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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人在街头随机采访，问道：“你印象中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回答真可谓五花八门。这倒应了那句俗话：一千个人的心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问题在于这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如何形成的？每个人根据什么想像他心中的哈姆雷特呢？他也许读过莎士比亚的着作，也许看过莎剧的舞台演出，或者看过根据莎剧改编的影视作品，甚至只是听人说起过这个人物和故事中的某些情节。总之，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想像哈姆雷特，但这些想像出来的哈姆雷特和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显然不是同一个哈姆雷特。
鲁迅的情况与哈姆雷特相比较，虽有相似之处，比如一千个人的心里也会有一千个鲁迅，但人们想像鲁迅的根据却要复杂得多。通过阅读一个人的作品来完成对于这个人的想像，也许是最靠谱的，但由于鲁迅作品的数量过于庞大，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只能有选择地阅读鲁迅作品中的一部分，更为麻烦的是，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读者自己完成的，而是某种权力干涉的结果，比如通过教材，很多人在中小学期间形成的对鲁迅的想像（或顺或逆），依据就是教材中所收鲁迅的作品，以及通过考试被强化的对鲁迅的标准解读。
然而，鲁迅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在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曾面临着被尊崇、被误读、被赞美、被诅咒的命运。特别是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对他的推崇和神化，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几乎所有传播方式对他的想像和描述，因此，我们对鲁迅的了解，一般说来，只能凭借那些经官方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后给予我们的事实和观点，它们直接影响到鲁迅在我们心中的面貌。然而，随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近年来又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新情况，有些热衷于颠覆历史结论、终结历史人物的“扒粪者”，喜欢做惊人之论，“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的发现或发明，不仅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也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混乱。
这样看来，一方面，人们对鲁迅的想像离鲁迅的真相很可能越来越远，而另一方面，人们探求鲁迅真相的愿望必然也会越来越强烈。最近有两部关于鲁迅的书，颇为一些读者所看重，一部是大部头的《鲁迅着作初版精选集》，其中收入鲁迅着作23种，几乎将其初版本一网打尽；另一部是日本人内山完造所作《我的朋友鲁迅》，在全部45篇作品中，只有两篇，我在1999年版六卷本《鲁迅回忆录》中曾经见过，而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译介给中国读者，其中讲到很多关于鲁迅的生活细节以及他们在日常交往中所经历的平凡小事，往往是不为我们所知的。这些无疑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人们寄希望于这两部书的，也是能为寻求和揭示鲁迅真相有所贡献和帮助。
关于鲁迅着作初版本的仿旧重版，人们所看重的，多为收藏价值，尤其还用了“毛边本”的样式，更为收藏者增加了一些雅趣。然而也还有一些用途是有待专门家开发的，比如初版本与后来各种版本的比较，单行本与自选、他选之集以及全集的比较，这期间曾经有过哪些增删，哪些改动，编排和设计，乃至合作出版人有些什么变化，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有心人或许就能从中发现一些可以深入发掘的微妙之处，对于我们理解作者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精神面貌，揣摩其内心活动、人生态度，也会有所帮助。甚或找到一些能够解决鲁迅研究中疑难未解之谜的线索，也未可知。总之，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就能看到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了。
