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文化是什么？” 是在1999年的“议会”里。从9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