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故事:宋教仁遇刺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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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

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

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时,突然间传来一声尖利的枪声,紧接着又是两声,只见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

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

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生死不明!”“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要暗杀宋教仁呢?

这就要从未教仁的身世说起了。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西晋时的大文学家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与世隔绝、如同仙境的美妙之处。可是宋教仁在这里生活得却并不幸福。他1882年出生,12岁就失去了父亲,一家七口人只能勉强度日。1903年,宋教仁在求学过程中,结识了革命党的重要领袖黄兴,又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同黄兴等人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宋教仁担任副会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第二年,他就因为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被迫逃到上海,又避难到日本留学。

23岁的宋教仁充分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干,他四处奔走,联络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革命刊物,发表了大量反抗情政府的文章。

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宋教仁成为其中重要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警察封闭后,宋教仁又创办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他并且多次回到国内组织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积极进行新政权的法制建设,起草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任命宋教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农林部长。宋教仁虽然对农林工作不熟悉,但仍然努力做了许多工作。随着袁世凯窃国大盗真面目的逐渐暴露,宋教仁越来越感到实行民主宪政、推行政党政治的迫切性。

1912年7月,宋教仁坚决辞去了农林部长的职务,专心投入党的活动中。7月21日,宋教仁被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负责全党事务。为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宋教仁主持了同盟会的大规模改组,然后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合并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当选为国民党理事,理事们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又推荐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全面工作。

1912年11月,在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按照政党内阁原则,应由国民党出来组织内阁。一时间,宋教仁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舆论普遍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中最具有政治见解和经验的领袖之一,是最有希望组织内阁担任总理的人选。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深深地感觉到了宋教仁的威胁,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对宋教仁横加责难,谩骂攻击。宋教仁当即给予还击。

双方的对立局面日益明朗。

按照原订计划,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会。袁世凯几次打电报给宋教仁,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筹备国会开幕工作。也就在这时,上海传出流言,说有人要谋害宋教仁。许多人都劝宋教仁暂时不要去北京。宋教仁听后坦然地一笑,摇摇头说:“不会的,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容许这样卑劣的手段呢!况且,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即使有危险,我又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我宋教仁不怕死,用死是吓不倒我的!”

宋教仁毅然决定,3月20日晚乘沪宁快车去南京,然后转津浦铁路北上。可是,他还没有登上火车,就已经中了罪恶的子弹。

全国一片震惊!

召开国会、宪政也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由德国医生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关头,强忍伤痛口授了遗言,又请黄兴代拟电报连夜发给袁世凯。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

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就在抢救宋教仁的同时,国民党内已多次开会,商讨捉拿凶手的问题。黄兴和陈其美积极与各界联络,并同公共租界的外国巡捕房联系,悬赏一万元缉拿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沪宁铁路局因为凶杀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的声誉,也出赏金五千元。江苏省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助捉拿凶手,限期破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也赶回国内。

然而,破案工作十分艰难。除了宋教仁身上取出的一粒勃朗宁手枪子弹,和车站内找到的空弹壳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当天晚上,两个四川口音的学生,找到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他们说,在他们住的四马路鹿鸣旅馆,住着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凶汉,前几天曾拿一张照片给他们看,说只要杀了这个人,就有人会给他很多钱。当时两个学生也没在意,后来看到报纸上所登的宋教仁遗像,才知道武士英所杀的就是宋教仁!今天又见到这样多的人为宋教仁送葬,才明白宋教仁是个为人民办事的好人,所以赶紧来报告这个线索。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消息当即报到了陈其美那里。陈其美当即今人到鹿鸣旅馆去监视武士英。这些人到鹿鸣旅馆一问,发现武士英已经结帐走了;他们在武士英的房间里只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陈其美立刻派人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这几天同样绞尽脑汁、熬红双眼的巡捕们马上出动,顺利地抓住了应桂馨。接着,在应桂馨家又查出了他同赵秉钧往来的大量信函和电报。陈其美看到这些信函电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暗杀宋教仁的竟是袁世凯、赵秉钧一伙,他们是直接指挥者!

那个杀人凶手武士英,是个心狠手辣、头脑简单的家伙。应桂馨答应他,只要杀了宋教仁,就给他一千块大洋。武士英行凶后,一再跑到应桂馨家去讨这一千块大洋,结果也被巡捕逮住了。

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主持国民党工作。当他知道暗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是袁世凯时,立刻意识到,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惩治凶犯,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在国民党领袖们的秘密会议上,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应该夺取主动权,www.feiyu01.com,在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组织军队,武装讨伐袁世凯。他主张先下手为强。他说:“袁世凯想使封建专制死灰复燃,他辜负了国民的信任,必须将他除掉。国会只是打口头官司,法律也没有抵抗专制的力量,对付袁世凯这样掌握着军事大权的野心家,只有甩武力对抗武力。我们应该趁袁世凯在全国不得人心的时机,起兵讨伐袁世凯。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才有取胜的机会。错过这个时机,将来会后悔莫及的!”

但国民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却坚持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求得解决,认为只要公布袁世凯一伙暗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袁世凯就会“不攻自倒”。接连几次会议,双方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白白地错过了时机,被袁世凯抓住机会,大耍两面派的老把戏,一面诡辩抵赖,一面加强武力镇压的准备,并且阻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凶手的方案,改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凶手。可是,在开庭的前一天,杀人凶手武士英就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突然死亡,既无外伤,也没有中毒的迹像。尽管大家都怀疑这是袁世凯一伙杀人灭口,但一直查不出确凿的证据。

应桂馨在法庭上百般狡赖。然而铁证如山,他同幕后策划者的往来信件电报,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这一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指使凶手杀害宋教仁的,就是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赵秉钧,中间联系人是赵秉钧的心腹、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4月25日深夜,法庭将调查结果和证据通电公布,第二天的《民立报》刊载了这些证据和有关照片。真相大白,举世震惊!

遗憾的是,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危机中。国民党却没能把握住一举推翻袁世凯的最佳时机,所谓“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却给了袁世凯喘息的机会。袁世凯决不手软,一边设计诬陷国民党领袖,一边争取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边大借外债,准备打仗,并且在5月2日组成了以陆军总长段棋瑞为首的“战时内阁”,调兵遣将,镇压革命党人。国民党却一直拖到这年七月,才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被动地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又错过了时机,“二次革命”失败了。不过,这批歹徒凶手,一个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袁世凯为了彻底灭口,先后又杀死了应桂馨和赵秉钧;而他自己,在1915年复辟帝制,登基做了83天“皇帝”后,也在世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洪述祖潜逃多年,直到1917年才重新在上海露面,但很快被宋教仁的儿子宋中发现。当时宋中才十几岁,他胸怀杀父大仇,时时刻刻注视着几个杀人凶手的动向。洪述祖满以为人们会淡忘了当年的血案,却不料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拦腰抱住。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被判处绞刑。

为了纪念革命先驱宋教仁,国民党在上海沪宁车站以北约十里的地方,购买了一块约一百亩的墓园安葬宋教仁,取名“宋园”。宋教仁的墓用红砖砌成上尖下方的塔形,上下五层,高一丈多,前面树立一座纪念碑。在上海静安公园,又树立了宋教仁侧坐沉思的铜像,供人凭吊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