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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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中国台湾大学校长。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中国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中国台湾大学校长。

假如没有傅斯年,中国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中国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中国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 “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