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三）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篇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韵味。陈映真笔下的直逼心灵的心境描绘，增添了作品不小的艺术冲击力，作品里的细节的描写，也别具一种迷人的风采。
比如，犹大那条红色腰带，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了四次，个个出于不同人的视点，喻义也就各不同。
我们看第一次出现：

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动作有些粗鲁而且草率。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2页。

这是作家自己的视点。那是陈映真客观叙述犹大将要告别妻子，再度踏上革命征途前准备行装的时候，小说实实在在地写了“犹大正系着一条红颜色的腰带”。陈映真着笔于红色，其喻义是在于：犹大“抬起头来，照样是那么冷漠的表情。但他的热情却不可掩饰地从他的眼和密闭的嘴唇中流泻出来”同①。。喻义热情，是说他要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追随耶稣去革命了。
再看第二次出现：

他的一身白净的衣服，使得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同①。

这是希罗底的视点。“红颜色的腰带”变为“那艳红的腰带”。艳，就更为鲜丽。鲜丽，就更有生气。这里引申为“飘动着”的意思。当希罗底送犹大走进仍旧沉睡着的狭长的街道时，希罗底看见她深爱的人，一身白净的衣服，“那艳红的腰带显得分外的明亮了”。这样，喻义就很明白了：那飘动的美丽的红旗，不正体现了犹大和希罗底的革命理想吗？于是，犹大怀抱着革命的热情，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踏上征途了。
第三次出现是：

他是个高而瘦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种肮脏的感觉。也因此使他那红艳的腰带显得极不相称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4页。

这是以祭司亚居拉为首的奋锐党人的“众人”的视点。和第二次出现不同，这次是“那红艳的腰带”。“红”与“艳”，词序一变化，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如果说第二次出现以“红”为主，“艳”是形容“红”的，这一次就相反了。以“艳”为主，用“红”来形容“艳”，就意味着，在奋锐党人看来，犹大的主张是异端邪说，妖言而已，让它代表他们所认为的革命红色，当然“显得极不相称”，甚至有一种“肮脏的感觉”。在他们的眼里，“红艳”犹如“妖艳”一般。
最后，第四次出现：

当黎明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在曙光中看到那绳索正是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只是显得十分肮脏了。同①，第102页。

这确确实实是一种遮掩的曲笔了。陈映真沿用奋锐党人的眼光——“他那不称的红艳的腰带”，甚至“肮脏”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十分肮脏”了。
一个细节的描述也如此用心良苦，可见陈映真对于小说艺术有他多么认真的追求。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四、心境的印记——从《笔汇》时期的孤独说起
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1959年到1961年间最为浓重。——许南村（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从1959年到1961年，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了十一篇小说，即：《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从作品的内容看，这大致上是一个艺术地抒写他自己早年人生经历和感受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给自己写文学性“自传”的时期。
最早，陈映真投稿于《笔汇》，是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正值这样的青春年华，又是刚刚开始提笔写小说，陈映真在作品里涂抹上了浓厚的自传性色彩，人们不难理解。当然，我们说他写“自传”，倒不一定是说他相当真实地描绘了自我的人生经历，并不是真实描绘了他本人的长相、形体、喜好、生活习惯、风貌，而是指他驰骋艺术创造的想象力，曲折地反映了他在那样一个时期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
纵观这十一篇作品，这种“自传”色彩，特别记录下来的是属于他的那份孤独的心境，还有表现这份孤独心境的种种心绪，比如寂寞、哀愁、伤感、苦闷、无奈、绝望，等等。同时，这十一篇作品，也还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青春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欲的渴求。
我以为，恰恰是这两个方面，或者这两方面某些地方的交汇，构成了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心理层面的特点。
（一）
人要生存，必须有食物，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其能够活下去。这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就是人权的基本要素——生存权。当这种生存权遭到扼杀的时候，也就是活不下去、偌大的世界绝无立足之地的时候。这时，一种哀愁、忧伤、无奈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孤独感就会立即占据了人的心灵。《我的弟弟康雄》里，职业无着、赁居又无钱的康雄；《家》里，父亲死后生活陷于困顿、前途又无望的“我”；以及《苹果树》里，在屋檐底下暴晒的嶙峋大老头，让婴儿吮着干枯的奶的病黄黄的小母亲，等等，都处于这种情态。
人又是社会的人。人性，除了自然属性以外，还有与它并存的社会属性，其基本点就是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师生之情的人情。没有这人情的支撑，人就会觉得孤立、无着、无望，人生存的意念也会渐渐地消失。伴着人的这种生的欲望，而强而弱而消失的过程，人的内心也必然弥漫着寂寞，孤独感也会随着膨胀起来。比如，《死者》中的生发伯，劳苦终生，最终落得赤贫如洗，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却是爱妻早亡，二男一女先后病故，如今落得家破人亡，生发伯心里不能不苦苦地发出感叹：老来孤独啊！《祖父和伞》中的“我”，和祖父相依为命，发觉祖父断气的那个时刻起，满怀着寂寞，悲楚不已。《猫它们的祖母》中的祖母，丈夫瘐死在一个荒远岛上的狱中，族亲抢夺家产，逼疯了儿子，女儿留下了私生女娟子，一走二十多年没有音讯，如今，孙女娟子结婚，移爱于其丈夫，伊感到大的寂寞了。所有的这一切，哪一点又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家》里，陈映真分明就写了，这是“一个绝望的战争年代的阴影哟！”陈映真：《家》。《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1页。
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的心理层面的特点，无一不是作家当时心境在小说中的曲折反映。那时，陈映真的养父去世，全家生活陷入困顿后，极度悲凉；失去了亲人养父和孪生兄弟，留下的又是刻骨铭心的悲痛；还有，小学吴老师的失踪，陆家姐姐被捕，都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于是，这样的人生伤痛和心境悲凉，都在陈映真的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和作家笔下某些人物的心境，就这样相通，往往还在本质上相同了。
对此，1975年10月，陈映真写《试论陈映真》一文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

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
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徬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这种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3页。

接着，他又从家庭的影响，具体地评说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的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暗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同①，第3—4页。

在这里，陈映真深刻反省自己的是：当时的他，没有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当时的他，不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当时的他就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可能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陈映真“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同①，第4页。。这一切，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伤感的放弃故乡的哀愁。你看，《故乡》里，“我”就反复地说：

故乡便时常成了我的梦魇了。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7页。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3页。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4页。

陈映真坦诚地反省说，这是一种市镇小知识分子脆弱心理的反映。所以，2004年1月22日，在接受大陆学者赵稀方访问时，对于赵稀方提问的“您的作品看起来是一种反抗，其实骨子里有一种脆弱和颓废”时，陈映真回答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讲，李欧梵也这么说过。”陈映真在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如何颓废以后，又说：自己劝他不是道德上的规劝。他就告诉那位好朋友说，国民党巴不得你这样呢，关了那么多年你都没有被关垮，怎么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而，陈映真又是很欣赏他的那种颓废的。陈映真的内心与他有一种共鸣。陈映真就说：“是我的后天的社会主义等等东西把我管住了。”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可见，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可以“管住”那绝望中的颓废，那人性中的软弱一面。
在赵稀方问及陈映真的“颓废”主要来自何处时，陈映真毫不隐讳地回答说：“第一个方面是文学。我觉得文学最大特色就是不审判人，它承认人有很软弱的地方。我们不会说这个人该死，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一个人有两面，有善良的一面，神圣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是动物变来的所以也有动物的一面。这个颓废就来自于这另外一面。想要放纵自己。这一面我是有的，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方面是宗教。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承认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我年轻的时候与我的所谓的原罪奋斗了半生。”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
（二）
陈映真早期的某些作品，还表现出另一种内涵的孤独，那就是，从孤立的个人角度升华为群体的他人方位，从小我的个人温饱扩展到大我的改革或革命事业的成败。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正是一种社会先行者的孤独，一种革命者的孤独。
通常，在改革或者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总是会时时出现的。
陈映真写在《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就是这样。当着吴锦翔满怀希望在山村小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第二年初春时节，全国形势急剧地变化，省内发生了“骚动”即二二八事件，全国发生了“动乱”即国共内战。这样事实上的时局，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吴锦翔的思想也发生了“混乱”。一方面，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江河上舢舨，宿着龙和留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招牌的都市；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着的中国人”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9—30页。。小说写道：

