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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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读书,翻到一段史事。

1940年3月初,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也就成了当时中研院的一件大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先生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规则是先由学者组成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投票推荐3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从中遴选任用。学者有院长候选人的推荐权,但无任命权;政府有院长的任命权,却只能在学者推选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两者彼此制约,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当时,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在学界呼声最高,这些人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关系密切。正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下一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顾孟余曾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顾孟余力劝无效,即坚决脱离汪精卫阵营。蒋介石想让他出任中研院院长,一方面因其曾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算是学界中人,二则要表示自己对“政敌”的宽宏大量,树立个人名望。然而,老蒋这种无视既有的游戏规则的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感,在1940年3月23日中研院院长的正式选举中,翁文灏和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顾孟余仅得1 票。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3人呈报给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到各方矛盾,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直到那年9月才圈定朱家骅。

我对当年的学者们深怀敬意!老蒋是军阀出身,其强人意味非常浓,然而这些学者却敢于对抗蒋介石的无理“指示”,把他相中的人赶出学术权力圈,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件事出现某种意外的结果必有许多原因,我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材料,只能展开猜想。猜想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学者如果都喜欢做顺民,则“领导”下了指示,顾孟余的选票一定会像喷泉一样嘟嘟往上冒,只有“刺儿头”比较多、这些人又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出现上述那种结果。猜想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有可能不由上级直接指派。如果副院长是上面直接指派的,上级的喜怒哀乐立马关系到他的乌纱帽,他必然会与一般的学者发生巨大冲突,并且会以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阻止有损于上级权威的方案通过。猜想三: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那些学者学术成就肯定非常杰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就是他的底气,是其精神的骨骼,如果一个人只是依傍权势阶层获得现有地位,他会潜意识地充当权势阶层的顺民,而不太可能在关键场面与越位的权势人物针尖对麦芒。

知识分子的骨气一向是一个话题,中国有以吏和士大夫为师的传统,先人有言:士大夫之耻,乃为国耻。然而,古往今来,在非正义面前,知识分子既有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也有奴颜卑膝的。要让知识分子保持应有的骨气,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修养固不可少,社会给骨气一片最低限度的成长土壤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