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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22日，联邦德国《明星》画刊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独家新闻：它的记者格德·海德曼发现了希特勒的亲笔日记，共有六十二册。
两天以后，世界三大报之一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先发表了“日记”的内容摘要。立刻，就像一枚原子弹扔在了大西洋里，引起了全球性的轩然大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都先后转发了这条惊人消息。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官方不得不出来干涉。联邦德国内政部长亲自宣布“日记”是伪造的，并下令将海德曼逮捕入狱。他一直不肯认罪。直到1983年底，《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吉塔·泽雷妮在经过七个月的调查之后，终于发现“日记”骗局后面，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骗局，而在这背后，老纳粹地下组织的幽灵在忽隐忽现……
海德曼是欧洲颇有影响的《明星》画刊的著名记者，他在这家刊物工作了三十年，一直非常顺利。在新闻界的地位也是青云直上。他年富力强，头脑灵活，善于捕捉独家新闻。正因为如此，当他1981年初求见《明星》画刊所属的格鲁纳和雅尔印刷公司董事长菲舍尔，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空军运输帝国档案资料的“后宫行动”及1945年4月21日发生坠机事件，致使希特勒日记丢失的情况时，菲舍尔完全信以为真。海德曼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发现这些“日记”的经过。
他说，1979年11月，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一册“希特勒日记”。据说就来自1945年4月21日坠毁的那架飞机。他四处打探提供“日记”的人，但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从坠机事件调查起。1980年10月，他终于查到飞机坠毁地点是在当时民主德国境内的伯纳斯多夫村。后来，他与《明星》历史部主任瓦尔德赶到那里，找到十六个军人的坟墓，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饱经风雨剥蚀的木制十字架，上面钉有一块椭圆形的搪瓷牌，其中一块写着“威廉·阿恩特”，另一块写着“弗里德里西·贡德尔芬格尔”……为了证实所述不虚，他向董事长呈上了现场照片。
他接着说，1980年12月，他终于找到了向他朋友提供“日记”的人，此人是德国南部的一位收藏家、来自民主德国，现在仍有亲属在那边，有一个哥哥还是情报部门少将。五年前，这位少将从一个老头儿手里买到一份从那架坠毁飞机上抢救出希特勒档案的人的名单。他就前往伯纳斯多夫村，用金钱和权势逼迫村民交出了隐藏几十年的希特勒亲笔日记，还有他的诗、画和照片。现在那位少将准备把这些东西走私给他的弟弟，即那位德国南部的收藏家。而那位收藏家愿意以每册二十万马克的价钱将“日记”转让。
海德曼不肯说出那位收藏家的姓名，因为“那位将军把话说得很清楚，如果我对他们来说成了危险分子，他们将危害我和我的家人。”
尽管海德曼只提供了飞机坠毁的证明材料，而未提供那批档案幸存和传递经过的任何依据，但由于他过去表现一直不错，菲舍尔也就深信不疑，并不坚持追问那位收藏家的身份，当即指示海德曼去洽购“日记”。为了保密起见，甚至瞒过了《明星》的主编。菲舍尔命令公司财务主任在银行开设一个特别帐户，海德曼可以在这个帐上任意取钱。当天，海德曼就提走了刚存进去的二十万马克，随后就消失了。
几天以后，海德曼带回了第一册“日记”和激动人心的消息：那位收藏家告诉他，“日记，共有二十七册，为避免万一失手，不致全部被查获，他们将每次走私二至三册，总计约值二百万马克一对于一条必将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来说，这个价钱一点儿也不过份，因此董事长决定全部吃进。
此后，海德曼每月送来三本“日记”，厚薄不一，厚的约有100页，薄的只有50页上下，都是大开本，黑色人造革封面，每册“日记”大约包括2至4个月时间的内容，每个月底都有一段简短的小给，多数有希特勒的签名。
菲舍尔于1981年离任后，由舒尔特·希伦接替了他“对于这件振兴企业的大事，希伦的兴趣也毫不逊色。为整理这些“日记”，他成立了代号为“绿色档案”的特别工作组，由历史部主任瓦尔德、获历史学学位的年轻记者莱奥·佩施和两位秘书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每册“日记”制作三份照相副本，评价“日记”内容，并准备一组论文。“日记”是用旧体德文写成，还需重新翻译。制好照相副本后，“日记”立即送往瑞士苏黎世。保存在汉德尔斯银行的保险柜里。
