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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一方面认为影响孩子升学，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那些观点都是对的，他
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点令他特别苦闷。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而国家的形势有什么变化，他却很关心。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受不了就自杀，他决不会干。他比较喜欢干实际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整天愁眉苦脸。那时候让他去扫地，他能面对现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理障碍。1968年到1969年，在工宣队进校前，他到水利馆扫地，要经过大礼堂，大礼堂两边两派打来打去，我们告诉他太危险，不要去了。他却跟我们说：‘唉，我现在一天不扫地，身上就不舒服。’他多次对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了，就是农民在工作，就是农民在养活我们。他非得去不可，觉得这是他的任务，应该完成。
父亲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不计私仇，即使是整过他的人，他对他们个人也无介蒂。有一些人，帮助了他，他总记着人家的好处。为我弟弟二陶上学的事，刘冰帮了忙，父亲非常感激。他觉得不让上是人家执行上面的政策，让上是人家网开一面，只要人家为他做了事，他就不该忘记。‘文革’时有一个工人在路上碰见他，就逮住他大声地批判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忌恨这个人。他回来对我们说：‘只要他真的是那么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对的。’他就是这种人，不狭隘。所以，他在清华人缘比较好。
九十寿诞上的发言（图）
1988年，黄万里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在黄万里生命的最后时刻，子女们在他九十寿诞的庆祝会上，向来宾表示了他们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下录黄观鸿代表子女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母亲和黄万里先生的全体子女，对清华大学和水利系领导、全体老师、教职工、父亲的全体同事和学生表示深切的感谢。父亲在清华已工作了近五十年。清华大学是科技与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曾经为中国近代的学者包括父亲在内
提供了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发表自己创见的讲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更能够在系里充分发表自己对治理黄河、长江及如何利用这些江河水利资源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我们更要感谢父亲生病十几年来学校和系里以及老师们、职工们对他身体康复所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谢谢大家。
今天，在庆祝父亲九十周岁的大会上，我们——黄万里先生的亲属和子女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怀念父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众所周知，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对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就是他说真话的最好例子。在四人帮统治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看清了他们的面目和政治目的，只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但是父亲不同，平时在家里就常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他研究老子，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警告他在会上不能这样说，会引来大祸。但是他却回答：“这思想我已在会上交待过了。”当然后果是又遭一次特大的批判。
从小我们就在家中受到关于诚实的教育，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了真话，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见解有正确的，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也可能失之偏颇，还有的可能是错的。但他只说真话的品格，他的诚信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看清真诚对社会的重要。其次是他踏踏实实工作，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193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很多大学请他任教授，竺可桢先生就请他到浙大任教。但他以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为己任，放弃了优厚的薪俸和工作条件，徒步考察长江诸源头。他念念不忘自己考取的是公费留学，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抗战时期他承建的水利和国防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多少钱，总算还清了人民的这笔债。上海解放后，他乘香港通往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并立即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带着全家到沈阳参加建设。我家祖籍浦东现属上海，祖父也是上海名人，但父亲从不留恋上海——中国金三角的舒适生活，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在四川、甘肃、东北等比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奔波。来到清华园以后，我们看到他仍是夏天挥汗如雨，甚至赤膊上阵，趴在桌上工作，冬天为了防寒，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棉袍，在书桌旁总要坐到午夜以后。我们睡了几觉醒来，仍能见到他在书桌旁的灯光。我们看惯了这件棕色的长袍，戏称他为“黄袍怪”。
