工会路线，由男性工人掌权，对公司言听计从，一条是艾森斯坦提出的开明路线。尽管艾森斯坦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张维杰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尽管在动员起来的女工面前，原有工会抵制、破坏的计谋，一一破产，但是在最后关头——选举新工会的前一天，麦伯里从美国发来了停止选举的急电，理由是：“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同①，第88页。麦伯里确认，中国台湾公司原有的管理秩序与人员，原有工会的成员与体制，已经稳定地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否则由工会改组而引发的不稳定局面，必将有损于企业的收入。而对这一点，艾森斯坦也是首肯的。
既然艾森斯坦的《跨国性的自由论》最终目的是利润，当利润与人权发生矛盾的时候，牺牲人权以获得利润，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这再一次说明，艾森斯坦理论的虚伪性，艾森斯坦的开明路线与“宋老板”的保守路线，其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为获取利润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第三，艾森斯坦下令组建的工会，从筹建的第一天，就预示着它没有独立性。
中坜工厂的工人们，特别是广大的女工们，完全按照艾森斯坦的思路去重组工会。开始，有人漠不关心，有人持怀疑态度；不久，相当多的人关心起来，其中有的人抱着试试的态度；进而，广大的女工进入了亢奋状态，把维护自己的权益完全寄托在这场工会改革的斗争上；最后，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她们的梦想，甚至许多工会改革中的积极分子，都被变相地逼出工厂。从工会的性质来考查，这场工会改革的失败，是因为“下令”组建的工会并没有鲜明的阶级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只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工具而已。资本家们用得着的时候，就高喊，要建立一个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用不着时，就无情地丢弃它。
看来，揭露跨国企业组建工会的真正意图是创作《云》的重要旨意，在现代工会运动中，这篇作品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意义。
（三）
《云》用张维杰和小文两个人的视点，交错地、互补地又是融为一体地描述了改革工会事件的全过程。在描述中，为我们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张维杰、小文和何春燕。
张维杰，陈映真突出了他的两个特点。
首先，陈映真着重地描述了他曾经拥有一个朴素的、为别人苦乐、为别人轻重而生活的人生观。上师大前，在大武乡教小学的时候，他自愿接下“看牛班”，曾经多次为学生垫钱买练习本。他曾经深情对学生说：“不要认为学校不要你们，社会不要你们，父母不关心你们”，“至少至少，老师要你们……一毕业，你们就要去面对充满了各种风浪的社会。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学。多学一分，多一分保护自己的力量……”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25页。说得他自己滚烫的眼泪激动地流洒了一脸，几十张小脸，红着几十双眼眶，也动情地让眼泪流满脸颊。师大毕业以后，他到一个矿区教国中。在一个学生的作文里，知道这学生有一个善于绘画的哑巴妹妹。第二天，他陪着这学生走了一段长长的山路，去看那年幼的哑女的画。然后他费尽了唇舌，说服那尴尬的父母，由他把女孩子带到台北上盲哑学校。
后来，他进了麦迪逊中国台湾公司，当一名厂长文书助理，薪水比教员要多五分之二，以便缴清父亲购房的尾款。
在一次协助厂长向总经理艾森斯坦汇报的会上，张维杰获得了总经理的赏识，不久，就被调任为中国台湾公司的行政主任，开始在华盛顿五楼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上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陈映真细致地描述了张维杰是如何开始异化的。
这种异化，表现在：
人生观，从为人苦乐、为别人轻重而生活，变化为感恩戴德，为报答艾森斯坦的知遇之恩而工作。“张维杰终于从零乱的、经常飘着高压电机房里发散出来的淡淡的臭味的中坜工厂，调升到华盛顿大楼总办公室。他有了自己的房间，地上铺着地毡，夏天输送冷气，冬天飘着暖气，长而宽大的桌子，黑色假皮高背椅子。桌子上一块桧木三角牌，镶着两排铜质的英文字：ADMINISTRATION
MANAGER，VICTOR CHANG——行政主任。张维杰。”同①，第30页。他受宠若惊，他这样一个乡下孩子，一个偏僻的国中教员，命运竟让他进入到华盛顿大楼的五层，而且有独立的讲究的办公室，他不能不由衷地献出了他的忠诚。特别是，当艾森斯坦悄悄地告诉了张维杰一些公司的内幕时，如美国总公司麦伯里和“宋老板”的私人关系等，张维杰觉得他的心更贴近艾森斯坦了。在动员女工参加投票时，他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艾森斯坦先生，请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会组织起来。”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70页。看来，这是他异化后的肺腑之言。