到1983年初，《明星》画刊收到的“希特勒日记”己远远超过原来说的二十七册，竟达六十册之多。时间从1932年6月22日至1945年4月中旬，几乎包括希特勒掌权的全部岁月。另外，还有叙述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事件的一本专册，以及叙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另一本专册。随着“日记”数量的不断增多，售价也越来越高，通过海德曼之手，《明星》画刊共付出了约一千万马克之巨。
在这之前，1982年4月，《明星》领导人决定请国内外专家鉴定“日记”的真伪，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是美国著名笔迹专家奥德韦·希尔顿。
希尔顿68岁，已有45年鉴定笔迹文件的丰富经验，曾揭露过几次轰动一时的文件伪造案。
1982年4月的一天，《明星》代理发行人佐尔格和主任编辑瓦尔德带着一些短笺、信件和签名照片一一据说都是希特勒的亲笔，来到希尔顿家。他们还带来两页作者姓名不详的纸，一页是与鲁道夫·赫斯有关的文件，另一页是希特勒给匈牙利总督霍尔蒂的电报原文。他们要希尔顿鉴定，这两页纸与前面那些文件是否同一人所写，即是否为希特勒亲笔所书。
为了不走漏风声，《明星》送来鉴定的，只是与“日记”一起购进的文件。他们认为，若是文件真实，“日记”自然不会假。对希尔顿，他们只字未提这两页文件的来历，他们所要求他的“只是对对笔迹而已。希尔顿把两页原件摄成照片，借助显微镜对笔迹进行比较研究，两周后作出结论：两页文件均出于希特勒之手。
据此，《明星》领导人认定“日记”完全可靠，并于1983年3月拟定了报道计划，准备将“日记”分成三大部分共28节，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一切就绪后，《明垦》画刊开始向全世界兜售版权。哪家报刊对“日记”内容有兴趣，可以向《明星》购买转载权。
1983年3月9日，《明垦》画刊驻伦敦代表首先找到《星期日泰晤上报》，向它兜售转载权。可是，该报考虑，《明星》是星期四版，而他们的报纸是每逢星期日版，转载时，这些日记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了。他们向《明星》推荐它的姐妹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出版的《泰晤士报》建议他们去试试。《秦晤士报》兴趣还真大，该报公司的母公司——新闻公司当即与《明星》谈判世界版权。名扬四海的新闻公司老板鲁珀特·默道克是澳大利亚人，在英、美和澳大利亚都有许多新闻企业。他的胃口很大，但他坚持仅仅鉴定几页笔迹是不够的，必须让一位历史学家检验“日记”，然后才能谈版权的问题。《明星》自然无法加以拒绝。
在历史学界，休·特雷沃·罗珀尔不仅声誉卓着，而且德高望重，被封为戴克勋爵。他是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院长，对纳粹帝国和希特勒都有精深的研究，并写过几部关于希特勒的专着，其中，《希特勒的未日》被公认是一部经典着作。而且，他是《泰晤士报》公司的董事长，绝对会对“日记”的内容保密。
戴克勋爵一开始对“日记”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暗示过，希特勒曾写过日记”。也没有一个希特勒的助手或仆人曾提到过这种日记。希特勒本人说过，由于体力不济，他写东西很吃力；而且，人所公认，1933年或1934年以后，他实际上已不再写东西，此外，他知道，黑市上还有许多假货：有关马丁·鲍曼的假文件、爱娃·勃劳恩的假日记……但是，当他听取了“日记”的发现过程，并翻阅了几页“日记”之后，他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尽管手写体的“日记”难以阅读，也得不到内容完整的誊清本，但“日记”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一是材料的份量，二是笔迹，三是文体风格和希特勒的签名。希特勒的手迹对他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而且他对1908年到希特勒自杀前的签名变化了如指掌。他认为，“日记”数量如此之多，要伪造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于是，当天夜里他就打电话给伦敦，说“日记”是可靠的，他愿意“把自己的信誉押在日记的可靠性上”。在获知“日记”确属希特勒真迹以后，《明星》画刊与新闻公司在纽约重开谈判，默道克想通过谈判杀杀价，并争取比《明星》先一步发表“日记”摘要。他得知，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新闻周刊》正洽购在美国发表“日记”的版权，为了消除竞争，他决定与《新闻周刊》联合购买世界版权。
