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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绿回到上海的时候明显消瘦了一大圈，脸色也蜡黄，经常会莫名地发呆。她来我这儿，有时候抱着枕头在沙发上假寐。我唤她，一抬头，是张泪流满面的脸。这个时候我挺想把自己和戴方克最后的事告诉她，所谓以己之痛抚彼之伤。但每次面对面坐着，看着，又不知从何开始。也许，她需要的以及我需要的，都只是沉默。
城市里过年回去的人，在陆陆续续地返城，楼下水果店里的小妹，外卖店里的老板娘，工地上蹲在马路旁端饭盒的民工……而那些外出旅游的人们，也在大包小包地神采奕奕归来。只是因为经过了年关，每个人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期待。期待什么呢？一切新的开始。
艾贝蒂也从山西老家回来了。她注意到了毕绿的异样，没敢直接问她，而是给我先打了电话。据说挂完电话，她就拉着毕绿找了间酒吧扔飞镖。也就是在那里，毕绿遇上了华夫先生，一个意大利男人。很多日子后，毕绿说了一句老话：走出一段感情的最好方式，是开始另一段感情。
华夫先生就是那个在田子坊约见楚鸿的人。在他和毕绿遇见之前，我已经作为“著名摄影师”楚鸿的助手，与之打了一个星期的交道。他个子不算高，有点南美血统，鬈发是深褐色的，笑起来脸颊上两道酒窝线，看起来挺迷人的。只可惜他英文不太好，有时候说到关键处，必须要用上肢体语言。最后，楚鸿接到了这个报酬丰厚的活。合同签完后，他约刚到上海的华夫去酒吧小坐。因为黄小姐已经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并不方便跟去。事实上，楚鸿和那个苏州姑娘恋爱后，我和她始终没有正面见过，只从一些朋友的嘴里，听得大约的模样。
就这样，去酒吧喝酒玩闹的艾贝蒂和毕绿遇上了楚鸿、华夫和维欧拉?黄。
在酒吧里，华夫和毕绿已经打得火热。毕绿原本就是一家意大利出版集团驻沪翻译编辑，所以意大利语自然不在话下。艾贝蒂很好奇他们在说什么，可毕绿出了酒吧门，便跟着华夫钻进了他的出租车，还将脑袋伸出窗口对着她说了句意大利语：“再见！”有些喝多了。
艾贝蒂觉得担心，伸手拦住了那辆出租。她打开门问毕绿：“没事吧？”
毕绿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再见。”便关上门缩进华夫的怀里，走了。
独自一人回家的艾贝蒂显得很失落。她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借宿。我正开了个长篇小说的头，坐在阁楼里很显节奏地打字，一抬头，挂钟已经是凌晨两点。窗口外，恒隆的顶灯已经灭去，只在云层那处显出一围大概的轮廓。我站起来开窗，想把香烟气味散去些。这夜的空气，真好闻。
艾贝蒂在楼下按门铃的时候，还在打手机。我去开门，她冲着手机吼了声：“你去死吧！”然后直接掐断。我闻到她身上一股浅淡的酒味。伸手去拉她，手腕很热。我们脱光了睡在一张床上，说点情事，大部分都是她在说，我在听。她是我们三人里相貌身材最标致的，丰胸细腰和肥臀，个子又很高，所以从小就很得男人的宠。也许就因为这样，她身上常会有些对男人无谓的鄙夷。她的很多次爱情都像“来即来，去也去”的流水，停不住。可惟独和那个英昊，前前后后纠缠至今，已有四年。这四年里，艾贝蒂一直没断过其他男朋友，而英昊也一直有一个相恋并同居了七年的女友。最初，在艾贝蒂看来，她和英昊在一起，是迟早的事。后来，艾贝蒂要求英昊必须分手。到了现在，她说，其实英昊和所有男人一样，假。
自从英昊结婚后，艾贝蒂便再也没见过他。他没有打电话来，她也没有打电话去。方才在楼下，她掏出手机来拨了英昊的手机，服务台小姐说：“你好，联通秘书。”所以，艾贝蒂的那句“你去死吧”本来是想扔给英昊的，却莫名其妙骂了秘书小姐。
现在艾贝蒂暂时单身。她今晚有些失落是因为在飞镖酒吧华夫由头至尾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毕绿身上。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如此忽略。
她闻到我身上的烟味，问：“你又开始抽烟了？”我刚想回答，可她自己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所有哀伤的气氛并不适合艾贝蒂，因为她总是热烈的。和她，我不容易交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声叹息，让我对此刻的艾贝蒂有了点惺惺相惜的意味。一闭眼，我又流泪了。
