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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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表示怀疑的态度。
“巴甫洛夫的所谓‘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这个道理。要我证明,我只能提出一种反证法:假使某人前面的课没有学好而后面的课可能学得好的话,那么,(l)把前面课学好的那些人将是白费的劳动;(2)照同理推论,初中毕业入大学一样可以学得好!但事实上可能吗?”方生回答道。
“但是照你这样做,及格的新生人数可能不够社会要求,怎么办?”无忌提出了另一问题。
“可以设大学先修班,补习所不及格的,直等到达标准后才准入大学。总之,必须补够先修课,满足必需条件,决不可欠了债往后拖日子。人数不够,可让部分底子差的人改入专科,两年草草毕业,可是要说明培养目标只是技术员。”方生这样解释。“须知唯其由于欠了旧债往后拖,这才会产生四年来目睹的教学怪现状:什么‘超学时’呀(前面未弄懂学后面,哪能免得了超学时?所以宁可把所超时数移到前面去补足基础),什么加设辅导课、习题课呀(程度不够,只得靠人扶助),什么‘面对同学’呀(实际上就是降低要求,迁就同学现实程度),什么‘声传法’、讲课要明确要求呀(实际上就是说明要考些什么),要求考试提纲呀等等。你看!如果能先还清宿债,满足了先修各课的必需条件,这些怪现状会一扫而清。所以说,目前教学中的主要矛盾是学者必须逐步满足必需要求这一原则和领导对此认识不足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怪现状,不过是些次要的矛盾罢了。”
“现在内地各大学学生入学程度太差,照你这样说都要补课,那我们各校刚刚会面定好的教学计划怎能推行?”有道问道。
“若是入学程度差,那只得费一年半载补足,才有条件继续学习。这样,五年减为四年,唯有削减专业课。至于教学计划,那原是(l)入学程度(2)在学总学时及(3)培养目标三个变数的函数。你们竟然不管各校入学程度的不同而只按后面两个变数订出教学计划,恐怕是不合科学的吧!”方生说道。
“这真是:三只蛤蟆跳河,不通!不通!又不通!”无忌忍不住讽刺起来。“但是,方生!你说什么削减专业课,岂非和金大朗的论调一样?听说在贵校他已受到围剿,我们理科的都为他抱不平。我看你们学校里一些老先生的工程经验未必丰富,理论基础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为了大朗那句话,‘专业课不能举一反三’,就小题大做。有人说,你校虽被当作典型学校,论实力却早已沦落为全国第二流的学校了呢!”
“不错!先生们大都对他不满,大家认为他既然不谙工程,就没资格评论专业课。那天大家提了意见,最后他发言。会后听得有人说他:何必酸溜溜的好比吃了醋溜鱼片;有人则说他企图赖掉,不算好汉。至于我的意见却并不全和他一样:认为应看重基础课,这是一致的。但他注重基础课并未说出具体办法来,似乎不外乎加重基础课的分量和时间,实际上他只不过强调了削减专业课;我则主张基础课非达到一定程度决不准入学或升级,分量倒并不一定要很多。”方生回答道。
“听说领导方面不满意他,因为他的话中含意似乎否定了学习苏联,而且使得学生迷惑理论课,轻视专业课,促进了已经发展着的不健康的学风。那天人家是怎样批评的?你去了吗?” 有道对方生问道。
“我只记得校长说了三句话后,一开场就来一小时的‘本滩’(注:本滩是上海、苏州一带的通俗戏曲),接着跳了许多场例行的加官,中间……”方生未及说完,无忌插嘴问道:
“难道真的是上海滩簧开场吗?跳加官想是指歌德派谈体会领导企图吧!”
“我是指那位田后鼎先生的那篇上海白,人家很难听懂。中间我蒙目龙欲入睡乡,忽听得好像锣鼓大响,好像自己置身在天安门前听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样的严肃。睁眼一看,原来是汪守亮先生在宣读他的论文。论文写在一张宣纸那样的纸上,只见他挺直了身子,左手指天,执宣纸的左上角,右手指地,执右下角;硕大的脑袋时起时落,眉飞色舞;只听得他发音洪亮,想必从丹田里出来;态度庄严,毋须拿出优待证便可肯定他是教授先生。接着……”方生描述未毕,有道插嘴问道:
“他们的意见是怎样呢?”