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在这样的感情中，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的而暧昧的悲哀了。这样的中国人！同①，第30页。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为着国内的“动乱”而困惑。“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

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同②。

再加上，吴锦翔的“空想的性格”使他经受不起这巨大的冲击，“冥冥里，他忽然觉得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无比的困难来”同①，第31页。。他甚至觉得，“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同①。，竟然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于是，吴锦翔颓然了。可以说，正是当时中国的严酷形势，以及他的耽于空想性格的弱点，导致了他悲哀、疑惑，进而由这满怀的孤独感最后走向了幻灭。
事实上，在改革或革命的征途上，当着自己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大家理解，甚至受到众人的指责的时候，这种孤独感也就会深入骨髓，令人痛苦不已。《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就是这样的。犹大不被反罗马统治的奋锐党人理解，反而被指责为“异端”。那是一个不分洁净的与污秽的时候。于是，陈映真告诉人们，犹大的心是寂寞的——

他已经在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一种温和的、幽暗而且仿佛无极的颓废和缠绵的、无名的忧愁在他的心的深处筑巢而且营丝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

看来，凡先行者、革命者有这样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如此，身处当今民族分裂的时代，陈映真就不能不让这种孤独一直伴随，直到今天。
记得，1997年11月6日，在北京东土城路甲25号中国作家协会三楼会议室，为庆祝陈映真六十岁生日，大陆文学界的朋友和他举行座谈。会上，陈映真说到了他的“孤独”。他说，有时候觉得，中国台湾这个社会会扔下他。在场的曾庆瑞立即给他写了个纸条，上面写着：“是战士，就‘孤独’。我相信，中国台湾社会不会抛弃你，时代不会抛弃你，历史不会抛弃你。”第二年的11月6日晚，在河北承德，当地文学界和电视台的朋友为陈映真六十一周岁贺寿。席终，在避暑山庄对面的饭店里，我和曾庆瑞、张爱琪跟陈映真、陈丽娜夫妇促膝相对，长夜共话文学和人生，言谈中又说到了“孤独”。陈映真反复地表述了他自愿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他说：
“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畸形资本主义制度、生活和文化抱持批判的思想，在1950年以后极端反共的中国台湾不被理解，受到镇压，是必然的。我自己的选择，使我‘孤独’。有时候，人们必须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
“在大陆，有时候我觉得在一部分朋友那里，其实我怕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很左’。‘陈映真的说法怎么就比五六十年代的老干部还老干部！’在背后听这样的批评，是常有的事。事实上，我也遇见过当面对我的思想表示不屑甚至怒意的人。
“我逐渐注意到，大陆有人对于要求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文精神’者嗤之以鼻。有些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人，公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把资本积累过程中造成的人的伤害与环境、文化的崩坏合理化，公然把社会‘向前发展’历程中的黑暗、腐败和背谬视为人类进步的润滑剂……
“在文学评论上，这些思想对两岸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期中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评价踌躇，提出了思想与形象孰大的问题。
“大陆一部分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思想、意识形态问题上剧变，和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发生巨变是有某些关系的。他们误以为，这是在和社会物质构成的变化相适应。结果，19世纪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社会思潮的唾余，会成为今日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新’而‘进步’的所谓‘前卫’的，‘先锋’的思潮。
“但是，不论古今中外，绝大部分的文学家关心的，总是一个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他那个民族的命运。杜甫如此，狄更斯如此，鲁迅如此，30年代的中国作家如此，广泛的第三世界作家也如此。
“其实，在中国台湾，当那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激烈矛盾不断发展的时候，虽然有人在歌颂资本的文明和进步作用，但反省资本的野蛮作用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人数虽少，却也在紧守阵地，坚持斗争。同样，在大陆，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某些人那里，因为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而被一时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总有在生活的矛盾中回归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选择……那些一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和批判力的少数大陆知识分子，将要受到生活的深刻的教育，则是无疑的。
“今年夏天，我有个机会去了一趟韩国，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个因‘共党’嫌疑而坐牢四十多年的政治犯。他们早可以假释出狱。但仅仅因为他们不肯作‘转向’表白——公开否定自己的信念，在政治上投降，而待到七十岁以后才获假释。……这些为原则牺牲一生自由的、拒绝转向的前政治犯，晚景凄凉。”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谈到这里，陈映真用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心声：

有什么“孤独”比这种孤独更大呢？但这几位老人的豪情和崇高的人格品质，却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所以，我选择孤独，却不害怕孤独。同①。

不仅是在社会活动中，“在文学创作中也这样”同①。。他说：“我一直孤独地走过来。”同①。在中国台湾，“50年代的异端扑杀运动使民族解放的运动和历史破灭和恶魔化。60年代以后依附性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化，湮灭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价值和历史。大众消费社会使新一代人变成消费机器，造成一代人的白痴化，丧失了历史，丧失了祖国，丧失了生活的意义、目标”同①。，陈映真坚持走着他自己的创作道路。“1970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寻求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激进主义快速无力化，物质的贫困带来变革的运动的动力。精神灵魂的贫困却带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同①。，陈映真仍坚持走他自己的创作的路。他的核心理念正是：

……人各有志吧。人各有他自己持守的价值。赵遐秋、曾庆瑞、张爱琪：《步履未倦夸轻翩——与当代著名作家陈映真对话》。《文艺报》，1999年1月7日。

这种“价值”就体现在陈映真常常想起的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日本的矢内原忠雄教授。陈映真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侵华战争期间，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说侵华战争是不义之战。侵华战争必败。他的学生很多，影响很大。当时，日本政府逮捕他入狱以后，处理他的案子的正是他的学生。学生请求老师，只要表示一点点悔过之意，他立刻会被释放。但是这位教授坚持到底了。尽管在狱中，受了许多苦，他还是坚信，历史将宣判他无罪。日本战败，证明了教授的预见。在法西斯狂热淹没西欧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人清醒地顶住了。在日本，法西斯的狂潮中，日本共产党人有些人不免“转向”了。结果，由一个非党的矢内原顶着，等到战败，大梦初醒的日本人民说，好像我们都发疯了，只有一个矢内原先生在顶着，否则，鉴古视今，如何评价？同①。

