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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义名分
作者: 陈平原
"甘受贼名訾"，既写西乡之独立不惧，也隐约透出诗人对世人诬之以"贼名"的不满。这倒使我想起另
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树对"朝敌"与"贼"的区分。西村的《贼说》发表于西乡"谋反"前两年，本与此事无
关；但用来说明西乡身后遭遇，似乎很合适。西村主要论述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
朝敌"，后世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以"贼"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民祸患者方可称为"贼"，
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以"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
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很长时间内，西村的"贼说"没有能够成为大多数日本人
的常识；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朝野间道德资源的分配，这总比只是抱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些--后者
实际上是对"权力"独占"价值"的默认。
没有材料说明胜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贼说"，不过不把与政府为敌的西乡视为"贼"，却是确凿
无疑的。或许更能说明明治时代知识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对大义名分论的批判。西南战役硝烟未散
，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之以"国贼"骂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
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
"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断定今日之大骂"逆贼"者
，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
已"（参阅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一文）。
福泽一生在野，着力于国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
右逢源的"骑墙"。明治初年，日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舆论界一片叫好声。福泽则对引进西洋文明、发展
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以及"人民独立风气"之未能养成深为忧虑。
反过来，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值得钦佩。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
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
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就在上野公园西乡铜像的
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义队墓所，那是为纪念一八六八年上野之役中抵抗官军而死的彰义队勇士所
建。在东京访古，经常见到江户无血开城的纪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战东征军的彰义队墓所。在日本人看来
，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隐退，以及为避免生灵涂炭而下令放弃抵抗，
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武士们不听约束，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以卵击石"，为注定灭亡的幕府奉献其最后
的忠诚，乃是坚守三河武士精神，两者同样值得尊敬。这种思路对于擅长分"顺逆"、辨"正邪"、讲究"大
义名分"、主张"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
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
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解读西乡铜像
。
开国纪念
在日本各地旅游，经常可以看见有关开国的纪念物。日本人说"开国"，并非指某一政权的建立，而是
从此前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加入国际社会。具体措施是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开市。德川幕
府的锁国令始于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由政府垄断情报和贸易。即使在锁国状态
下，长崎仍对通信或通商的朝鲜、琉球、中国和荷兰开放；因此，那里遍地皆是的"西洋风景"，其实与开
国关系不大。倒是神户的异人馆、名古屋的明治村、横滨的开港资料馆，以及位于伊豆半岛的豆州下田乡
土资料馆，在在提醒你日本人对"开国"这一事件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日本人讲起开国，眉飞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忘记了当初的屈辱，甚至对佩里（M．C．
Perry）率军舰来航感恩戴德；而中国人提及帝国主义入侵，则咬牙切齿，只有虎门禁烟、三元里抗英，
无所谓"开国纪念"。上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其间策略有异，效果不同，一
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开国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确实发人深思。
虽说同是内忧外患，同是被迫开港，可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其实大有差异。表面上都是闭关，日本的
锁国以入国的统制为主，中国的海禁则主要是出口的统制；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
宣长等人提倡的日本主义，根本不能与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相提并论；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
日本只是黑船的阴影，中国则是实际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没有沦为殖民地
，日本因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历经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风
浪，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愿。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能解释何以两种开国观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异人馆与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后的作品，虽也精彩，但没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对幕末日