“恕未记录,当时听完,他们的高见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具体的印象!我只闻到一派江南五月黄梅雨时节的霉豆腐、烂芥菜气息。他们的论调很多是从体会领导意图出发的,因此大都首先得出结论;其次牢守着这结论,利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推理程序,针对所假设的结论找出有利的材料;最后说,果然预定的结论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无忌大笑起来。
“你别取笑!真的,我就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肯拿出赤诚的态度说出心头的话?党为什么这样简单地用虚伪的靠拢来衡量人们的积极性?听说党内讨论问题倒是直截了当、全不带假的,这种风气难道不能拿出来感化群众?像那次会上,大家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心里话?譬如金大朗的谈话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那多么干脆!何必一定要转弯抹角,离题既远,而又抹煞一切?”
“到后来怎样呢?”
“后来首长田柏年从圣经里搬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这真是见鬼!把哲学界批判空想家不重实际的论调搬到工程界来!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这说明需要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你难道真的认为我们拟订的教学计划是这么毫无价值吗?”有道有些着急的样子。方生忽然脸色一沉,立起了身,声音发抖地说道:
“啊呀!我的老朋友!当年同窗学友,个个赤心要报国。今日里,一来立场,二来体会,我就看不出你有些须正直气息!教学中有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会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总理向部长提出,才大家立刻体会起来?你们抹煞了学生入学程度,空谈教学计划,‘面对同学’,害苦了多少子弟!使他们一辈子在学术上不能翻身!想想当年我们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怎样评论错误教育的罪过》的文章吧:‘虽我人百年身后,取白骨而鞭之,犹不能赎罪于万一也!’当年为学生,把头一摇,讲得多么痛快!现在呀,可痛快到自己头上来了呢!”
“唉!这真是,这真是。”无忌也跳了起来,背着手,来回走着说。
“这真是什么呀?”方生紧逼着问。
“这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爱礼义廉’!”无忌狠口说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方生反觉不好意思,欲笑不得,忍不住把脸转了过去,再斜眼看有道,只见他顿时色变,目瞪呆立,拖起两脚,蠢蠢欲动。
毛泽东说“黄万里的诗写得很好”(图)
2001年,在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的模型试验厅。
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个人的悲剧,中国的悲哀
清华被斗——恐怖的红八月(图)
1967年3月,因“文革”被挤到窄小的后院,婴儿为黄万里的第一个孙女之乐。
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黄且圆回忆:“先来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让我父亲拿出存折来,而他的存折上却只有二十几元钱。我父亲虽然是个教授,但家里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钱。我们家那时候好几个人都在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他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教授四级,月工资从240多元降为200元。所以,他的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他扔了回去。这是第一次抄家。”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8月20日,黄万里五十五周岁时还去照了一张纪念像,对生活仍然充满了爱。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会后,不让她回家,让她在办公室坐着。
这天黄万里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杨乐来了,告诉岳父,近来抄家打人风盛行,听说郊区已打死人,让他注意。杨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念研究生。话刚说完,就有一批清华的学生来到新林院教授宿舍区,从前门闯了进来。黄万里见来者不善,叫杨乐从后门快走。
天黑后,校医院的领导才让黄夫人回家。回家时,黄万里已经被红卫兵们打了。据黄夫人回忆:“我们单位校医院的人,是出于好意还是共谋打黄万里,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知道造反派学生去我家了。我回家时,进了二校门,到新林院大桥,见沿途坐着一排学生。当时挺热,他们穿的是单衫。”
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先生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第二天大女儿回来,看到了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公室反映。二女儿黄无满回忆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城里住,听说后回来了一趟,父亲就跟我说起挨打的情况。红卫兵把箱柜、书桌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地上,将照片、字画撕毁。当时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艺剑,是祖父送给我哥哥黄观鸿的。因为剑比较小,也比较锋利,没敢让他拿着玩,我爸就搁在抽屉里当裁纸刀。抄家的红卫兵搜出这把剑,说是凶器,把剑尖掰折了。然后,他们问我爸爸:有没有藏武器?有没有枪?有没有藏国民党旗?让他坦白。我爸说没有。他们就打他,说查出来怎么办?我爸说查出来你枪毙我。这些情况都是我回家时我爸告诉我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
江西的苦难岁月——下放到疫区干重活