就这样，陈映真一路孤独地走来，走过了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一直进入到21世纪，至今，陈映真仍在战斗。他“笔耕不辍，笔战不懈，不管有没有掌声，一样语气坚定，一样踽踽独行”何振忠、梁玉芬：《至今陈映真仍在斗争——笔耕不辍笔战不懈不管有没有掌声一样语气坚定一样踽踽独行》。《联合报》，2004年10月18日。。
不久前，中国台湾云门舞集林怀民演出了《陈映真?风景》，向陈映真致敬。在中国台湾，被划成“左统派”的陈映真，在思想政治上，始终不入主流。国民党时代这样，民进党上台掌权还是这样，而且，他“更是愈形孤寂”梁玉芳、何振忠：《陈映真：爱中国台湾政治人物当符咒念》。《联合报》，2004年10月18日。。2004年10月18日，中国台湾《联合报》发表了何振忠、梁玉芳写的一则“侧记”，读后，我很是感动，愿意在此保存一份珍贵的资料，特地全文录下——
“《陈映真?风景》首演结束，观众热烈的掌声不辍，陈映真在身旁友人的提醒下，三次起身答礼，陈映真说，当时真是手足无措。
“在聚光灯下的巨大身影，陈映真还是显得孤寂。即使以小知识分子良心呐喊了四十年，即使笔耕不辍、笔战不懈，在热情观众的回馈下，老作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迟来的奖项。
“国民党时代，他被视为左派，因为阅读匪区（应为‘匪区’）禁书入狱七年；民进党执政，他是政治不正确的统派，甚至在国民党也逐渐对统一噤声之际，政治的陈映真，立场更趋边缘。
“昔日一起抵抗国民党威权的战友，今日多成政坛新贵。林怀民用舞作向这位文学前辈致敬，可是一个纯粹的出发，还是受到少数政治极端者的批评。陈映真的左派观点决不讨好，但他的人道关怀，鲜少人能及。
“不论是姚一苇形容的‘人间爱’，还是南方朔笔下的‘老灵魂’，陈映真小说中刻画的中国台湾底层小人物，杂志镜头下的八尺门和垃圾山，至少领先二十年那些将‘爱中国台湾’成天挂在嘴边的批判者。
“‘至今陈映真，仍在斗争。’不管有没有掌声，刚动完手术、刚和陈芳明打完一个三万字笔战的陈映真，一样的语气坚定，一样的踽踽独行。”
2006年2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该报记者王寅发表他采访林怀民的文章里还说到，林怀民也坦陈，云门当时将陈映真的小说搬上舞台，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对于那个时代，有我们青春的眷恋，在那个时代里面，陈映真的声音是重要的声音，而今天作为一个文学家，陈映真是非常孤单的”王寅：《林怀民：我是一个保护社会公器的人》。《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C20《艺术》版。。
这里，我还想起了徐复观先生的“孤往”精神。
2002年6月，上海举行了“徐复观学术思想讨论会”，就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精神》、《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公孙龙讲疏》、《徐复观论宋儒》等着作，展开学术讨论。其中，讨论了徐复观身上所体现的“孤往”精神。1982年，在徐复观的悼念会上，陈映真也说到了这种精神。他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徐复观所遗留的，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用徐复观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一时还薄弱，甚至一时还是绝望多于希望。但是长远看来，恐怕还是这绝望中惟一的希望！”为了“这绝望中的惟一的希望”，徐复观“面对那巨大的寒冷和寂寞”，严谨地听从心性良知的声音，坚持真理，为亿万百姓的疾苦说话；对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前途，永不丧失信心；在权力和比附于权力的时流之前，坚持真理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在世俗权力之外，直接从中国伟大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求取出路陈映真：《无尽的哀思——悼念徐复观先生》。《中华杂志》，1982年5月，第226期。《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66—67页。。陈映真还说：“中国的前途，一时还很崎岖，路子还很遥远。像徐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受些委屈，吃些苦头。并且，他们的身后，也还要回对那巨大的寒冷和寂寞。”同②。我想，陈映真自己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三）
陈映真在《面摊》等十一篇小说里，有意或无意地表现了性的潜在意识。他常常在不经意中描绘了性别的某些部位特征，但又都是点到为止，描写得真实、含蓄而纯真。比如：

柜台上的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把孩子抱得很紧。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页。
——《面摊》

女人和孩子都兴奋地望着那个疲惫的警官开始热心地吃着他的点心。爸爸用皱皱的笑脸巴结地替他添了两次肉汤。汽车的灯光偶尔扫过坐在阴暗里的母子，女人下意识地拉好裙子，摸摸胸口的纽扣是否扣好。同①，第6页。
——《面摊》

对着这样一个披着长而散的发，苍白但在某一方面却显得饱实的，年纪同我不过上下的小女人，处男的不更事，使我怎样也抬不起头来。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1页。
——《故乡》

……我望桌子底下的伊的肉白的踝和腿，忽然想起赌徒们传出来的笑话来。说是有一天哥哥外归，为了走进屋子里，用脚踢了一个睡得拥挤的赌徒，不料那赌徒一个翻身成为大字形态，哥哥才知道是个女子。全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哥哥于是支颐而坐，轻拍着那可怕的脑子，在牌桌上赢得了那女子。
这样地想着，竟脸红了起来。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42页。
——《故乡》

屋子里陆续地进来一些邻人和帮闲的，他的舅妈有声有调地哭着，旁边还有一个结实的少女，留着极长的头发，素色的洋装中，隐约地可以看见妇女的胸衣的复杂的带子。这该是秀子罢……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6页。
——《死者》

同样，作家也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潜在的性欲。如：

在这样的深夜里，对着一个无关的、濒死的老人以及一个强壮的妇人，他觉着一种轻微的噬人的蛊惑了。……
伊站了起来，他重又切实地感到那种噬人的蛊惑了。伊确是个强健的女人，在短薄的衣物中，伊是粗犷而结实的。秀子便是伊的女儿。去年有个传说传到他的耳里，是这女儿到新竹的矿区为人帮佣，后来和一个矿夫在一个坑里躲了足足一个星期，连饭也不出来吃，结果两人像鬼一样被拖了出来。
他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了。
…………
……他想起秀子了。矿坑的罗曼史在他的里面引起了新的蛊惑。……
虽是蛊惑在噬着他，但他也终于睡过去了。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1—52页。
——《死者》

这样写，毫无疑问是作家青春时期性意识觉醒后的心理变化在作品里打下的印记。这样写，作家笔下的人物在表现人性方面鲜活了起来。这样写，作品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些脸谱化的人了。
上面说到的，小说反映人物的性的潜意识、性欲，乃是人的生理本能的描绘，是属于人性中的自然属性范畴的。除此之外，这十一篇小说还表现了属于社会属性范畴的性爱的情感世界，进而巧妙地把孤独的心境和爱情的流变交汇在一起加以描述。于是，作家在表现小说人物深层次心理情态上，又闪现出了一个亮点。
比如，《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当和奋锐党人的政治思想斗争失败后，他的内心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小说细腻而真切地描述了这种心理变化，经历了——（1）开始，犹大颓然了。“那眼睛里的火焰就像灯火似的在顷刻间熄灭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6页。他陷入一种忧戚的孤独里。（2）接着，希罗底和他秘密地相恋，以及流落到迦萨的一段爱情生活，给了犹大莫大的慰藉，甚至他觉得“一切青年的野心、抱负也像一阵海风似的吹到无极”。同②，第87页。（3）不久，犹大自己也“终于发现他并不是能够完全地耽溺在情热之中的人”同
③。。他深深地爱着希罗底，这浓过烈醇的爱，却也不能抹杀他的困惑，他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心是寂寞的”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在不知不觉中，他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4）当犹大在旅行中遇见耶稣以后，他重新为生活拾得一个目标，返回迦萨的日子，他和希罗底不仅彼此都感觉到爱人的幸福，而且他们两个灵魂合而为一了。爱情的情热和革命的热情交汇在一起，一扫往日孤独的种种悲绪，使生命鲜活了起来。
在这里，改革或革命事业和个人的爱情的关系，作家的描写适度又到位。那就是，失败后的孤独急切地需要爱情给以抚慰和力量；而仅仅沉溺于爱，又不可能解开孤独的愁绪；只有两者汇合到改革或革命的事业中去，这个人才有生气，孤独感才会被幸福感所代替。
（四）
陈映真早期小说人物的人生踪迹，他的早期小说人物的心理特征，以及由此而曲折地表现出的作家自己精神孤独的心理，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郭沫若早年曾说，他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的。陈映真也通过自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中国台湾社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些本质特征。
就陈映真的孤独的意义而言，我们还很容易想到早年的鲁迅。
了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人，都知道，早年鲁迅有过两次战士的孤独。一次是，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绍兴，鲁迅目睹一片复辟的景象，像是看见新漆在剥落，意识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怀着无限的感慨，鲁迅走出来再“寻异路”，然而，南京，北京，现实依旧。那是一个桃偶已经登场，复辟势力甚嚣尘上的年代，鲁迅的心境颇为悲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失望甚至颓唐，促使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整理古籍读佛经上面。这样的生活，使鲁迅感受到了未尝经过的无聊。开始，他还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鲁迅想到，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可以使他前进；遭到反对，能够激励他奋斗；惟独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之荒原，无可措手足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非常悲愤。然而，愤懑何益呢？切身的体验使鲁迅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于他太痛苦，他于是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甚至差一点再也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热情了。在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里，鲁迅甚至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日记（一九一七）》。《鲁迅全集》第15卷，第273页。可见鲁迅的心情坏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样的寂寞是难以忍耐的，不可不驱除的。鲁迅又毕竟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和悲哀了。他，毕竟是那时的中国的一位勇敢的“革命党之骁将”，先进的“精神界之战士”，风暴就要来临，时代在召唤他放下碑帖和佛经，驱除这寂寞与痛苦，丢掉那怀疑与失望，再拿起他那战斗的笔，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中大声呐喊的鲁迅。他，终于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8年8月20日，在写给挚友许寿裳的信里，鲁迅就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鲁迅：《书信（一九一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6页。不久，他和新文化战线的先驱者们一起用战斗迎接了光辉的五四。
然而，历史的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不久又走向了分裂。《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又一次经历这样的变化，使得鲁迅感到，他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界寂寞了，当年鏖战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战场平静了，北京城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两军对阵，仿佛只留下自己这一个战士，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的道路何在？新的战友在哪里？它只能独自追求和探索。这样的心态，鲁迅所作的深刻的自我描绘就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6页。好在，这时的鲁迅，即使是在沙漠里走来走去，也还要上下而求索，也还要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战斗的意志虽然冷得不少，却也不放下武器。很快，他又坚忍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了。
如果，这种战士的孤独，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道路上带有某种规律性，或者说，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那么，陈映真当年的孤独就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了。时局使然，陈映真和鲁迅一样，既不是神，它可以“先觉”，却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先知”，作为人，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的、时代的、思想的、认识的，甚至阶级的，种种的局限性，他就难免这样那样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好在，和鲁迅一样，陈映真也是战士，而且是各自的时代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别人难以替代的战士。在一时的怀疑，悲观，孤独，乃至失望之后，必定是再度的奋起，必定是新一轮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中国台湾社会变革的历史，中国台湾文化生活发展的历史，中国台湾文学变迁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五、有点亮色——读《将军族》和其他
《将军族》这篇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的注目，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跳蹦，理念与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悲悯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齐益寿（《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中国台湾文艺》，1979年12月，第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0页。）

