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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扪碑记
作者: 陈平原
比起忧郁且早逝的井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更为世人所称道。川端君久负盛名的《伊豆舞
女》写作于此地，为整个伊豆半岛的旅游业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今东京每天仍有多趟开往伊豆的"舞女号"
列车，旅游巴士上更不时掠过装扮成"伊豆舞女"模样的导游小姐的倩影。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宣传品还是属
于此书的"发祥地"：走在汤岛街道上，忽然发现下水道的铁盖上居然铸着《伊豆舞女》中的男女主人公。
设计者大概缺乏想像力，让舞女和学生整天与污水打交道，而且忍受车碾人踩，实在非我辈所能接受。
当年学生和舞女从汤岛到下田经过的路，如今不再通行。承芦田君雅意，开车绕一大圈，转到已废弃
的天城隧道南口。在阴冷的隧道里唱歌，回声效果很好。遥想当初从这里走过的文学人物（从抒情的《伊
豆舞女》，到推理的《越天城》--松本清张此作未见中译本，倒是其《砂器》早为国人所熟悉），不知可
曾"引吭高歌"。隧道北口多有游人走动，也立着几块说明性的木牌，当然不会忘记提醒此即大名鼎鼎的"
舞女隧道"。只可惜木牌上没有标明隧道长度，随身携带的各种旅游指南也都漏了这一笔，只好由我来补
阙--踱了一遍，共六百五十步，约合四百五十米。
其实，在隧道怀古之前，我们还参观了伊豆近代文学馆。之所以倒过来讲，纯属文人积习，为了"文
气"而牺牲"真实性"。文学馆乃此次伊豆行的重点，很想将其作为"压轴戏"来唱。只可惜贪玩，对花时费
力的文字考据不大感兴趣，只是走马观花一番。到过伊豆或写过伊豆的知名作家实在太多，这里展出的一
百二十家几乎囊括了大半部近代日本文学史。此馆最可骄傲的，一是《伊豆舞女》的原稿以及六次改编成
电影的相关资料，一是出生于此地的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刚好碰上了"井上靖与丝绸之路"专题展览，拍拍
披满征尘的越野车，再观赏那熟悉的西域风光，颇为亲切。井上的小说多以古代中国为背景，我很喜欢；
不想在此见到他"沼津"时代的家。在复原的建筑物周围徜徉了好一阵，听水车，看浮云，于宁静中感觉生
命的跃动。只是限于管理规则，未能"深入堂奥"--但愿这不是对我辈读者的暗示。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在文学馆附设的餐厅用午餐，妻子要了一份名为"舞女"的套餐，又贵又不好
。还是我出来主持公道：谁让你吃的是"文学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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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碑记
研究文史者多喜欢读碑，我也未能免俗。每次出外旅游，读古碑是主要节目。之所以强调"古碑"，因
今人之碑多粗制滥造，文既不雅，字又丑陋，再加立意卑俗，几无可观。这里所说的"碑"，既包括由帝王
封禅祭天竖石称碑发展而来的功德碑，也包括由宫室宗庙里竖木称碑发展而来的墓志铭--后者更为我所看
重。起码从东汉蔡邕《郭有道碑》起，碑就有序有铭，而且立在墓上而不是放在坟中。虽说像刘勰所赞让
人"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墓志铭难得一见，读读同时代人略带夸张的评价，顺便欣赏古代的书法与石刻，
也是一种兼及文史与艺术的享受。
没想到访学东瀛，还能继续这种享受。最早提醒我注意东京的"古碑"的，是现任教京都大学的金文京
先生。"古碑"其实不古，远者三四百年，近的也就四五十载。不是说此后不立碑，而是或只刻名讳和生卒
年月，或改立日文的歌碑、句碑。江户和明治时代不少名人之墓，都有汉文撰写的墓志铭，是我阅读这一
段历史的最佳教材。于是，天晴日好且有闲情逸致时，总不忘携妻子游古寺，扪古碑。
说"扪碑"，既写意也写实。历经地震和战火，现存的"古碑"并非原貌，或翻刻或移位。翻刻的容易辨
认，移位的则必须发挥想像力，否则会惊讶东京的古墓老比例失调。又要保存古物，又要顾及寸土寸金的
商业利益，于是有"缩碑"之说。大概现在的日本人很少光顾那些汉文撰写的墓志铭，因此常有碑背靠着围
墙或两碑相距甚近以致不堪卒读者。这个时候就只好"扪碑"了。新宿净轮寺中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之墓
乃"都史迹"，可碑阴靠墙，我只能摸出前后两行，实在没有体力读完全文；目黑大圣院有大正年间移入的
受幕府弹压的切支丹T字形石灯笼，中间那幢两侧各刻一句七言汉诗，可因为旁边两幢夹得太近，摸了半
天也没弄明白所言何志。
也有因流连忘返，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只好改"读碑"为"扪碑"的。"扪碑"虽"雅"，可实在不方便。不
