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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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母亲管不过来,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作为
一个教育家,他知道淘气的孩子,如果教育得当定能成才,所以,从未对其苛责,但父亲是重身教的,在子女中极有威严。
在黄万里近九十岁时的手稿中,有一篇未写完的记叙父亲对自己教诲的文章,录如下: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撷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社会道德的根基,所谓“真、美、善”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在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且从未闻其劝人学他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骄,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老友背后朗诵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遵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黄万里对父亲的感情是深沉的,对幼承庭训,长受父诲,至老铭记在心。
在美国连读三所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34年元旦,黄万里启程赴美。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他在康奈尔大学修成了土木工程硕士,听导师西雷 教授(F.J.Seery)讲授了多门水利工程课,又在理学院读了莫多夫教授(Mordof)的气象学和气候学以及里斯教授(H.Ries)的工程地质学等。据黄万里总结,起初他只是片面地理解,洪水既是由暴雨产生,学水文就应先掌握气象学,所以他的硕士学位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是《暴雨统计》。取得硕士学位后,西雷教授建议他去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水利系深造,因为该校的伍德华教授(S.M.Woodward)曾规划过迈阿密水利管理区,是美国优秀的水利学家。
不巧的是,当黄万里赶到爱荷华大学时,这位著名教授已调往田纳西河流域任顾问工程师,他的课只好改由他的助理讲授。在爱荷华大学的一个学期里,他还受业于名教授迈尔(A.F.Meyer),从他那里获益匪浅。后来,伍德华教授鉴于他诚心求学的精神感人,又给他特别照顾,让他到田纳西河域治理区正在施工的诺利斯大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5年8月,黄万里到另一所知名学府伊利诺大学继续深造,1937年2月获工程学博士学位,为该校第七名博士,也是在该校工程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黄万里攻读博士学位的主科是水利工程学,第一副科是地理学,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师从经济地理学家布兰查德教授(Blanchard)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数学为他攻读的第二副科,有高等代数、微分方程等。他在题为《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的博士论文中,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引起业界注意。直到十九年后,另一位学者纳什才提出了相似的方法。
一见钟情,“新妇凝装,裘马清狂”(图)
在反右风暴来临的紧张岁月里,黄万里夫妇纪念结婚二十周年,1957年11月27日摄于北京。
1997年黄万里夫妇结婚六十周年纪念合影,黄万里在照片旁题诗:情坚钻石婚留影,各出名门无赐姻;四世同堂四博士,赤心报国济苍生。
如果说在黄万里一生中有什么最为幸运的事,那就是他的婚姻。
他的夫人丁玉隽女士系民国年间的名门之女,黄万里回国时两人在日本横滨相遇,黄万里一见钟情。八一三事变爆发,丁惟汾全家都上了庐山,准备万一南京不保,就直接从庐山向大后方撤退。鉴于日本已在上海登陆,烽火连天,时局紧张,黄炎培请丁的秘书陈希豪正式作媒,向丁家提亲。陈希豪坦言黄万里诚信笃学,为人可靠能干,劝丁惟汾不必再犹豫了
。丁惟汾遂与黄炎培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定下这门亲事。
一周后,1937年11月27日,黄万里驾驶父亲的汽车经南昌、九江,上庐山与丁玉隽成婚。兵荒马乱之中,黄家只派了黄万里的弟弟黄大能作为黄家的代表到庐山参加婚礼。一桩自由恋爱而又门户相当,颇有点新事老办味道的大婚就这样完成了。从此,兼具大家闺秀和现代风范的丁玉隽把自己毕生的命运和黄万里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自从他们结为伉俪之后,无论他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夫人始终与他相伴,无怨无悔,相亲相爱。
黄万里在1971年10月下放南昌劳动的艰苦岁月里,还曾在《一剪梅·三莅南昌》中满怀激情地写道:“记得年轻过豫章,新妇凝装,裘马清狂”,一股难以掩饰的新婚得意之情如在眼前。
颠沛一生,不离不弃(图)
新婚的黄万里夫妇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从此他俩在漫长的六十多年岁月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57年和和美美的全家欢。不久,黄万里就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坎坷
逆境。
黄万里与丁玉隽成婚时正值抗战初启,撤退到大后方。黄万里东奔西跑,在长江上中游各河道踏勘。在三台兴建战备航道水利工程时,他把家安在工地上,把妻子、孩子都带到工地,一住就是三个年头。抗战后,离开南京——当时的首都,赴甘肃工作,那时许多人视甘肃为苦寒之地,他妻子什么也没说,随后携子而来。1948年底,为了跟黄万里留在大陆,丁玉隽与父亲诀别,未随父亲去中国台湾。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又响应新政权的号召,支援东北建设,举家迁至沈阳。其后,丈夫不幸蒙难,颠沛流离,她都无怨无悔,一路跟随。