三家谈得很不顺利，结果谈判破裂。然而，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就在这时，《明星》画刊接到一个电话，是它在汉堡的劲敌《明镜》周刊打来的：“听说你们搞到了希特勒日记。这是真的吗？”
顿时，《明星》的领导人慌了手脚，如果这条独家新闻被最大的竞争对手抢过去，大量的金钱和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再也不能犹豫了，他们决定立刻宣布发现“日记”的消息，并于当天以四十万美元的低价将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报刊转载“日记”的版权卖给了新闻公司。还同意第一批“日记”摘要首先发表在4月2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法国《巴黎竞赛》画刊、意大利《全景》周刊等西方有影响的刊物也买下转载版权。
4月22日，提前出版的《明星》画刊用了17页篇幅报道了它的独家新闻，封面上是“希特勒日记，的照片和鲜红的大字标题。在这17页中，大部分是希特勒和其它纳粹头子的照片和说明，其余篇幅叙述“日记”失踪和发现的经过。最后，《明星》许诺：在“日记”大部分内容发表以后，它将被移交给德国档案馆。并得意地宣称：“随着对日记的评价日益展开，独裁者希特勒的传记，以及纳粹国家史大部分都不得不重写！”
4月23日的《泰晤士报》几乎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戴克勋爵的长文一一《地下避弹室幸存的秘密》。他说：“我相信日记是真的，我还相信，有关希特勒的书写习惯和性格。甚至有关某些国际事件时评价，将不得不加以修改！”
4月24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头版十分引人注目，上面两行通栏标题：“世界性独家新闻一元首日记如何在民主德国的一个草料棚中被发现”，里面有三个版面介绍“日记”发现经过以及海德曼的情况。根据与《明星》的协议，首先摘要刊登了“日记”的部分内容，题为《我们的朋友和敌人》。
其它许多大报也纷纷以大量的篇幅刊登有关“日记”的报道。而德国的新闻机构反而显得落后了。由于“日记”的第一批摘要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土报》上，德国人不得不将摘要译成德文，然后再发表。第一炮打响了，《明星》领导踌躇满志。这一期刊物的发行量从180万份一跃突破200万份大关，售价也从每本1.25美元涨到1．45美元。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希特勒日记”发表以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要么必须重写纳粹时期的历史，要么就是本世纪最大的伪造案。联邦德国研究纳粹问题的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说：“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证据，不过这件事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味道。”美国笔迹专家查尔斯、汉密尔顿看了“日记：的照片，认为：“这不仅是赝品，而且是拙劣的赝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日记”嗤之以鼻，他说：“我根本无法相信它是真的。”针对“日记”与民主德国有关的流言，民主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我们与希特勒日记事件，与希特勒日记在《明星》画刊发表毫无关系。
人们对“日记”真实性的问题提出了种种的疑问：它的内容正确吗？它为何至今仍完好无损？希特勒的日记怎么会是人造革封面？似乎太寒酸了。
关于它的字迹，汉密尔顿说：“真正的希特勒字迹充满力量，在我看到的‘日记’样本上，所有的字母都是摇摇晃晃的，好像它们是描出来的，而不是写下来的。”不过，最有力量、最难驳倒的怀疑是：希特勒根本就不写日记。长期任希特勒随从的冯·贝罗说：“从1937年至战争结束，我们习惯于夜里三、四点钟吃东西，只是在这以后，希特勒才准备上床，他没有时间写任何东西。”其次是希特勒讨厌写东西。《我的奋斗》，大多数军事命令，直至遗嘱，都是向秘书口授的。希特勒自己也承认，他对写东西不感兴趣。越到后来，他越少动笔。多拉尔德·瓦特教授花了六年时间研究战后缴获的纳粹军事文件。他说，在他收集的材料中，1933年后由希特勒亲笔签写的很少很少。再其次是希特勒有病，根本写不了字。从四十年代起，他的左臂逐渐出现震颤，后来扩展到左脚。到覆灭前夕。她的右臂也受了影响。希特勒的随从冯·贝罗说：“在七月阴谋（指1944年7月一些德军将领策划的企图炸死希特勒的密谋）之后，希恃勒就不能写字了，除了用铅笔很吃力地写大字。”根据以上三点判断，希特勒的日记还有可能出现吗？
