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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角度大致相近的外滩图片，将它们按照年代一一排列，是件有趣的事。这时，外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传奇
那是1840年被迫开埠前夕，上海一派处女宁静的港湾。在清静本分的水墨画上，能看到城墙上，望江亭里，有人凭窗而坐。桌前长面的江南男子，也许在饮酒赋诗，也许在凭楼远望。浦江水鳞波滟滟，扑打着刷了桐油的沙船，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沙船的末日，要等开埠以后欧洲快船到来以后。1998年，我在上海偶尔与一个美国来的政治学教授一起吃晚饭，席间，他说到自己的家世。他出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家里当年拥有庞大的沙船船队。他家传说中的花团锦簇，不仅要越过解放后的五十年，还要越过开埠的一百年。烟波万里都远远不止。那前世又前世的团团自在和蔼蔼安分，是一个佚名的江南画师无意中为处女的上海留下的影像。此刻看去，令人想起出嫁前的女孩，去照相店为自己留下的纪念照。出嫁以后，人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但神情毕竟是不同了。何况这个上海，面临的是一场将要众叛亲离，脱胎换骨的婚姻。从此一去，再没有归途。
那是1860年的外滩，已经从一片泥滩，成为一字排开的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房的堤岸。最初来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们记录了在木制房子宽大的弮廊里，下午喝茶，会友，看江面欧洲快船缓缓进港的情形。那时外滩的树都还很瘦小，欧洲带来的马车是最体面的交通工具，洋行的码头就造在房子前面的滩地上，毫无景观可言。那样的情形让当时工部局的总董金能亨大为恼火，他极力限制和清除外滩堤岸上各洋行的码头和货栈，将外滩从利物浦般贪婪粗鄙的堤岸景色中拯救出来，使它最终成为一处可以让外滩居民呼吸新鲜空气，散步和社交的场所。他为外滩的一草一木与洋行大班的一砖一石进行的战斗，始终统一在外滩自相矛盾的气质里。
那是1880年往后的外滩，靠鸦片和地皮终于暴富的各家洋行一遍又一遍在外滩翻新自家的办公楼。他们在内心深处汹涌的那种对暴富无法默默承受，不得不惊叫和炫耀的惊喜，使外滩成为远东最大的建筑秀场。从砖木结构的房子，到钢铁结构的房子，从东印度公司式样的殖民地式样，到欧洲最时髦的芝加哥风格的摩天楼，暴发户对建筑的渴望是不可遏制的。跟随东印度公司发迹的渣打银行，从意大利教堂买来了整扇铜大门，作为自己的大门。海关大楼的英国大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钟，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伦敦大本钟的曲调。汇丰银行从世界各国采买最时髦和昂贵的建筑材料，将自己的新楼建造成“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一线最讲究的建筑”，而沙逊大厦则一开始就抱着成为亚洲最豪华建筑的雄心，它的契丹风格，拉力克玻璃的身价，芝加哥镀金时代的混杂口味，给外滩带来几代暴发以后，粗俗放纵与颓废挑剔并举的奇妙的狂欢风格。这几十年来的照片，我们只看到那里的楼房，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转眼便长高了，马车转眼换成了美国的雪佛莱，黄包车如搬家的蚂蚁一样连成一线。
外滩终于成为一座“万国建筑博览会”。它正一心一意追求着现代性，它与之比较的对象，从来不是中国各省，或亚洲各国，而是世界。世界主义是它对自己身份的安顿，也是自豪。庆祝租界五十周年时，外滩更是拉出大标语，上面写着“这世界有谁不知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外滩，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的心脏，它的传奇四处传扬。
