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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场，俄文意为“美丽的广场”。自15世纪末叶以来，一直是俄国和苏联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红场更成了苏联人民心中向往的圣地，在红场的西面，是一排用红色大理石彻成的观礼台，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红场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和参加阅兵式的武装部队。观礼台正中是列宁墓。观礼台后面就是著名的克里姆林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办公地。红场的南面，矗立着俄罗斯古代建筑艺术的象征一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而与它遥遥相对的，是国家历史博物馆。1987年“五一”节刚过，人们就开始为迎接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而装饰起红场了。
1987年5月28日傍晚，晚霞映照下的莫斯科红场显得格外庄严、静谧。广场上游客如云，人们不时按动着照相机快门，摄下这美好的景色。
突然，从天空隐约传来一阵阵飞机引擎声，这在空中管制极为严格的莫斯科市区上空，是很难得的。人们不禁抬头观望。不一会儿，一架白色的轻型飞机从云中钻出来，开始在红场上空作超低空盘旋，很显然，驾驶员在寻找降落地点。红场上的游客都惊得目瞪口呆，一位苏联艺术家对他的同伴说，这肯定是在拍电影。广场上执勤的警察此时也不知所措。
飞机降落到20米的高度，向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和克里姆林宫斯帕斯钟楼之间的空隙冲过去，并打开了降落灯准备着陆。地面上的游客吓得四处躲开。驾驶员发现有人，无法降落，就又将飞机拉起来，再在红场上空盘旋一圈。
飞机第二次准备着陆，高度只有几米，但广场上仍然有人，驾驶员只好开足马力再次爬高，从历史博物馆和列宁博物馆之间狭窄的通道穿过，然后紧急右转弯，差一点撞到莫斯科饭店。
飞机又在红场上空转了一圈后，决定在宽阔的莫斯科沃列茨基桥上着陆。飞机钻过桥上的电线，滑到波克罗夫斯基教堂和克里姆林宫斯帕斯钟楼之间的斜坡上，打了两个圈后，终于着陆成功。这时，斯帕斯钟楼上的大钟，时针正指向下午6点45分。
游客们被这酷似电影中特技表演的飞行惊呆了，直到飞机引擎停止转动，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纷纷向飞机奔去。
座舱盖打开了，一位身着红色风衣的年轻人从机舱里钻了出来。他身材修长，金色头发，英俊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一副潇洒自得的神情。他挥舞着双手，用德语向人们打招呼：“我是来自汉堡的和平使者，我想和苏联人民交谈。”这位不速之客一边向越来越多的围观者散发写有“汉堡——莫斯科”的签名纸，一边交替用德语和英语同他们攀谈。当人们得知他从赫尔辛基驾机起飞，飞了5个多小时的时候，一位苏联妇女热情地走上前，按照斯拉夫人欢迎客人的传统习俗，递给这个青年一个面包。
十几分钟过去了，围观者已多达300多人。这时，在红场值班的警察才如梦初醒，在请示了上级后，匆匆赶来设置栅栏，把围观者和飞机隔离开来。不久，一辆黑色轿车开来，几个警察把这位青年“请”上车，带离了现场。直到晚上9点，大批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数百名围观者驱散。29日凌晨两点，3位美国记者闻讯赶来拍照，遭警方阻止。这时，机尾上的联邦德国国旗的标志已被金色的油漆涂掉。凌晨4点左右，这架小飞机被装上了一辆大型平板车，在六辆警车的护卫下，拖往莫斯科郊外的舍列缅捷沃机场。
警方从缴获的签名纸上，得知这场恶作剧的肇事者名叫鲁斯特。鲁斯特是何许人？他为何要驾飞机到红场？他又是怎样飞来的呢？从鲁斯特的自述和审讯中，人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有所了解。
这个现年19岁的青年，全名是马蒂亚斯·鲁斯特，生长在联邦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12岁就成了航空模型的制造迷，参加了学校航模队。他17岁时参加了航空俱乐部，学习轻型飞机的驾驶技术，只是因为视力不佳而没成为职业驾驶员。但他经过一年多刻苦训练，却取得了私人驾驶执照，并成了汉堡航空俱乐部正式成员。