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联邦德国绿党认为，这种“日记”公开的唯一目的是想洗刷希特勒的罪行，因而必须尽力加以反对。不少进步人士也对“日记”事件正好发生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五十周年的时候感到担忧，《明星》画刊发表了“日记”势必助长某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导致产生新的希特勒的神话。
对世界舆论的种种怀疑和猜测，《明星》根本不加理会，并准备在4月2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对“日记”表示肯定的英国历史学家戴克勋爵等人出席助阵。但在招待会前一天晚上，在汉堡的大西洋饭店，戴克勋爵和海德曼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戴克勋爵单刀直入，向海德曼追问日记的来源。海德曼说，是一位德国军官从飞机的残骸中抢救出希特勒的日记，并将它藏了三十多年，但他怎么也不肯说出那位军官的姓名，以及何时又怎样从伯纳斯多夫村偷运出来的。两人唇枪舌剑，争吵越演越烈，最后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午，在《明星》画刊总部，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面对许多同行的诘难，海德曼仍拒绝说出发现“日记”的过程及中间人的身份。戴克勋爵气愤至极，厉声指责《明星》为了抢新闻，“丢掉了正常的历史检验法，不把‘日记’交给本国历史学家鉴定。”到后来，戴克勋爵干脆宣布：“它们是伪造的，除非得到相反的历史证明！”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著名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大卫·欧文随身带了一些希特勒文件，也来出席了记者招待会。自从《明星》宣布发现希特勒日记后，欧文就一直认为它是伪造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欧文按捺不住了，一把夺过话筒，开始滔滔不绝地指责“日记”是“纯粹的伪造”，与《明星》总编科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记者和摄影师们将他们团团地围了起来。为了阻止欧文在同一间屋里举行对抗的记者招待会，《明星》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请他离开现场。欧文自然不肯，结果爆发了一场争吵，会场乱作一团。最后，欧文终因寡不敌众，被推出会场。
其实要鉴定“日记”的真伪并不难，当时尚有一位纳粹时期的重要人物活在人间，就是鲁道夫·赫斯。他最早与希特勒一起发动啤酒馆政变。希特勒掌权后，他担任负责党务的纳粹军副元首。1941年5月11日，他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向英国建议：英国人让德国人在欧洲放手干。作为回报，德国将保证大英帝国领土的完整。并归还英国的前殖民地。他的出走是否是希特勒授意，至今仍是个谜。英国当局没理睬他的建议，并把他作为战犯囚禁起来。1946年，他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关在柏林道本斯监狱。海德曼提供的六十二册“日记”中，有一册就是专门叙述赫斯的。
1983年4月26日，是他89岁生日。这一天。赫斯的儿子前往道本斯监狱，为父亲祝寿。尽管“日记”中的赫斯专册与他有直接关系。小赫斯却不能把这情况告诉父亲。因为美、英、苏、法四国有共同规定，不准他与外界交换任何二战期间的消息。若要请赫斯鉴定“日记”的真伪，必须征得四国监狱长的批准，这要通过联邦德国外交部去交涉。而联邦德国外交部对此没有兴趣。
在这期间，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闹一场的欧文，态度又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与戴克勋爵相反，他与海德曼进行几次接触之后，又表示相信“日记”不是伪造的。
5月3日，《明星》画刊发表声明，决定允许联邦德国、瑞士和美国的专家单独查阅原始资料。当天，他们将七册“日记”交给联邦档案馆鉴定。两天以后。鉴定有了结果：“日记”有许多地方抄自《希特勒演说和宣言（1932一1945）》一书。这部共有两厚册的书由马克斯·多马鲁斯汇编，1962年出版。伪造者在剽窃时，还因为草率出了许多差错。