对新到上海来的人来说，上海比传说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站在黄浦江边上，那是条扬子江的支流。邮轮就停靠在外滩，那是上海最重要的大街，也是城市的中心。当你来到岸上，上海混杂了豪华和大蒜的独特气味就一举将你淹没。一打不同的语言同时攻击你的耳朵。乞儿吊在你的衣服上不肯离去，美国产的汽车正对着你的黄包车夫狂按喇叭。有轨电车摇晃着经过街道。在你头上，外滩的外国建筑物直冲云天，在你脚边，中国乞丐们用手指戳弄着他们自己身上的痛处，力争让行人因为不忍或者恶心而施舍。在街道的一边，一个中年俄国女人正和一个青春年少的中国女孩争夺一名水手。人行道上，中国式的银手推车剑一般地戳向正从俱乐部大门里步出的正装英国人。在路上，一个包了红头巾的锡克巡捕对两个中国女孩狂吹哨子，她们正穿着极高的高跟鞋奔过马路，她们身上的两片旗袍随着奔跑而翻开，几乎连屁股都露出来了。就是被蒙着眼睛，你也能感觉到上海有彻底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能量。
你还能买到从每个西方国家来的奢侈品。从日式婚礼和服，到由中国小男孩手工缝制的镶边丝绸内衣一应俱全。
这是英国作家哈瑞特·萨金特《上海》一书中对当时外滩的描写。她如我一样，也是没有见识过外滩的年轻一代，靠四处的访问，查考保存在英国和美国以及上海的档案和一厘米一厘米地考证照片，来还原大战前后的疯狂。当我一字一句地翻译她书中这两个段落时，我曾翻检过的照片，旧报纸，多年没有人碰触的纸张变脆的档案一一浮上眼前，我有时能判断出她的意象出自哪里。又有哪些是结合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那是经历了海事时代的想象，不管我们属于那个时代两个正好对应的民族——心路竟是相似的。按照卢卡斯的说法（CHRISTOPHER J.LUCAS），这是将“认真的事实与无限的幻想的混合”。
外滩渐旧，魅力依然不可估量
1958年的外滩，过于清洁的街道，穿深色衣裤举止拘谨的行人和突然变得半空的停车场，以及出现在汇丰银行对面的伏尔加牌苏制小汽车，还有组成了“令人不能忘记的天际线”的楼群，从无数紧闭的窗户里传达出来的敛声静气，以及莫名的威严，恼怒与茫然。不要忽略从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镜头里流泻出来的那个年代外滩的茫然，那是英租界的外滩成为上海人的外滩后，欢笑，国旗和阳光都无法掩饰的真情。从1880年代开始，上海人从一个15英亩的小公园开始，为自己在外滩享受公民的权利争取了超过半个世纪，这是第一次，它终于属于了中国人。
从1949年，到1958年，外滩的洋行全部撤出了原先的大楼，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接管了那些大楼。外滩成为上海政府主要办公地点，怡和洋行成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招商局成为上海海运局，渣打银行成为中波海运公司，但海关还在原来的大楼里，而且，从赫德时代制定的各项基本规章仍旧沿用下来，并且成为全国各海关的统一规章。而英国领事馆里的一部分甚至成了市政府机关的托儿所，另一部分则成为上海友谊商店，这是当时的上海与外部世界有所联系的窗口：只有外宾和陪伴外宾的中国人才能进入那里购物。走过国旗色的“WELCOME”地坪的中国人，实在有着不寻常的感受：那是种被极力隐藏的高人一等的感觉。距离这里有两个街口之遥的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合并，成为和平饭店。它们仍旧是上海最高级别的饭店，此刻入住的是来自华约组织的新中国贵宾们。不过，掌管大堂电梯的工人还是沙逊大厦时代的老人，他仍旧每天用发蜡将一头茂密的短发整理得油光可鉴，让人站在他身旁，也不得不检点自己的仪表。
