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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姳的安排下，我又和Peter见了一面。Peter是一个标准的美国西部男人的长相，却穿了西装。不止一次，私下里我都和顾姳打趣，他要是换套牛仔服，再骑一匹马，应该就是西部牛仔啦！顾姳敲我的脑袋：“他可是曼哈顿文化圈里小有名气的代理商。因为这几年中国小说、电影在美国卖得都不错，所以他才打算在中国找几个还不算太红的青年女作家，引一些版本过去。”
Peter仍然重复了那些话。十年，我还是犹豫，没有很快地答应下来。那天我们坐在太仓路的“星巴克”里聊天，我找了个借口告诉他，因为身份关系已经在某机构，所以有这样的签约动作，还得要报批一下。Peter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他可以等。
后来，戴方克说，那天他在“星巴克”里已经看到了我。
戴方克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和Peter见完面后，因为赶着去和毕绿、艾贝蒂吃饭，走得很匆忙。到了饭店，想给她们打电话，一掏口袋才发现手机没了，只好先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对方是个男人。
“对不起，我想我手机掉了。是你捡到的吗？”我问，心里有点忐忑，分不清对方是小偷还是好心人。
“嗯。刚才你把它落在‘星巴克’了。”他说。
“哦。”我心有些着落，又问，“那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可以，不过你得请我吃饭。”对面开始调戏了。
就这样，我和戴方克开始了第一次见面。也许那个时候，我就该预知到，这个男人身上有他随性的放纵。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地点还是在原来丢手机的地方。我和他约定好相互会穿衣服的颜色，然后在无数把巨大的遮阳伞下寻找。那也是一个夏天，我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T-shirt，一条黑色短裙。他则穿了一件蓝色衬衫，一条浅褐色沙滩裤，戴一副墨镜，远远地看过去，挺英俊的。原本在电话里那么被调戏，我是想赶紧拿了手机，请这个人吃顿感谢饭，随便他想吃什么，然后走人，谢谢，拜拜。可我承认，见了面后，自己心里动了点不一样的情愫，像是梅雨过后，长在毕绿家草编脱鞋上的霉菌，小小的，一丛丛的，毛茸茸的。心很痒。他谈吐温和，不似电话里那么轻佻，皮肤颜色健康，剃一个干净的板寸头，说话时两只手小幅度地比划。我们随便聊着，知道他是做咨询师的，每次一有项目便要出差，一个月，甚至几个月。
那次见面后，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那也是我和楚鸿毫无联系的几个月。毕绿说得没错，走出一段感情的最好方法是，开始另一段感情。我和戴方克像所有热恋中的男女般，每天打很多电话，发很多短信。我们吃饭，逛街，看电影，做爱。我享受着他说出来的每句甜言蜜语，也享受着被人依赖的满足感。和楚鸿完全不同，戴方克的表达是热烈的。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于热烈的爱，往往消逝得也快，可当时，我并没有相信。
现在去回想，也许那些热烈的也不至于是欺骗，因为在爱中，能让女人跟理智扯上关系的太少太少。不然就不会有我，有毕绿，有艾贝蒂。可为何，大部分男人可以爱得很理智呢？他们即便说再多的情话，心里仍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别太认真。那是和戴方克彻底分手后，乔枫对我说的话。他说在男人的世界里，感情远远不是全部。即便当他们热爱着一个女人时，这种热爱也是有条件的。
戴方克正在洗澡的时候，瞿颖宁在楼下按门铃了。她将一长束头发扎起来，穿简单的一条长袖裙，站在我家门口，说顾骜不见了。
瞿颖宁和顾骜也是同居的，三年。在这个圈子里，有太多宁愿选择同居而放弃婚姻的男女。也许，那是因为未来对他们而言，太没有保障，也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有时冒异端的繁乱，性、爱、情、欲，甚至是一些激素影响下的游戏，才让所有人都会觉得安定是一种奢望。因为瞿颖宁和顾骜还算是简单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止一次地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她给我的回答是，还没有想好。
在很多旁人看来，瞿颖宁和顾骜是不般配的，因为一高一矮，站在一起差不多的个；一个不爱说话，一个废话特别多；一个喜欢外出旅行，一个喜欢在家做菜……但他们还在很努力地相互调整，比如瞿颖宁从认识顾骜后开始不穿高跟鞋了；在他说话的时候，她听；外出旅行也和他一起；他喜欢在家做菜，她就专心地吃，然后赞美。这些改变，在顾骜身上也有。可昨天，顾骜提出要结婚了，并且要买房子。问瞿颖宁的意见时，被她果断地拒绝了。拒绝的时候，瞿颖宁自己也吓了一跳，她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坚决，也没想到当听到顾骜在描述他们的婚姻生活时，她会那么害怕，心生恐惧。那一晚，她和顾骜都没有睡着。