本人如何接纳强大的西方感兴趣，因而也就对两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资料馆更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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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开国纪念
作者: 陈平原
冬日的下午，踏着积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横滨街头，指点着马车道和日本大道两旁残留的明治建筑，
品味着一百多年前"文明开化"的流风余韵。横滨以开港而发展，也以开港而名扬天下。因此，游横滨不能
不看开港纪念馆，开港广场和开港资料馆，其中最值得留连的还是资料馆。这幢风格典雅的灰楼，建于一
九三一年，原是英国领事馆。中庭的玉兰树，据说是江户时代的"老住户"，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亲条
约的签订。此"历史见证人"的主干焚于关东大地震，现在见到的是残根长出来的新芽。
馆里收藏开港及横滨城市发展的资料十多万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有关"黑船来航"的绘卷。一八五三
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美国人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抵达浦贺的海面，从此揭开了日
本史新的一页。我感兴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态度，而是被"船坚炮利"惊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
表达他们的见解。绘卷里的"黑船"威风凛凛，没有丝毫丑化的嫌疑，想来画师落笔时充满兴奋与好奇。这
还不算，画面上的每艘船都注明船号、长度和宽度，以及所载大炮数目。不像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日本
人普遍重实用，对奇器、奇术感兴趣，才能创作并欣赏此等"正邪不分"的画卷。据说，《望厦条约》签字
后，中国代表以仁义之师不需利器为由，拒绝对方赠送的火炮模型和军事书籍；而据目睹日本开国的罗森
记载，日美签约后，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电话、照像机等各种"奇技yin巧"。中日两国对待形而下的器物
以及异文化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开国的进程。
为纪念横滨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二十周年，资料馆里正举行"横滨与上海--两个开港城市的近代"专题
展览，这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览由两国学者共同操办，其中数上海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
多质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长，港湾设施、贸易关税、产业展开等专业性问题，明知十分重要，也只
能"外行看热闹"。还是"横滨居留地与上海租界"、"文化与情报"、"横滨与上海之风俗"等，更接近我的趣
味和知识背景。
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徘徊展厅，接受的并非专家所构建的"完整的历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
及若干相当个人性的奇怪联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
改条约而取消横滨居留地的同时，上海租界大扩张，并设置独立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终没
有放弃居留地的行政权，这与中国租界之形成独立王国大不一样。或许正因为日本人在居留地问题上所感
受到的屈辱不太明显，事过境迁，便主要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来看待。
自认"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大度，很难忘记曾经遭受的巨大创痛。一九○三年《苏报》案中
，章太炎因公使团拒绝将其引渡给清政府而得以从轻发落；可章氏并不领情，称此为外人争租界权力，与
他的革命宗旨毫无关系（《狱中答〈新闻报〉》）。一九○四年梁启超撰《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
系》，许租界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
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同时也指出，此种租借来的自由削弱了"中国志士"的意志与能力。长期
以来，国人只从帝国主义强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租界，思路远比章、梁等晚清学者
狭隘。近年学界开始转向，认真探讨租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杂作用。但愿不要一转就转过了头，将其改
写成今日的"经济特区"或时尚的"国际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坞木刻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一是比果的讽刺画《发展之路
》。前者的魅力，与其说来自中国年画特有的线条与色彩，不如说来自风俗画家对人情世态的敏感。面对
四马路上拥挤的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双人脚踏车、独轮车，以及悠闲的行人和威风的轿子，瞬间的感
觉是，此画面比史家的千言万语，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个华洋杂处古今并列的年代。说实话，以前看不起
各种各样的"胜景图"，总以为未免太俗气，远不如文人画韵味深长。在阅读日本的过程中，逐渐由"东京"
进入"江户"，这其间安藤广重等人的"胜景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类风俗画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似乎
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
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下露出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
闲地说着风凉话：看他走得那么急，准得摔跤。后来的历史证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
，而只会说风凉话的中国人则再也悠闲不下去。当初的讽刺本就双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
读出对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但在谋求"发展"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都急匆匆走
在"发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因对"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今非昔比，"发
展"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对现代化的迷信，对所谓"东方的崛
起"的二十一世纪的向往，使得今日中国，对"发展"带来的正面、负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认真的反省，陷
入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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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交价于官
