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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的代价
王维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写道：“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
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直勒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没有做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13.75万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五台5万千瓦的机组，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只好把已装上的电机拆卸下来，运到别处。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谈不上多大经济效益。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如此之高的代价要是也能以“交学费”来轻巧自慰的话，那也该看看是不是从中真正学到了点什么吧？
胡耀邦的反思与张含英的自责
原湖南省教委负责人朱尚同曾在《百年潮》上撰文，回忆1998年冬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胡耀邦说：
“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
“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
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认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
据《怀念耀邦》第三刊载，胡耀邦还说过：“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的思想意识。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成了右派。”胡耀邦这里说的自然科学专家就是黄万里。
据曾昭奋先生在2002年纪念黄万里先生的一篇文章《江河万里》中说，原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曾对三门峡的错误有过自责。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听不到别的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检讨的话”。
喷出热血地爱人
黄家三代大丫头
在家庭生活中，黄万里更是富于情趣的。1956年假期，他领到一笔稿费，就带全家到青岛海滨度假。据黄万里的二女儿黄无满回忆：
到清华后，我爸爸写自己的书，还翻译苏联的学术着作。他是学英文的，解放后又学俄文。那时，清华有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叫安德烈娃，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爸爸晚上去向她学俄文，学完俄文后，就翻译那些俄国的东西。他又写书，又翻译，拿了很多稿费。
1956年，那时候还没反右，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这一年，他拿了稿费特别高兴，暑假带着我们全家上青岛。我们姐妹六个都去了，那个小弟弟，也就是很小就过继给叔叔黄大能的黄鲁淳，也把他从叔叔家接过来，一起去了。现在唯一的一张在青岛的全家福是我们花钱让当地的摄影师给照的。
如果说黄万里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可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在伦理上，他受儒家影响很深，大家族的观念是他生活的另一面。他有钱时，就请亲戚在北京有名的饭店聚餐。1957年春，黄万里拿了一笔稿酬，正赶上长女黄且圆十八岁生日，黄万里就做东请黄家在京的亲戚在一块儿吃饭、照相。在家庭影集里，有一张黄万里题名《黄家三代大丫头》的照片，就是那次照的。由此可以依稀看到，当年黄万里家庭的生活是多么富有情趣啊！
据黄无满回忆：“黄家三代大丫头，是我爸组织照的。这三代大丫头是我爷爷黄炎培的大妹妹黄冰佩、大女儿黄路和黄家第三代中的长女黄且圆。后来，他还组织黄家三代二丫头也照了相。这三代二丫头是我爷爷的二妹妹、二姑姑跟我。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去哪儿了。我爸特爱干这些事。如果没有反右，我们家的面貌就全不是这样。”
可惜的是现实生活里没有“如果”，短暂的欢愉和平静刚尝到点甜头，1957年的反右风暴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刮起来了。
胡家博被打成“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
据黄万里当年的年轻同事、党员胡家博回忆：我与黄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感受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面对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1955年毕业留校当助教，到1957年才工作两年，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教研室里，黄先生是主任，我是秘书。按当时一般的观念和学校的体制：教研室主任都是较老一点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秘书则是党员干部。实际上，所有的事大都是科学秘书说了算。今天开什么会，党支部研究好了，科学秘书到教研室主任家里通知一下，然后，再通过教研室主任的嘴说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秘书专政”，实际上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这些人是党组织培养出来，并且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但一旦我作的独立思考被认为超出轨道，就一样要受到批判。我就是因为对批判黄万里的做法不满意，在多种场合为黄万里辩护而被划为右派的。
