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 结婚前

《毕业后 结婚前》 第一部分 壹

我叫夏天。二十六岁，作家。此刻，却是冬天。
风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路上走着，带了点略微和缓的心情。脚步并不怎么快，但觉得冷，冷到必须把脸埋进一条两米长的围巾里，上面或许还有几颗没来得及风干的眼泪。我很想加速前进，却走得越来越慢。打一个街角的弯，便在风里却步。这条狭长小街的两旁，站满了卖盆竹的小摊贩。盆竹用红丝带扎好，有欣欣向荣的彩头，应了年关的景。他们还搭卖一些玫瑰。当然，今天这些花骨朵的价格和昨天相比，有天壤之别，因为已经是二月十五日，情人节的第二天。
我挑了一大把粉色的珍珠梅，付钱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手机。有几条短信，全是未接电话的通知，其中一条是顾姳的。几个小时前，她穿了件烟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衬一袭浅绿色长羊毛荷叶领开衫，并戴着一副GUCCI的太阳眼镜，站在“时光”咖啡馆门口等我。她头发很长，在尚很灿烂的阳光里显得艳人，从小就习以为常的艳人。
“时光”咖啡馆开在襄阳路的南端，里里外外才二十来平米的地方，一到下午便坐满了人，一半老外，一半文艺男女青年，搭配些轻快调子的古巴音乐，常常显得欢快、杂乱而闹哄哄。平时，我和顾姳都很喜欢它的卡布基诺和布朗尼蛋糕，但今天又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个谈私话的好地方，于是转身出门去想寻他处坐下说话，却突然被人叫住了：“夏天！”
我转过身去，粗略地在人堆里扫视，没有发现声音的来源，但知道那是男人的声音。
我捏了捏顾姳的胳膊，脸上还留了点呆滞的痕迹，僵着脸，眼神孱弱涣散，茫然地问道：“谁叫我？”
话音刚落，有个穿黑色西装、花衬衫的男人在角落里举起了手。定睛一看，是英昊。
三年前，英昊是《今日早报》“城市生活”版面的负责人，打扮非常“朋克”，喜欢破旧牛仔裤和浅褐色的有框眼镜，常常是耳朵里塞一副耳机双手抄在口袋里便疲沓沓地来上班了。他也会发出一些尖锐的笑声，那种笑声很像我在北京认识的那些玩摇滚的男人。可今天，英昊不仅身份有所变化，打扮也变了，即便连笑容和笑声也都完全不同。他看上去很干净，一把长发扎在脑后，干净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在过去我的概念里，“朋克装”男人是“不修边幅”的代名词。而此刻，换了种打扮的英昊，递给顾姳的名片抬头也换了，上面印着几个油光小字：xx时尚杂志执行主编。
我说：“听说你要结婚了呀。”说这话的时候，话里有好几层意思。我想英昊听懂了。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半天才迸出两个字：“是的。”而后是些寒暄客套的假话，官场得很。今天忽然发现这个男人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愈发亲近了他的堂哥英飒，只是显得有那么点不自然和局促，好像这些本不该他用的措辞堂皇地被用了，自己心里也发虚。
走出“时光”的时候，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上一次见到英昊已经是一年前。那时候他还没有留长发，我们在一间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里遇见。当时他具体穿了些什么，我已无明显记忆，但收拾得肯定不如今天精心，所以这猛然一见才会如此地心生意外。但其实，因为艾贝蒂的缘故，“英昊”这个名字一直都还在我的生活里打转，耳边常常响起，好像很熟络。虽然真遇见了人，隔了那许久之后，又难免心觉生疏。
从“时光”里退出身来，我和顾姳寻得一间相对宽敞安静的酒馆。坐到角落里，她想听我说话，可我只是一味地掉眼泪，叙述得断断续续。而顾姳则坐在对面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出去找几个小混混来把戴方克打一顿。