作者: 陈平原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来到江户湾。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签约，开辟下田和箱馆两港。四月
十五日佩里乘旗舰波瓦坦号来到下田，六月签订补充条约后方才率舰队离开。至此，日本开国已成定局。
一个半世纪后，车过下田港，朋友指点着屹立海岸的佩里铜像以及上陆纪念碑。走进下田市里规模不
大却很有特色的乡土资料馆，手里的门票是当年的浮世绘"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随同佩里第二次来
航的，有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其记录此行的《日本日记》，初刊于一八五四年《遐迩贯珍》，十年前
因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而广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罗森像，是从江户时代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的《米利坚人
应接之图》中复制的。资料馆里也陈列着一幅复制的和画罗森像，上题"罗森在下田町徘徊询问物价高低
图"。画面上瓜皮帽长辫子的罗森，一手撑黑雨伞，一手持红包袱。此画没有注明绘制年代，看来并非近
年补绘，可也不像当场写真。此罗森多了一把胡子，画面的色彩对比那么强烈，再加上"询问物价高低"的
说法，更像是事后根据有关资料追忆而成。《日本日记》中有一段话，自述下田购物，很可能正是此画所
本：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
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
罗森生平至今不详，但从日记中少记政治大事而多记土产物价，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从外交场合的
罗森走到询问物价的罗森，中间应该有学者的考证研究。正因为后者的判断更准确，非当年千方百计请求
和诗题扇（一月之间应邀题扇五百余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断为"事后追忆"。
资料馆里收集、陈列六幅早期的佩里画像，还有一幅以供对照的相片，让人大开眼界。浮世绘画家根
据自己的想像，来为其时"如雷贯耳"的佩里总督立像。有画成妖魔鬼怪的，有画成日本传说中的天狗的，
有画成中国将军的，也有画成西乡隆盛的；但很快地，佩里的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可以将此作为日本人接
受外来文化的"寓言"来阅读；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以自己的经验（或称"期待视野"）来"误读"外来文化、并
在此后的"对话"中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日本人的长处只是在于尽量缩短这个"过程"。
熟悉赛金花故事的，肯定会对下田的阿吉大感兴趣。一八五六年，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美国在下田的
玉泉寺开设了最初的领事馆。第二年，为了使得"孤独"的哈里斯总领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岁的阿吉被迫
离别恋人而走入领事馆。两年后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声中四处流浪；四十五岁时贫病交加沦为乞丐，
四十八岁时投水自尽。据说在其投水处，现在立有碑记和供养菩萨，成了旅游景点。如今的阿吉，已是文
学家以及平民百姓茶余酒后的绝好话题。念及此，我连前往凭吊的勇气都没有了。
资料馆里还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德川庆喜等人的纪念文物，比起这些影响日本开国进程的伟人
来，阿吉实在太渺小了。可不知为什么，走在夕阳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动着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个
哀怨沉默的少女侧影，始终叠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让我再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的风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于京西蔚秀园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对日本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九○二年，吴汝纶在接任京
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可吴氏尚未归来，《钦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发，而章程又明显
受日本学制影响。也就是说，不待政府专门派人考察，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便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请开学
校折》）；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更明言"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戊戌政变记
》）。日本教育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属常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选
择日本而不是英美作为学习的榜样？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刺激还是来自甲午战败。"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路，已经从具体的船坚炮利，转为抽象的教育文化。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
的话来说，便是：
近世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康有为说这番话的时候，尚未踏出国门一步，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五年后张謇东游，实地考察的结
果，竟与康氏的意见不谋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东游日记》）其时大谈教育立国者，
并非教育专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翻阅清末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述，你能明显感觉到知识者的良知，以
及救世济民的热情。
近日购得一九○一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数册，闲来把玩，深为编者罗振玉《教育私议》的高瞻远瞩
所感动。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时机"，而成败得失，"一决之于教育"。如此大胆立论，想来今人
也未能出其右。可诚如罗氏所言，以教育立国，"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矣。设想"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
为大东强国"，依据的是"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的经验；这比当初康有为"三年而立"的预言保守多了（《
请饬各省改书院yin祠为学堂折》），可惜仍嫌过于乐观。去年访日，曾应《文》杂志之邀讨论中国的教育
现状，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何以中国至今仍有两亿文盲。对于一个文盲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国度，如何称雄
于二十一世纪，我不能不有所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