人生观的变化，引发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最初的几个星期中，艾森斯坦交给张维杰一些职业训练的英文材料，特别让他认真阅读艾森斯坦自己写的《跨国性的自由论》，定期在下班后的时间，在总经理办公室讨论。自此以后，他囫囵吞枣地盲目地全盘接受了《跨国性自由论》的思想观点。“张维杰仿佛重新体验了一场生与死，以致对于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一样”同①，第34页。，对艾森斯坦的尊敬和忠诚，从个人的报恩思想进入到对艾森斯坦所主张的资本主义法则的忠诚，张维杰说：“美国实在是个伟大进步的国家。”同①，第53页。他深深地感到，“在观念上落后了很多”同③。。于是，在中坜工厂，他全心全意地推行了艾森斯坦那一套政策和措施。
工会改革失败，面对艾森斯坦首肯麦伯里的说法——“企业的安全和利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张维杰愤然之余，开始识破了《跨国性的自由论》的虚伪性。但是，资本主义观念对他的人生影响之深，他还没有觉悟到。直到离开麦迪逊公司两年后，读到小文的日记时，他才被震撼了！他最痛心的是，他从小文写的那篇稿子《二哥》发觉，当时是他向小文组的稿，小文写得如此动人，理应鼓励一下，没有时间当面交谈，也应该写封信吧，但是，“——那时候，写一封热心鼓励的心情——一个乡村的国小老师的心情，早已萎缩了吧。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子自以为非常重要的工作责任。”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35页。确实，关心他人的爱心“早已萎缩”，他的思想感情已开始发生变化，灵魂深处只有“自己”，只有“追逐利润”，忘记了旧时的朋友们，更忘记关怀现在帮助他工作的秘书朱丽娟。这两年来，他只是把朱丽娟“当做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同①，第91页。，如今，在读过小文这三本日记之后，“却无端地听见他那原已仿佛枯萎了的心的孱弱的呻吟了”同①，第89页。。终于，张维杰开始觉醒了。
在陈映真的笔下，小文，这位青年女工，有着一种朴实、纯真的少女美。即使她把笑意紧紧地含在密闭的嘴上，在她圆圆的双颊上，依然浮现出浅浅的酒窝，使她的笑靥，仿佛清晨初绽的茶花，清新、怡人。特别是她的家庭给了她一颗爱心，培育了她善良的人品。
小文的家在中国台湾西南部的农村。父亲是个慈爱、勤劳的退伍士官。二十多年前，小文的父亲从空军退下来，同带着两个男孩和老婆婆的小文的妈妈结了婚。出身于大陆佃农的父亲，付出他全部的心力，去爱那几分田地、那个家，建设了一个勤勉、相依、相爱的家。小文的二哥，曾因母亲的再嫁想不通，与继父闹别扭，后又离家外出上学，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终因继父和母亲的爱把他拉回到正道，很不幸，又撞车身亡。每年除夕，在年夜饭的桌子上，小文的父母还为小文的二哥，摆上一双筷子，放着菜饭。这样的家庭给了小文很好的待人处世的教育。
进了工厂，踏入了社会，小文从一个稚嫩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逐步地成长起来了。在何大姐何春燕等工友的帮助下，她在人品善良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在日记里，小文写道：“我知道了在芸芸众多的工人间，有何大姐和阿钦这样，以木讷的正直和并不喧嚷的正义及勇气，自己吃亏，受辱，却永远勤勉而积极地生活着的人。坚决相信人应该互相友好、诚实地生活，吃了许多苦头而不后悔的何大姐她们，是多么的了不起。”她幸而偶然间认识了这些少见的人，并且和他们共同工作，使她改变了她的人生。她真正懂得了生活的意义：为他人而生活的人，才是真正为着自己而生活的人。同样的，在改革工会的斗争中，她学了许多。在何大姐的带领下，她提高了识别能力，和工友们一起击破了旧工会某些人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花招伎俩，认清了只有何大姐他们才是工友们的真正代表。在选举新工会失败的那一天，在工友们开始缓缓地、仿佛不情愿似的走回装配线的大楼的时候，小文突然搬出一只票柜，勇敢地站了上去，大声地悲愤地呼唤工友们，要以特殊的方式表示抗议：于是，小文脱下黄色的工作帽，高高地举了起来，“忽然间，在圆环这边，有两个男工摘去了自己的帽子，高高地举起来了”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84页。：

忽然间，几百只蓝色、白色、黄色，分别标志着不同劳动部门的帽子，纷纷地、静静地举起，在厂房、在宿舍二楼、在装配部楼顶，在电脑部的骑楼上纷纷地举起，并且，在不知不觉间，轻轻地摇动着，仿佛一阵急雨之后，在荒芜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开了起来的瑰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同①。

小文带头高举黄色工作帽的义举，确实表现了她的进步，她“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页。。
何大姐，是陈映真倾心的一位英雄人物。
陈映真从两个侧面塑造了这位杰出的优秀工人。
一个侧面是日常生活里的何大姐。
她有十七八年的工龄。丈夫两年前因车祸离去，一人独自抚育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她没有因家庭遭受这样的变故而改变了她往昔的人生态度，她依旧乐观地面对生活，仍然关爱着工友们。那个外号叫“鱿鱼”的工友游碧玉，未婚先孕又被男友遗弃，轻生自杀，何大姐遇变不惊，迅速组织工友抢救，出院后还把“鱿鱼”接到自己家中休养。当大家商量是否要“鱿鱼”肚中的孩子时，她大声地说：“要生，就要下决心把孩子带大、带好。这不难。我们做工人，只要你肯做，两条胳臂照样带出好子孙。”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47页。
另一个侧面是改革工会斗争中的何大姐。