1963年9月，陈映真在《现代文学》18期上发表《文书》。1964年1月，又在《现代文学》19期上发表《将军族》，6月在《现代文学》21期上发表《凄惨的无言的嘴》，10月在《现代文学》22期上发表《一绿色之候鸟》。1965年2月，他在《现代文学》23期上发表《猎人之死》，7月在《现代文学》25期上发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1966年9月，还在《幼狮文艺》153期上发表《哦！苏珊娜》，10月在《文学季刊》1期上发表了《最后的夏日》。到1967年1月，陈映真在《文学季刊》2期上发表了《唐倩的喜剧》，4月在《文学季刊》3期上发表了《第一件差事》，7月在《文学季刊》4期上发表了《六月里的玫瑰花》。
这几年，陈映真小说的基调开始发生变化。
那是1962年，陈映真按规定去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故事和悲惨命运，极大地震撼了他，让他感性地深入地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播弄”许南村：《后街》。。《文书》、《将军族》以及1979年才发表的《累累》，就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1963年，陈映真退役，当年9月进强恕中学执教，任英文教师，前后共两年半。1964年，陈映真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朋友的无私而真诚的帮助，他在知识封禁的台北，才能读到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各种新潮书籍。这些书籍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视野，也让他时时感到自己在用一种新的视点观察问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几位年轻的同伴组成了一个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现代中国革命书籍为主的读书会。
在《后街》一文里，陈映真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1964年，自己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自己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种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1965年，陈映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还翻译了大正末年间日本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会增添了读物。然而，陈映真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进步，并没有使他在文学上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相反，面对铁屋子似的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反而让他更加痛苦地喘不过气来。于是，被牢牢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的年代，生活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社会环境里，陈映真思想上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就浓浓地表现在这一年创作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猎人之死》之中了。当然，这种绝望的情绪已经与以前的伤感悲愁不同了。这好比黎明前的黑暗，愈是绝望，就愈是显得陈映真的思想将要发生一个新的突破了。也就是这一年，陈映真辞去教职，就职于一家跨国公司——美商辉瑞药厂。1966年底到1967年初，陈映真和他的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推动，以读书会为基础，组织了左派组织“民主中国台湾同盟”。这时候，他创作的《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开始明显地摆脱了往日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调，注入了一种批判的气质，增添了嘲弄、讽刺的色彩。
我们也看到，这时候的陈映真，小说创作的视线，还转向了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更加关注这些人的境遇，关注这些大陆人与中国台湾本地民众的关系。涉足这方面的题材，1959年到1961年之间，他写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还有《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和《第一件差事》。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大陆人，或老兵，或军政人员，或知识分子，或一般富家子弟，等等。当然，由于作家创作作品的时间、地点不同，思想不同，作品的基调也就有所不同。
（一）
《文书》由“公文”、“报告”、“自白书”、“诊断说明书”四部分组成。其中，“自白书”是小说的主体，“公文”说明该案的性质，“报告”介绍该案的背景、疑犯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该案的处理意见，“诊断说明书”是医生对该犯病情的证实材料。办案人在“报告”的第三点说明：他利用疑犯清醒的时候，让疑犯服用大量镇定剂后，才督促他写“自白书”，三天后写成。他又拼排删修了几天，才是今天所见到的这份“自白书”。办案人对这份“自白书”的评语是：“疑犯自少颇工于文艺，惟其中仍多荒谬妄诞之陈述，语多鬼魂神秘，又足见其精神异常之状态也。虽不足采信，或不无参考之价值焉。”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0页。显然，写这个“评语”有两个目的：一是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台湾正是政治大肃杀时代，陈映真要以这种方法避人耳目。二是想对读者阅读这篇小说有提示的作用。这让人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的“识”中，也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是“间亦有略具联络者”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错杂无伦次的荒唐言语，其间却也有彼此相互联系的思想，这，正是小说《狂人日记》的奥妙之所在。同样的，透过精神异常之荒谬，妄诞之陈述，也可略见其心结——病结，再加深研下去，即是其“疯病”的社会根源，这，也是《文书》这篇小说的奥妙之所在。
《文书》里，主人公安某疯了，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一串串的幻觉中，他失手，竟然开枪杀死了爱妻杨珠美。在“自白书”里，安某叙说了他背负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是怎么折磨他，以至于他痛苦不堪，惶恐不已。安某讲了三件事。一是，二叔糟蹋了冯炘嫂后，冯炘嫂上吊自尽。这，当时只有十岁的他，自然是不懂的。然而，他是“怎么也挥不去冯炘嫂那种犹自稍稍动荡着的钝然之感”同①，第123页。，而十分沮丧，十分不满。二是，抗日战争时，他参军抗敌。上司排长关胖子知道他是安师长之后时，给了他不尽的苦刑和凌辱。原来，关胖子曾被安师长的部下挖去他的左胸脯肉下酒。终于，在一次向敌人冲锋的战斗中，他从后面击毙了关胖子。从那一夜起，他始终不得安宁，他的情绪迂迂回回，总会回到关胖子在他的枪口栽倒的那一情景。三是，随军进驻中国台湾某一个监狱时，他执行命令枪杀了一个少年囚犯。那个囚犯的一张幼稚得很的脸，那年少的纯洁，这些都是一般凶恶的人所没有的。这使他难受了多日。后来，当他在无意中知道那少年囚犯似乎就是爱妻的哥哥时，他惊恐了。他日复一日地下沉着，忧虑着。他受不住那魂灵的恐惧，陷入了一种绝望的苦恼里。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陈映真巧妙地设置了一只鼠色猫的反复出现，用以衬托主人公精神痛苦到了极致，所以，“自白书”的第一句话就写道：“回想起来，第一次看见它，便是我十岁的那一年。”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0页。这个“它”，就是那只鼠色的猫。“自白书”又写了：