在黑夜里哭，是很多女人都做过的事，绝大多数都为了男人。这种哭在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很大声，甚至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可如果还有别人在，那么安静地落眼泪会让自己觉得更哀伤。而有的时候，哭的目的除了发泄，还有感动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当然，爱也是。爱情中的两个人在一起，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做一些傻事。其实更多时候，感动的人，是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艾贝蒂的电话便响了，先是英昊的。联通秘书是机械人，还是把那一句“你去死吧”转给了英昊。英昊在电话里叹气，叹气声之大，连我在一边睡着也能听见。而艾贝蒂一句话都没有应，片刻后掐断了。第二个电话是毕绿的。她已经回家，见艾贝蒂不在，有些担心。二十分钟后，毕绿来了。她有我家的钥匙，噔噔噔，上楼的脚步很快乐。
能从一段耗尽精力的感情中走出来，是归于平静。而如果能从这段耗尽精力的感情里走出来，并且开始另一段即便是明暗未卜的感情，那么，首先让自己快乐吧。
艾贝蒂对毕绿的昨晚很好奇。我们坐在沙发上喝一九九八年的普洱，聊天。无论在艾贝蒂或者毕绿看来，昨晚的这一段小插曲能不能成为毕绿的新感情，都还只是个疑问，但毕绿对于华夫在床上的细节很有好感。他们做爱到一半的时候，华夫扶着她的腰，用意大利语说了句:“感谢上帝将你带到我的身边。”对此，艾贝蒂却不以为然。她将这种意大利人的浪漫归结于“天生而随性”，因为前后她曾有过两个意大利男友。
我们的聊天通常都是以各种八卦和新闻为开端的。没有人非常不开心的时候，不会说自己的事。也许对于八卦和新闻，我们都能心觉轻松。而这些八卦和新闻，或多或少都还在和《今日早报》有关。四年前，我们相遇在这间报社。这种相遇令人很愉快，也很长久。还有和楚鸿的，英昊的，以及戴方克的，也许那算不上多愉快，却也很痴缠。
说得正开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四个月前，和戴方克分开后，我换了手机号，并且只告诉了相熟的几个人。这四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新手机都很安静，绝少会有电话或者短信进来。只在这次年关时，有一些祝福的短信。可面对这些短信，我一概都没有回复，这也成为了一种习惯。也许对于人情世故，我经常表现得有些漠然。艾贝蒂正在说她最近去试吃过的一爿云南烧烤店，说：“等下我们洗个澡就去吧。”我低头看手机，又是那个“戴GF”的短信，她要约我见面。
几天来，这个姑娘隔三差五便会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目的只有一个，见面，聊天。她想知道更多关于戴方克的事。在那个情人节的第二天，我给戴方克打过一个电话。我问他“戴GF”是否属实。他承认了。至于为何既然他已经和别人同居了还不断往我的旧手机上发一些挽回和忏悔的短信，我没有问。我只是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那边却传来一声声的叹息和啜泣。我火了，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我那么毫无保留地冲他发了一通火。
我说：“你叹息什么，哭什么？我又没有怪你骂你，你凭什么哭？所有残忍的事情，你都在我身上做过一遍，从头到尾。现在你应该笑，应该高兴，应该来点总结陈词！”这一段话很长，我却字字句句流利地蹦出来。只是话说完，自己也哭了。挂断电话后，我呆呆地坐着，望着电视机屏幕里模糊的自己，呆了。
我没有回那个所谓“戴GF”的短信，照旧关掉了手机。洗漱穿戴好后，我和毕绿、艾贝蒂去了天山路的云南烧烤店。去的路上，我想起两个月前去云南旅行的路上，我不停地在回忆这四年来的生活，觉得这些年身边的这纷扰的人与事，常常都还是热烈的，满怀欣喜或者悲伤。
其实，在那之前，生活给我的感觉一直都很浅淡。有时候我回忆过去，会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哦，是这样的吗？当然，偶尔我也会为过去伤怀，可这种伤怀也是浅淡的。但这一次，对于四年来的生活回忆，却浓重得像一幅丙烯画。我很想做一场精彩的生活表白，却又有点力不从心，毫无头绪。该从哪里说起呢？哦，也许应该是《今日早报》。
那是一个夏天，我刚从学校毕业。因为读书时已经写了好几本爱情小说，卖得也不错，所以很快我就领到了某机构发来的入会邀请。那个夏天，我还在不同的城市里做一些签售，在偌大的机场里等每一架飞机带我去不同的城市。除此之外，我照旧延续着给一些杂志和报纸做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而《今日早报》就在那个夏天创刊。
第一次见到毕绿，是在一次新书研讨会上。那是出版社为我们好几个年轻作家开的研讨会。毕绿是当时《今日早报》文化版的记者。来的时候她一头金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个子不高，很瘦，面色惨白。后来她说那天其实是例假来了，正痛经痛得要死要活，却因为房租还没有着落，只好为那三百元的车马费来书城签到。那时她刚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在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底楼，洗手间和厨房都在门外。