1966年夏天，海关大钟的报时曲，从英国曲调改成了当年最重要的歌曲《东方红》。寂静的上海夜晚，钟声一直可以从外滩传到静安寺。那一年，和平饭店楼上的中餐馆传统的中国龙凤以及蝙蝠的浮雕被人用白报纸贴了起来，华懋饭店时代客房的陈设和家具仍旧使用着，包括传说中洗脸池上方的银质龙头。如同奇迹一样，沙逊家族的族徽也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墙上，楼梯上和屋顶上，但怡和洋行门楣上刻在花岗岩上的标志却被铲除了。汇丰银行的标志并不是在那时被清理的，上海市政府时代，它的狮子和它的标志都在远处保留着，它大堂里的壁画被掩盖在薄薄一层石灰老粉后面。要到三十多年后，在上海经济起飞中，新兴的浦东发展银行租用汇丰大厦后，这家新兴的银行才将汇丰银行的所有标志换上了自己的标志。那新标志与修正后的大堂，充满海事时代通商口岸风格的壁画形成悖论般的对峙。
七十年代，上海总会改名为东风饭店，向公众开放。那里供应七十年代口味浓重的上海菜，清炒河虾，松鼠黄鱼，香酥鸭，和三鲜汤。在被分割成三段的长吧上，可以买到正广和的桔子水和青岛啤酒，以及绍兴黄酒。酒吧在五十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在漫长的中国内陆城市的拘谨生活中，东风饭店的管理者看不出它的前途。这情形，就像我母亲当时将她满满一箱丝绸手工旗袍拿出来，给我改制成夏天的内衣裤一样。这不是仇恨，而是茫然。是的，是对精美而百无一用的旧物的茫然。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东风饭店二楼宽大的洗手间即使窗户大开，阿摩尼亚气味也经久不散，还永远能听到哪一个马桶水箱潺潺的漏水声。从沿江的长窗望出去，透过布满雨痕的玻璃，黄浦江的风景仍旧是吸引人的，特别是当在桅杆上挂满小旗的远洋船缓缓经过的时候。风尘仆仆的铁船上，巨大的铁锚上带着黄色的铁锈，仿佛昨日再来。1910年的西门子电梯哐啷哐啷地上升或下降，在楼梯上，能看到客人半截身体，让人很容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电影里的情形。
一年又一年，外滩的大楼渐渐旧了，仁记洋行的大堂里挂满了各种自制的信箱和牛奶箱，走廊里摆满了各家的煤气灶，接进了水管子，权当厨房。它早已成为普通民居，通常一间办公室里，住进了祖孙三代的家庭。饰有精致圆柱的安妮公主式的大厦门口放着摇摇欲坠的竹椅，那是老人夏天乘凉的座位。从前的码头，现在成了人们早晨结伴打太极拳和跳舞健身的地方。1908年联合教堂的住堂牧师在书中建议来上海的游客到江岸上去看风景，他认为那里是外滩最重要的观景点，能看到繁忙的江面上从世界各地来的船只和国旗。德国人EILEEN HSUBALZER1974年访问上海时发现，那里仍旧是来外滩的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靠在堤岸上，眺望江面上过往的船只，男人们为女人和孩子指点船和旗帜，要是偶尔有外国的船进港，他们就有机会看到外国的国旗和站在甲板上的水手。有时彼此也会遥遥挥手致意。
1930年在外滩公园由上海人形成的约会地传统，此时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七十年代后发展成外滩最亮眼的风景，凡是来外滩的人，不论是最看不起上海的北方人，还是前加拿大总理，或者日本记者，都要来这里看一看站满江边的上海恋人，看他们如何奋勇地当众亲热，如何在工人纠察队的厉声喝斥下顽强地坚持。同时，他们也能看到另一个从1950年代形成的另一种传统，那便是上海的青少年来公园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他们能看到成队的孩子排队出入公园的大门，他们正在进入从前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地方。而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在长大以后，就成为来这个公园约会，公然展览自己爱情的青年。《纽约时报》记者来上海采访这个都市的真相，他去常熟路采访了在上海第一家恢复营业的鲜花店，也记录了1981年时情人墙的情形：“沿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千米长堤，集中了一万对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相互之间只差一厘米，但决不会串调。