许多的人撞破了柴房的门，一伙人都跌撞着冲进去了。我钻进人群中，看见冯炘嫂赫然吊在横梁上，微微地摇摆着。我伏在地上，很惊悸于这在那时对我并不十分明白的场面。也便是在那阴暗的柴房里，看到一只极幼小的鼠色的猫，用它鬼绿得很的眼，注视着我。同①，第122页。

……我的脑子便阴暗得仿佛那间小小的柴房。我忽然便想起那小的鼠色的猫来。这时它用那一对翠绿得很的眼睛，温柔地、洞识地注视着伏在地上的我。在那个相持的片刻里，它便用那桃红的微湿的鼻子嗅着我。大约便从那时起，这鼠色的猫便噬住我的灵魂了。它嗅去了我的灵魂。同①，第123—124页。

随后，就在安某暗枪击倒关胖子的当天夜里，“自白书”里写道：

日落以后，我打开关胖子的房间，点上了油灯。便在这个时候，我第二度看见了它，一只鼠色的猫——在这塞外的野战地！——端坐在排长的案头，张着翠绿得很的眼睛，注视着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摆渡着。我开始惴惴起来。我在那悲楚的、哀怜的、鬼绿的眼光里恐怖起来。我终于霍然而起，那鼠色的、矫健的猫便烟云一般的逃窜而去。
…………
……顷刻之间，远远地传来一声猫的长啸，继而又一声一声地渐去而渐远了。陈映真：《文书》。《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28页。

接下来，在新婚后的幸福中，在家里，他第三次看到了一只鼠色的猫。当时，这只猫正被爱妻怀抱着。爱妻更兴奋地告诉他，哥哥被枪杀后，它就来到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它。这一次，它居然自己从中国台湾南部老家迢迢北上，找到了这里。他不能不惊诧不已。他在“自白书”不能不写下来：“一进卧室，竟赫然的看见一个少年伏卧着读书。珠美却十分安详地午寐着。那少年慢慢地抬起头来，沉静而有些怡然地望着我。呵，那样纯洁得很的脸；那样的幼稚得很的脸；那样和女子般美貌的脸啊。我猛然地踣地下跪，像孩子一般地哭了起来。”同①，第133页。于是

哭声惊醒了妻，少年蓦然地消失，只见那瘦长而健捷的鼠色的猫，跃下窗子，消失在院子里。同②。

无疑，那只鼠色的猫有它特别的象征意义。鼠色，给人的视觉映像是：黑灰的、小小的动物，以极快的速度上蹿下跳，穿过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这里营造的是一种神秘感：忽而出现，忽而又无影无踪。鬼绿的眼光，犹如传说中坟头冒出的很瘆人的鬼魂，一种绿光直逼而来，给人以视觉的进而心灵上的极大的冲击力，叫人痛苦，不安，惶恐……正如安某的告白所说，那鼠色的猫，“噬住”了他的灵魂，“嗅去”了他的灵魂。而那放射鬼绿眼光的鼠色的猫，在安某看来，正是冯炘嫂、关胖子、少年囚犯的冤魂，一直对他紧追不放，致使他魂灵恐惧，难以摆脱绝望的苦恼，精神的崩溃。
显然，这样一些家族、父辈的罪孽遗留的影响，特别是他个人的报复性的残暴恶行，以及亲手杀害少年囚犯的累累罪行，固然有安某的某些个人因素，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究其根本，还是那个时代阶级压迫以及民族分裂所造成的。在中国台湾，安某一当辞去军职，经营纱厂，从国民党统治人民的爪牙身份回归到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的时候，他和中国台湾本地民众的关系，就从对立，从镇压与被镇压，从压迫与被压迫，转向了平等与和谐相处。于是，他真心爱上了中国台湾籍的女工杨珠美，婚后生活和谐幸福美满，就是实证。我想，这才是《文书》这篇小说的要义。
其实，写小说以猫作为喻义的具象，并非陈映真的独创。早在1943年8月，美国作家爱伦?坡就发表了小说《黑猫》。爱伦?坡的《黑猫》和陈映真的《文书》都出现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形象，“我”、“我”的妻子和猫，故事的结局也都是“我”误杀了爱妻。
当然，陈映真的《文书》和爱伦?坡的《黑猫》又很不一样。爱伦?坡笔下的猫，是黑色的。黑猫的名字恰恰是希腊神话冥王的名字普路托。它被人们看做是巫婆的化身，喻义恶运，宠爱黑猫的“我”正因为这猫，最后把它拖进死亡的境地。而小说所写，“我”的遭遇仍然是由“我”的个人因素所决定的。“我”酗酒后，常常打骂妻子，虐待普路托。一次，病中酒性发作，“我”竟然用刀挖了黑猫一个眼珠。普路托那只愈合后的空眼窠，幽深而恐怖，时时表现出对“我”的敌意。于是，“我”又生邪念，断然把黑猫吊死在树上。神秘得很的是，普路托死后，妻子又喜爱上另一只和它一样大的黑猫，它的胸口长满了一片又一片的白斑，看上去很像一条绞索。“我”十分惶恐，大怒之下，终于在挥斧砍杀猫的时候，误杀了妻子。“我”也因此上了断头台。显然，在这里，爱伦?坡是在揭露并鞭挞人性中的邪念、恶念，呼唤人性的真善美！
而陈映真笔下的无名的鼠色猫，在安某看来，是冯炘嫂、关胖子、那少年囚犯的冤魂。那鼠色猫的无所不在，是在喻义被冤枉的鬼魂，对安某的紧追不放。而《文书》表现的则是，安某个人乃至家族的罪愆，其根源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所形成的一种沉重的历史压力，致使安某精神裂变。
和陈映真同时代的女作家陈若曦的《灰眼黑猫》，也同样从社会制度层面去探索问题，有着陈映真相同的倾向。
无独有偶，陈映真写《猫它们的祖母》，也写了一群雪白的猫。其中有一对父母猫，六只小白猫。小说着重写了赤贫的祖母，宁肯自己浇着酱油吃饭，却天天买些鱼腥供给它们，以赎偿儿子少时用气枪猎鸟的罪债。然而，泉儿依旧疯着，发着谵语，依然蓬头垢面，被禁锢在病院里。院子里嬉戏的白猫们十分热闹，祖母的心里却冷寂得发颤。这一热一冷，时时触动着她的心灵，她确实感到一种大的寂寞了。还有，一对父母白猫做爱的yin态和低叫声，时时蛊惑着娟子青春期的情欲和性欲，她已移爱于她的新婚丈夫了。小说隐喻了在祖母的情感世界里，孙女也冷淡了她，远离了她，一种大的寂寞感不由得时时地侵蚀着老祖母的心灵。
（二）
《第一件差事》的主人公胡心保是一个富家子弟，家里是开钱庄的。战乱中，他跟随学校历经艰苦才辗转来到中国台湾。随后，读书，结婚，有了儿女，终于做上了洋行经理。就在这时，迷失了生活方向，他竟然茫茫然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更惶惶然地不知道还要向着何处走去。胡心保的困境，“好比你在航海，已非一日。但是忽然间罗盘停了，航路地图模糊了，电讯断绝了，海风也不吹了”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7页。。昨天“还在拼命赶路，今天你却一下子看不见前面的东西，仿佛谁用橡皮什么的把一切都给抹掉了”同①，第126页。。无路可走，绝望了，于是，他痛苦地拷问着自己：“人活着干吗？”同①，第124页。“人为什么能一天天过，却明明不知道活着干吗？”同①，第129页。不幸，他的答案却是：“活着也未必比死了好过；死了也未必比活着幸福。”同①，第135页。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如此悲观，这样厌世的？原来，还有一种思绪在他灵魂深处发酵，那就是怀旧、恋旧，一股浓浓的化解不开的乡愁情结！在中国台湾，他始终生活在往事的影子里，想起过去的事，真叫人开心。小时候，他曾喜欢家里厨娘的女儿抱月，正因为许香的面貌酷似抱月，他后来才娶了许香，甚至婚后，称呼妻子许香为抱月。妻的娘家有个柿子园，也常常会勾起了他对故乡苹果园的种种回忆。尽管妻儿笑语盈耳，他的心里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在里边哗哗的流淌。他又常常感叹：“倘若人能够像一棵树那样，就好了！”“树从发芽的时候便长在泥土里，往下扎根，往上抽芽。它就当然而然地长着了。有谁会比一棵树快乐呢？”同①，第140页。然而，他却是悲哀的，无根的，犹如无根的树枝一样。他说：