1957年黄万里成为右派,清华园里贴着批判黄万里的大字报,她很着急,让大女儿出去看一看大字报说什么,但从未在家里给黄万里以压力,而是把家当成黄万里一个仅有的避风的港湾。黄万里在密云劳动改造时,她去看望,让黄万里感到了亲人的关怀。大饥饿时他俩一起共度时艰。因为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影响了孩子上大学,夫妇都非常痛苦,两人协商后,黄万里为了孩子才承认有“攻击党”的错误,争取摘帽。这可能是黄万里一生中很少做过的违心检查之一。实际上,黄万里的检查只承认攻击了党的政策和积极分子,从不承认反人民。他虽然检查,但经常又“放”。在三门峡问题上,他从未检查。在上峰示意他检查可摘帽时,他又放弃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再次为国犯颜直谏。丁玉隽身为妻子,对这一切都表示理解。
“文革”中,黄万里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一家处境更为困难。黄夫人殚精竭虑,操持家计,给了黄万里精神上最大的安慰。1969年,当清华决定将黄万里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时,并未安排黄夫人一起下放,但为了照顾黄万里,她放弃了留京,一同去了江西。
1974年冬至,妻子和儿子在异地都梦见他遇祸,同一天写信问他有无此事。黄万里因之感念,他若弃世,最苦的当是妻子,于是写了“代内作”《送万里火葬》:
甲寅冬至,妻、子异地同日梦我遇祸,同日来信。时年六十三,寓三门峡,固健如也。因念渊明有自挽之诗,盍别创一格,代内为之?人生如寄如戏。聊以哭泣博嘻笑云耳。调寄兰陵王。
送卿去,卿去我归何处?重霄外,雨冷风凄,谁复须卿帝乡路?
长烟浓一缕,魂遽扶摇直赴!乱云过,莫阻仙途,转瞬长空净如故。
卿去,最谁苦?念庭犬丧家,梁燕无主,归来触物增凄楚。
怜冀缺和泽,恩情难数;痴孙犹问卿何顾,倚户斜阳暮!
卿去,尚还否?忆黄卷埋首,灯下衣补,匆匆卅载沧桑度。
叹繁华尘世,留似朝露,而今零落,对子女,共泣诉。
宋词中,苏轼、贺铸悼亡妻诗词,都是名篇,黄万里这篇“代内作”虽为戏作,但他的遭遇也曾几乎成真。所以,他能注以真情实感来写,如泣如诉,凄婉动人,称得上近代词中之稀品。难怪毛泽东喜欢读他的诗词。
“我是半个山东人,岳父是丁惟汾”
丁惟汾先生1903年考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赴日留学,一到日本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是第一批会员。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经丁惟汾建议,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又改为中央政治大学,蒋中正任校长,丁惟汾任训导长。丁惟汾先生是山东人,他不喜欢上海人,觉得上海人滑头滑脑的。据丁玉隽回忆:“我父亲北伐以后才到南京。他是山东人,出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到哪儿都要显示出很浓的山东人刚直豪爽的本色来。那时不少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对他曾有过不友好的对待。所以,他
对上海人印象很不好,不喜欢上海人。”
黄万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访时,并没有见到未来的岳父丁惟汾先生,但有家人告诉了丁先生。第二天黄万里又来到丁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男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先生马上说:“哎哟,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他来家里?”说完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后来,黄万里戏称自己是被未来的岳丈逐出了家门。
蒋介石执政后,丁惟汾目睹国民党内的是非纷扰日增,不愿卷入,便逐渐淡出权力中心。30年代后,他希望那些跟随他的后人,多学点能为国为民解忧的专业技术,不要在政治漩涡中成了不务正业的政客。所以,他对钻研水利业务、不问政治的女婿黄万里很器重。另外,黄万里生性耿直,丁惟汾认为黄有山东人的性格,可能也是他对黄偏爱的另一个原因。他经常向客人介绍,女婿黄万里是半个山东人。2000年6月,笔者与山东《老照片》的冯克力、张杰以及丁东诸君同去黄万里先生家,黄先生听说是山东来的人,很高兴,专门告诉我们说:“我是半个山东人,我岳父是丁惟汾。你们是否知道丁惟汾?”对岳父丁惟汾的情感,溢于言表。
接受潘汉年的策反任务
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一度认为黄万里亲共,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因而监视了他一段时间。后来看到他一天到晚在水利局工作,知道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就不再监视了。
1949年3月下旬,黄万里出差从广州到达香港,但父亲已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在香港,黄万里见到潘汉年,当时潘的身份是中共驻香港代表。潘让他回去动员郭寄石乔在西北起义,郭那时除担任甘肃省主席外,还担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副主任。潘同时还让黄万里劝岳
父丁惟汾先生也不要走。见过潘汉年后,黄万里即从香港返穗,飞回兰州。那时他觉得潘汉年没有把话说明白,如果丁惟汾先生留下来,安全会得到怎样的保证。岳父本来已经打算离开,倘若听从意见留在大陆,最后没有安全,他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他最终没有向岳父转达潘汉年的话。
二战结束后,由于眷恋在抗战中与中国人民结下的友谊,1946年退役的陈纳德将军再次来到中国,购置美国战后处理的旧飞机,成立“中国难民救济总署航空运输公司”,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和生活。黄万里回兰州乘坐的那班飞机就是陈纳德亲自驾驶的。今天看来,当时黄万里对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真有些向往,甚至带了一小纸箱违禁书籍登机。他认为陈纳德由于二战中的业绩在中国备受尊敬,他的飞机没有人查,果然,他平安地把书带回了家。黄夫人一看《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些书名就吓了一跳,怪他胆子太大了。但他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把这些书送给同事们。至今黄夫人忆及此事仍心有余悸,说:“幸而同事没揭发,否则他就要大祸临头了。他真不是搞政治的。”
