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 A+
所属分类:励志名言

上书董必武,再论三门峡(图)
黄万里晚年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他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在建国前都与黄炎培有交往。其中,黄炎培1938年5月与周恩来在武汉结识,到重庆时就中国之前途常来常往,一块儿聚会、吃饭也是常事。上三门峡大坝的后果,黄万里是当面向周恩来直言过的。诗中说“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指的就是他1957年在三门峡水库问题上只顾直言扫了毛泽东的兴,1964年春节后他再次向毛直谏,也未获结果。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是同盟会员,参与过辛亥革命,与黄炎培算是老同志。抗战后国共合作时,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黄炎培以社会名流为参政员,董必武以中共方面代表为参政员。7月18日,黄炎培去武昌中路83号董处拜访,两老相见长谈良久,后在重庆也多有来往。论交情,黄炎培与董必武可算由来已久了。黄万里在建国前夕从上海到沈阳时,曾在北京专程拜谒过董必武,董必武还介绍他去水利部见了当时的负责人。所以,这一次黄万里选择了董必武,写信向他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他知道董必武能文擅诗。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一首是《念黄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黄河》。信送走之后,果有反映,黄万里被水利部召见,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看来董必武是认真地对待了黄万里的来信,至于董必武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三门峡这么重大敏感的问题上表达了意见,得在今后有关档案公开后才能得知,但无疑,董必武在纠正三门峡的失误上起了作用。
反对建三门峡工程光荣孤立
自驾车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图)
黄万里1934年初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万里还实地考察了美国的重要水利工程。这张照片是留美同学合影,左一为黄万里。
黄万里发表的博士论文“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也使他在美国水利学术界长期享有声誉。事后他总结这段往事,回忆当时他是如何“热诚地渴望着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流问题”。他说他的学习门路是“自己制定的”,其中一条重要门径是“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同时,他很注重实践,除在诺利斯大坝上以工务员身份实习四个月外,他还自己驾车行驶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黄万里特地到该河了解情况,河道管理机关招
待他坐船参观,直达出海河口。
黄万里是一个悟性极高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在广泛学习了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之后,又参观了众多水利工程和大河,眼界大开,懂得了以前所学的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进而领悟到: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发生演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
这一觉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理论。
勘测川江徒步3000公里(图)
抗战期间,黄万里在大西南为水利、航运实地勘测,兴利除害。三台告捷,各方祝贺,黄万里(中间左三)很高兴。父亲告诫他不要自满,他谨记不忘,将刚出生的二女儿取名为“无满”
黄万里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不久即逢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大举进犯,南京沦陷在即,经济委员会已无用武之地。这时,四川省水利局发来聘书,邀请黄万里前去任职。黄万里便辞去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带上新婚的妻子,又约请一同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李镇南,经长沙辗转入川。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
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禄劝、巧家、鲁甸、昭通、永善、绥江等云南十县和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路步行回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河道水情,历时三个月之久。
在那时的考察报告里,他就注意到长江上游险滩很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后,黄万里被任命为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河道进行实地勘测。六十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印象最深的是“出差”,“不停地出差”。丈夫没完没了的野外作业,成了和他们新婚生活密切相连的一部分。什么都要实地看过的黄万里,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不仅青衣江,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的代表性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过。他说他“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 早年的这些实地勘察,为他以后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思考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地貌学,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在自己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理江河有了一些认识”。
卵石河床的秘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旁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他的同事们在表面平静的川江上工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当时对川江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的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面的卵石河床却在悄悄移动,以致堤坝塌陷,站在上面的人毫无防备就被卷入洪流里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考虑到甘肃和四川两省间应预筹交通,特组织技术力量勘测设计水路连接公路的工程。这条线路的最高处就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之间的摩天岭一带,三国时魏将邓艾取蜀就是走的这条险道。1938年,四川省水利局着手整治涪江航道,先进行平武至绵阳间的上游段勘测设计。11月,全部工作人员六十人到达绵阳,开始工作。黄万里任总队长,下设勘察组和两个大队。