今天瞿颖宁去出版社签了下一本书的合约后回家，打开门才发现，顾骜留了一封信，然后搬走了所有的衣物。这下，她慌了。
因为楼上有戴方克在，我让瞿颖宁等我一下，然后上楼换衣，并告诉戴方克自己先睡。
他显得有些不高兴：“都晚上十点了，你怎么还出去？”
我也不高兴：“都跟你说了是朋友出了点事，我要陪她聊天。”便由他去嘟囔，噔噔噔地自己下楼，拉瞿颖宁去时光咖啡馆。
有时候，戴方克常会说我不够安生，不爱待在家里，特别是在他出差的日子里。可我自己却总觉得，最好的恋爱关系其实应该是：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不在一起；不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在一起。也就是即便两个人住在一起了，还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做些事，不互相干扰；而当两人分开了距离后，也还能因为心中有爱而贴得牢，塞得满，不至于疏离。可这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很难。因为戴方克的生活长久以来都在出差与归返中轮回。他的每一次到来和离开对他而言都是新鲜的，需要分享和陪伴。
瞿颖宁的脸上明显有呆滞的痕迹。她是慌了，乱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顾骜的手机一直不通。
她问我：“你说，同居其实挺好的，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结婚以后麻烦的事情一定还要多。他家里一定会逼我生小孩，可我不想要小孩。小孩是说要就要的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要教他做人，不是给他饭吃就好了。养小孩又不是养猫！”
我点头，表示同意。
“可顾骜他本来就是个念家的人。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地说个没完，他其实是很想有个安定生活，很有家庭观念的。”我尝试着帮她分析，“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他那么做，只是想你紧张一下。当然了，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毕竟一个男人提出结婚被女人拒绝了，面子上挂不住，更何况他还是个东北男人。”
我笑。瞿颖宁也跟着笑。
那一晚，我们在“时光”坐到了凌晨两点。当我回到家时，戴方克也不见了。他留了一张字条，简单的几个字：我不想一个人睡，先走了。晚安。
我给他拨去电话，已经转到了秘书台。于是我又发了条短信，说晚安。开了热水放满浴缸，我想泡一个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晚，我的不安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后来想起这个日子还是清晰的。泡澡的时候我想念戴方克，可又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什么，不是那么亲近，哪怕平日里他说出来的甜言蜜语总很得我的欢心。
第二天醒来，阳光很好，透进屋子来灿烂得很。我站去阳台上刷牙，一低头，戴方克已经在楼下。于是，我们的一次不开心，又在那么戏剧的场景下被抚平。我想自己是一个渴望平静生活又同时需要戏剧场面人生的人，所以才会爱戴方克到那么深。这种爱后来甚至让人迷失了自己，也在一种臆想里的未来中久久徘徊不愿离开。
顾骜和瞿颖宁和好了。当瞿颖宁在莫太168连锁酒店里见到顾骜的时候，哭了。
她安静地替顾骜整理好东西，把脑袋埋在他的胸口，说：“回家吧。”
这句话出口，顾骜也哭了。他说：“你都不想和我有个家，我还回去干吗？”
瞿颖宁抬头看他，说：“那就去看房子吧。”
就这样，他们开始筹备婚礼。
瞿颖宁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每说一句话都要叹一次气。
我不明白，说：“你都想好了要结婚，还叹气干吗？”
她半天不吭声，又叹一口气才说：“我放不下顾骜是真的，可要跟他结婚，我怕。我觉得自己有婚姻恐惧症。你看我爸还有我妈，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小时候我多么渴望像别家的孩子那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饭。可我呢，回到家，迎接我的，只有他们无尽的争吵和打骂。他们互相打完了还不算，只要我有什么地方做得让他们看不顺眼了，那瞿颖宁就是一只瞿氏出气筒。别的孩子一放学都盼着回家，可我却怕。我怕回家。
“你以为我很想过现在这样的流浪旅行生活吗？如果不是遇到顾骜，在上海我停不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我爸爸再婚了，他现在有一个小儿子。我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婚，可她却接二连三地从舞厅里带男人回来。我受不了，所以只能出去，去不同的地方看世界。世界原来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家那么点地方。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