“他真是个混蛋！”顾姳说。因为情绪激动，声音没有控制好，几个邻桌的老外转过头来看我们，服务生也站在吧台里一边佯装擦杯子，一边时不时地瞟来狐疑的目光。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多羞愤而失意的女人呢？是的，此刻我看上去一定是个失意的、伤心的、恍然大悟的女人。
每次要临到介绍自己的身份、职业时，对于“作家”这两个字，我总有些忌惮，所以会习惯地用“坐家”的解释来替自己解嘲。又生怕别人多问几句，探究下去，比如抛来“你写什么的？言情？武打”，“用身体写作吗”……不知是纠正好，还是干脆笑笑过去。而我的确“不务正业”许久，整整两年里只字未出，薄书未着，却还领着某机构的固定写作工资。有一个小蓝本，标明了作家身份划归于该机构。
这两年的每一天，我都会想到一个决心：明天就要开始写新小说。那时候，我的同居男友戴方克也时常会鼓励我。但他的那些鼓励都是口头上的，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因为戴方克对于女朋友的要求是：照顾、陪伴和牵挂，前面还要加一个副词“每时每刻”。除此之外，他更善于制造一些“小插曲”来搅乱我们的生活，那些都和另外的女人们有关。后来我常会问自己，究竟是他太疏忽还是我过于警觉，才使得日子总在风平浪静一小段时间后，又云起澜涌？半年前，最后一次，我忍无可忍，选择将他赶了出去。
可赶出去并不代表一种结束，虽然在形式上来看，我渴望结束。
“戴方克这混蛋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药啊！”顾姳伸出一根手指来戳我的额头。手指很白。这种恨其不争的问责两年来我听得太多，全当了耳旁风。有人怒斥我软弱，可对于怒斥的人，我却强硬得很，一转头又接受了戴方克的眼泪、忏悔以及保证。一副我去撞南墙了，谁也别拦我的姿态。
今天清晨，我被一条署名为“戴GF”的短信吵醒，内容很利落，希望我不要再介入她和戴方克的感情生活，因为既然分手了，就请撤得干净些。这时，我才想起昨晚情人节之夜，我和那两个闺中密友毕绿、艾贝蒂在KTV喝酒唱歌时，的确是趁着酒醉发了一条空白短信给戴方克。这样的事在清醒时不会做，但仰赖酒精，很多不会做的事都一一去做了。其实，喝酒也不过是个借口，一切决定支撑得很累时，会想暂时卸下理智松掉防备去肆意妄为一下，即便心里很清楚，到最后总还要回到清醒的早晨。可我没想到，这条空白短信在第二天给我带来了戴方克已经在半年前和这个“戴GF”同居的消息，并且，它还令这位“戴GF”以一种高姿态向我表明了身份。
“你觉得意外吗？”顾姳有点冷笑。
我撇着嘴，低头，轻轻点了一下。
“What’s wrong with you!”她终于开始冒英文了。每次只要一发急，顾姳跳出的第一句话必然是英语。“What a big surprise!”她气得用调羹猛敲桌面。
就在这时，她的老公乔枫来电话了。我低着头，不响，只是流眼泪。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并不是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而流眼泪仿佛只不过是个习惯性的动作。过去，每当发现戴方克有些风吹草动时，除了流眼泪，我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一整天，我只是重复着发呆和流眼泪。当顾姳给乔枫打电话的时候，忽然之间，我想到了“难过”这两个字。我问自己“你难过吗”这样的问题，又觉得也许并不是很难过，因为令人落泪和呆滞的情绪有很多，比如屈辱、震惊、慌张……细细寻思，这次却唯独少了难过。也许是曾经难过了太多回，消耗完了。也许这结果也算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是分了手。于是我删去分手后戴方克发来的所有留恋、挽回、忏悔、承诺的短信，一直延续到上一周。他一直都是个惧怕孤独和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总怕自己没有退路。
那么也许，有一段时间里那个女人是戴方克的退路，但后来，慢慢地，我变成了退路。当然，当他发现我不再像过去那般心软，不再理睬他的短信和电话时，我这个退路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他早已提着行李箱，从一个女人的身边去了另一个女人身边。
末了，顾姳挂了电话，一字一句加了重音说道：“From one woman to another. It is his lifestyle!”