我说：“他黄万里虽然话说得难听，但不能说他主观意识上就是反党。”结果我被说成是“黄万里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受黄万里腐蚀的党内年轻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其实，我只不过是从心底里敬佩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他对我这个年轻助教和许多年轻人很关心，很随和，指导我们学习、研究、译书、写文章，有时还一起玩，请我们吃个饭，我们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但这些都成了他“拉拢腐蚀青年”的“罪证”，我也被扣上“为个人名利接受黄万里腐蚀”的帽子。
我和黄先生成了患难朋友。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在一块儿劳动、学习。先生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右派学外语。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放弃你们的学业，不要灰心丧气。人要有大志。这个形势总有一天会过去。”他对我说：“你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岗位。”当时我不信，说“根本不可能”，看来还是黄先生有历史的眼光。他对事业的发展和“文革”以后的中国有眼光。
一身正气的“保黄派”李亚莉
年轻助教李亚莉，当时23岁，也是因为属于“保黄派”被打成右派的。1957年以后，李亚莉被调出清华，下放到河北省，右派改正后，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据她回忆：
1954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清华水利系基础教研室做助教。后来我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是工会宣传委员。黄先生是工会副主席，正职是党员。那时水利系的工会工作搞得很好，黄先生也很活跃。我和他谈四川，谈乡情，又同做工会工作，关系很融洽，我把他当父辈
看待。
1957年鸣放时，以团支部为名的一张大字报《党内有特权》贴在工字厅一面墙。这是
清华毕业的那帮人提的意见，我根本没提。但是贴上后无人签名，我比较冲，心想提意见是好事，又不是搞阴谋，为什么怕签名？我就签了。
后来开鸣放会，内容是反党内特权。那时候书记姓L，四川人，是北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姓Z，是清华水利系毕业。
有一天我在七八公寓背后那个平台下面碰上L。他说：“亚莉，你是不是找一下黄先生。”我问他：“找黄先生干什么？”他说：“水利馆四楼党总支那个鸣放会改由工会组织，工会是群众团体，组织广大群众开会，让工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你是不是通知一下黄先生？”我说：“行啊。”当时我是团支部委员，他是党总支书记，我还想入党呢，他要我通知，我就去了。没有什么怀疑和更多的考虑。
这是我第一次去黄先生家。我向黄先生转达了L的意思。我说：“黄先生，明天的会，L说，由你来组织，以群众团体工会的名义进行。”第二天的鸣放会，黄先生就按党总支的意见以工会名义召开了。
可是后来，L在会上一反常态，把主持那次鸣放会说成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我当时就站起来很认真地说：“不对，根本不是黄先生向党进攻，是你告诉我，让我去找黄先生的。”当时我坐在最后面，站起来说完，就坐下了。可是L不说话。我触动了他的伤疤，为此事他恨死我了，他不把我打成右派行吗？
我被打成右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新闻纪录片里上了右派的镜头。当时，上面已决定反右了，但是大家还不知道。清华园里的鸣放还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新影厂的人来清华拍摄鸣放场面了。清华操场边一排树下，大喇叭开着，就是在“明斋”的门口。我们当时是出于好奇，感到很新鲜，想到这儿来听一听，看到黄先生在那儿，就站到他身边。这是一个偶然。如果是另一位不熟悉的先生，我就不会站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我就站在黄先生旁边，结果全给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摄进去了。
新闻制片厂的人拍下了这一切。当年7月份，在清华大操场放“右派向党进攻”的纪录片，让大家都去看。第一个镜头就是黄万里先生，还有我——扎着两个辫子，穿着白衬衣、蓝裙子、白凉鞋，站在黄先生旁边。还有两个水利系58届的女学生，她们后来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作为反击右派的第一部新闻片，全国城乡播放。我妈妈在四川也看到了。
我二十三岁成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水利厅。我的经历类似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男主角的原型。比方说，在右派吃东西时有小孩拿石头砸右派，还有在水库抢险，我也去过。1958年开始下去修水库。单位上对我是要重用我的时候就重用，要批判我的时候就批判。比如说，要批判了，一写大字报就准有写我的。但是我这个人不认输，我把工作做得好好的，一回到机关就穿得漂漂亮亮，决不邋里邋遢，低着头，好像真是个右派似的。
我和黄先生交往还有一件事。1958年国庆节前，我路过北京，去清华询问关于给我降工资的事。那天我就住在黄先生家。第二天，他把我送进城，送到西单。西单有个湖南餐馆，他在湖南餐馆要了几个炒菜，请我吃了一顿饭。他鼓励我说：“没关系，自己做得对，不要气馁，你自己做得对就行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像父辈一样关怀我。但我想，他已经是右派了，孩子又那么多，而且老去他家，也不方便，我就回保定了。
