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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睡着的人是可以被叫醒的。装睡的人为什么叫不醒呢？因为他并不想在此刻醒过来，他不愿意睁开眼睛。我们可以用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里的含义。比如，你可以给一个将军一个望远镜，他就可以看到远方大敌压境，但是如果这位将军闭着眼睛，那么你给他望远镜，他还是什么都看不到。他为什么闭着眼睛呢？因为他不愿意作战，不愿意行动，这可能是因为胆小怯弱不敢应战，也可能是因为很天真地以为敌人会突然停止进攻，还可能因为他在权衡利弊，自己如果投降可能会带来生还的机会甚至奖励。
将这个比喻还原到中国，是一个多少有点攻击性的说法，因为在周濂老师看来，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也许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在集体装睡。他们有的人心怀鬼胎，有的人逃避现实和责任，有的人仅仅是在自欺欺人。这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致命伤，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没有良好政体的，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体时。
虽然周濂老师的新书起名为《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其实周濂老师显然是想叫醒那些装睡的人。但是，如何去叫醒装睡的人呢？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在于，你无法通过自然的方式去唤醒他，因为他视而不见，掩耳不听。唯一的方法就是先催眠他，然后再叫醒他。催眠就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他，改变他，让他进入另一个不同的状态中。周濂老师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显然就是试图通过文字来完成这个催眠任务。当然，完成这个任务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周濂老师的方式不是通过讲述宏大概念和使用精密的哲学论证，因为他深知这个自以为高人一筹的沟通方式恰恰像强迫给对方服下安眠药，恰恰使得沟通不可能。周濂老师选择的方式是，从流俗意见、生活经验、日常用语开始，再一点点的反思、一步步的追问、一次次地给出尝试性的回答，最后留出一个初步性的结论。
古典政治哲学有一个经典的问题“为何哲学家要待在城邦中？”。哲学家不期望从城邦那里得到好处，他还可能被城邦中的民众误解甚至被定罪。这个问题在当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政治哲学家要反思和批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意见，他很有可能同时被民众和当权者搞死。即使像苏格拉底，也会小心地选择对话的对象、方式、时间和场合。周濂老师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的节制，有自己的拐弯抹角和用心良苦。这种“下降”和“自制”比苏格拉底更为辛苦，因为苏格拉底仅仅对自己选择的对象说话，而周濂老师却在面对整个民众，这其中不乏意志软弱的虚无主义者、自作聪明的阴谋主义者、理想幻灭的失败主义者、诡辩的现实主义者等等。
这个不可能的对话之所以能够建立得益于以下几点：首先，周濂老师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家介入对话需要足够的节制。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常沦为意见领袖，从而违背了哲学的基本关怀，即爱智慧，而抑制不住宣布智慧的冲动。这种连基本的怀疑主义精神和自我克制能力都没有的人不是愚蠢的，就是危险的。其次，周濂老师良好的哲学素养使得他对从表象进入内层，从日常话语进入哲学话语，从激情宣泄进入理性表达的把握适度而自然。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文字功底，这只能是多年的哲学修养才能带来的。正如周濂老师在评价维特根斯坦时所言，真正的哲人与热腾的日常闲谈和政治言说之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在面对喧嚣的流行观念时，或许应持哲学上的审慎。在我看来，这种审慎包括沉默性的审慎与言谈性的审慎。目前，许多中国学者都急着发言、急着表态、急着胡说八道来获取话语权与关注度。也就是说，他们连沉默性的审慎都不具备。但是言谈性的审慎是更为艰难的。在一个专业术语越来越专业，日常话语越来越奇幻的今天，能够以与现实保持适度距离的方式、以“坐落于生活形式之中”的方式，以“盘亘在自然理解的近处”的方式来对话谈何容易。
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学者，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周濂老师显然无法完全隐去自己的政治关怀与政治立场。当然，这种政治关怀可以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来表达，此书的大部分文章就是这种表达，他通过对人的生活、行为、看法、情绪、偏好、感受的描述和分析来做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学。但是，最终周濂老师还是忍不住将几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文章纳入其中，其政治热情和政治见解终究还是跃然纸上。最令人感慨的无疑是最后一篇文章《革命的窄门》。看来周濂老师不仅觉得我们需要叫醒小朋友，还要送幼儿园阿姨们一颗子弹，再让小朋友们一起去把幼儿园给拆了，建一座真正的儿童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