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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国台湾“教育部长”蒋伟宁被大学生陈为廷严批伪善、说谎，斥责他不应发文“关心”参与反媒体垄断的学生。相关图文引起了大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看到教育官员被学生骂的狗血淋头，还要带着笑脸主动与骂人学生沟通，大陆民众除了感到新奇和快意，更是疑惑：大陆的学生何时也能像陈为廷般与教育官员进行此般对等的沟通，教育部长何时也能够虔诚地接受批评和建议。
由此情景，不禁让人想到近期发生在大陆的异地高考“权利攻防战”。由陈为廷，更是让人想起那个仅有15岁的、约辩异地高考反对者的“非沪籍”抗争者占海特。陈为廷和占海特，都是风华正茂的学子，都是致力于教育环境改变的权利抗争者，但他们的境遇和命运，却截然不同。
为了自由，陈为廷可以面斥“教育部长”；而为了公平，占海特却付出了辍学的代价，甚至小小年纪，便要独自面对反对异地高考的一大群成年人。如此情境反差，让所有为大陆教育环境改善的关注者和抗争着心生悲凉。更多的人也许会问：在异地高考的“权利攻防战”中，缘何成为既得利益者与抗争着的近身博弈，为何不见教育部门的身影？如果教育部门能够站出来，这场关于教育公平的论证，或许将不会成为孤独的占海特“一个人的战斗”。关于教育公平的博弈，或许能够从户籍地与非户籍人群之间的权利攻防战的僵局中突围出来，更好地明确公平实现的方向。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大陆教育部门在实现教育公平的事务上无所作为。但在权利的充分博弈和论辩中，最该出现的，理应是他们的身影。制度的改善和公平的实现，对民意诉求的听取不容或缺。否则，制度的出台很容易沦为想当然，改革恐怕也难以尽善尽美。更加民主的环境，对于教育改革而言，有益而无害。唯有如此，占海特们为自身命运而抗争的牺牲者身份，才能实现为教育公平实现道路上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身份转变。但很显然，占海特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她们的声音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维护者面前是微弱的，在不平等的对话机制下，教育部门、异地高考反对者、为教育平权抗争的占海特们，不过是在自说自话，难有共识，改革也就难有实质进展。
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营造民主参与的环境，是解决包含异地高考、教育平权在内的诸多领域改革命题的必要土壤。庆幸的是，这种局面似乎正在被开拓：前段时间，南开大学开民主风气之先，在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委员会里，专门设置了学生校委的席位，让学生参与治学治校。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学生有了治学治校的民主权利，希望不久的将来，教育环境改良以及教育制度的完善，也将出现学生的身影。有了民主参与的权利，学生或许将可以批评校长、建言校治，而深化下去，也许哪一天，作为抗争者的占海特们，便可以就教育公平问题对话教育部长，而不是与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做徒劳的抗辩。
很显然，从被动的接受者，到主动的抗争者，大陆的学生逐渐具备了民主参与的公民意识。在这一点上，占海特们与陈为廷们并不存在差距。而产生这种抗争者不同命运的，恐怕还是在于不同的对话机制和民主空间。正视学生公民及权利主体的身份，教育领域的诸多改革才不会让学生缺席，才不会让占海特们成为权利抗争的牺牲者和孤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