然而，更直接、也更有趣的，还是内山完造这本《我的朋友鲁迅》。鲁迅与内山完造有过长达10年的交往，自1927年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凌晨去世，内山书店始终是他联系文化界的重要场所。他对内山完造显然极有好感，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萧伯纳要来中国，有人想促成这两位大文豪的对话交流。在内山完造面前，鲁迅无所顾忌，直言：“我并不打算见他。”书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先生那些话》，这个先生，指的就是鲁迅。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从生活琐事，谈到中日两国的风俗；从哪些人亲日，哪些人反日，说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国民性的异同，能感觉到鲁迅在这里的轻松自由。事实上，鲁迅在遇到麻烦时，无论这种麻烦来自日本方面，还是来自国民政府方面，他都愿意去找内山完造帮忙。1930年3月19日，鲁迅遭到当局通缉，就在内山书店住了一个多月；1931年1月20日，因“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鲁迅处境危险，又是内山完造不顾自身安危，出手相助，让他全家移居花园庄旅馆暂避一时；1932年上海事变发生后，也是内山完造庇护鲁迅夫妇和周建人夫妇渡过险关；甚至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与内山完造仍然保持着经常往来的关系，1941年她被汪伪特工关押，就是内山完造出面将她保释出来的。这很可以看出鲁迅对内山完造的信任，以及内山完造对鲁迅的感情，所以才有了后来鲁迅针对“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传言所做的态度鲜明的辩驳：“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她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这段话见于《伪自由书》后记，1933年7月20日午所作，鲁迅对造谣生事者的愤慨由此可见。
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内山完造的这本书有很多期待。这些平实生动的文字，不难使我们了解和体会鲁迅精神、人格的另一面，从而有可能接近鲁迅的真相，特别是在多年来鲁迅已被神化、误读，甚至亵渎、曲解的情况下，这本书的价值也就更加凸显出来了。比如他就注意到了鲁迅在提起儿子海婴时“一副幸福的烦恼样”，我想，这种“幸福的烦恼样”，做过父亲的人都不难体会。他还记得鲁迅曾经询问，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是否立刻就能喂乳汁，由此谈到给小孩子喂“五香”，鲁迅于是也提起家乡绍兴的风俗，小孩子吃奶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的嘴边给他舔一下，这五种东西分别是醋、盐、黄连、钩藤和砂糖，代表了人生的五种滋味，酸、咸、苦、辣、甜，其中钩藤即野蔷薇，寓意着生活的艰辛吧。
内山完造笔下的这个鲁迅，和我们所了解以及想像中的鲁迅，还是有些区别的。前些年我们出过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当时就有人为了证明鲁迅并非总是阴沉着脸，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刻意从这本相簿中挑出了大约二十帧面带微笑的鲁迅照片。鲁迅自然是会笑的，内山完造的记述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鲁迅不仅会笑，有时还会“哈哈地笑出声来”。事实上，把鲁迅想像为一个僵硬的、严酷的、只有恨没有爱因而不会笑的人，只能说明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偏差的。这里有一篇《先生和版画》，也向我们透露了鲁迅性格中的另一面相。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与鲁迅有很密切的关系，内山完造就曾协助鲁迅举办过三次版画展，每一次，鲁迅都亲力亲为地做了大量细致的具体工作。第一次，“先生准备了德国和俄国的大大小小的版画作品共七十幅，全部用框裱好并编上号，下面用该国语言及中文表明作品对应的国家名字和作者名字，并制成目录印刷成册”。当时，了解版画的人很少，为了普及有关版画入门方面的知识，鲁迅及时抓住来上海旅游的内山嘉吉，请他为美术学校的十三名在校生授课讲习，并亲自担任翻译。我们很难想像鲁迅在课堂上当翻译的样子，但经过不断努力，版画在一些青年艺术家手里的确渐渐地做出了一些模样。这时鲁迅已经卧病在床，但他对版画的热情丝毫未减，病中还操心外国版画作品集的出版，“从原文的翻译到纸张的选择再到题字、序文等，都坚持一个人完成”，耗费了大量心血。
这至少是鲁迅的一个侧面，它丰富了我们对于鲁迅的想像，使我们想像中的鲁迅有可能接近真相的鲁迅。在鲁迅的影响下，“刘砚和罗清桢等人还特意到日本研究木刻画”，日本人所谓木刻画，就是我们说的版画，内山完造记下了这一笔，但这里的刘砚，似乎应该是刘岘，这个来自河南兰考的青年，曾与黄新波组织未名木刻社，参加鲁迅指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不久赴日本留学。这个刘砚，不知是内山完造误记呢？还是翻译的疏忽呢？希望能给读者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