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份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同⑥。

根在哪里?!根就在远离他的故乡故土那边，根就装在他心里的那个精神家园里。如今，民族分裂，这个根断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自然也就枯萎了。正像徐复观所说的，在这里，陈映真写出了“没有根之人的真实”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
于是，在作品里，一座水泥桥多次地反复地出现在他眼前，如：

他站在那儿看水渠上的小水泥桥。他说那桥很好看。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23页。

……他在看那座水泥桥，桥的两头都有灯，他说。我说这头的灯早坏了，不亮。那头的，一到入夜，就照得通亮通亮。同②，第126页。

他说：那桥两头点着灯。我说只有那头的灯亮，这边的坏了。它看来太像我记得的一座，只是没有两头点灯，也这样地弓着桥背，像猫一样。同②，第128页。

他说：有个晚上，没有月亮，却是满天星星，像撒了一地黄豆。前头说：今晚大家可以睡睡；一伙儿便一个个躺下来。我于是在星光下看见一座桥，像它那样弓着桥背；那时候有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一路跟着我，我对他说咱们到桥下睡，夜里也少些露水；他说好。但他两脚一软，就瘫在地上；我拉拉他，才知道他死了。……当天大家全睡了，只有我一个人终夜没睡，我一直看那座桥的影子，它只是静静地弓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28页。

他说第二天去瞧瞧那座桥。同①。

“那座桥的两头有灯，一边的灯坏了，一边的还亮。”我说。同①，第133页。

在这里，陈映真用象征的手法，写那记忆中的桥，也写那现实的桥，还写那主人公心中的桥。桥那边，灯亮着；桥这边，灯坏了，一片黑暗，胡心保该是多么渴望返归那灯亮着的故乡。可是，现实呢？尽管有桥，却无法迈过它。显然，这灯亮着的桥的那边，恰恰表现了当时的陈映真正“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隐约地燃烧着对于未来的希望”。陈映真：《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4页。
读小说，我们看到，胡心保在中国台湾的这段生活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妻子许香（抱月），一个是他的婚外情人、当地富商之女林碧珍。他和许香虽然生活在他那浓浓的恋旧情绪中，相处虽然和睦，彼此之间却又存在着隔膜。胡心保心里明白，那都是自己的悲观厌世主义在作祟。在胡心保精神极端痛苦的时候，他企望林碧珍给他快乐，给他力量。事实上，这种不正当的关系，非但没有让他从中获取快乐，相反，林碧珍越是爱他，他越是痛苦。他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林碧珍，这种“欺骗”的关系应该结束了。看来，这样的人物关系是要说明，无论是胡心保和许香，还是胡心保和林碧珍，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他们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什么省籍矛盾的问题。这才是陈映真所牵挂、所关注的问题。
（三）
在这部分作品中，《将军族》是佼佼者。
《将军族》讲的是，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儿，这对没名没姓受穷受苦的下层人，相知相助相爱的故事。两人同在一个巡回演出的康乐队里。三角脸是退伍军人，孤独一人，很是凄凉。小瘦丫头儿是中国台湾山村穷人家女儿，曾被卖到妓院，逃出以后，也是孤苦伶仃，到处流浪。当三角脸知道小瘦丫头儿的苦难身世后，在一个夜晚走进了她的房间，把自己三万元退役金存折放在了她的枕头下，然后离开了康乐队。小瘦丫头儿到底还是没有还清债务，又被卖了一次，并且因为不肯卖身而被弄瞎了左眼。小瘦丫头儿再一次逃出来了。几年以后，他们又相遇了。第二天，农民发现了在麦地里的他们一男一女殉情的尸体。演绎这个故事的《将军族》一发表，“便受到广泛的注目，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说界的重要地位。人物的鲜活跳蹦，理念与情节的融合无间，深刻的悲悯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从浪漫的理想到冷静的讽刺——尉天骢、齐益寿、高天生对谈陈映真》。《中国台湾文艺》，1979年12月，第6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70页。。《将军族》发表后的第十三个年头，1977年，欧阳子整理了《现代文学》杂志，并编辑了两册《现代文学小说集》，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在重读《现代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作品时，她不无感慨地说，她还是喜欢《将军族》。而这篇被人交口称赞的小说，竟然在1976年被中国台湾当局查禁。这可以说明《将军族》价值不凡。
今天，距离这篇作品发表的时间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以及它所代表的这一类的小说呢？在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发展道路上，它又占有了怎样的地位？
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在择取“大陆人在中国台湾”这个小说题材上，陈映真是一个开拓者。吕正惠说得好，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从《现代文学》26期起陆续登载，而陈映真的《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等四篇小说都在此之前就已经发表，因此，从作品问世的时间上说，“就‘大陆人在中国台湾’这一主题而言，陈映真无疑是一个开拓者，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白先勇可能受到陈映真的影响。”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7页。
第二，作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处理“大陆人在中国台湾”的题材。
陈映真对“大陆人在中国台湾”这一特指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他认识到：“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凌，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作为东南中国门户的中国台湾省，更是尖锐地经历了东洋和西洋殖民体制的毒害。她历经殖民主义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暂时或长期的霸占，使她常常在历史上因而和中国隔绝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最为长久。在这长时期的霸占中，日本在中国台湾进行了为使中国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市场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脱离了当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背景下，1945年的光复、1949年国民政府的播迁来台，使海峡两岸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中国台湾发生了广泛的接触。”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0页。他也特别注意到，这种社会的剧烈变动又“怎样地影响着游寄中国台湾的大陆人。”于是，陈映真写了大陆人“有牵萦不断的过去的记忆”同①，第11页。。在那个遥远阻绝的故乡，他们有过恋人，有过妻子；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故旧；有故土的山山水水；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种种困境。写在《将军族》里的三角脸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

他正苦于怀乡，说什么“家里的”故事呢？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叹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姐姐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插画。一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酸，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38—139页。

“像我罢，连家都没有呢。”同③，第141页。

“呵。”他说：“很夜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同③。

“要是那时我走了之后，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你这个年纪罢。”同③，第143页。

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不有十数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笑过。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8页。