1969年,中苏关系骤然紧张,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所有高等学校也下放到地方或迁往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所最著名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师生被派去了江西鲤鱼洲和陕西汉中等地。清华大学师生所到的地方便是南昌一个因处于血吸虫疫区而被废弃了的劳改农场。
黄万里夫人回忆说:“校医院本来没让我去南昌,下放的人里没有我,后来把我也带上
了,是水利系让我去的。有人来动员我说,去那儿是一家一户开灶,我去了可照顾黄先生。我当然希望能照顾他,就答应一块儿走,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劳改农场,是疫区,劳改农场撤了,才空出这个地方,但我们开始都不知道。”
到了鲤鱼洲后,据黄夫人回忆:“刚开始住在一个大仓库里,隔成两层,一个大通铺睡上百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吃饭是集体吃食堂。在江西,他干最重的活。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两个人挑水,供全连用,什么运砖哪,挖坑哪,还有种大田,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都要他干。”
工程师出身的黄万里对这种用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做法始终不以为然。当时有一个工程,需用大量的土和砖头,黄万里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利用工地上现有的材料,动手做了一个滑轮,用来运砖。在运土时,他觉得用肩挑不如用自行车推省力,便推来自己的自行车,把筐子绑在车上运土。大家纷纷仿效,结果省了力气,又提高了效率。工宣队发现后立即制止,还追查是谁带头干的,黄万里当然是罪魁祸首。为此,工宣队专门开会,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抵制劳动改造。
1970年,黄万里五十九岁,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这是他第一次中暑。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后来四连的人发现了他,立即叫来医生给他处置,随后把他送回了六连。事后,他多次跟我们家里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一点就死了。
水利界一个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图)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耄耋老人黄万里重返讲台,特地穿了白西装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学。
原水电部老领导、毛泽东秘书李锐回忆说:我和黄万里是在三峡论证过程中认识的,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他先提出,建三峡道理何在?一开始有关方提出,是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所谓300万亩地(大概有300万人口),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威胁(这是一种概率)。为了防洪,不能以邻为壑。为了解决三峡下游荆江即长江北岸可能面临的洪水,就把上游四川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的美好家园全部毁掉,得失之间,简直无须谈的常识问题嘛。我从来都愿意谈常识问题,他跟我谈也是常识问题。黄万里
首先讲这个道理,讲何方得益?我们都认为这是常识问题,不能这么干。
黄万里还讲了他认为三峡不能修的其他原因。他说他抗战前留学归来,对四川的河流,长江的那几条支流,大部分都走过,用腿走过,河床里也走过。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河流本身的泥沙来讲,泥沙在科学上的名字叫悬移质。一般漂的泥沙,像黄河那样,都是悬移质。另外一种是推移质,推移质是河床底下的,如四川的都江堰,都江堰建在岷江上,当年李冰父子修堰时发现推移质太严重,多少吨的大石头都冲下来,那就不是泥沙问题,所以后来他们修成的都江堰既解决了灌溉问题,又解决了推移质堵塞河床的问题。这项工程是了不起的,两千年不坏,可谓人类水利史上的杰作。从都江堰的河流到四川的长江支流旁流,都是河床比较陡,冲力比较大,移下来的石头比较多。黄万里谈这些问题,第一他是个专家,第二他亲自踏勘过。所以,他跟我谈到一个结论,将来一定要修三峡的话,遇到的不是悬移质泥沙淤塞的问题,而是推移质的问题。而推移质会形成什么呢?三峡修成以后,整个四川河道的水流生态发生变化,推移质冲不下来了,势必把整个四川支流的河床逐渐抬高。那时,人为造成四川洪水的形势将非常严重。为四川的整个生态考虑,不能搞三峡。如果上了,将来的四川不得了。整个河流起变化,河床起变化。整个防洪形势起变化。重庆也会遇到许多问题。
最后他讲,一定要修,后患无穷。这个观点我们两人是一致的。
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9月4日向黄万里遗体告别,我去了。在告别仪式上,系里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他们自费编印的《黄万里文集》。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黄万里文集》序言(图)
《黄万里文集》封面
黄万里教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今年8月是他九十华诞。作为晚辈和学生,与他相处也已经数十年了,总觉得应当做点什么事,以表达我们对老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黄万里教授一生涉猎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着述丰盛。他立论新颖,常常语出惊人,又能仗义执言,逆流顶风,坚持己见,独战多数,每每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争论的焦点。世间对此褒贬不一,同时,对他也笼罩着一缕缕神秘的色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诸多言论文章,只是散见各处,未能集于一册,供人阅读、评判和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在