在汉堡航空俱乐部里，每当周末晚会结束的时候，那些酷爱飞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总爱开玩笑地相互祝愿：“愿你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着陆红场！”对此，鲁斯特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天，他在俱乐部里翻阅到一条资料：1981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阿兰·马钱德的飞行爱好者，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从巴黎的凯旋门门洞一穿而过，从而完成了轰动世界的飞行壮举。对这个法国人的冒险行动，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同伴们在晚会相互告别的祝愿语，他不禁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能驾机在莫斯科红场降落，干一番一鸣惊人的大“事业”呢？于是，他开始酝酿飞往红场，在红场着陆的计划。但这个大胆的想法，他既没有告诉父母，又没有告诉任何朋友，而是悄悄地准备着。
鲁斯特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早在1987年3月，他便给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司去信，索要苏联航空图。这家公司很快就给他寄去一份从赫尔辛基到苏联的航图，但却缺少去莫斯科的资料。因此，鲁斯特再次与该公司联系，花了25马克买了一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欧洲航空地图。从此，他经常背着家人，在房间里研究飞行路线上的风向和地貌，以及各种飞行细节。
要闯过苏联国境，关键在于避开雷达跟踪。鲁斯特就这个问题特地请教了航空俱乐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他告诉鲁斯特，躲避雷达系统监视的唯一办法，是驾驶轻型飞机，在离地面仅数十米高度作超低空飞行。但他最后还是警告鲁斯特，最好放弃这次冒险，因为苏联的防空系统是第一流的，要想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这并没使鲁斯特知难而退，反而激发了他勇于冒险的决心。5月初，他告诉父母，想去北欧作一次长途飞行。因为按规定，要取得商业飞行的驾驶执照，至少得飞满150个小时，眼下他累计飞行达60小时，所差90小时必须靠长途飞行才能补上。父母同意他的北欧之行，并出钱帮助儿子从汉堡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塞斯纳—172Ⅱ型轻型飞机。这种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为减轻负荷，加大航程。鲁斯特将飞机上的4个座位拆掉了3个，还安装了一个副油箱。
5月13日，他告别父母，驾机从汉堡起飞。向北飞越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那里逗留数日后，他驾飞机飞往挪威的卑尔根。过了几天，他又飞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是在那里，他下定了飞往莫斯科的最后决心。5月27日晚上，鲁斯特独自一人徘徊在赫尔辛基街头，对这次冒险行动作了周密的思考，决心冒死闯红场。他在电话亭里，跟父母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他将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然后再飞回家。蒙在鼓里的鲁斯特的父母，压根儿也想不到儿子会干出一桩石破惊天的冒险事儿。
5月28日上午，鲁斯特给他的小飞机加足了燃料，270公升汽油足以保证6小时的飞行，在最佳情况下，飞机可以续航800公里。
中午12点21分，鲁斯特从赫尔辛基马尔米机场驾机起飞。在向机场递交的飞行表格上，他填的目的地是西南方的斯德哥尔摩。谁知他向西仅飞了几分钟，就向东南方急转。机场控制塔雷达荧光屏上，显示这架飞机的亮点迅速消失了。航空管制人员以为飞机遭到不测，便急忙与他联系，却没有回音，也没有收到任何遇难呼救信号。管制人员判断飞机可能坠落大海，便立即派出3架直升飞机、4艘军舰和17名潜水员，到漂有油迹的海面搜寻营救，结果却一无所获。
人们以为这个毛头小伙子“葬身鱼腹”了，殊不知他正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原来，鲁斯特在向左猛打舵盘的同时，就关掉了无线电台，并戴上了头盔，把飞机驶向芬兰湾的水域。为躲开苏联的雷达，他尽可能降低飞行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他最终以80米的高度、225公里的最快时速，顺利地从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海边城市科赫特拉—亚尔维进入苏联领空。
但苏联边防部队还是在下午2点45分发现了这架侵犯苏联领空的不明国籍的飞机，高度灵敏的雷达系统捕捉到了这个目标。两架歼击机迅即起飞跟踪。
鲁斯特不顾一切地朝苏联内地飞行，目标直指莫斯科。他没按正常空中航线走，而是按117度磁航向径直奔向莫斯科的西北郊。