开始，何大姐对公司自上而下地重组工会，是持怀疑态度的。她反复向工友们说了自己的经验与看法：“我做女孩的时候，就出来做工，头尾也做了十七八年了，工会的事，我看过、搞过，也不知几回了。”“吃亏、受骗，更不知几回。因此，张经理找你们谈，我打定主意不信。他们办事的要吃我们做工的，花样多，办法巧，嘿，你想都想不到。你不信他、不理他，就一定没事。”同①，第50页。有人又说，“这是美国总公司的政策”，应该相信。何大姐却认为，“哪有这么好的事”。“美国仔？一样啦！美国公司，我不知道做过几家了”同①，第17页。。但是，斗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宋老板把持的旧工会对重组工会坚决反对和抵制；另一方面，张维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特别是张维杰传达艾森斯坦的一系列重建工会的政策确实是在为工友谋利益的。何大姐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势，她萌发了再试一次的想法，决定参与这场工会改革的斗争。
一旦参与了改革工会的斗争，何大姐确实时时处处在为工友们的根本利益着想。在一次会议上，是她首先提出女工的待遇问题：

一、麦迪逊的工资制度，只有女工的工资是公开的，而且是最低的。公开，因为公司征求“女作业员”的小广告上就说得很清楚。最低，是因为公司认为女工的薪资，一般不必养家活口，是一个家庭的补充收入。另一方面，女工们也以为到了及婚年龄，终需一嫁，结束工人生活，因此很少积极争取较合理的工资。
二、公司固然有退休制度，但现行制度以服务二十年以上，年满五十五岁的人为对象。女工十四岁出来工作，在一个厂一待二十年的，并不少。她们贡献了整个青春时代的体力和脑力，温顺、勤勉地工作，却永远得不到退休金。
三、公司依据市场的情况，随意增减女工。景气好、市场畅旺，就大量汲取女工。一旦市场迟钝，公司就不愿意负担多出来的女工，于是就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逼人辞职。驯服的女工，经常没有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保障。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54—55页。

在另一次旧工会主持的会议，何大姐首先揭露了旧工会的本质。在劳资两方面，旧工会是站在“资”一方的。进而面对厂长、面对旧工会的干部、面对广大的工友，何大姐再次提出：工会要先办三件事，“我们的工会第一要为本厂占绝大多数的女工讨个公道！”同①，第73页。提出了女工的工薪太低以及退休金等问题。当场获得工友们的热烈拥护，平时默默工作的何大姐，“忽然成了全厂女工们的英雄”同①，第74页。。正是何大姐为代表的这条路线，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把改革工会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所以，在这场工会改革的斗争中，除了有自上而下的保守路线、开明路线以外，还有一条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路线，在本质上与前两种路线是不同的。
随着斗争的深入，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在关键的时候，以艾森斯坦为代表的开明路线，出卖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会改革失败了。此时此刻的何大姐首先想到的仍然是维护工友们的利益，她愤然辞职，并告诫宋老板，请他多疼惜那些姐妹们。
陈映真曾说过，那份工会运动采访笔记的口述人，正是何大姐的原型。他说，在边问边听边记的过程中，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为口述人的所作所为而动容，内心沸腾着一股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看来，在何大姐身上确实寄托着陈映真的人生理想。只可惜，陈映真在这方面的生活积累不够，他笔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都还表现得欠细腻，层次感也不够。这个何春燕的形象就比张维杰和小文要逊色一些，多少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
（四）
这篇小说，题目为《云》，而“云”却在改革工会失败后才出现：

小文移目于窗外，深思着。
“实在说，我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些白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抱着。想着如果他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她说。
张维杰抬头看着窗外。一片难得的湛蓝的天空，在挨着地面的地方，有三五朵互相轻轻地缱绻着的、雪白的云，在极为缓慢地游移着。
“像这样的天、这样的云，和这样的心，如何去写呢？”她独语似地说，“不，我写不来的。”陈映真：《云》。《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86—87页。

这“云”，象征着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在工会改革失败后，小文她们更渴望那种爱的世界，人人都自由地、平等地、互助关爱地生活，像天上那飘动着的白云一般，彼此挽着、抱着、缠绻为一体地任意地游移着。
第二，天上白云的世界，和眼下这人间的社会相比，小文她们感慨良多！“多么难为情”，一语道出了，为人类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彼此倾轧的可耻行径而羞愧！这时的小文，经过斗争的洗礼，她已从小我升华为大我来观察这大千世界了。
第三，这样的天，湛蓝的天——象征着一派和平景象的天，还是好写的。这样的云，雪白的云——象征着一种纯真理想的云，也是好写的。然而，以这样的天、这样的云，衬托着来写人们的内心世界，写人们那流动着的感情世界，小文是稚嫩的，还要好好地在人生道路上继续磨练以后，才能写得出来。路还远，还需努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十三、攀比做奴隶的人——读《万商帝君》和其他