毕绿很厌烦那样潮湿的黄梅天。后来她问我：“当天闻到她衣服上经久不散的霉味了吗？”
我说：“没有啊。那天下面那么多记者，我只记得你了。你走的时候还顺手拿走了一本我的签名书。”
那场研讨会开得索然无味。和所有无聊的会议一样，有发言、评论、提问、回答，以及总结陈词，然后是鼓掌、拍照、签售，最后是稀拉的读者和图书编辑。我有些累了。因为是初夏，书城外还在下着黄梅雨，滴滴答答，落不干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正在心里想，那个黄头发女孩长得挺像徐若瑄的，可惜脸色太惨白了，配这一头金黄发，很像个长年吸毒的女人。想到这儿，主持人突然唤我的名字：“夏天，夏天。”我才反应过来，心里抽自己一下，觉得刚才用的比喻过于恶毒。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位女作家是瞿颖宁。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都遇见过。这一场研讨会，她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台下，因为她的男友，摄影师顾骜正在台下来回地为我们拍照。所以很久以后，当从毕绿口中得知其实那天楚鸿也在会场时，我有些诧异，因为一丁点都记不得了。
会议结束后，我和瞿颖宁还有顾骜一起在比萨店吃了饭。瞿颖宁是个高个纤瘦的女子，头发很长，直到腰际。顾骜的头发也不短，一把扎在脑后。因为他是东北人，说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
顾骜首先对毕绿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有个女记者白得吓死人。怎么那么白？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还叫‘碧绿’。又白又绿的，要不是走路来的，我还以为遇到了女鬼。”
瞿颖宁从自己的咖啡杯里取出调羹敲他的小碟子：“你给我积点口德！”
我便忍不住地笑。瞿颖宁不是写小说的，她主要写旅行散记，图片则是由顾骜一路跟拍，夫妻搭档得很好。她与我说起最近去曼谷的经历，在考山路，他们凌晨三点找旅店，最后竟然在一间旅店的门口看见一个白衣女人。那是四月份，曼谷已经很热了，可那个女人穿一件白色的长袖小袄，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泰国人。他们一个转身，女人又不见了。后来听旅店的老板娘说，过去在旅店门口的确有个穿白色长袖小袄的女人经常徘徊，但好几个月前，她已经割腕自杀在考山路的最南端。听到这些，他们都吓得浑身打颤。
顾骜在桌子那面故作恐怖地说：“伊的脸也是这么白！”也许正因为这么一场对话，让我对毕绿有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两周后，在接到《今日早报》的约稿电话去泰康路田子坊采访某艺术家时，一见到毕绿我便马上能叫出她的名字。
向我约稿的人是王股，也是个写小说的，当时去了《今日早报》的艺术版做编辑。我们曾在几次饭局上遇到过。他个子很高，瘦，走起路来仙风道骨，说话有时候半天也说不清几个字。我很好奇，他怎么跑去做了编辑。
他在电话里说：“田子坊啊，xxx号，某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再给你一个电话，是摄影师的……”
就这样，我去了田子坊。田子坊和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一样，在当时最新的设计理念下，围起一个属于小众却面向大众的群落。在某某艺术家的工作室门口，首先，我看见了毕绿。她正靠着墙壁在和楚鸿说话，一边说一边抽着烟。这天她穿了件橘色小白点的短袖衬衫，一条水洗皱牛仔裤，也许还擦了胭脂，看上去脸色很好。我朝他们一边走过去一边给摄影师打电话。就这样，楚鸿的电话响了。
毕绿听得响声，转身来向我招手：“夏天！”
我也如许久不见的朋友般，回答道：“你好，毕绿。”
就是在那一天，我正式对楚鸿有了印象。之前，毕绿恰好和楚鸿搭档采访一对美国来的作家夫妇，完事后发现接下来的采访都在田子坊，便一起来了，在工作室门口说话等作者。
整个采访过程很顺利。艺术家给我们看了最近他去泰国拍的几本画册。他还画油画，工作室的一层是个小型的展览厅，偶尔也会办一些时尚的派对。我问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由他随便说，然后用随身的MP3录下音来，以备回去采写时有个参照。临走时，他送给我和楚鸿两人各一本画册，是在泰国苏梅岛拍的。我很惊异于那种沙滩的美，和艳丽光芒下的裸体日光浴。热带海滨总能给予人无限的性感想象。