到万不得已，决不出此下策。倘若是自家的过失，不能怨天，不能怨地，也不能埋怨碑建得不合理，只好
夫妇互相推卸责任了。
积习难改，除了"读史"，还想"品文"。这可就有点麻烦了。《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夫属碑之体
，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史才"不仅指叙事技巧，更兼"不伪饰"的史家精神；后者与墓志铭
专标祖宗盛德的文体特征相左，颇难真正实行。古来为人撰墓志铭者，绝少不"谀墓"，故难得好文章。日
本人自然也不例外。以提倡古文辞名世的荻生徂徕，其墓志铭由居高位的弟子藤忠统撰写，有传有铭，可
就是言之无物。端起架子歌功颂德，尽是"天降文运斯人云受"之类的套语，焉能有好文章?借鉴传记手法
，在列举德行的同时刻划人物，是墓志铭成功的奥秘。涩谷祥云寺的荒川显德碑（冈崎壮撰），叙事之余
插入关于传主相貌、举止以及性情的描写，最后来一句"夙能国风，晚年尤多佳咏"，显得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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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招魂
作者: 陈平原
要说文章之美，我最喜欢的还是港区泉岳寺的《烈士喜剑碑》。撰者林长孺有《鹤滦文钞》传世，黄
遵宪《日本杂事诗》将其列入"馀子文章亦擅场"。此碑收入文钞时，评者多誉为奇文传奇人的"必传之作"
。一句"喜剑者，不详何许人，或云萨藩士，盖奇节士也"，省略了许多常见的废话，且有扑朔迷离的神秘
感。接着是喜剑如何辱骂国亡而"游荡不已"的大石良雄，听说赤穗四十七义士复仇后，方知错怪了忍辱负
重的良雄，于是赶赴江户，自刃于其墓前。整个叙述充满戏剧性，笔法颇类太史公。赞叹过此"古之侠者"
的"奇节"，该轮到讲建碑的经过了。本以为是强弩之末，没想到还能如此出奇制胜：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谈忠臣烈士事，不离口。尝憾喜剑有此奇节，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别建一石
于泉岳寺，略纪事迹，以示后人。赍费金若干，来征文于余。余时年方二十七八，未尝作金石文字，固辞
，不可，乃约自今学文十年，而后草之。时余贫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尔来荏苒过二十余年，今
则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余，皆颓然老矣。余乃为文出金，致诸伯基，遂偿两债。嗟乎喜剑之死固奇矣
，伯基此举亦奇矣，独恨余文不奇耳。
黄遵宪在开列一大串"以文名世"的古文家后，称"东人天性善属文"，其中之佳作"不难攀跻中土"。此
《烈士喜剑碑》大概可算一例。
不过，据明治三十一年出版的大桥义三所着《高名闻人东京古迹志》，喜剑虽隐身江湖，却并非"不
详何许人"，乃肥后细川家之浪人，本名大川源兵卫。想来当年确是失考，不会是林氏为作文而故弄玄虚
，不然立碑时会引起公愤的。
大桥义三此书又名《古墓之露》，专门记载其时东京尚存的名人之墓，包括武臣、国学、儒家、侠客
、经济、医术、俳谐、烈士、妇人等三百余众。此君趣味与我颇为相近，可惜不记碑文，而自撰的介绍文
字又过于简单。除了关于喜剑的考证，还有一则记载有趣，那就是将日本的"小说界泰斗曲亭马琴"，比诸
中国的李笠翁和西洋的莎士比亚。
招魂
偶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第五号，得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曾于东京九
段坂之偕行社宴请中国留学生。两百多"郁以山河故国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气"的留学生与公使共享"团
聚之乐"，唯一的缺陷只是因此地乃日本陆军军官公所，不能允许龙旗飞扬。
读完这篇《中国留学生新年会记事》，总觉得气闷。所谓"偕行"，自是取意于《诗经·秦风·无衣》
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句意。明明知道"偕行社"乃日本陆军为纪念
甲午战胜中国之役而醵资兴建，为何众人仍能"其乐融融"？那时"排满"一说尚未通行，总不能说战败的是
"满清"而不是"中国"？大概学子们一心效仿日本变法维新，只好不计前仇。此前康有为不也曾设想借兵日
本匡扶光绪？可见那时中国读书人对日本的感情相当复杂。甲午之战固然警醒国人，但更暴露了大清帝国
的脆弱，无形中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正如坂本太郎所说的，此后，"清国就像一头倒下的、任人
宰割的巨兽一样可怜"（《日本史概说》）。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说，那一仗其实是致命的：既堵死