如今，经历过东北沦陷、国内战乱之苦，三角脸流落到中国台湾，作为一位退役的老兵，他仍然在到处流浪。
这样看来，陈映真写在《文书》里的安某，写在《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和这个《将军族》里的三角脸的境遇，在本质上也是小异大同的。
从作品看，就“大陆人在中国台湾”这个历史现象，陈映真还特别认识到：“1949年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资本主义化、近代化了的中国台湾省的接触，在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题。在本省人方面，由于长时期受到东方/西方、新/旧帝国主义的阻隔，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从前。近代跃向现代国家、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发展而来的阵痛所必有的混乱、落后和苦难所掩蔽的中国的真正的面貌，从而他们的小市民的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在中国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幻灭了、挫折了。这种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历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结果，便在部分人心中产生了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因而走向分离主义道路。在大陆人方面，则因某些人承继了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的恶遗留，也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成长。”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映真在处理大陆人和中国台湾本省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的生之戏剧的”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1页。。所以，“《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同①，第11—12页。。作为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之间，彼此的人格是独立的，彼此又是平等的。在小说里，陈映真突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性，而不是着眼他们出生、生活过的乡土的地域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已有的隔阂，“使分离或有相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为中国的再生和复兴而共同努力”同①，第12页。。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友爱互助关系，恰恰就体现了陈映真的这一美好理想。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点，吕正惠有他自己的看法。吕正惠认为，《将军族》“还算是成功的小说”吕正惠：《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文星》，1987年4月1日，第106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189页。，是“因为它表达了两个‘沦落者’的‘相濡以沫’的命运”同④。。不过，他又以为，这篇小说没能圆满地提出和表现省籍问题。他就此提出了质疑说：“这样的‘沦落者’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外省人与一个本省人。也就是说，小说只表现了两个人物的‘沦落’，而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人物的‘外省人’特质和另一个人物的‘本省人’特质。所以，就省籍问题而言，这篇小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来。”同④。其实，在我看来，吕正惠提出质疑的地方，正是陈映真所要突出表现的意思。事实上，在《将军族》里，陈映真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样板式的理想的。陈映真的理想就是，在中国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的关系一样。看起来，小说通篇没有一个省籍的字眼，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陈映真把自己的理想寄寓在艺术形象之中，让读者在被艺术感染的同时感受到思想的震撼。用心不算不良苦。
第三，陈映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我们看几个片断：

“三角脸，你事情见得多。”伊停了一下，说，“可是你是断断不知道：一个人被卖出去，是什么滋味。”
…………
“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的被卖掉了。两万五，卖给他两年。”伊说。
…………
“带走的那一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娘躲在房里哭，哭得好响，故意让我听到。我就是一滴眼泪也没有。哼！”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42页。

“买了我的人把我带到花莲，”伊说，吐着嘴唇上的烟丝。伊接着说：“我说：我卖笑不卖身。他说不行。我便逃了。”同①，第145页。

该怪她母亲吗？其实，小瘦丫头儿心里明白，她早早收到家里的信，说为了她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同①，第146页。当她拿着三角脸给她的三万元回家，小瘦丫头儿竟然又陷进了火坑：

……伊接着说：
“我拿了你的钱回家，不料并不能息事。他们又带我到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大胖子用很尖细的嗓子问我的话。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就很高兴。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
“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
他抢去伊的太阳眼镜，看见伊的左眼睑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0—151页。

在这里，陈映真怀着深厚的阶级兄弟般的情义，从阶级剥削和压迫切入，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兄弟姐妹们的不幸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三角脸和那个尖细嗓子的大胖子，是同一口音同一地方的人，对小瘦丫头儿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其原因，自然是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决不是什么省籍的问题。
应该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看重的是要维护人权，张扬的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友爱的互助的关系。讲求的是信、爱和相互之间的帮助。陈映真笔下的小瘦丫头儿，两次被卖，都表示她卖笑不卖身，她是在坚决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两次逃出，她是在表明自己勇敢地反叛压迫者的统治。她又是一个笃讲信用的人。为了兑现那谁借给我钱，我就做谁老婆的诺言，她到处寻找三角脸，终于在五年后见到了他。而三角脸呢？“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一路上，他明明知道决不是心疼着那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同①，第147页。他当然是在心疼小瘦丫头儿。他舍不得离开她，但他又必须这样无条件地帮助她。陈映真这样写，是在着力表现劳动人民这金子般闪光的言行。这说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剧变之后的进步。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早年写的《一件小事》。在《一件小事》里，目睹了人力车夫的美德以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这位人力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能看见。这一件小事，确实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我想，陈映真也是这样的。看到众多的劳动人民思想的亮点，陈映真自然也如鲁迅一样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这，正是《将军族》的一片亮色。
第四、结尾——由现实出发，陈映真努力把读者带进到一个理想的王国。
我们先看结尾：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
“下一辈子罢！”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了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只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了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
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睹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的、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51—152页。

对这个结尾，有人认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怎么会突然死去，太唐突了。有人又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思想情调强加给下层大众的身上，下层的草根大众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倒以为，这个结尾的含义相当深刻。
你看，这两个小人物，社会地位虽然卑微，精神却高贵。历经磨难而在五年后重逢，他们仍然处处为对方着想。小瘦丫头儿觉得自己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不能让三角脸为自己而受委屈。而三角脸也觉得，与其让小瘦丫头儿带着耻辱跟自己过着悲惨、破败的生活，倒不如双双同死，再同生，求得来世的幸福生活。于是，他们吹起了《王者进行曲》，就像两位大将军一样，无所畏惧，带着自己不可丢弃的尊严走向死亡。我想，陈映真将小说题名为“将军族”，也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对这两个小人物的敬意了。再说，小说通篇表现的这两个人物的高贵品质，也都为他们最后殉情而死以祈望再生的结尾作了切实的铺垫。他们能有这样的抉择，真的合乎人生的情理。
当然，从这两个人物现实的所作所为出发，陈映真确实是在用他那浪漫的笔法，由此生发开去，引导人们进入一个理想王国的想象空间。这好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边所呼唤的那样，他也容不得人剥削人的社会存在，他也要救救孩子！
这样的心愿，陈映真在《一绿色之候鸟》里也有表现。《一绿色之候鸟》写得满篇落寞、凄苦，然而，细细读来，人们也会跟作家一起注目下一代——盼望“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陈映真：《一绿色之候鸟》。《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8页。）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六、闷局与突破——读《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其他
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例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死者》、《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和《一绿色之候鸟》等，我们看见一个世界在一寸一寸地崩解着。而在这绝望的、灰暗的世界中，陈映真又似乎偶尔要十分吃力地试图划燃一根小小的火柴来照明和取暖。——许南村（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7页。）

《一绿色之候鸟》以绿鸟为线索，将1949年以后生活在中国台湾的一群大陆知识分子的无聊、落寞、无奈，书写得淋漓尽致。据说，绿鸟是北国的一种候鸟，是最近一个世纪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里的旅行。这种绿鸟至今仍无以名之，它又一定是一个不幸的迷失者。这，写在小说里，喻义是深刻的。
作品里，在台岛这一角，流落异乡的人们，从小小的绿色候鸟引发了自己难以平抑的伤感的乡愁。返顾现实，赵如舟只能落寞地一笑。
作品里，在台岛这一角，挣扎在人生旅途的人们，连自己爱恋的权利也没有。大学动物学教授季叔城，来自大陆，娶了做保姆的中国台湾女子为妻，是谓罪过；生下孩子，更为罪过。于是，歧视、压迫接踵而来。季妻终于奇异地病倒了，又终于死了，留下了一场悲剧。这是在说，生活在中国台湾的大陆人和中国台湾本地人的结合是十分困难的。社会上的歧视大于肉体上的疾病。
这样的生活闷局，怎样突破?!
这种闷局，足以把我们引到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里那种凄凉落寞的意境中去。诗人麦修?阿诺德在那里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梦样的世界——看似新奇、美丽而又多彩多姿，实在是既无快乐又无光辉与爱情。于是，诗人呼唤：呵，爱人，让他们真诚地相爱吧！
陈映真就是这样试图以这种爱的力量去突破的。他把爱人推及到爱怜这一小小的绿色候鸟，而且以这绿鸟为会合点，把“我”、“我妻”、赵公、季公、季妻结成为紧密的朋友，彼此流动着爱心。然而，“《一绿色之候鸟》的世界，是一个‘在逐渐干涸着的池塘里的鱼们，虽然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亡和腐朽’的世界”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7页。。事实上，枯鱼鼓鳃，毕竟总要腐死。季妻亡故，赵公精神失常，留下的人，除了哀号恸哭，是所谓“了不起”的举动外，也都不得不注目于下一代——盼望孩子们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全篇围绕着魏医生和京子的女儿小淳病故前的状态，展示的是小淳、她的父母、老师，以及她的长辈们的无奈！
小淳在生命熄灭前已经把自己打倒了。她小小年纪，目睹了矿工以及小镇上民众的悲惨生活，竟然过早地无奈地有了“死亡早已不是死亡”陈映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46页。的人生感悟。小说反复地描写她平静地对待着死亡，在衰竭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安详。脸，斜斜地埋在干净的枕头里；手，在被窝外轻柔地握着拳；心脏，轻微地却不失其规律地呼吸着。她也有祈盼。在最后一次张开眼睛的时候，她安慰双亲老师和朋友，“天一亮，我就好了”同①，第51页。。这何尝不是她心底的一种期望。天一亮，新生活来临的时候，她也将突破闷局，获得新生了。作为父亲，而且还是医生的父亲，已经竭尽了全力去救治女儿，当父亲以一个医生的厚实经验确认了女儿的生理的心理的状态时，他不得不理性地，又是无奈地等待着女儿一步一步地走近死亡。魏医生也无力突围。母亲痛心疾首地呼救，老师朋友的束手无策，也只能痛苦地等待那揪心的一刻。无奈，无奈那撕心裂肺的无奈，传递的正是陈映真满怀的伤感情绪。
这种浓重的感伤，除了来自社会、家庭的经济阶级根源之外，表现在创作上之所以形成一种别样的气质，陈映真是很受契诃夫的影响的。契诃夫的戏剧和短篇小说，是陈映真“深爱的”。契诃夫对知识人的弱质，对俄国革命前夜的俄国氛围的卓越描写，也深深令陈映真“心折”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