她看向我，又说：“你也是写书的，虽然我们两个人写的东西并不同，但我想，我们有各自敏感的共同点，虽然那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好事。唉。”瞿颖宁又叹了一口气，“曾经你在一本书里说，敏感的人，很难和另一个人好好地生活，但她却能够好好地爱一场。这点我很同意。爱和生活，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如果你能够把爱爱得粉身碎骨，也就不能和别人稀松平常地生活了。因为沾了生活，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俗气起来。”说完，她自己颤抖了一下。“俗气”这两个字像是一根针，扎进了身体。
我很讶异于瞿颖宁看过我的书。每次我们如果搭档签售或者开研讨会，都会礼貌地送对方一本书。但我一直都以为我送她的书就如同她送我的书那般被摆在书架上，再也不会被抽下来阅读。可我又觉得她也许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并不同意爱得深的人，不能和另一个人过平静的生活。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看。如果你对婚姻从一开始就报以悲观的态度，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会朝悲观的方向发展，因为我和你都是善于把所想所看所经历变成现实的。”我解释道。但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用，但对于她很难。一个童年有过深刻记忆的人，终会给将来的人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楚鸿是这样，毕绿是这样，瞿颖宁也是。
所以我也许应该庆幸，自己的童年完整而无波澜。虽然，那让我少了一些体验与感触，但我知道生活中不是什么事情都非得去尝试的。不是吗？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在童年，也许很多人，在一生中都没有惊涛骇浪的体验，却又能把稀松平常的生活过得很美满。
无风无浪的美满。
大芳是我的大学室友，本名不叫大芳，之所以管她叫大芳是因为她长得人高马大。大学时她还扎过两根粗辫子，像一首歌里的小芳。大学毕业后，她在某机关做一份内刊，算是公务员，但因为还属机密单位，因此和老同学来往得很少。一天，她打来电话说，要结婚了，问我地址，要寄请柬来。
婚礼上，看得出大芳为了穿婚纱好看减肥了不少，也算是丰乳肥臀有了曲线。她的性格很乐天，原先读书时成天嘻嘻哈哈的，所有人都很喜欢她。那时候，因为家离学校近，我并不常在学校里面住，但和大芳的感情却一直都很好。
大芳以前在学校里喜欢过高年级的男生，是个唱京剧的能手。大芳也喜欢京剧，他们俩在京剧社里相遇。可那个男生有女朋友，所以她只能把这种喜欢放在心里。大芳是那种在感情上想得要比做得多的人，被动。好几次，在学校里遇见那个男生和他的女朋友，她都默默地走开了。不开心一阵子，过后又像个没事人了。这种性格，曾经一度还让我挺羡慕的，因为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可后来某一天，我才猛然觉得，大芳之所以能那样，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拿起过。所谓不得到，也就无谓失去。
大芳的老公是她工作后相亲认识的，算是初恋。老公以前还谈过两个女朋友，都吹了。大芳对这些不大在乎。她觉得谁能没有过去呢，她也有，只是她的过去要“清白”些。
看见我和戴方克来，她摇着脑袋说：“夏天啊，你男朋友挺帅的啊！”
我笑笑，戴方克更是得意地立即伸手搂我。
婚礼的节奏紧张而有序。听大芳的爸爸致结婚词的时候，我还有些动容，想要落泪。记得我们大学快要毕业时，所有人都在学校里紧张地拍照，只有大芳坐在寝室里不说话。我问她怎么啦，她说觉得大学四年浪费了，没有恋爱。
我便敲她的脑门，笑她：“傻姑娘，那你可以把你的初恋留给你的老公，那多好呀！好多人想做都做不到呢。”
就这样，据说大芳在和她老公第一次相亲见面时，就把我和她说过的话对他说了。男方觉得她很实在，没多久便开始谈婚论嫁。
回来的路上，我对戴方克说，其实大芳身上有她很特别的地方。比如小时候，当老师问我们长大后要做什么，几乎所有女孩子报出的答案不是舞蹈家、画家，就是电影明星、歌唱家，稍微志向高一点，还会报出科学家、外交官之类的答案，只有大芳，大芳说她从小立志要做的就是相声演员来着。她爱听京剧和评弹，这些都是为了以后做相声演员做的准备。戴方克听我这么说，哈哈大笑。我说当初我们在寝室里夜谈，大芳这么说，我们也是哈哈大笑的。但现在想想，她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姑娘。
接着我又说，大学时大芳还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的时光，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喝酒，她酒量特别不行，却只要一喝就很贪杯，而且还会说不少浑话。一次，她喝多了，举着面镜子对着镜子笑。