复出的陈映真，是在文学上深刻反省中国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社会制度与人性冲突的第一人。——詹宏志（詹宏志：《尊严与资本机器的抗争》。《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87页。）

1982年12月，《万商帝君》发表于《现代文学》复刊19期。
李瀛的《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一文，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觉得《华盛顿大楼》系列第一集，充分地在文学上达成你理想的高度吗？
（答）不。有些故事写得尚可，但在批判思想上存在着弱质。它没有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换言之，有些故事背景改为土着资本企业，也不影响故事的内涵。《万商帝君》，在自己看来，是比较深入探讨跨国企业下的文化、民族认同、人间疏隔这些问题。但一般反应，似乎认为故事太为思想服务，枯燥无味。说起来，这是我才华不足，不能像卓别林、布莱希特、萧伯纳那样，使思想的宣传充满着艺术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夏潮论坛》，1983年7月，第1卷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页。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段对话？
（一）
《万商帝君》的故事，由三条线交错、互补而发展。
陈映真以此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同①。。
先说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的代表人物刘福金与陈家齐。
在跨国公司的文化侵蚀下，这两个人都失去了自我，消失了自己对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的观念，先后步入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俯首称臣。
刘福金是莫飞穆国际公司公开竞聘上岗的企划部经理。
美国波士顿总公司在当年3月下达了一个指示，要加强各分公司人员干部的品质管理，“尽量以受过各项专业教育的人为今后各分公司人事资格的首要考虑”，“尤其是企管硕士（MBA）的需要性，更为紧迫”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4页。。刘福金就是总公司这一人事政策改革的受益者，他具有土产企管硕士的学历，也曾在一家著名的美国药厂做过三年企划部副经理。
陈家齐，中国台湾F大学化工系毕业，赴美国读了三年后，遵父命，回台报效国家。他在这个公司做了五年的业务部经理，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成绩突出。当Marketing
Manager出缺的时候，公司不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地把他升上去，而是向外征才，这确实是给了陈家齐一记意外而且沉闷的打击。但是，陈家齐沉得住气，不露声色。他每天早上依旧是准8点把车子开进华盛顿大楼的地下停车间，没等一楼的铁门儿打开，就直接从停车地下间坐电梯直上七楼。等到整个营业部的人全来了，陈家齐早已潜心工作了一个小时。下班就似乎素来与他无关似的，下午5点20多分左右，整个公司都在为下班悄悄地收拾着。独有陈家齐的大办公桌上，还是堆满了工作。等到刘福金走马上任后，陈家齐的不满情绪立即转化为对刘福金的一种妒意，让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盯住刘福金的言谈举止。有一次，刘福金当众发着自己的名片时说，他是中国台湾人，“用父母音读自己的名字”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8页。，上海籍的陈家齐听刘福金名字的闽南音酷似H.K.及“香港”的读音，他吃惊地沉思，“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茫漠地想：中国台湾人……”同①，第99页。老到的陈家齐就此调侃地为刘福金取了外号：“香港”——H.K.。
随后，陈映真在小说里着重讲述了三件事，表现了刘福金和陈家齐之间，或勾心斗角，或省籍矛盾，或政治观点等等分歧，都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中消融了，而且两个人也言归于好了。
第一件事，是刘福金主讲训练会。
公司举办了内部的管理训练会议，由刘福金主讲。每星期三、五，公司各部经理，都得提早一个小时到公司听课，总共是十个钟头，整整搞了一个多月。训练会的最大收获，是统一了思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在跨国公司的理念、文化上面。总经理哈瑞?布契曼的开场讲话，全面地阐释了这种理念和文化：
一是跨国公司的性质。“像莫飞穆国际公司这样一个多国籍企业，是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次有能力借着现代组织、科技、资金和理念把这人类所居的地球，当做一个整体，加以管理、经营，并且卓然有成的机构。”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99页。
二是跨国公司营销的特点。“我们也借重全球性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使我们不但能够对新的顾客卖老产品——例如把过时、过样的车子和电化产品，卖给第三世界；也能对老顾客卖新东西，例如把最新研究发展的昂贵结晶，卖到第一世界。”同①，第99—100页。
三是跨国公司卖出的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我们卖的不只是各种产品。更重要的，我们卖的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进步的、合理的、舒适的、享受人生的理念和文化！”同①，第100页。