婉拒了顾姳提出的一起吃晚饭的邀请，我步行回家。阳光慢慢地收进乌云里，像一个急速消失的漩涡。风从漩涡口透出来，开始夹杂了湿润的雨水，拍打在脸上很阴冷。我将珍珠梅贴牢身体顶风走着，口袋里的手机突然不停地响，便试图腾出一只手去接电话。
是毕绿。她和艾贝蒂正在家里做饭，想盛邀我这个前夜与她们共醉的女人前往共进春节前的“姐妹团圆饭”。我也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累了，外面又太冷。心里其实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也不愿让她们在情绪里看出端倪。我往往自以为受伤后最好的恢复疗法是，躲起来。
再看一下手机，还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楚鸿的。昨晚是他送我回来，在楼下我们又一次借了酒劲拥抱。我好像还哭了，哭得很大声，现在却什么都记不清了。临上楼前，他约我今天一起吃晚饭。当时我好像答应了。
电话打过去，楚鸿正在家里修图。我说有点累，约会取消。
回到家，我养的一只小猫还在阁楼上孜孜不倦地叫春。她快八个月了，名叫coco，和那个住丽兹酒店的名女人同名。可我实在没有任何气力去抱它哄它，缩进被子，鞋一蹬，打了一个冷战就睡着了。头还在痛，但如此迅速而苟且地入眠对于一个严重失眠者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我想大约是因为哭得累了。
我坐在一张大圆桌前，司仪还在台上兴奋难耐地喊着。英昊和他的新娘水晓君像两杆木头杵着，脸上带着复杂而分辨不清的笑容。艾贝蒂不屑去看，只管闷头自己吃。她觉得这间酒楼的菜挺好的，一边吃一边数着里面可能的调味料。这个女人天生有一条好舌头，不仅试菜的时候很厉害，接吻和做其他事的时候也很厉害。她是一份销量很高的时尚周刊美食版编辑，联系不同的餐馆去免费吃喝是她的工作，而那些餐馆也都巴巴地期盼着她的到来。
在“时光”遇到英昊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张他的婚柬。婚柬是浅蓝色的，倒也算是脱了俗。可艾贝蒂对他们的婚礼不以为然，觉得俗气。这是对整场婚姻的评价，因为奉子成婚。
毕绿也在吃，但她是重庆人，吃不惯这本帮的婚宴，便左顾右盼找服务员，想问他们要一碟辣椒酱。这时候台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新娘昏倒了。水晓君倒下去的时候还压爆了几只气球，响声和惊叫声交织成一片。艾贝蒂放下筷子，幸灾乐祸地张望着。当英昊抱着新娘走过她身边时，艾贝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唉，我还没接绣球呢！”毕绿说。她要的辣椒酱也没有上来。
水晓君因为怀孕，婚礼时又累着了，有点先兆性流产。她被送进医院时医生要求她住院观察一周，看看胎儿的动向再说。但这几天恰好过春节，水家人都觉得是新婚，在医院里过年不吉利，就竭力说服了英昊带老婆回北京安胎。在MSN上，艾贝蒂戏称英昊如今已沦为“男仆”。她心里有一股气，偶尔还会在上面与之调情一两句。她希望已经是英昊老婆的水晓君看见了才好，看见了天下才热闹，不然为何要她这一路退让下来，要她丢掉了男友、爱情还有新男友？这不公平！
回到家，毕绿和艾贝蒂各自收拾了行李。她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确定不跟她们其中任何一位回家过年。在这个电话来之前，我的爸妈也打来了一个电话，要我确定是否真的不跟他们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新春家庭旅行团去厦门了。两个电话我都确定了，不。
除了顾姳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情人节第二天发生的事，包括毕绿和艾贝蒂。只是我发现这几天来，家务活做起来格外省力，很快就能洗完所有的碗，洗了一遍觉得可能不干净，就再洗一遍。但当把碗洗薄了，地拖烂了后，又觉得很茫然，发呆，脑袋里一片空白。于是我把那条两米长的围巾拆了重打，买来一本编织书学其他的花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便喝些啤酒，其实心里清楚地知道即便喝多了也不可能再失控到去找戴方克，但还是不允许自己喝多，怕喝多了胃难受。我已经虐待了自己的胃二十六年，几个月前刚进过医院打点滴，一个人坐在通风并不良好的输液室里，才想明白一件事：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