测量工作才进行半个月,黄万里和同事张先仕等刚走过江油旧城几十公里,就接到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游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当时五六个人在船上,船底触石破裂进水,而天气晴好,江水清浅,只没到膝部,大家便下水扶舷靠向岸边,只有测量员卢伯辉和一名工人自恃水性好,离船跳下水去。因为坡陡、水急,河床卵石不停地移动,人无法站住。等到两人倒下想游水靠岸时,不料急流冲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随波而下,最后在下游一公里多处找到两人尸体。等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虽然流得急,怎么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只一层,是多层移动的。两位同事就是因为无法站稳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头被石头撞破而淹死。这一惨痛教训给黄万里留下的记忆是如此之深,以至五十多年后的1993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得历历如在眼前,除了对同事的深切怀念久挥不去,还由于这次沉重的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川江河床有大量可移动的多层卵石这样一个万万不可忽略的基本情况,这成为他日后观察和思考川江水利和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反对在三门峡建坝提出《意见》(图)
1956年,黄万里在清华任教,提出《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
方针的指导下,片面听信苏联专家意见所作出的规划和决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遗症,而黄万里也恰恰是因为反对这些错误意见和决断而获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光荣孤立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
在讨论会上,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介绍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建议。他说, 1954年,政府组织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黄河查勘团,从山东到甘肃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和有关各省交换了意见。各省除对防洪提出迫切的要求外,对灌溉发电也提出很高的要求。经过查勘和研究比
较,认为三门峡库比邙山库要好。邙山水库虽然投资较少,但只能解决防洪问题,同时坝基是细沙,修建高坝有很多困难。三门峡水库投资虽然大些,但可尽量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对于泥沙的处理主要是施行水土保持,以减少泥沙来量,进库泥沙则基本上拦蓄起来,以避免下游河道继续淤高,并照顾到灌溉渠道不致淤塞。正常高水位决定为360米,初期运用定为350米。正常高水位由350米抬到360米,对陕西省影响最大。关于360米正常高水位,初期运用为350米的问题,陕西虽曾表示同意,但不是没有问题,所以以后陆续也还有人提出许多意见。
他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以下三个中心问题,供讨论会参考:1.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是从综合利用方面来考虑,还是以防洪为主或单纯考虑防洪;2.如果采取综合利用的方案,是否适当地降低发电量;3.基本上同意原设计方案,降低初期运用水位,适当地改变结构设计(如留底孔排沙等)。
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为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和工程师沈崇刚等。他们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的库容是647亿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反上派黄万里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关于水库的运用,他说,最经济的是在7月把库水放到死水位,7~9月全部有效库量专为防洪用。7、8月份可以靠自然雨量来灌溉,用水库预防这时的大旱是不值得的。最后他谈到了建坝将破坏河沙自然运行,由于水库上游边缘附近的淤积,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无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也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生效,清水仍在支流里冲刷河床而变为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水库上游边缘。同时在坝的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他说应该刷沙出库,而不要故意在库内做水土保持。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而对已流入河槽的泥沙应该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要少一些),沙将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办法排下去,也应该留下底孔,或用其他方法以后把沙排下去。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验证了黄万里的预言(图)
黄万里晚年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勇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看法,而且坚韧不拔,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问题。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
面临威胁。
时间也验证了低坝派的观点。由于陕西省反应强烈,1958年4月,周恩来曾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库现场会。为了上保西安,将大坝定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0年蓄水,汛前水库高程为335米,近期最高拦洪水位不超过333米。调整后,三门峡水库的实际运用也没达到温善章主张的335米高程。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会议上汇报了人造洪峰期
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总理于12月18日作了总结讲话。他讲:“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三门峡枢纽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一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要有全局观点。”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
应该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以上淤积最为严重的是汇流区,汇流区的严重淤积使黄河洪水倒灌渭河的概率增加,使渭河口河水倒流,往往造成渭河口的淤堵,形成严重的灾害。黄河洪水对渭河的倒灌使渭河入黄口门不断地向西倒……
渭南水患,移民困难,这个决策错误造成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