就是“文革”时期，所谓革命群众勒令他在系里扫地，他也认认真真地扫，从不自怨自艾。他认为扫地也是为大家做好事，说不上“斯文扫地”。武斗期间，我们怕他遇到危险，劝他不要去扫地了，但他不听，仍然每天去尽自己的职责。他还说：“现在我扫地扫惯了，一天不扫，我就觉得身上不舒服。” 家父人格魅力的第二特点是他只记恩惠、不计前嫌的善良。人家善待他，他永远记着，人家待他不善，他统统忘却。他老是说水利系同志对他如何好，他的善心使他永远是乐呵呵的。
第三是他的古道热肠。对凡是要求他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还是我们小时在兰州的时候，他的一位老同学突然病故了，留下孤儿寡母共五人到兰州投奔他。我们还记得这位沈伯母在灯下哭诉的情景，他立刻为他们一家想了办法。他为沈伯母介绍了一户人家，让她带着最小的孩子住在那家当保姆，他把她的长子留在他任职的水利局一面当工人，一面参加技术培训，又把剩下的两个儿子介绍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办的工艺学校半工半读，后来他们都成为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就是在他重病之后，他仍然很热心地为其他人介绍大夫。
最后一点，就是他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这是我们不可选择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对此永远怀着崇敬的感激之情。敬祝他生日快乐，永远保持他一颗纯洁的童心。
最后，我们再一次对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职工以及各界的朋友、父亲的学生对他的支持帮助表示最深切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
学贯中西，才华横溢
广泛社会交往和干练行政才能（图）
1997年，黄万里同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同事们同游北京植物园。
精力旺盛的黄万里在甘肃任水利局长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甘肃“留美同学会”的聚会，扶轮社的活动。当时，扶轮社在兰州经常举办各种现代知识讲座，他有时也去主讲。他积极参与扶轮社的活动，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希望得到扶轮社的援助资金，帮助甘肃进行建设。1948年7月8日，扶轮社甘肃分会改选时，他被选为国际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为扶轮社的事，黄万里在“文革”中被反复审查。
要管业务，还要管行政，黄万里很忙，应酬也很多。因为不想在行政事务上耗费过多时间，黄万里曾向省主席郭寄石乔提出辞去局长之职，专职做总工程师，但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接替他的人，一直未能如愿。尽管这样，黄万里对行政领导事务还是胜任的。各种工作上的人与事，他事先都有考虑，并不是一个不善管理的书呆子。有时因出差或开会积压的局务，一上班即着手处理。半个月的局务，往往一上午即可处理完毕。他只是希望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脱身，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专业工作。
从1947年3月8日上任到1949年5月7日，黄万里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颇有华彩的阶段。在这里，黄万里独当一面，从运筹帷幄到具体的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员工，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仅是水利长才，而且是经营和行政的高手。遗憾的是，他早就显露的行政才能，在1949年以后连与之共事的人都不知晓，甚至他的孩子们也从未与闻。
接待火箭专家，促成中美科学家大会
有一次，笔者与黄二陶谈起他父亲，他说：“父亲经办过的一次外事活动。我太太的舅舅、美籍科学家袁绍文到中国来讲学，教授之间相互进行沟通，最后促成了中美科学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那次活动的前导——袁绍文来华的有关接待工作是我父亲操办的，时间大概是在1981年。袁绍文先生是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火箭的著名专家，是曾研制V—2导弹的德国人布劳恩带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是钱学森。据说为了得到布劳恩，美军打到德国时，曾派出五个装甲师采取行动。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来了，我太太的舅舅没回来，留在加利福尼亚。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开放，他就回来讲学。是谁邀请的？清华大学的张维邀请的，我当时还在国内，我太太已到美国，就由我出来迎接，我爸爸也去迎接了。然后到教育部，教育部的人问，清华的张维来没来？清华的人说，没来，出差了。然后，教育部的人问，那清华黄万里教授来没来？清华的人说，来了。教育部的人说，你和袁绍文是亲戚，就由你来主持接待科学家袁绍文吧。结果，他就真的主持了，指挥人们干这干那，干了几天，还真行，把教育部的接待人员放一边了。我才知道他还有这两下子。
“那次接待影响很好。袁绍文挺聪明，他说：‘我来见中国科学家，我和中国科学家都是朋友。我再介绍一帮美国科学家来，让你们同行捉对交流，开一个中美科学家大会。你们互相认识，交换名片，在一起用用餐。吃完饭以后，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一听，觉得这袁绍文也有两下子。最后科学家大会顺利举行，邓小平出来接见，一件大事就这样办成了！”
“我怎样训练自己”（图）
黄万里“我怎样训练自己”手迹
1948年6月14日，黄万里在兰州中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训练自己》。
先自我介绍求学及工作的历史。
1． 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2． 选科——实学较适宜于文科。理由：①国内需要 ②文科尽可作消
遣、陶冶。有文艺天才者除外，仍应作测验。
3． 有秩序的生活：①看重时间，我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必运动，十一点
后必卧。在大学时，从不牺牲十五分钟。 ②连续坐板凳毫无意义。
休息与用功配合，以求集中思力。午睡重要。
4． 活泼我精神——切勿呆样——音乐、跳舞、骑马、游泳、开车都要
会，少作无聊谈天。
5． 理解书无需读两遍——求一遍读透彻。文学书明义后应朗诵。下意
识助人思考。
6． 先实习以明工作方法过程，细心考查——再深造，手脑并用。
7． 有计划的求学——深于一行，仍应广通——我求学之例。
8． 研究院时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
9． 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外人毕业称始业——勿取政