年三十晚，是楚鸿陪我过的。
原本我并不知道他会留在上海过年。我的打算里，是想一个人烧点简单的菜，下一碗“卷纸面”吃，然后把买来的烟花抱去弄堂口放。很多年没有亲手放烟花了，却一直都很喜欢烟火的气味，觉得它刺激神经，很性感也很诱人。小时候，一次表妹小芹放烟花，烟花炸了，炸掉她头上的一枚发卡。那年小芹的哭声和舅妈的尖叫声特别刺耳，也骇人，从此后我便不敢自己亲手放烟花了。
过去看过一部写杰奎琳的片子，叫《她比烟花寂寞》。看的时候觉得烟花这个比喻真好，因为还有什么能敌得过烟花燃尽后的怅然寂寞？再热闹，再绚烂，到最后，仍不过寂寞尔尔。可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仍然因为热闹因为绚烂，宁愿选择暂且忽略以后可能到来的寂寞？这个问题若要我来答，我只能说，还是因为寂寞。
在我寂寞的时候，我想只有烟花才能陪衬最好的孤独。它热闹一下，绚烂一下，也许会像我想要的未来。但至于未来能不能如此，我无从知晓。
面已经放进锅里煮的时候，楚鸿在楼下按了门铃。他来之前，没有预先打个电话。我穿过一条长长的公用厨房走廊，鼻子里满是饭菜的香。上海的老房子就是这样，无论哪家烧点什么菜，所有人就都闻到了。以前觉得这气味很烦人，尤其住在二楼的老太太喜欢用牛奶煮东西吃，满楼道都是奶味，有点令人作呕。今天，忽然觉得这种杂陈的气味让人心里湿润，温暖，迫切地想要。
打开门，先递上来的是一瓶红酒，楚鸿的脸跟在后面。
“你没回去啊？”我有点惊讶，原本他说今天上午坐长途车回苏北老家的。
“嗯。那长途车是私营的，突然就说不加这一趟车了，让我们分散着搭另外几趟车。我不乐意，就干脆打了个电话回家说不回了。正好可以来你这儿搭伙，不是白吃哦，我带了瓶酒来。”楚鸿脸上还有明显的路尘气，嗓子也有些干，咳嗽了几下。
我觉得背脊有一道暖流涌上来，很高兴，却又说不出这种暖流里还有没有残留的爱。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和楚鸿分手已经三年。
因为楚鸿的到来，我们又扎堆去最近的大卖场添菜，买了只乌骨鸡，一些白菜、冻水饺和牛排。我利索地在厨房里做起来。楚鸿想帮忙，我却只交给他看汤火的任务。四年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什么菜都不会做的丫头，而他菜做得好。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一直都是他在厨房里忙。小时候，我的父亲也是个很能做菜的男人。他说看一个男人爱不爱这个女人，就看他愿不愿意为她做一顿饭。可是长大后，我把这句话记反了，觉得要对一个男人表达爱，表达一辈子的期许，就要亲手为他做一顿饭。所以我一直都不肯学做菜，是怕学会了手痒，忘记了父亲的话。
年初一下午醒过来的时候，头还有点痛。窗帘里透进来一点昏暗的光线，外面正在下雨。楚鸿在沙发上躺着，身上搭了件羽绒衣，看起来睡得很恬静。他长得比较白皙，性格也温和，很少发脾气。地板上是两只还残了底的红酒杯。我想起昨晚我们好像说了很多，但几乎都是我在说，楚鸿默默地听。这两年来他都是如此，不予评论。有时我哭了，他就伸手摸摸我的头，自己叹一口气。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弯腰去收拾地板。酒杯互相碰撞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显得有点局促，直着腰板坐起来，说：“醒了？我来收——”说到这，手机响了。楚鸿皱着眉头，另一只手去抚自己的脸，用变了调的中文对着话筒说：“等一等。”然后把手机递给我，“他的英文我听不懂。”