我问她：“大芳，你在笑什么呀？”
她歪着语调回答我，对着我笑。我也对着她笑。
还有一次，她对着我看了半天，说：“夏天啊，我发现你变了。”
见她喝多了，我没理她。边上的同学又起哄问她，夏天怎么变啦。
大芳回答：“她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喜欢……晃！”
戴方克立即抓牢我的肩膀笑得不行，说：“你别说了啊，再说我就笑死了。”
因为喝了酒，我要求他背我。那时已经过了秋天，夜里很冷。我们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他耳边说一些以前读书时好玩的事。
我说：“你知道吗？那时候同学都觉得我老成，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所以很多话说不到一起去。只有大芳，她愿意跟我说一些知心话。她说：‘夏天啊，我看你以后一定得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的男人，不然没法镇住你。’”
“哦？那我能镇住你吗？”戴方克问。
我不响，只在他耳边脖颈间哈一口热气咯咯地笑。就在那一瞬间，我想，究竟什么才是幸福呢？
我想，像大芳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爱一次，嫁一次，是多幸福的事！因为爱容不得比较，人也容不得。有时候你比较得多了，反而容易迷失自己，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简单一点的生活，有它安身立命的好处。
一天毕绿突然来找我。她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慌张，可这种慌张里遮藏不住期待已久的喜悦。
“汪然一定知道我和英飒的事了。”她说，说完整个瘫倒在我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半天，才又说一句，“夏天，你的天花板好高啊！”
我差点被她气死，说：“我还以为你有多彷徨难过呢，望着天花板不说话。”
她坐起身来，侧过来躺倒，一只手撑着脑袋，问我觉得英飒接下来会怎么办。我想了想，给不出答案。或者说，给不出她想要的答案。
在算准了英飒和汪然会在一起的时间里，毕绿发了条短信给他：亲爱的，我爱你，是你永远的宝宝！短信发出去，她觉得汪然一定会看见，因为这天是汪然的生日，英飒特地回的北京。当然，在他找不到那枚海棠花白水晶胸针后，他又买了一瓶宝格丽限量版的香水作为礼物。
毕绿觉得她和英飒的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必须要让他作出选择，因为已经够了。她忍的，吞的，已经够了。可事情却并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汪然没能看到那条短信，因为一回到北京，英飒就把手机给关了。他的手机有密码，汪然想看也看不到。第二天，他在去机场的路上开机，收到了那条短信。他知道毕绿多半是故意的，却也没怪她，因为也许任何女孩都会这样。谁让这是他英飒的软肋呢。既然不能和老婆离婚还和别人有染，就活该他两头骗着，累死。
不过回到上海后，毕绿却没有放过他。回来后，她翻天覆地地和英飒大吵了一架。她哭，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说话，说到后来几度呼吸上不来晕厥过去。英飒看着也很动容伤心。他紧紧地搂住毕绿，说：“你的难过我都明白。给我时间，但你要给我时间。”说完，自己也在心里忍不住骂，觉得真是畜牲啊，明明就是不能离也不会离，却还要这样说。可不这么说，他该怎么说呢？说我不能离吗？这话说出去，伤了毕绿他舍不得，是真心诚意地舍不得。
英飒和妻子汪然之间有一个约定，是从他们在大学里谈恋爱时就说好的，其他节日都可以不过，但中秋、新年和彼此的生日一定要在一起过。十多年来，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可自从几年前有了毕绿，英飒一直都在竭力地说服妻子每年自己生日时，就不回北京了。他这么说这么做，也是怕毕绿这么每年都飞来北京，终有一天会被汪然发现。
其实到了现在，英飒也知道即便往后每年生日都和毕绿一起过，只要他有事回北京，毕绿都会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会有些发疯，有些着魔。到后来，说不定不需要什么生日的理由，就直接买张机票飞过去了，等在通州他家的小别墅门口。
有时候毕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很陌生。她那么多次的歇斯底里，那么多次的反复纠结，全是因为一个男人。她在等他离婚，等他像他承诺的那般带她一起走进民政局，带她在北京的阳光下散步。可在心里，还是有另外一个声音时刻都在提醒毕绿，英飒在骗人！她心想，如果他在骗人，又为什么不能直接了当地告诉自己，就说不能离？不能离那我们就分手，我没必要再那么等下去。但转念一想，如果英飒真的这么说了呢？她能那么潇洒地离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