黄万里回兰州后,兰州的军事形势也开始紧张了。他按潘汉年的要求与郭寄石乔单独见了面,说共产党希望他起义。郭听后笑了,说:“我与朱德等人以前相识。”并对黄万里说,“你怎么敢回来跟我说这个话?这罪可以杀头,我因此把你抓起来,你无话可说。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很快,黄万里递交辞呈,办完交接手续,5月7日离开兰州,飞到广州。这时,国民党行政院已迁至广州。黄万里从广州又到了香港。
回想起来,他参与了策反活动,未能成事,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居然能安然无恙,真是幸运。相比之下,黄万里的二哥黄竞武则比他凄惨多了。
二哥之死与孟复成材(图)
黄炎培夫妇1905年与次子黄竞武摄于上海。竞武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归国后在盐务机关及中央银行工作,接受党的影响,参加进步活动,曾加入民盟,主持上海民建的组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活埋,英勇就义时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黄孟复,黄炎培之孙,黄万里之侄。父亲为黄竞武烈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1944年1月生,上海市人,民建成员、中共党员。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在南京钢铁厂做过工人、工长、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历任南京市副市长,民建江苏省委副主委、主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图为黄孟复2004年4月15日出席在广西北海举行的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年会。
1949年5月在广州,黄万里去陈希豪府上拜望这位给自己保过媒的先生,从他口中得知二哥竞武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找人设法营救, 但没能奏效。6月4日,黄万里乘盛尔轮离港。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6月7日抵沪。在码头,方知二哥黄竞武已于5月17日清晨在上海南市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黄竞武,1903年6月10日生,在兄妹之中排行第二。小学毕业后,与长兄黄方刚和堂弟黄
自先后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后进高等科,又四年后,高等科毕业赴美留学。竞武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后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他回国后在盐务机关供职,先后十四年,其中有两年,中国政府聘请其老师葛利佛来华推行新式盐务计账法,由黄竞武随伴老师巡视,襄正全国盐务会计。抗战初期,他转入中国银行当稽核专员,到遇害时已在这家银行供职九年。从留学回来到遇害,黄竞武为国家效力凡二十三年。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黄竞武在父亲的影响下加入民盟,任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抗战结束后,黄竞武参加民主建国会,被选为上海干事,主持上海民建的组织工作。当时,经常有人被捕,有时中共方面得到国民党的捕人名单后,即设法转告,黄竞武总是冒险通知当事人。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完,中央银行开始把库存的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和港币秘密运往中国台湾。受共产党的指示,黄竞武秘密调查此事。之后,他把调查结果通知有关方面,而在立法院,上海的立法委员向政府不断地提出质询,认为这将会把上海金融搞垮,使当局极为尴尬。
1949年5月11日,国民党特务到中国银行捕人。一位与黄竞武一起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的同事,闻讯从后门逃走。当天黄竞武没去上班,但逃出去的这位同志还以为他已被抓走,未敢跟他家联系,以至于他失去了死里逃生的机会。第二天,他照常到中国银行上班,遭逮捕。黄竞武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5月17日在上海南市车站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某大队队部惨遭活埋,此时离解放军攻克上海仅仅八天。就义前,他遍体鳞伤,右腿被打骨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民主同盟万岁!”
二哥去世后,留下的两个儿子孟强、孟复跟着祖父,到假期,黄万里也经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他就在相邻跨院的空宅里收拾一间房子,让男孩子们共居一室,几个堂兄弟一块儿嬉戏。
小侄孟复自幼聪颖,好学上进,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南京钢铁厂从工人、工长干起,做到工程师、副厂长,后任南京市副市长。他是中共党员,忠实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经济、政治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曾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继承祖父遗志,成为南京市和江苏省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民建中央副主席。现在他是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