四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干部“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管理者（Global Manager）”同③。。
而刘福金主讲的课程，恰恰就是具体地阐释总经理的这些观点的，比如，第一课是《管理和管理者》（Management and Manager）。
尽管大家都很亢奋，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套时髦的剥削理论，都憧憬着将坐在“世界管理者”的宝座上，公司还是明显地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刘福金为首。训练会后，他很快地建立了一定的威信，年轻的经理、主任很服他。一派是以陈家齐为主的壮年代的管理者，嘴上一片赞同，实际上不服气，他们强调的是实践经验。人们根据他们二人名字的发音，又戏称为：“H.K.派”与“三C派”。
在陈家齐看来，这段时间，刘福金确实占了上风，从同事们对刘福金的戏称就可以看出来，人们已经不叫他“H.K.”，而多少不等地带着某种尊敬的意思，称他“管理教授”了。陈家齐对刘福金另一点不满的是，他最早警觉到刘福金的危险思想，他不能苟同“中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谬论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10页。。但是，他毕竟比“管理教授”老到得多。在美国，这种言论，他听得太多了。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丝毫不曾松动，他是决不让任何事物、任何人破坏他与中国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血肉相联的关系的。因为，对他，在中国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工作，早已不只是金钱和地位的获得，而是对工作和成就——从中国台湾伸向以全球为舞台的工作和成就的嗜狂。他要以具体的业务成绩，向着“管理教授”的权威形成逼人的包围态势。
第二件事，关于小型铁板烤炉（Rolanto）的营销业务会。
中国台湾莫飞穆第一次计划从意大利进口一种牌名叫Rolanto的小型铁板烤炉，准备在中国台湾开拓市场。这种大约长四十厘米宽二十五厘米的电热铁板炉，可以调整三种不同的热度。外国人用它来煎牛排、猪排和海鲜。刘福金雄心勃勃，想把Rolanto销到中国台湾的城市和乡村每一个角落。
刘福金先是宣讲了这次营销电热铁板炉的理念：一是中国台湾社会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众消费社会”。二是在Marketing时代，消费并不是依照人们自然的需要生成和发展的。消费的需要，是可以创造、可以操纵、可以管理（manage）的。对于现代企业、消费，即欲望的创造，是企业经由有计划的革新以适应市场的结果。所以必须通过企业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地“开发”人对商品的欲望。刘福金用英语引用了Peter
Drucker的话：这就是所谓“创作欲望”、“创造顾客”，是企业活动的中心机能。而整个Marketing思想的展开，便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16页。。
而且，刘福金得意地联系了中国台湾的实际。他说，在当前，中国台湾有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语：文学家写乡土；画家画的是乡土，摄影家拍摄的也是乡土。但是，S
ofar，还没有人把商品和乡土联系起来，Rolanto就是这个产品同①，第117页。。
接着，会议放映了刘福金他们制作的有关在中国台湾农村推销铁板烤炉的广告，为了“改变意识、创造欲求”。在刘福金看来，他这种超前的营销观念与营销手段，已稳稳地打败了陈家齐那种过时了的“销售取向”。他哪里知道，老到的陈家齐早已有了反攻的准备。
陈家齐采用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彻底否定了刘福金一手制作的影视广告。陈家齐先是充分地肯定了刘福金前面所讲的营销观念。他深知，众人都清楚，刘福金所讲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发挥总经理的思想，赞美了刘福金，实际上是讴歌他的顶头上司。这就产生了一箭双雕的效应：既不让众人觉得他有意攻击刘福金，又能博得上级的欢心。等到陈家齐指出那影视广告展现的中国台湾农村风光早已过时的时候，众人只是就广告论广告了，广告要有针对性，营销广告脱离了当前的农村实际，是不可能“改变意识、创造欲求”的，会议进行到这时，每一个与会的人，才知道，“陈家齐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倒了‘管理教授’派的刘福金”同①，第128页。。而总经理布契曼当众赞赏陈家齐的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更提高了陈家齐在公司的地位。
其实，真正刺痛刘福金心灵的是这段话：“一般地说来，我同意H.K.关于透过marketing plan为我们自己口袋中的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将我们的Rolanto打进每一个中国台湾农村中的每一个家庭，H.K.把他所最珍贵的东西：例如‘乡土文学’；例如他的中国台湾情感，也拿出来交换。”“一个优秀的Marketing
Man，应该学会不惜以任何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换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意识、兴趣、需要，以及，先生们，最终掏出钱来，完成购买的行动。And