来电话的是个意大利男人，某奢侈品牌的策划经理，之前已经通过楚鸿的朋友做过介绍。他想约楚鸿见一面，并拍一套该品牌的时装片放到旗舰店的明信片上。意大利男人用了“interview”这个单词来形容见面，我便很沽名钓誉地替楚鸿说话：“He is famous!”然后把日子往后推了好几天，才敲定了一个约见的日期，地点在泰康路田子坊。挂了电话，我告诉楚鸿是田子坊的时候，两个人都有点不自然地笑了。
楚鸿年初二坐火车去了苏州。他现在的女友维欧拉?黄是苏州人。之所以要用洋名来称呼她，是因为好像没有人知道她的中文名，或者，所有人都忽略了。这就好比艾贝蒂的本名是谢堇，艾贝蒂只是她在杂志上的编辑署名，可叫的人多了，谢堇是谁，大家就不敏感了。艾贝蒂，艾贝蒂，这个名字叫起来也很好记。
两个晚上，楚鸿都没有陪我去放烟花。我不想让他陪着。也许这么灿烂又终将黯淡的事，并不适合我们共同去做。初二晚上天一黑，我一个人抱着烟花去了弄堂口。弄堂口，早已有很多孩子熙熙攘攘地围住一圈“小陀螺”烟花。他们用爸爸们的香烟去刺导火线。刚刺到一点，立即捂着耳朵“咿呀”地跑开。过很久，那些“小陀螺”们窜了起来，转着圈，打了一个又一个弯，变换着七八种颜色。空气里已经弥漫了火药味，我最爱的气味。
我掏出一支中南海5号来点，吸得火星有些明昧时也去燃我的导火线。那是一类很平静的烟花，立定在一处纹丝不动，燃尽了，就黑黑的一张口，冒着烟气。烟气袅腾升空，融进夜里，融进很多其他地方的孤寂热闹中。陆续地，一些高空烟花也升了起来，突突突地刺向一幕墨蓝，然后炸得粉身碎骨，用尸体迎合地面人们的欢呼。
那么，它们会有感觉吗？有灵魂吗？能觉得这么灿烂一次即便粉身碎骨也值得吗？
放完了所有的烟花，我把手插进口袋里，一整盒新拆封的中南海5号少了几支。戒烟有两年了吧。过去最喜欢抽的其实是平装廉价“甲天下”，也抽中南海、红双喜、白万……烤烟型或混合型，都无妨。可后来怎么突然戒了呢？哦，又是因为戴方克，他不喜欢女孩子抽烟。如果我抽，他不拒绝，但也要跟着抽，然后发出剧烈的咳嗽声。总之我抽一支，他也必跟一支，直到我完全戒烟。
以前我和毕绿说，自己对香烟的依赖，更多是心理上的，一旦空落落，抽几口会让心情变得踏实。所以后来不抽了，每天心里都是惶惶地，没有太平过。把戴方克赶出我们家的前一晚，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那一夜，平静生活又因为他的一次撒谎而令人心力交瘁。面对他的蛮横，我吞下所有想要爆发出来的愤怒，生生地，一口一口吞了，随着每一记深吸入肺里的烟尘。那晚，月亮很圆，圆得让人觉得实在把夜照得太亮，也用这冷光把我的心晒凉了。
今晚，我不禁抬起头，想再看看月亮，它却深入云层，时而亮一些时而完全就隐没了。也许它也能知道，这心，再经不起任何的晾晒。
“老实交待，在干什么？”毕绿在电话里尖声问道。她总是这样，一惊一乍。像辣椒籽般炸进锅里，噼噼啪啪地，非熏出点眼泪不可。
“刚抽了支烟，现在把coco从阁楼上抱下来。它可能发情完毕了，现在格外安静。”我回答，然后抛过去自己的问题，“汝又在做甚？”这是我们偶尔很喜欢用的文言格式，听起来文绉绉的，却又带了戏谑之心。
“我在北京呢。”她说。说完又胡乱着说些去看故宫长城雍福宫之类的事，完全不着边际。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了？”我问。这个他指的是英飒，英昊的堂哥。
“嗯。”她回答。然后是长长的沉默。
一个热情女子陷入沉默，往往是因为两种情况：一、她累了；二、她受伤了。此刻的毕绿，属于第一种。她和我年龄相仿，而英飒足足大了她十五岁。他的生日在二月底，所以这五年来，她和他保持着两地情婚外恋关系的同时，也雷打不动地准时在这一天飞去北京。有时候，他能找借口抽空陪她，有时候不能，甚至有时，只一张飞机票让快递送来，外加一朵玫瑰。第一年，她是哭着上飞机的。那时候，她刚知道原来在北京英飒有妻子和一双儿女。第二年，她是在英飒的搂抱下上的飞机。那时候，他们的感情刚刚进入稳定阶段还很甜蜜。第三年，英飒因为开会不能送机，但他在会议中间抽空走了出来，给毕绿打电话告别。第四年，他在快递机票的同时加了一朵玫瑰。但毕绿说，看到玫瑰的那刻她有点慌张，因为英飒从来没有送过她任何花。她要求过，可他却说花这种礼物太浮于人事。所以，当那一刻她突然看到玫瑰，就已经觉得很多感觉开始急转直下了。也许，是那朵玫瑰里含了许多英飒的内疚之情。毕竟，四年了。而这个第五年呢？她一个字都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