和楚鸿走出田子坊时，我们又遇到了毕绿。她刚结束临街的一个陶器店里的采访，时间已是傍晚。楚鸿提议一起吃饭，三人便去了复兴路的小龙虾店。那是我和他的第一顿饭。
后来，在王股的安排下，我作为自由撰稿人常会去《今日早报》参加一些选题会，然后帮着做一部分采访，攒一些零碎钱交房租。那时候我还在读一个社科院的写作研究生课程。课很松，有时去郊区的一所疗养院封闭写作，但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市区。只是当时的家和现在的相隔大约五十米，是一个开在二楼半的小亭子间。外面看上去有点简陋，因为连门都是塑料的，只用一把大铁锁锁住。而十四平米的卧室里，放一张小双人床，一个小衣柜，一张书桌，一台电视机和一张沙发，就差不多撑满了。但好在浴室是在卧室旁、塑料门内的，因此也算是“一门关死”的居住格局，比较方便。至于厨房灶头，除了烧开水外，只是给我在找不到打火机的时候点烟用的。
那个夏天，我始终都将一个双肩背的蓝色大牛仔包隔搁在地板上，因为一到周末，出版社便会安排各种城市的签售。常常到周五中午，我就从衣橱里取出一些简单的替换衣服，然后就和不同的人走了，有时候是和瞿颖宁，有时候是和出版社的发行，有时候是和策划，也有时候是一个人。对方书店的组织者在机场举一块“接夏天”的牌子，看上去还挺滑稽的。
其实，我出生在秋天，农历八月十二，中秋之前。很多人问过我名字的来历，我也问父母，可他们的回答毫无新意：“好记呗。”
嗯，是挺好记的。
王股是一个很适合用“古道仙风”四个字来形容的人。他本是昆明人，有个远房表叔在上海。后来，这个远方表叔还做了艾贝蒂和毕绿的房东。很多年以后，我再去回想王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世和背景好像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大家只知道他从昆明来，有些对“草”的小瘾，常不吃饭，爱听一些佛教音乐。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燃沉香。这使得每次只要有他出席的饭局，都会弥漫着一阵棋楠香，经久不散。
那一年，他代表《今日早报》的“十一”文化专题组向我约稿。也正是因为这个专题，我和毕绿的生活突然之间有了一次紧密的交集。这种交集虽属偶然，却要比我们各自的爱情更持久。
毕绿在电话里约我去静安寺的屋企汤馆吃饭，想聊一聊怎么分工做这个专题。因为她的那部分任务是采访，所以事先想与我沟通主文中会涉及到哪些人物，以便早日作出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即过，秋天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毕绿一起吃了饭。这顿饭，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们俩今后各自的生活。
往往人和人的相遇，你去认真地想，会觉得很奇怪；可不认真回想，又觉过得真是惘然。
那天，毕绿穿了件黑色的中袖T-shirt，下身是一条棉白裙。她早到了，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里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叫她：“毕绿。”
她抬起头，脸上很勉强地给了一个微笑，回答：“来了。”像是延顺着的敷衍。
“今天真热。”我说，试图和缓一下凝结的气氛。
因为从家里步行而来，身体有些发汗。除了清淡的汤和一些粤菜外，我还点了杯红豆冰，用细长的麦管啜着喝，像蚊子吸人血般。
毕绿看着餐桌上的菜，大约是觉得还算爽怡，便说：“这秋天里，菜还是不要过为浓重好。”一边说一边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纲来给我看，条理分明地向我表达这个专题究竟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征询我的想法。
我听着，咽下一口红豆冰，瞬间凉到心底，消了火。刚想开口与她说话，她的手机又响了，短信。和刚才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一样，毕绿低头去看手机，沉默，肃脸。看完后，脸色更差。她站起来跟我抱歉，说要去洗手间。就这样，一离开就是半小时。
其间，我很想去洗手间看看她是怎么了，却又怕唐突，只好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边等，顺便给楚鸿打了一个电话。他正在拍一个二流明星，化妆师在给明星上妆。他说：“我还能和你说一会儿话。”那是我们刚开始频繁接触的时候，彼此之间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
于是我的心境和毕绿的心情，在那天，其实相差得很远。