安东?契诃夫是表现这种社会转型时代中，自由知识分子的那种无气力、绝望、忧悒、自我厌弃、百无聊赖以及对于刻画在逼近着的新生事物的欲振乏力之感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衰竭、苍白和忧悒的色调，是很契诃夫式的。许南村：《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9页。

除了契诃夫，另一个对他影响大的作家，就是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陈映真说：

他的鬼气，他在语言上的奇诡凄美，他的悲欢与颓废，深深引动了小资产的我的内在的一部分气质。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

看陈映真的小说，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作品的氛围、作品的结尾、作品的语言文字底韵等四个方面，解读出这种影响。
先说人物对话。
在人物对话上，《兀自照耀着的太阳》这篇小说表现出了一种散化的特点。读着读着，你会觉得人物之间的交谈，或人物在交谈中的内心言语活动，差不多都是各说各的，彼此之间的谈话的内容，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可以说，陈映真由这样的人物对话就营造出来一种慵散的沉闷的局面。细细推敲，这样的对话，与小说表现的中心事件——小淳病危，又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确切地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散而不漫，散而不乱。这，正是契诃夫的笔法。在契诃夫的带有悲剧意识的短篇小说、戏剧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写法。比如《樱桃园》。剧中的人物，就是各说其事的，但是，又都被某个具体的话题，顺其自然地拉回到如何处置这个樱桃园的总话题上来。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有三场主要的对话。其中，两场对话都表现了这种散化的特质。
我们看第一场。陈哲、许炘夫妇先后来到魏医生家，彼此寒暄、关切地问询小淳病情后，陈哲想起许炘和妻子菊生了第三个孩子，向他们道贺生了个男孩，而许炘呢，却不断地说，自己“盖了一栋房子”、“一栋小平房”、“结婚五年，第一次独立起来住”等等。陈哲还在关心那个男孩，好不容易打断许炘，问：“孩子有多大呵？”许炘竟然诧异地反问：“哪个有多大呵？”
第二场对话。小淳在平静地睡，他们边喝咖啡，边交谈着。魏医生向大家讲述三个月前发生的矿坑塌陷事件。三十多个压得扁扁的坑夫排满了楼下的院子，他上楼换去血污的衬衫时，看见小淳把脸贴在窗面上，一个人独自在流泪。小淳是女孩儿，在那种感伤的年纪里，却已经目睹了楼下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听着那七八具已经断气尸骸的家属们在门外惨痛地哭嚎着。说到这里，魏医生好像悟出女儿如今为什么能够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了，那就是女儿所说的，在这个矿区的镇上，“死亡早已不是死亡了”。伴着咖啡香味的飘散，魏医生闭上了眼睛，看来犹如一个下在监狱里的“囚犯”，已经无力突破这窒息的牢笼了。和魏医生对话的陈哲，却想起了往日在这个家里当家庭教师的种种情景，由此，内心的言语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了自己热烈单恋京子夫人的悸动，感伤以及那深刻的绝望。陈哲已经觉察出，往日那种腐死的生活正在一寸一寸地离去，要自己去突破，也很乏力。于是，作品通篇弥漫的是那种乏力的、无奈的伤感情绪。
同样，芥川龙之介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如《阿律和她的儿女们》，也是这样写法。在医生、博士医生、丈夫、儿女、亲友以及帮工的无奈下，阿律断了气，小说里的散散点点的对话，透出的是“好也罢，坏也罢，都无可奈何”芥川龙之介：《阿律和她的儿女们》。《芥川龙之介全集1?罗生门》，文洁若译，（台北）游目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第88页。。在芥川龙之介的无奈中，还强调一种苦涩，慎太郎就是在反复咀嚼这苦涩中去体验自己失去亲生父亲以后的人生。陈映真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陈哲，也不时地从无奈中留给他的苦涩，忆起那往昔逝去的情感波澜。魏医生则在乏力、无奈中开始萌发了那懵懵懂懂对未来的憧憬。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营造作品的氛围上，陈映真也像契诃夫那样，善于把作品中的人物在某时某地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综合性的主观的感受，融合在一起，熔铸成一种心境，一种心绪。而这心境、心绪，正是作品氛围的内核。我们看《一绿色之候鸟》的第一节第一段：

雨刷啦刷啦地下着。眷属区的午后本来便颇安静的，而况又下着雨。我正预备着斯蒂文生的一篇关于远足的文章，觉得不耐得很。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英文是怎样的完美。到了大学的时候，便很热心地读遍了他的文章。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以为学好英文，便什么都会有了。现在对出国绝了望，便索性结了婚，也在这个大学担任英文散文的教席。我于是才认真地明白了我一直对英文是从来没有过什么真实的兴味的。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各级学校时的同学、老师们，乃至于现在的我的学生们，都很夸赞我的英文。这起初使我有些儿高兴。但是近来，特别是像现在预备这一篇Walking
Tours的时候，简直憎厌得很。陈映真：《一绿色之候鸟》。《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页。

“我”在备课。午后静静的眷属区下着雨，这不是大暴雨，也不是毛毛细雨，能够发出“刷啦”“刷啦”声响的，多半是中雨了。这很容易惹得经历了出国绝望一类的人生坎坷的“我”，烦上加烦，弄得“我”本应认真地备课，反而心猿意马，胡思乱想，甚至对备课“憎厌得很”。“我”的心并不在教案上，无所事事，以至于在发现了门底下的那只绿色的鸟，而且在上班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教英国文学史的赵如舟。——于是，伴随着恼人的刷啦啦的雨声，“我”的烦闷，无聊的心绪也就散发在字里行间了。
再看，由绿鸟，引起了赵如舟的乡愁，又引发了对异山奇峰的故乡的思念。他永远忘不掉那些禽类啁啾在林野的那种声音。如今再也看不见它们成群比翼地飞过一片野墓的情景了；天又高，晚霞又烧得通红通红！于是，赵如舟笑了起来，“当然是很落寞的一种笑”陈映真：《一绿色之候鸟》。《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5页。。等他俩再次见面，又谈到那绿鸟的叫声时，“我”说，“它和一般的鸟鸣无甚差异；也只是啾、啾罢了，但细听又极不同。那是一种遥远的、又很熟悉的声音”同①，第6—7页。。而对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