帮助先生打印整理他的讲义和文稿时,手边留下一些资料,于是几经酝酿,才有了编辑出版这本《黄万里文集》的动议。这得到黄先生的应允,也得到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将现有的资料经过适当筛选,编辑成册,再请先生过目审校,以期能够赶在他生日之前印出。
黄万里教授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以后,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长江、黄河的大水灾,促使他改行立志,学水利,治黄河,救国救民。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和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从底层的实际工作做起。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1949年应邀去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全国解放以后,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方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担任教授。1957年,他力陈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批评苏联专家建议的三门峡水库规划是错误的,指出建库后泥沙淤积将使黄河北干流与渭河两岸大量耕地淤没,居民将被迫迁移,三门峡水库不可以修建。同年,因一篇《花丛小语》被定为“右派”。1964年,三门峡水库因泥沙淤积严重而讨论工程改建时,他不顾自己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积极提出改建意见。“文革”中他更遭厄运,作为“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从清华新林院的教授洋房被赶到了地板下积着陈年脏水的北院小屋,每月只领得20元生活费。后又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派到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和接受批判。1980年,这时他几乎是全国的最后一名“右派”,终于也得到平反改正。后来他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工作,为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统计与随机理论》、《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策略,华北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明渠不恒定流力学等问题。90年代以来,他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开工,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引起世人瞩目。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沉浮,在我国知识界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在他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就毅然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文化革命中,他一边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一边却在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改革开放以后,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他常常感激国家给予他这么高的工资,而自责未能对国家做出多少贡献。为了水利系的课程设置,他多次找有关同志,提出应当开设“治河工程学”的建议。19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他更是倍感焦急,责备自己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主动要求重上讲台,为研究生和教师讲授治河原理课程。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坚信真理必将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总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近些年来,在他身上相继发现多处癌症。他一面积极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一面仍然醉心于长江、黄河等问题的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对事业执着,勇于坚持真理,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对晚辈关怀爱护,真诚平等相待。他在我们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的师生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钦佩。
黄万里先生生活的这九十年,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的九十年啊。在他九十华诞之际,我们愿以这本《黄万里文集》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祝福。
由于时间仓促,除我们现有的资料以外,未能专门去收集其他的资料,连黄先生自己手边的资料也未能帮他进行整理。所以《文集》中所列文稿,远非先生着作的全部。但是,他对水利工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黄河治理与长江三峡工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文集》尽量予以反映。另外,《文集》还收录有黄先生的部分诗词、散文和几篇记者访谈录。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文集》,可以大体了解到黄万里教授主要的学术成就和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见解,可以观察到像他那样一代学人为追求事业、追求真理的执着、艰难和曲折的历程,也可以多少从中感受到他那鲜明的个性和高尚的人品,欣赏到他那优雅的情趣和秀美的文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