治路线——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
10．政治意识未清楚前，少做政治活动，专家可勿加入党派。
11．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这个短短的提纲实际上把黄万里一生的信仰、操守和追求都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是了解和研究黄万里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他主张人要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选科以“实学”为宜，文科可选修；生活有序，看重时间，“从不牺牲十五分钟”；活泼精神，“休息与用功配合”；“细心考查”，手脑并用；“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这些出自肺腑的经验之谈，就是对今日的年轻学人大概仍不失其参考、启迪的价值。至于他说“专家勿加入党派”，并不意味着他主张完全脱离政治，也不是对政治没看法。他更强调的是“政治意识未清楚前，少做政治活动”，避免盲从，误入歧途。其实，走南闯北、知中晓西的黄万里至少在大是大非上保持着清醒。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有看法，对国民党的领袖崇拜不以为然。应该说，那时黄万里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不想参与政治，认为自己是搞技术的，应当把技术搞好，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黄万里的这种态度跟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样的，大家都对国民党失望之极，都希望国家尽快地富强起来。
王三一院士的深情怀念（图）
80年代黄万里陪大学同窗的好友游览颐和园。左为河海大学教授顾兆勋，右为上海交大教授叶彰。
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悠闲潇洒，而对他的老师、爱穿长衫不苟言笑的罗先生则十分恭敬，给人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以后和黄先生接触多了，才知道当时的感觉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在他的一生中，中西文化融合得远为深刻。他尊重科学，崇尚民主，而又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贫弱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为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学生们对此都十分好奇。当然，最吸引人的是他讲课非常有魅力，态度从容，谈吐幽默，思路开阔，立论新颖，而又能深入浅出，让听课者概念清晰，引起浓厚的兴趣。当时，大力推行苏联教学模式，但他并不热衷于引进苏联教材和强调专业化课程设置，而是强调培养优秀的工程师，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后来渐渐知道，这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学习目标，也是他深有体会、深受其益的学习经验。所以，他坚持要学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人云亦云，不赶一时潮流。1951 年暑假，他带领我们去淮河见习，旅途十分艰苦，有时夜宿农家，席地而睡。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博士和大教授的模样了。他头顶草帽，背心短裤，顶着烈日登山，挥汗如雨。如今我还记得他那肥胖的身躯，沿着曲折小路，一步一步缓慢不停地往上攀登，一边还和我们谈笑风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率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就是错误的，重要的是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成大灾了。”黄先生还告诉我们，留洋回国后，有请他去当教授的，当官的，但他的第一选择是到基层做实际工作，和测工们一起去查勘四川的岷江、涪江等河流。他在实践中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常常怀念他们，特别是因工坠河牺牲的工人，而且从中得到了认识川江特点的许多宝贵的感性认识。
改革开放后我多次读到他寄赠的近作、论文和诗词，深感黄先生不仅是一位一心钻研治河的鸿儒，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非常有文采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词对国家、人民，同窗、学生情重意深，才华横溢。他的《治水吟草》自序，充分显示了他的气质，特别是赤子报国之心和耿直坚韧的秉性跃然纸上，文如其人。他也十分喜欢赵朴初先生为《治水吟草》题的诗，把它挂在书房里：“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公钦饱学，不只是诗才。”书房还挂着一幅金克木先生的题赠：“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看来先生很欣赏这两位大师的认知。
大家族，大变革，大沧桑
父亲黄炎培的谆谆教诲（图）
1-41921年黄炎培一家。前卧者即为十分淘气的三儿黄万里。后立左起：次子黄竞武、长女黄路、长子黄方刚；中坐者左起：黄炎培、四女黄小素（早夭）、二女黄小同、四子黄大能、三女黄学潮、夫人王纠思。
1-1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字任之，晚清举人。上海南洋公学肄业。曾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为创办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暨南大学出力殊多。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同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出席首届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这张照片摄于他1935年大病之后，由他亲自题寄给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留学的黄万里。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省，现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时年三十四岁，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时期得风气之先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