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曾为西方列强陶醉的外滩，在共产党中国，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1981年的时候，外滩被人们的衣服摩挲得异常光滑的水泥堤岸强打着精神，它的大楼散发着过度使用但少有维修的异味，大部分抽水马桶漏水，下水道因为老旧而时常堵塞，从前的桌椅终于用旧，开始被淘汰出大楼。而新的涂捷克式清水腊克的本地产桌椅沙发，在高大的旧办公室里，则显得非常单薄与不匹配。而它的外部则蒙满了灰尘。沙逊在外滩的家成为上海历届市长最喜欢的高级小餐厅。在那里工作的服务生们，却最喜欢在下午天气晦暗的时候，聚集在四壁布满花纹复杂的英式壶壁板的旧卧室里讲鬼故事，直到纷纷尖叫着逃进厨房为止。外滩旧了，但它天际线的素描印在上海出产的人造革提包和旅行袋上，那个式样的包袋，却是全中国人民都喜爱并信任的牌子，在中国与世隔绝的几十年里，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记者又可能进入中国采访，外滩如同埃舍尔画中循环往复不绝的流水，作为与旧都市连接一脉仅存的，匪夷所思的事实，而引人诧异，以及不安。是它呈现出来的无所不在的对立与再生，悖论式的相对与连接，迷宫式的无所不在的谜团与出口，让人感到无法把握的不安。它仍旧是混乱而令人兴奋的，与哈瑞特·萨金特描写的三十年代的外滩没有本质不同。它在茫然中独自前行的方向，它如同一个梦游者，不设防的，随意的，一往无前地走向无从猜测的前方。它奇迹般地保留下自己丰富的矛盾性格和混杂的特色，即使经过了四十年的禁锢，它还能在友谊商店外面的墙上画出一整幅“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宣传画，表达自己对不同人种的强烈兴趣。
细细地打量那些照片，看路上车子的变化，行人走路的姿势，旗杆上时空时满，大楼出入口门楣上的不同，堤岸外码头的出没，江面上轮船的变化，细细的打量，如打量一个人逐渐沉淀了阅历的眼神，往下撇的嘴角，面颊阴影里细小的皱纹，你一定能感觉到埃舍尔式的秩序的力量，那是天命般强大的力量。埃舍尔画中的流水是如此不可思议，却顺理成章地流回了三楼，那便是我回忆起做党委书记的父亲坐在渣打银行大班的宽大写字桌后的情形，还有他的同志们：陈毅坐在工部局总董办公桌前，李维中坐在赫德办公桌前。还有沙逊套房里讲鬼故事的年轻服务生们。《相对论》里的小人在迷宫里颠倒而理所当然地安然走着，坐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起来悬空的桌上吃着正餐，这便是不同的人说到外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观察，其中包括了我和哈瑞特·萨金特，以及斯皮尔伯格和周而复，E·豪塞和茅盾的情形。
然而，不论《相对论》中的小人们有怎样的感情和作为，作为上海人的外滩，它在经年的茫然和不安中，养成了自己的气质。当绝大多数西方的上海书籍七嘴八舌地抱怨上海时，当他们充满对比地形容着外滩漆黑的夜晚和席地而起的旋风，它们没有预料到外滩还有比埃舍尔的画更多彩多姿的矛盾与逻辑。它从一个十九世纪远东通商口岸城市的符号，默默成长为充满历史象征和未来寓意的上海人的外滩。
看那张马可·锐波德（MARCREBOUD）1993年在外滩堤岸上拍摄的上海的良家妇女带着孩子散步的背影，她那骇人听闻的，紧裹在双腿上闪闪发光的紧身裤上，是一件装有夸张的垫肩的针织外套，她矜持地穿着它，端着肩膀，握着晚会用的礼服包，郑重其事地，捉襟见肘地，洋洋自得地走着，还习惯地穿着一双高跟鞋。她外套上的图案是外滩的天际线，天空处织着浪漫的大星星，星空下，汇丰银行的圆顶在她的腰部隐约可见。仔细看看她的背影吧，她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着的，有血有肉的，九十年代的外滩。
虽然这只是个寻常上海太太的背影，但它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上海仍旧活着，外滩仍旧在成长，它径自成长，而且奇特地保有它独特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