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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钟，位于柏林舍内贝格区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这座建于1884年的宏伟建筑被火焰和烟雾笼罩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当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无法扑救。国会大厅、贵宾席、各党派议员休息室以及新闻记者室都被大火所吞没。这场奇怪的大火烧了五个多小时，直到翌日凌晨二时许才被扑灭。
当消防队员们打开国会大厦各入口时，一个仅穿短裤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从里面跑出来。警卫人员将他抓住交给警察局。从他身上携带的护照得知，他叫马尔努斯·范·达·卢贝，是个荷兰籍的泥瓦匠。当警察审讯他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柏林警察局认为背后有德国共产党插手，所以连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左翼思想家、文人等130余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收了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阴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来，本当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月9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察逮捕。9月21日，在菜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骚动起来。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管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年事件给予恃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www.feiyu01.com,言论自由受到镇压，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纵火事件调查委员会”。
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的暴行、诽谤以及不公正的裁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唤起世界公论。
1933年4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月5日，公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据说卢贝当时携带的荷兰护照、共产党的传单和几张自己的照片都被留在国会里。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国会纵火这样的悲惨事件，首先必须研究一下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
1933年1月31日，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立即解散国会，并公布于3月5日进行大选。国会纵火事件刚好发生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
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就对法西斯的活动进行过抵抗，热切希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热诚呼吁终于打动了社会民主党。2月28日上午十点，两党代表决定在国会内举行会谈。社会民主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舒坦姆巴，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托尔格拉斯。社会民主党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党内又围绕统一问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所以，一贯反对结成统一战线的该党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的地步。
如果2月28日的会谈进展顺利，德国的政治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纳粹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获多数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但低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票数的总和。假如统一战线获得成功，那么，至少在国会斗争中可以挫败纳粹党。这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会谈之前，27日晚上国会必须失火的原因。
在莱比锡审判中，为了诬陷共产党有罪，检察当局动员了五百个人出庭作证。正像季米特洛夫所痛斥的那样，“从大臣到服刑的小偷”都网罗进来了。尽管如此，他们玩弄的把戏却井未如愿。12月23日，法庭宣判卢贝死刑；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
但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不久，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纳粹的这一阴谋阻碍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遏制了民主势力，破坏了自由与和平。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