5月6日，联邦德国内政部长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宣布：“联邦档案馆确信，交给他们的文件不是出自希特勒之手，而是战后伪造的。”随后，在科布伦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负责对“日记”的纸张、封面、装订、标签和胶水作化学分析的专家维尔纳宣布：“日记”是显而易见的赝品。“日记”的装订线是混纺的，这种混纺线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产品；粘贴标签的胶水中也含有二次大战以后才生产的化学品；在标签上打字的打字机是1925年制造的，可是，把1934年的“日记”标签上的字迹与1945年的“日记”标签上的字迹比较，时隔九年，而打字机没有丝毫磨损的痕迹。
当天夜里。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格兰特博士应《星期天泰晤士报》之邀，检验了“日记”的纸张，确定其中含有战后开始使用的一种增白剂。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一夜之间，独家新闻成了特大丑闻。大西洋两岸纷纷谴责《明星》画刊利欲熏心，为了招待读者，不惜用假新闻欺世盗名。《明星》领导人虽然故作镇静，实际上内部已乱作一团。他们急忙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行人南宁表示“感到羞愧”，并宣布不再发表“日记”。
这时，还在联邦德国南部某地寻找“日记”真实性证据的海德曼，当夜被总部派飞机接回汉堡。经过通宵盘问，海德曼不得不说出，提供“日记”的人叫康拉德·库耀，是斯图加特一个买卖二次大战时期军事纪念品的商人。
《明星》成立了一个调查“日记”真相的四人小组，赶往斯图加特调查库耀其人，却吃了闭门羹。库耀的买卖纳粹帝国遗物的小商店门窗紧闭，店主不知去向。
根据《明星》画刊的起诉，汉堡检察当局文案进行了调查，并搜查了库耀的商店和住所，搜出几麻袋与纳粹帝国有关的文件、照片和艺术品，第二天，库耀突然在巴伐利亚边界向联邦德国警方自首，供认是自己伪造了六十二册日记。海德曼完全知道这是伪造品，而且向他提供了纸张。检察当局据此逮捕了海德曼，但是，海德曼否认一切诈骗行为。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挽回损失，它派出女记者吉塔·泽雷妮进行调查。泽雷妮花了七个月时间，按摩耀的口供调查与“日记”骗局有关的人，最后得出结论：“日记”骗局的实际经过比库耀愿意承认的要复杂得多，也离奇得多。
为了调查真相，泽雷妮去了汉堡拘留所。库耀和海德曼分别关在两个单身牢房里，相距很近。当她走进海德曼的牢房时，他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不停地说话，反复念叨：“是的，他是个笨蛋；不，他是个骗子。”显然，他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
库耀的表现则不同。当泽雷妮进去时，他一跃而起，眉飞色舞地主动说起来。他说，“日记”都是他的作品，他对希特勒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他了解希特勒各个时期的签字方式，还知道希特勒有一个女儿等秘密……
库耀究竟是何许人？他1938年出生于民主德国境内的一个小镇鲍勃，父亲是鞋铺老板，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二战时他才七岁，但纳粹军人的威风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57年，库耀只身去了南方；到1970年重返故乡时，已由光棍变成一名绅士了。他在家乡四处征集“军事纪念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偷运到联邦德国和西方。他生意兴隆，发了财。在经营过程中，他与前党卫队队员们挂上了钧，还结交了弗里茨.施蒂费尔等人。
施蒂费尔是斯图加特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在库耀的影响下，他也疯狂地收集希特勒遗物，耗资十万英镑，建立起一个希特勒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中收藏的东西，大都是库耀向他提供的赝品。
为了让主顾们相信货物的来源，库耀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许多故事，包括他所称的与民主德国“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的关系，以及飞机坠毁事件等等。由于库耀夫妇确实曾到过民主德国，因此，当他1979年6月打电话告诉施蒂费尔，说他发现了希特勒的亲笔日记时，后者竟毫不怀疑。
