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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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是我敬慕的前辈哲人,他译的《思想录》、《西方哲学史》等名著文字优美,功力与学思并臻上乘,嘉惠了不知几多学子。最近,由何先生口述、文靖整理的回忆录《上学记》出版,更是当代读书人的大幸事。

何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回顾自己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讲古”顺畅明晰,要言不烦,话语清澈如水,味淡而永。这不是那种“闲坐说玄宗”式的一味慨叹,而是通过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生动描绘,揭示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书里描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读书生活。那时的环境艰苦异常,可是为什么能出现如此之多的大师级人物呢?何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理念。那时,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

例如,当时教“政治学概论”的周世逑先生第一节课上,就批评“国父”孙中山对“政治”的经典定义——“管理众人之事”,周先生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何先生当年在建筑系就读,但为了听陈寅恪的课,不惜和高年级的同学挤在窗下“偷听”;他不要学分,旁听了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深受启发,“乃至于现在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是极宽松的,“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期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甚至“散漫”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之精神”,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师也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西南联大的生命之源,成就之基。

有些人也许会质疑:这么自由散漫,不是乱套了吗?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乱”,蕴含着人类最完美的秩序,整齐划一反倒是思想的大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只要没有外力的阻挠,让少年学子自己选择最感兴趣的方面去发展,并提供较适宜的人文条件,就会结出丰硕的知识之果。

当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要有制度保证,还要有一种信与爱的氛围。何先生在书中介绍,当时的学生持有各种政见,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但“后来的关系依然很好”。这是宽容的精神。学生可以随意到图书馆大库里浏览书籍,不用排队,不用填借书条,这体现了信任的精神。何先生本人的话语也充满了忠恕之道,他写冯友兰,写钱穆,都毫不隐讳地指出其缺点,但语气平和,绝无讽刺谩骂之嫌。忠,是真诚的精神;恕,是宽容的精神。胡适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何先生的书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