接近下午4点钟的时候，正在500米高度低飞的鲁斯特，发现离自己7公里的空中有一架前来截击的苏联歼击机。这架战斗机从他的右边飞过去，接着又从左边飞过来，并以很近的距离一掠而过。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飞行员橙黄色的飞行服和白色的头盔。他紧张得心都要蹦出喉咙了。他想，苏联飞机可能要向他发出警告性的炮火，逼他改变方向或迫降。但奇怪的是，苏联战斗机只是环绕他转一圈，便呼啸而去了。原来，苏军飞行员误认为这是一架苏联轻型体育运动飞机，他过于马虎，没有看到机尾联邦德国国旗标志，便稀里糊涂放行了。
此后，鲁斯特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下午6点15分，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市跃入他的眼帘：鳞次栉比的建筑，川流不息的车辆……啊，莫斯科到了！
然而，鲁斯特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克里姆林宫，是红场。他身边没有详细的莫斯科地图，只好以电视塔来掌握方向。他只在照片上见过克里姆林宫，生怕不能很快找到，他就把飞机高度降到300米。他终于看到了俄罗斯饭店、大教堂的金顶和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宝石般的红五星……
就这样，鲁斯特经过6小时的飞行，躲过苏军严密的防空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天而降，落在苏联心脏——红场。
鲁斯特驾机私闯红场一事，苏联官方极力封锁，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29日早上，世界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刊登这则消息，19岁的鲁斯特也一下子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当然，最为震惊和恼羞成怒的还是苏联当局。正当鲁斯特随心所欲地在红场上空盘旋时，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柏林出席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5月29日晚，戈尔巴乔夫才返回莫斯科。闻知此事而大为震惊的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让中央电视台和塔斯社播出一条3行字的简讯，公开予以证实；另一方面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非常事件。
5月30日，在克林姆里宫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指出：“国土防空军总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战斗手段来制止入侵飞机的飞行。因此，我要求解除防空军总司令科尔杜诺夫同志的职务。”很显然，科尔杜诺夫的错误是无法原谅的，他使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部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但是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有人开始为科尔杜诺夫说情，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还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指责他没有服过兵役，没有资格对军队的事情评头论足。这使戈尔巴乔夫更为恼火，他再次发言：“我认为，国防部对部队领导严重失职，对出现的重大疏忽缺乏应有的警惕和纪律，而导致国家和军队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求同样也解除索科洛夫同志的职务。”与会者都大吃一惊，因为索科洛夫是屈指可数的元帅之一。
第二天，公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国土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社诺夫被宣布撤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则因“退休”被解除职务，新任国防部长由鲜为人知的亚佐夫大将担任。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全世界都为之一震，各国舆论一片哗然。谁能料到，官阶显赫的两位苏联高级将领，竟会因为一位不足20岁的联邦德国青年机降红场而丢掉了“乌纱帽”。