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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继列宁之后的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
由于斯大林在世时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制造了无数冤案，所以在他的葬礼刚刚结束后，反斯大林的势力就开始抬头。第一个鸣冤叫屈的是斯大林的亲密助手莫洛托夫，他要求“还我妻子”。莫洛托夫的妻子曾被斯大林作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奸细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是多么冷酷无情。
随后，原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长、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的大量罪行被不断地揭露出来。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贝利亚是“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他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忌多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中央委员会确认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决定将他处决。
斯大林的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是1953年9月走上苏共最高领导地位的。列宁在世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
1935年起任莫斯科州党的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市党的第一书记。在斯大林1937年至1939年大清洗的时候，他进入最高领导层。对斯大林清除政治对手的所作所为，他是比较清楚的。客观地说，斯大林搞的那么多冤假错案，也为赫鲁晓夫登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是赞成斯大林那一套的。
赫鲁晓夫是个有头脑有个性的政治家，他的许多做法使人感到吃惊，甚至显得有些过激。尤其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所做的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像一声惊雷震撼了世界。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斯大林一直是被无限颂扬的，社会主义苏联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归功于他的智慧，他是“人民的父亲”、“人类的天才”。“历史航船的舵手”。在过去的时代里，他是人民心中光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偶像。赫鲁晓夫这一举动毫不留情地打碎了这一偶像，虽然当时有些人还不能接受，而赫鲁晓夫后来下台也多半是为了这个原因，但历史却证明他是正确的。
“秘密报告”出笼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已经揭露出不少令人震惊的迫害事件。赫鲁晓夫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他提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是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有必要证明我们是能够承担管理党和国家重任的。”他认为党代会上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执政期间会发生如此众多的清洗案？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这么许多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不仅要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负责，还要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负责，这些问题在斯大林死后的今天仍摆在我们面前。”
为此，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4年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是一个不与任何机构接触的委员会。调查的内容绝对保密，只有政治局十一名委员知道。
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彼·尼·波斯别洛夫，是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也一直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的成员，1949—1952年间任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还是《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之一。总之，波斯别洛夫“是一个死板的、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所提供的情况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当然，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对斯大林时期镇压的真正规模和真正原因知道得更清楚一些。米高扬与斯大林比较接近，而许多与他一起工作并受过他信任的人都被清洗了。因此，对米高扬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思想准备。
政治局决定，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力提出批评，但没有针对性，没有人敢反对斯大林。党的领导人无非希望用这种形式表明，新的领导人决心回到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来。
2月14日上午10时，二十大正式开幕。赫鲁晓夫首先要求全体代表起立，为党的十九大以后逝世的三名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默哀时，西方一些长驻莫斯科的记者就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定有奥秘。因为，赫鲁晓夫竟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同不太闻名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相提并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起头来才发现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已被取走了。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报告只是一般性地重申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看不出有其它迹象。报告被“令人鼓舞地通过了”。当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政治局的核心人物之一米高扬在大会发言时第一个点名批评斯大林，他在大多数代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指名道姓地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所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指责苏联历史书歪曲了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他要求编一本新历史教科书来取代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米高扬的发言犹如在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会场开始骚动起来。到会的代表们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议论开来。关于要不要把波斯别洛夫调查的情况向大会抛出，政治局内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有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我们将如何解释我们在斯大林当政时所起的作用？你们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是谁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总之，持这种意见的人一是担心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怕自己会成为斯大林的帮凶。他们要保护自己。
另一部分人主张向代表大会摊牌，这些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赫鲁晓夫原没有打算在会上做这个石破天惊的报告，事先也没有任何迹象。会议期间，制定了新的奋斗目标，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表示了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的决心。
4月24日，赫鲁晓夫宣布大会闭幕。
正当代表们整顿行装，准备返回的时候，夜里11点半，突然来了通知，邀请他们返回克里姆林宫，出席一次“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极其封闭的大会。开会之前宣布，任何消息不得外传！没有一个新闻记者，连东欧兄弟党代表团团长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不过，实际上赫鲁晓夫已经把报告的复本交给了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交还。
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他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代表们由于连开了几天会，才来的时候都显得很疲劳。可是，当赫鲁晓夫的报告一开始，所有的人都一扫倦意，个个聚精会神。会场上高度肃静，任何一声咳嗽都听得很清楚。后来就不断爆发出阵阵热烈掌声。
在报告里，赫鲁晓夫破天荒地对斯大林发起了“正面进攻”，第一次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大搞肃反，使成千上万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同志和无辜人士遭到残酷迫害的严重错误，揭露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对局势的错误估计以及战争期间的战略错误，批判了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和少数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等等。
最后，报告结束时，群情激奋，全场欢呼，长时间的鼓掌。
报告之后，没有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也没有通过什么特别的决定，代表们震惊地、默默无声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回到各自的驻地。就连一向比较“自由”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意识到这一报告的严重性，所以，“一开始就强迫自己小心从事”。
正是这个报告，日后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赫鲁晓夫不顾党内的阻力，毅然地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抉择。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与赫鲁晓夫本人的禀性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现实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些历史学家们分析的那样，赫鲁晓夫有为了达到一种更高的社会目标，敢拿自己的权力以至生命作为赌注的冒险精神。尽管在斯大林当政时，他的手也未必是那么干净，但他与冈察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比较起来，还是算远离恐怖机构中心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深深受了斯大林主义的伤害。对斯大林充满了精神的恐怖感。”他曾回忆说：“那时，不管是谁，一个步子、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有点差错，就会被除掉。”他觉得自己也有罪过。“几十年间积存的反抗情绪像锅里的蒸汽，一下子冒了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长久地保密，它很快就传了出去，并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最早是由波兰人将报告内容泄露出去的。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把赫鲁晓夫提交给他们的那一份报告文本复制了一份。原件则按照要求于第二天早晨还给苏共领导人。不久，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就将这一复制文本搞到手。然后转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文伦·杜勒斯。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转载全文。自6月6日起，法国《世界报》根据美联社的译本刊登了全文。
由于苏联共产党带头反对个人崇拜，人们敢说话了，思想解放了，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摆脱困境的机会，终于引发了1956年的布达佩斯事件。
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原本对苏联革命抱着虔诚的崇敬心理，当他们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感到十分震惊，许多人过去的理想破灭了，引起不少共产党员退党。
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产生的影响，迄今仍是毁誉不一，但随着历史帷幕渐渐揭开，人们必然会逐步认识到赫鲁晓夫迈出那一步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政党的历史也像一个人的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很多事情如过眼云烟，被淡化，被遗忘了。唯有那些带有转折性的大事件，才会永远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个人最终是沉沦了，但他所做的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