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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莹）无论愿不愿意，崔永元似乎已经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档曾经风靡荧屏的“脱口秀”式谈话节目。崔永元也循着这四个字找自己的性格及其根源：“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特点。”
“绝不能撒谎”的童年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崔永元3岁那年，兄妹4人在母亲的带领下，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往北京的房山县良乡。1970年，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一年后因身体差休学一年；四年级时，他转至另一所小学，后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十二中……童年的日子看似波澜不惊，但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被崔永元视为人生的宝藏。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一个叫《地道战》的群舞，却没能被选上。父亲知道后，只是哈哈一笑：“选不上也没什么，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或许是受到了爸爸的鼓励，那之后，崔永元照样热心地关注着演出活动。凑巧的是，最终，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后来，崔永元的学校又将他们的演出推向农村和部队，其中就有他父亲所在的工程兵团。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领导，上台与小演员一一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召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崔永元说，“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贪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就发现母亲表情严肃地端坐着。接下来的对话，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纱巾谁捡的？”
“我捡的。”
“当时有别人吗？”
“有。”
“几个人？ ”
“3个。”
“那怎么说是你捡的？”
母亲大吼一声，便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一会儿，笤帚被打散了，母亲一边歇手，一边开始了第二轮问询。
“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说是自己捡的？”
“我没撒谎，我觉得就是我捡的。”
“你觉得？别人都看见了！撒谎是品质问题，从小品质不好，长大就得蹲监狱，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撒谎？”
“我没撒谎……”
第二轮痛打又开始了。
那天晚上，崔永元的后背火辣辣的，躺都躺不下，只能趴着，第二天甚至发起高烧。
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崔永元永远是这样，无论说多正经的事，都会带点调侃的味儿。
电台里的不安分青年
1981年，崔永元高中毕业。因为喜欢俄罗斯文学，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
4年大学生活，风平浪静。1985年7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
“年轻人，总是容易咄咄逼人，人人觉得自己是当台长的料。”报到第―天，他便情不自禁地自豪起来：“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
但真正上岗，崔永元才发现，所谓的光环，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别的编辑记者在电台大楼中穿梭，他们则十几个人挤在旁边板房里办公。还是社长的一句话，让他重拾了一点热情：“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名字也响亮，叫《中国广播报》。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崔永元后来回忆说：“一听说有‘中国’俩字，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
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约稿、画版、校对、去印厂、卸车……一周一个流程，干下来还挺紧张。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
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但别人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进进出出、走南闯北，我呢，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开拓中国的“脱口秀”
1992年底，崔永元经同学引荐，有机会参与了央视《东方时空》的筹办和策划事宜。
一天，崔永元的同学时间忽然找到他：“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什么节目？”“《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当时，崔永元只是很含糊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崔永元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就这样，崔永元选择了放弃。
1996年3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
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还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连试镜十几位主持人，到节目开播前几天，还是觉得不够满意。大家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时间突然又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这次决定去试试。
第一个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录制的头一天晚上，崔永元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旬，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着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节目开录，崔永元上场，和大家问好，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和离得近的人握手，开始入题。其间，偶尔插个笑话，立时赢得满堂笑声，效果非常好……样片一共做了5期，台领导终于拍板：就是崔永元了。就这样，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崔永元的校友亚妮评价说：“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实话实说》无疑具有拓荒性。于是，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根据《实话实说》栏目形式编排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次年年底，《实话实说》被调整到央视一套周日的黄金档播出……
但崔永元总是开玩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还是习惯喊我‘实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