H.K. is that marketing man（刘福金就是这样的企划人才）”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21—122页。。说实在的，刘福金不知道这番话是在表扬自己，还是在批评自己呢？表扬，应该是表扬吧，一个跨国公司的企划人员正是需要这种精神！批评，一个爱故土、爱国家的人，怎么能够拿爱乡爱国的情感，当作商品去交换呢？这番话，非但不能让他兴奋起来，反而内心禁不住涌出一股感伤的思绪。
第三件事，主办国际会议。
美国莫飞穆远东部决定在中国台湾举行“行销管理会议”，会议主题是：《行销管理中的行销传播》。会议筹备负责人为陈家齐，刘福金协助陈家齐，为“特别助理”。
陈家齐在上次Rolanto的营销会后，对刘福金采取了“乘胜而不追击”，以表现自己的大度，刘福金尽管曾经想辞呈离去，但舍不得那家具全新的中国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行销经理室，那一辆全新的，由公司配给的福特一千六“跑天下”，终于无声地妥协了，期望伺机再次战胜陈家齐。但这一切都被即将到来的国际性会议的亢奋所冲淡。公司上下人员，“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家著名的多国籍公司中，迈向国际性舞台的管理者”同①，第128页。。
会议开得十分成功。跨国公司的理念与文化，全面而有系统地、宏观而又微观地、战略战术相结合地融进了与会人员的大脑与心灵，人们都急切地在爬上“跨国公司”这个地球的宝殿以后，期望自己能在这商业王国中占有一个显耀的位置，至于有关国家、民族、政治等等观念的分歧等等，都随之淡漠了，淡漠得似乎都被遗忘了，就在这种浓郁的跨国企业理念的统治下，刘福金和陈家齐彼此也求大同存小异，言归于和了。这大同，正是这次国际会议标榜的精神。当这场国际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美国卡特总统宣布承认中共，明年元旦生效。与此同时，党外运动指当年中国台湾国民党政权以外的社会力量的反对运动。的游行队伍，也时时出现在台北街头。在12月18日的日记里，刘福金记录了自己和陈家齐的贴近：

“进来。”陈家齐摇下车窗，对我说，“还有一个空位。”
车子于是开向那家台北闻名的，欧洲风的西餐厅。在中山北路二段，我们看见一列学生在游行，前头一个巨幅的红条，用白纸剪了几个大字，贴在条幅上：
“中国一定强！”
“要是几天前，这五个字，一定叫我流泪。”
陈家齐沉思地，低声说。
学生们捧着献金箱，高喊口号，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我们的车子在行列边不能不放慢了速度。
“Irrational nationalism！”陈家齐忽然独语似地说：“盲目的民族主义！”
“Peter Drucker！”我脱口而出。
彼德?杜拉卡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
“这一句呢？”陈家齐从后视镜中笑着看我。他用清晰的英语说：“……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
“Again，Peter Drucker！”我又一次脱口而出，觉得像猜到了好谜那么高兴。
又是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卡的名言：“……吾人应该将民族主义这个恶魔的毒牙拔除净尽！”
真不料陈家齐对Peter Drucker那么熟悉，我想：这家伙，还真不错！
我们在镜中相视而笑了……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89—190页。

这笑，是会心地一笑，心灵贴近地一笑，他们融汇在跨国公司理论大师彼德?杜拉卡的理念中了。
这样，陈映真就比较真切地写出了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
（二）
第二条线和第一条线交错发展，代表人物是林德旺。
林德旺是个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最后患妄想症而致疯。陈映真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突出了三点：
一是他幼年、少年的生活环境与经历。
林德旺出生在一个贫困的菜农家里。他不满十岁那年，天旱虫灾，家里欠债破产，祖父喝了农药死在山涧的草丛之中。为了抵债，父母把林德旺给了一个债主当养子。在那个家里，养父没有固定的女人，吃的、穿的、用的，倒是比生父家强多了，但养父心情不好，醉酒的时候，就会用竹剑打他。打在身上“喇！喇”地响，与其说他怕痛，倒不如说他更害怕那“喇！喇！”的声音。养父不准他和生家的人有任何接触。养父常常阴鸷地沉下一副肃杀的脸，说：“看我会不会把你杀了，一块，一块，挂在厨房里。”养父的恐吓，并没有减弱他对生家的刻骨铭心的想念，他也从来没有怨恨过生家把他送给了别人。养父的教育是无原则的。有时候，教他做人要讲忠孝节义，要正直老实；有时候，又理直气壮地教他“马无野家不肥，人无横财岂富”，人生在世，读死书，走直路，都是大傻子。这样，就养成了他忧郁、孤独，对周围环境处处小心而又易于生出恐惧感，噩梦多，又常常从梦中惊醒。小小年纪的他，对于人生懵懵懂懂，但生家的贫困，养家的富裕，让他觉得钱财似乎很重要。
到了林德旺上国中的时候，他的养父被人削去一个肩膀而死了。于是，他又回到了生家。他的父母，依旧是童年记忆中那样，被太阳晒得老黑的脸。母亲老了许多，看来冷淡而愁苦。他的父亲依旧健壮，只是发脚白去了一片。这团聚决不像渴望中那样热烈，反倒有些僵硬，有些悲哀，有些失望和叫人寂寞。他的四个哥哥，有的国中半途退学，有的根本没上国中，如今都在外边打工。生家的贫穷和冷漠给他很大的刺激，只有姐姐素香给他关切。在姐姐的坚持下，父母让他上了县高中。但是在县高中二年级时，他患病了。又是在姐姐的坚持下，他住进台北一家大学医院的精神科，恐惧、焦虑和无可言说的绝望，仿佛巨大的浪潮，排山倒海，一波又一波地，向他席卷而至。素香姐姐把在“三界宫”中兼差女乩童的全部报酬，全交了医药费，最终他病愈复学，直到三专毕业。
陈映真这样写，就为林德旺后来致疯，作了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铺垫。
二是有层次地描述了心理活动。
攀比——