1962年我结婚了，丈夫也是右派。他是朝阳大学学法律的，在民建工作，因章乃器先生之事成为右派。我的婚姻是吴敬琏的妈妈邓季惺和陈铭德伯伯介绍的。那一年我二十九岁，他三十六岁。国庆节我们要结婚了，可是，“十一”时右派是不能准假外出的。管人事的王光彩人很好，给我开了介绍信，偷偷放了我，我回北京结了婚。1965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1966年“文革”开始，“地富反坏右”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但是工人们保护我。因为我在工地和他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没有架子，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他们。挂大牌子游行的时候，别人都低着头，他们不让我那样，还悄悄和我说话。“文革”中，我到了五七干校。养猪、掏粪、当农民、插秧、下煤矿挖煤，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孩子没人看，我就把孩子锁在屋里头，有时跑几公里回来喂奶。小孩饿得哭，我也抱着孩子哭。
我这个人不服输，你怎么批我，只要我认为对，我就不承认，所以在那儿一直没把我整倒。当时有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叫潘汉长，他说，跟我学了很多。“文革”后，河北有水利工程要做，他说，为什么不把李亚莉请回来？后来请我去了，每月给我1500元，管吃管住，搞了半年。我看出他们的设计图有问题的地方，他们都改了。
军宣队来了，认为我实实在在，不说假话，给我摘了帽子。
1969年我在河北唐山附近的芦台农场，听说我弟弟出事了，便要求回四川老家，但是那年春节不让回。1970年春节后，经过批准，我回去了。可是回来后，我被再次戴上了右派帽子。因为有好多人回家后不回来了，就有人迁怒于我，说是我这个摘帽右派在带头闹事。那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再次被打入另册，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不过队里还是有一些同志对我很好，让我一个人打猪草，意思是想打多少就打多少吧。1970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林彪事件后第二次给我摘帽。在这之前，有些人受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志自杀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所以好好地活着。“文革”后，1978年秋天，这时我已调回北京了，大约是11月左右，我没有通知黄先生就去看望。当时他家里有很多人，黄家的人看到我都很高兴。黄肖路说 ：“快，快去找爸爸。”让人到操场去找黄先生。黄先生回来以后，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心里面觉得挺不容易。
党治国的良心：从“辩论”到“辩护”
据党治国在《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一文中回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了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且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着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对黄万里折磨最深的是连累家庭
株连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统治者对付政治异己者的常用手段，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部分。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并未从精神上垮掉。他自己最痛心也最担心的是所学的治水学问不能造福于民，这是他的一大遗憾；而精神上折磨他最深的则是自己因言获罪连累了家庭。
1957年，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高中毕业，当时反右刚开始，高考招生还没有实行因父母
是右派而株连子女的政策，黄观鸿有幸考上了北大。以后，他的次女无满、次子二陶、小女肖路都受到了株连。
1958年，黄无满参加高考。当时她在贝满女中，也就是女十二中，数理化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很自信，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学理科，因为姐姐黄且圆、哥哥黄观鸿都考上了北大。她自己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对学理科很有兴趣。那是进一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第一年，她考得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被录取。所幸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许多新学校，又在未录取的考生中进行了第二次录取。她再填志愿，后来被北京机械学院录取。这个学校在北京东郊，是原来北京工业制造学校改办的大学，先开了一个本科班，她就是在那儿上的大学。据她回忆，清华另一名右派教授的儿子因不愿受二次录取之辱，就没上成大学。“同样，钱伟长的儿子，跟我同届，是男四中毕业的，功课相当好，也没取上北大。让他第二次报志愿，他很倔，说不去，当工人去了，上石景山当了六年车工。钱伟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有两女儿，也因为受父亲牵连，没上大学。儿子是老大。他跟我说过，六年很苦，上夜班时困得头都抬不起来。他没上成大学，后来就自修专业，如今在照相机研究所。”
为女儿入学问题几天急白了头（图）
此时长女黄且圆北大毕业后在北工大任教，长子黄观鸿北大毕业后在天津大学任教，次女黄无满在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到北京仪表机床厂当技术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中国台湾人，姑姑在中国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