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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前辈杨伯，某一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和他同龄的老人在街头发病被送往医院，但因老人身上只有几十元钱，且又联系不到他的儿孙，医院不敢贸然施救，结果死在病床上。从那天起，他老人家就长期将两个存折和3000元现金带在身上。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又怕小偷光顾，于是就缝了一个有口袋的大内裤，走起路来一叉一叉的，很搞笑。此习惯一经养成，风雨不改。晚辈们都视之为病态。
无独有偶，我的外婆，今年82岁了，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多年来养成的屯积粮食的习性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她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一样，喜欢把米、油、花生、面条等放在自己卧室里，从床上一伸手便可以触到，那种富足和踏实的感觉，令人发噱。最喜剧的是老太太虽然双目失明了，却胸怀全球，无论是索马里闹饥荒美国打伊拉克还是印度洋大海啸，都能使她联想到油价粮价快涨了，赶紧买几百斤回来备着。她的焦虑、担心和溢于言表的恐慌，都让晚辈们感到不可理喻。但联想起“粮食关”那年，她拖着六七个儿女，大年初一家中只剩一把猪都不愿意吃的干苕藤时的情景，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她的“变态”，只是悄悄地将她那些略有些发霉的粮食偷偷换掉，搞些道具粮食让她老人家一劳永逸地快乐下去。
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