另外还有一人与“日记”事件有重要关联，这人叫克拉佩尔，和库耀一样，也是一个“吃纳粹饭的”，他认识所有幸存的纳粹大亨，也许正是如此，他在这个诈骗案中扮演了主角。
海德曼与克拉佩尔交往已有十年，他在报道一件盗窈名画案时，曾得到克拉佩尔的帮助。海德曼最初得知有希特勒日记存在后，曾多方查找，但无着落。直到1980年12月，在克拉佩尔的帮助下，海德曼才与库耀会面，并且拍板成交。一个月以后，“日记”开始分批送往《明星》画刊。
此后，克拉佩尔告诉海德曼，他还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马。丁·鲍曼还活着，住在西班牙。这人是继赫斯之后担任纳粹副元首的，是希特勃和希姆莱之下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人。在纳粹崩溃之际，他在地下避弹室出席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婚礼，井为希特勒的遗嘱作证，最后安排焚烧希特勒的尸体。此后就下落不明。虽然联邦德国官方在六十年代就宣布鲍曼已死，并出示了一具鲍曼的骷髅，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仍层出不穷。如果他活着，就是世界上头号被通缉的战争罪犯。
克拉佩尔声称他与鲍曼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说他把几页带有鲍曼签条的日记拿去让他鉴定真伪。几天后，他又捎回话，说鲍曼认为“日记”是真的。海德曼对鲍曼几乎着了迷。他相信，鲍曼已经选定由他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亲纳粹的当代史研究所，并建立一个纳粹文物馆，而他则将成为唯一的访问鲍曼的记者。可是，由克拉佩尔从中牵线搭桥的会面一再被取消，克拉佩尔总是临时找个借口搪塞海德曼。海德曼开始怀疑：鲍曼是否真的还活着？但狡猾的克拉佩尔略施伎俩就使海德曼打消了疑虑。
当时，“绿色档案”小组成员瓦尔德在整理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别处没有记载的人物——党卫队上尉安东·拉克曼。瓦尔德委托联邦档案馆到美国人管理的柏林文件中心查找到了拉克曼的军事履历。这件事对、《明星》的有关人员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加确信“日记”不是伪造。
而海德曼从赫斯专册中看到拉克曼是鲍曼手下的人，便要求克拉佩尔向鲍曼询问。不久，克拉佩尔送来了货真价实的三页拉克曼的党卫队履历，声称见到了鲍曼，并在他那儿看见了拉克曼上尉的案卷。为了证明鲍曼还活着，他特意将这三页文件偷来了。
这纯粹是一套骗人的鬼话，海德曼却信以为真，实际上，文件是由联邦德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个影印员从档案馆里所盗。他是被克拉佩尔收买了的。
可是，伪造“日记”的库耀是怎样知道有这么个死去多年而又名不见经传的拉克曼的呢？经过调查，汉堡检察当局在1941年纳粹年鉴的第221页找到了拉克曼的姓名，有关他的记载被一字不改地抄进了赫斯专册。后来又发现在库耀的藏书中即有这本年鉴，第221页还做了标记。但究竟谁是主谋呢？
女记者泽雷妮认为，尽管库耀一口咬定“日记”是他伪造，但他既无能力，又无时间。在伪造“日记”的几年中，库耀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除去星期天外，白天他都在商店里，晚上先睡一觉，到夜里才到工作室搞“日记”，最多四小时。这点时间只够他抄写，而决不可能从九百多册书中找到伪造“日记”所必需的大量材料。
1983年5月，警方在搜查库耀住所时，发现了总数427册有关纳粹德国的书籍，其中大多数夹着纸条，标明他所抄的段落。“但库耀显然并不具备研究纳粹德国史和希特勒传记的起码能力。泽雷妮认为一定是克拉佩尔在幕后指挥了这一切：是他为库耀提供伪造这么多“日记”的必要知识；是他诱使海德曼陷入了有关马丁·鲍曼的鬼话的罗网；而且也是他拿走了《明星》画刊为“日记”付出的940万马克的一部分一一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的老纳粹“互助会”提供资金。克拉佩尔是“互助会”理事。克拉佩尔或许并不关心怎样才能把“日记”弄得无懈可击，只要它们在一段时间内能蒙骗住他人，从而拿到一笔钱，这就行了。
女记者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纳粹的幽灵仍在德国的土地上飘荡，老纳粹互助会的存在不容置疑，尽管他们的人数也许并不多，但能量却不小。这桩被揭露的诈偏案足以引起全世界人民的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