不久，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部一批空军将领被撤职，还有一些将校级军官也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至此，鲁斯特的“恶作剧”，已演变成苏联国内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戈尔巴乔夫迅速作出一连串人事调整的决定，引起西方人士的种种猜测。有人甚至断言，鲁斯特是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克格勃操纵和利用了，其目的是使戈尔巴乔夫有借口向军内对改革持冷漠态度的元老派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透露，克格勃通过联邦德国一位飞行爱好者，获悉鲁斯特准备机降红场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便利用这个机会，让克格勃有意使鲁斯特顺利地降落红场。
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似乎对该事件中的一些疑点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了。首先，鲁斯特是在1987年5月28日这天行动的，这天是苏联边防军节日，是苏军边防稍为松弛的日子，可以认为，是了解苏联边防情况的人向鲁斯特建议选择这一天的。
其次，苏联的雷达飞机，在这一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苏联和芬兰边境地区巡视，使鲁斯特得以顺利地避开苏联雷达和导弹系统的监视。
再次，苏联歼击机曾两次贴近鲁斯特的飞机，它们完全可以发出警告，或迫使其降落，但结果却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这或许就是克格勃在大开绿灯。
最后，戈尔巴乔夫在对军队采取措施和行动时，非常果断、干脆，似乎他早已成竹在胸。
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巧妙地利用了鲁斯特事件这一天赐良机，为推行他的政治计划赢得了关键的几分。
在联邦德国，鲁斯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有关他的报道，记者们称之为“航空史上的一次壮举”。在西柏林，印有鲁斯特机降红场图案、标有“红场国际机场1987年5月28日开放”字样的T恤衫十分畅销，每件售价达8美元。但汉堡航空俱乐部并不为拥有这样的“英雄”会员而高兴，俱乐部副主任盖斯反而宣布开除鲁斯特的会员资格，并要他承担将那架飞机运回联邦德国所需的25000马克的费用。联邦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鲁斯特驾机在红场着陆的行动，是一种会带来不幸后果的“轻率行动”，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仿效这种做法。同时，这位发言人还恳请苏联方面，能宽恕这位无知的年轻人。
8月4日，苏联方面宣布，对鲁斯特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告结束，苏联最高法院将对他进行审判。当警察把鲁斯特正式逮捕时，这位“英雄”才意识到闯了大祸了，他必须在苏联的法律面前付出代价。
9月2日上午，莫斯科秋寒袭人，细雨绵绵。但在苏联最高法院大厦门口却是一派热闹景象。数百名外国记者一大早就蜂拥而至，他们肩扛摄像机或手拿照相机，抢占有利位置，等候拍下鲁斯特受审的第一个现场境头。众多的苏联人也站在两旁的人行道围观，想亲眼目睹那位神奇般闯入他们国家心脏的联邦德国“冒险家”。
开庭时间就要到了，可是左等右等连鲁斯特的影子也没见到。冒着风雨站在法院大门口的外国记者和围观的苏联群众，开始焦虑起来。这时，有消息说押解鲁斯特的警察已经从法院后门溜了进去，人们这才发觉上了当，又蜂拥赶到后门，只看见两辆绿色面包车停在后院。显然，鲁斯特已被押进去了。
上午10点整，审判开始。在监狱里度过了97天的鲁斯特被带入三楼审判厅的被告席，他瘦高的身材，白皙的面庞，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身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还系着一条蓝底白点领带。他举止文雅，动作从容不迫，像一个文弱书生。他微笑着扫视着公众席，那里坐着25名外国记者和15名苏联记者，还有100多名苏联各界的代表。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离他不远的父母和弟弟的身上。他们是两天前从汉堡千里迢迢赶来旁听的。突然，他看到母亲眼里滚动着泪花，他不由得收敛起笑容。
苏联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鲁斯特犯有非法蓄意侵犯苏联国境、违反国际飞行规则以及恶性流氓行为等3项罪行。
鲁斯特也许是“心中有数”，他显得很平静。他不用讲稿，口齿伶俐地回答检察官向他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并在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承认公诉人列举的3项罪名，只是在与辩护律师商量后，才否认自己犯有“流氓罪”。