三专毕业，林德旺先到高雄换了几处工作，然后进入在台北的中国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他第一次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地毯，冷暖气，高级的办公家具，一切文书都是好几台漂亮的IBM打出来的英文。公司里的男男女女，全是大学毕业的、体面漂亮的男男女女。和这个国际公司相比，他的故乡显得那么愚昧、混乱、肮脏、落后，他开始感觉到一种厌恶和羞耻混合起来的情绪。于是，他的工资不够用，又开始向姐姐要钱，买新的衬衫、长裤、皮带、皮鞋。他去租了一间不错的套房，买了一套小小的音响。
赌气——
林德旺的姐姐发现，数月来，弟弟连续向自己要了三五万块钱，很担心弟弟变坏，写信要他回家一趟。姐姐当面劝说他，他不听；姐姐训斥他，他更不服。姐姐留给他的话是：你要留在台北，就不要再回家里来。他感到锥心的苦痛，然而还是拿了姐姐给的一沓百元钞，赌气说：一定要成功出世才回乡。那以后，四年多了，一次也没回家，即使过年、过节也没回去。一个人孤单地留在这个孤单的闹市。他想，什么时候他开一部“裕隆仔”，他才回去。可是，怎么卖命工作，也升不上去，也当不上经理，也不增加薪金，哪里有钱呢？
惶恐——
林德旺先是在金先生的财务部当办事员。金先生说他憨厚老实。一次，他自动在星期天到公司加班，撞见老金和布契曼先生的大秘书Lolitta躲在会客室，衣衫不整，狼狈不堪。那时候，他真怕，怕被金先生革职，恨不得自己瞎掉眼睛，什么也不曾看见。他一想起当时犹如见了鬼一般地掉头就跑的情景，整夜都在做噩梦。打第二天起，林德旺一双眼睛痛了好几天，天天都处在惶恐之中。一直到月底发饷，他急忙躲到厕所看薪水袋，里面并没有停职通知，这才放下那颗忐忑的心。他想：如果要他离开中国台湾莫飞穆，他宁愿一头从七楼栽下这宫殿一般巍峨的华盛顿大楼。冷气、地毯，漂亮的办公桌椅，漂亮的人们……这全是“成功”和“出世”的象征啊！他躲在厕所里，一个人流泪，一个人安慰自己，一个人笑。他下定决心成功。离开中国台湾莫飞穆，他再也没有更好的机会和乡下的父母那种粗鄙、辛苦的生活一刀切个两断。
又生希望——
他被金先生调到陈家齐主持的业务部，又生出了希望。
他更加努力地做工作，而且对顶头上司陈家齐察言观色，连一点点儿细节也不放过。陈家齐瞧不起刘福金，他也对刘福金表现出“不甩”的样子。刘福金讲课，陈家齐不记笔记，他也学着陈家齐的样子，把笔放在桌上，等等。训练会没让他参加，他只能在幽暗的档案室里流泪，又独自安慰自己：陈经理在考验我的忠诚吧！他不得不巧施小计：训练会前帮服务员小妹为大家倒茶，然后偷偷地找一个座位坐下，得以参加了会议。他痛苦地想，多么想当经理，他曾经写过报告要求成立海关事务部，由他任经理。当时陈家齐发怒地反问他“生病了？”又生气地把那份报告丢在纸篓里，说：以后，你给我省省，省省！而林德旺竟主观臆想地认为，这是陈家齐在暗示他：要升，要升。升，升。
绝望——
林德旺想起了陈家齐。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了，陈经理还是不要他。他弄不懂为什么。整个公司上、下、里、外，就没有他可以待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开扇门，让条路，叫他进去。国际会议，就不让他参加！他感觉到他整个的心都要被一种无以言说的悲痛压碎。国际会议，却独独把他留在门外，使他受到最大的羞耻……因为，他不是经理。
林德旺由绝望而开始精神错乱。对着他空虚而荒芜的小屋，他细声地诉说着从心中蜂拥出的想法，泪水、鼻涕湿透了他那疲倦、苍黄的脸……
陈映真就这样有层次地表现了林德旺的心理变化和感情流变！惟其如此，小说才能深刻无比地揭示出林德旺这个人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精神重症，那就是，他日日夜夜梦想和追求的——其实，省就是升。升升。升！升！……就是要升我。升我做经理啊！
三是展示他的“疯”态。
在《狂人日记》里的《识》里，鲁迅说道，他这部日记里的那些错杂无伦次及荒唐之言，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这说明，那个一身狂恣病态的“狂人”有他独特的思路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陈映真笔下的林德旺的独特的思路是什么呢？对于陈映真来说，只有写出了林德旺的特别的思路，才算真正写出了他“疯”态的本质。
在林德旺看来，他正面对着恐怖的黑暗：“现在他觉得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尽一切体力和心力，去避免因少年那一场大病入院前的那一段可怕的、混乱的地狱般的日子。他记得临睡前那种不能自主的绝望、失败和无颜面、无气力再活下去的那种心情。就是那个，他想。那就是阴险地，一步步包抄过来的黑暗。他必须使最大的气力，哪怕是拼着一死，也要躲避那一回想起来就想要紧紧地抓住什么的恐怖和迷乱。”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45页。他想，无论如何，要渡过这一关。他漫漠地想起少年时的那一场大病。恐惧、忿怒、悲伤、羞耻、失败、沮丧、自己恨自己……这些又多又强烈的感觉，像猛然从崩塌的鬼门关汹涌而出的恶鬼，向他喧哗着扑来。他天天同这恶毒、阴狠的黑暗，力竭声嘶地挣扎。
林德旺心目里的黑暗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恶斗，人吃人的世界。“林德旺看见那不断地在发胖的、店老板的女儿，利落地舀了半勺子用硝腌过的，切成细长条儿的，发红的头皮肉，倒进老人的铝盘上。但他定睛一看，顿时间整个人都吓僵住了。他看见那些粉红色的猪头皮中，竟而掺杂着人的耳朵和指头。林德旺并且逐渐看清楚了，凡是有肉的菜，例如狮子头、炒鸡丁、红烧肉、咖哩牛肉、炸香肠……其中莫不躲藏着人的头皮、指甲、胫骨，甚至于人的生殖器。”“林德旺看见每一个人都装着一点也不知情似的，把人的指头和肚皮肉，送进嘴里吃着。他的心快速地悸动起来了。他抬起头来，看见老板娘正笔直地望着他，狰狞地笑着。”同①，第153页。于是，他两手发冷，拔腿奔跑起来，他害怕那个老板娘杀了自己去做菜。