等到毕绿回座后，她的眼睛明显肿了。因为脸色白，眼眶和鼻子的红看上去过于明显，像两块皮肤过敏的痕迹。我显得有些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发话，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出已经看到了眼泪的痕迹，只好杵坐着，用麦管去吸杯子里仅剩的最后一点红豆，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毕绿才开口道：“不好意思。”她说不好意思的时候，抬起头来，除了眼睑上还有些红肿外，脸色微微恢复了些。
我摇头，一边说没关系，一边仔细地看她。傍晚过后那最后一点阳光从窗口打进来，笼住了刚哭完的她，好像极力地要给去一点温暖与抚慰。我们继续之前的专题话题，没多久就整理勾画完毕。买单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坐会儿。
“我把你的小说读完了，觉得挺好看的。”她又说。
毕绿那时候的家，沿着静安寺往东走，走过大张旗鼓的各种奢侈品牌店后，拐入一条幽深的弄堂。昏暗的弄堂，有些挤，门口还坐着卖香烟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陈年烟气，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有时候还带着粗话、黑话，偶尔加一声声咽喉不适的咳嗽。
我问毕绿：“你来上海多久了？”
她说：“快一年了。”
我说：“嗯，那你住在这么样的地方，算是能最大程度地贴近上海看一眼，感受一下。其实这才是上海，而那些高楼里的，写字楼里的，不是。”
毕业后，我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一个人搬出来住了。因为从小就住新楼，所以本能地，对于弄堂对于木地板和昏暗楼道，我有一种迷恋。因此即便一开始租住的小屋有多小多简陋，心里总还是觉得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这让大学刚毕业的我有了深刻的独立感。人总是在还没完全长大的时候，渴望成长和独立，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和力量。可真的长大了，才会去感慨，原来长大需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坐在毕绿家中的草绿沙发上。她一个人蹲在天井里干刷拖鞋。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底楼，很接地气，潮湿，所以毕绿鞋柜里的草编拖鞋上，发了一层小绒毛。
她倒很乐观，说：“我去刷一下，你先坐。”然后把自己的拖鞋换给我，就光着脚丫蹲在天井的水门汀上刷刷刷地刷拖鞋。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难过，是心疼这一种的瘦与弱小。可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毕绿是我所遇见过的女孩中，内心最为坚强的一个。
就在那一天，毕绿将她与英飒的事如悉说给我听。说的时候一旦哽咽，便停下来，努力让自己平静如常。整个叙述中，我没有插嘴也没有打断，只在需要应和的时候点点头或者柔软地看她一眼。
“你一定很奇怪，刚才我为什么会哭。那个给我发短信的人，叫英飒，他是英昊——城市生活版的主任——的堂哥。英飒是一间北京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认识有一年多了。一年前，我还在重庆读书，他恰好来重庆出差，我们遇上。说不清楚是谁先招惹谁的，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北京有老婆和孩子，不然也不会义无反顾地跑来上海。
“来上海后，英飒将我安排进了他堂弟英昊的报社，也就是《今日早报》。可就在报纸筹备阶段，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回北京办事。因为英飒的生日在二月底，所以那一天我想给英飒一个惊喜，便自己买了飞机票去北京。谁知道在公司的楼下，我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各自手中拉着一个孩子，眉目中早已是老夫老妻的模样。而英飒在马路对面一见着我就愣住了。很快，他拉着老婆和孩子钻进了车，一点犹豫都没有便将车开走了。而我，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傻眼了。过去，英飒说他妻子很早便因为忍受不了他工作忙和长期的两地分居，和他协议离了婚。他们没有孩子，他也始终都没有再婚。对于这些，我没有怀疑过，因为觉得如果他想骗我，大可以不告诉我离婚这件事。直到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我才问自己，面前的这些又是什么？是我涉世未深，还是根本太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