当检察官追问他此行的目的与动机时，他乖巧地争辩说，他驾机到莫斯科确实有政治目的，那就是他冒险飞到莫斯科是为了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他讨论世界和平问题，以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与和平。为取悦于苏联人，他还说了一些苏联人最中听的话。feiyu01.com,他强调，他此次和平使命之所以选中莫斯科，是因为和平的策源地不在华盛顿或波恩，而是在莫斯科。他承认这次机降红场，只是希望达到目的，而没顾及后果。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犯的最大错误，并表示今后决不重犯。最后他恳请法官能从轻处理。
9月4日，是审判的最后一天。鲁斯特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鲁斯特确有悔过诚意。他希望法庭考虑到被告年纪尚轻，以及所犯罪行没有酿成重大后果，最好能从轻量刑。但公诉人认为鲁斯特所犯3项罪行，后果严重，建议法庭取最高刑期，判处鲁斯特8年徒刑。公众席上顿时一片愕然，大多数人认为量刑过重。
当天下午4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联邦德国公民鲁斯特在普通劳改营服刑4年。鲁斯特和他的母亲对判决没有异议，事后他们对记者说，对此他们早已有思想准备。
鲁斯特被判刑后，名义上要在劳改营服刑，但他却一直呆在牢房里。他每天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到监狱图书馆装订和修复图书4小时。他在狱中待遇很好，他的父母多次被准许探望他。1988年，当鲁斯特20岁生日时，他的父母特地飞抵莫斯科，带着生日礼物，与他在狱中团聚了3个小时。
当鲁斯特身陷囹圄时，他驾驶的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却身价百倍，大出风头。法国作家保尔和法国企业家诺伊曼合伙以12万美元买下了这架轻型飞机，然后以200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一收藏家。接着，这架轻型飞机成了真正的“和平使者”，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
鲁斯特入狱后，联邦德国总统、政府总理、外交部官员先后利用不同的场合，为鲁斯特说情。联邦德国驻苏使馆官员更是数次去狱中探望。苏联当局则顺水推舟声称，鉴于鲁斯特能“自觉接受改造，遵守监狱纪律”，故在鲁斯特服刑仅14个月后，即宣布提前释放。
1988年8月3日晚7点左右，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上人声鼎沸，两三百个新闻记者手捧录音机话筒和照相机，仰望茫茫夜空，严然在等待着一个“大人物”的到来。
突然，机场灯火通明。一架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徐徐降落。245名乘客从这架来自莫斯科的客机上走下来。记者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一个刚走出舱门的男青年。
“鲁斯特！鲁斯特！”顿时，机场上一片嘈杂，闪光灯闪个不停，原来记者们等候的并不是“大人物”，而是这个机降红场的新闻人物。
正当记者们一拥而上，将十几只话筒伸上前时，鲁斯特却旁若无人，一声不吭，一个劲地朝前走，并很快钻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小轿车。记者们尚未弄明白怎么回事，小轿车已疾驰而去。事后，人们才知道，联邦德国发行量很大的《明星》周刊已和鲁斯特父母商定，买下了有关他在苏联狱中生活情况报道的版权，于是他刚下飞机就作为“专利”，被这家杂志接走了。
记者们大失所望，叫苦连天。只有紧跟在鲁斯特后面走下飞机的美联社记者面带微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和美国一家电视网的记者捷足先登，在莫斯科便随鲁斯特登上这架飞机。途中，在飞机上就单独对鲁斯特进行了采访。看来机降红场这个恶作剧的肇事者，对错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坦言，在监狱饱受孤独与失望之苦，并不无感叹地说：“我在被关进监狱时还是个孩子，出来时却已是个成年人了。”
鲁斯特机降红场的事件，由于他的被释回国，似乎结束了。
然而由它引发的苏联军队危机和清洗并没有结束。西方报刊对事件内幕的披露和猜测还在继续。此次购买鲁斯特“专利”的《明星》周刊，是一家惯于刊登内幕消息的畅销杂志。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该杂志或许会对鲁斯特驾机闯红场事件，爆出更加惊人的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