林德旺心目中的黑暗又是那“不敢说真话的人间”，“不敢说真话的世界！”同①，第154页。人们“只为了保全自己，就不惜欺诳着别人和自己——每一个人都明知自己在欺诳着别人和自己——而不去说破，吃着同类的肉，啃着同类的骨，喝着同类的血……却没有一个人敢起来举发那人肉黑店的真情，打杀了那长着一身白得像用蜡去做成的白肉的，终日油腻腻的老板娘。”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54页。林德旺愤愤地说，“这懦弱的，说谎的人”，“这懦弱，不敢说出真话的世界。”同①。
在林德旺的心目中，这吃人的人，和将被吃的人，协防而形成的黑暗，堵死了自己的生路，即将吞食了自己。对于林德旺，自从进入美商中国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不久，他先是崇拜Manger。只要是Manager要他办的事；公事，自不必说，就算是办私事——例如帮Manager到银行领钱；打电话叫修车行的人来修Manager的车子；送钱给在西门町等Manager的太太……他都特别卖力，而在办完以后，奇怪地感到特别的光荣。林德旺不知不觉地把Manager做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光荣，并且进一步把努力工作，看准公司派系，争取自己也有朝一日当上Manager，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他和姐姐素香赌气以后，更是含悲茹忿，发奋工作，紧跟陈家齐，深深地相信陈家齐把他升起来当业务部下一个Manager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岂知，连国际会议也没有他的份，他彻底绝望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而且，这黑暗深渊即将吞食了他。
在一间素食店，林德旺不经意地看见一份报纸的广告版，上面刊载了镶着黑边的英文广告，要招聘Marketing Manager（行销经理）。“这个魔术一般的英文字——Manager；这个黄金、宝藏一般的观念——‘经理’；这个神奇的发音——‘马内夹’，在林德旺逐渐狂乱起来的心智中，发生了咒语似的效用。”同①，第156页。他的心稳定了下来，兴奋地自语：“你们，再也不能反对我了。”指着报上的字“SALES
MANAGER”，说：“这个位置是我的。”而且，往下看，居然有三个地方要Manager，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这，分明是帝君爷的指示……”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56—157页。他疯了。12月16日，刘福金的日记里写道：

……关闭的会议室门轰然撞开，进来了一位蓬首垢面，奇装异服的男子。他用台语尖声叫喊——
“我是万商帝君爷……”那男子振臂呼喊，“世界万邦，凡商界、企业，拢是我管辖哦！”
…………
“无礼！我万商帝君爷，是来教你们大赚钱……”
…………
“我万商帝君爷有旨啊……”他说，掀开破旧的西装，露出污秽的黄衬衫。衬衫上写着血红的、斗大的英文字：MANAGER。“你们四海通商，不得坏人风俗，诳人财货喂……”他唱歌似地说。同①，第177页。

林德旺确实疯了。
陈映真这样写，不仅进一步揭示了林德旺的病入膏肓的精神重症——渴望当一名经理，而且通过林德旺疯态的异样眼光，揭露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吃人的本质。
（三）
第三条线，小说的前四节间或有过若隐若现的描述，直到第五节才有了充分的展开。代表人物是Rita。
Rita是业务部陈经理的秘书，但她和全公司的秘书不一样。她从来不打扮，从来不搔首弄姿，嗲声嗲气地说话。三十岁出头，人却都称她为“奥巴桑”。她为人谦和，工作努力，整天跟着几近于工作偏执狂的陈经理打转。可她再忙，总是不忘找机会把福音单张送给她觉得急切需要送的人。
其实，早在中学时代，Rita就笃信基督。她和她的中学同学琼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们常常在台中沿街骑着自行车去采访中学里的基督教团契契友，常常在深夜共同做祷告。中学毕业后，她们分别考上了台北的两所大学，不久，令她震惊的事发生了，琼脱离了教会。她永远忘不了在最后一次见面时琼所说的话：

“不要为我担心。”
琼安详地注视着她小心地把眼泪擦拭干净。上主一定不是要我们只做个什么事都不懂，只会问他要棒棒糖的那种乖宝宝，琼说，许多无神论者都视为滔天罪行的，教会却噤默不语……琼悲戚地说：
“许多世上的苦难，是我们这儿的教会和信徒所完全不理解的。”陈映真：《万商帝君》。《陈映真作品集》第4卷，第163页。

直到现在，Rita还不理解琼的这番话，也不曾读过琼送给她的一本书：《CHURCH AND ASIAN PEOPLE》。
在公司里，数林德旺最肯接受Rita的福音单张，而林德旺也常常无邪地对Rita说：“全公司，数你最好了。”就在那天陈经理为设置海关事务部经理的报告一事，对林德旺发脾气以后，Rita又给了林德旺一张福音单张：“凡劳苦背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然而林德旺却按照他的思路去理解这份福音单张上的话。他想，不是孟子说的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人吗？那就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啊，他恍然大悟，陈经理所说的，你给我省省！省省！其实，省，就是“升”。升升。升！升！他的意思，就是要升我。升我做经理啊！于是，他快乐地去告诉Rita，凡是劳苦背重担的人……我要得救了。全办公室惟一具有慈母心肠的Rita眼睛一亮，但她也确确实实感觉到林德旺内心深处隐藏着不可言说的悲伤、重压和伤害。
再往后，林德旺两天没来上班，Rita好心地替他写了病假条，又写信给林德旺，要他务必亲自来公司销假。陈经理也先后给林德旺发出过两次信，但始终未见回音。Rita不放心，又热心地亲自去看望林德旺。Rita万万没有想到，林德旺那破旧、阴暗小屋里的景象，令她有生以来再次震惊：她在下铺的顶上发现了一张画像，画像旁边有一行林德旺写的字：“帝君太子林德旺绘像。”她仔细地端详着这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