了中国在亚洲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空间，又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此后只能走政治革命一路。史家曾经庆幸
"因祸得福"，使得落后的中国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百年回首，尘埃落定，人们有理由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
此代表日本之崛起与清国之没落的"偕行社"，在当年可能是领导潮流的时尚建筑。夏目漱石就曾以古
式灯塔边盖起"偕行社一般的新式砖瓦建筑"这种不古不今的"滑稽"现象，作为现代日本的象征（《三四郎
》）。不想打听此"新式砖瓦建筑"到底毁于地震还是战火，附近的靖国神社更能引起我对中日两国之间百
年恩怨的思考。
一八七九年王韬撰《扶桑游记》，叙其游览为纪念"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之"招魂社"--
此即"靖国神社"的前身。那时中日之间尚无战事，王氏对日人借招魂鼓民气十分赞赏：
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
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
倘能百年后故地重游，王韬不知作何感想--反正我没王君那么超然，看到的不只是"忠义之气"，更包
括"腥风血雨"。
走进仍是"树木郁蔚苍翠如幄"的靖国神社，心情格外沉重。平心而论，这是东京最为幽静也最为肃穆
的神社。倘若不认汉字也不懂历史，纯从观光角度评判，此地不愧为"胜景"。可惜树林里到处悬挂的第几
师团第几连队的慰灵标志，在在提醒我记起那场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迫于外界的压力以
及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省，神社的布置已经相当收敛，陈列品的说明尽量采用低调；可这仍然改变不了其
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嫌疑--这也是亚洲各国对日本官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极为警惕的原因。
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
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想法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
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
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
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崇拜和军
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
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当年梁启超等赞赏日本人之"祈战死"，只讲激发"尚武精
神"，不问是否"慈悲为怀"。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国民灵魂的扭曲与污染，并非只是日本独有的"偶然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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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汤岛梅花
作者: 陈平原
东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类和平"。不妨将此作为日本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反省
。这一国民心态在靖国神社里也有所折射，那几百只专门喂养、定时诊查的和平鸽，便是例证。冬日的午
后，阳光照在稀疏的树林间，雪白的和平鸽三五成群腾飞上下；洁净的砂石地上，母亲带着小孩与鸽子嬉
戏，父亲在一旁录相--但愿孩子长大后能记得的，不只是"鸽子"，更包括"和平"。
并非有心"参拜"，故而旁门出入。转到表参道，方才发现巨大的鸟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铜像。此君被誉
为现代日本军队的创建者，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实行军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东京的"招
魂社"，正是其主持创建。记得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中的原口先生不断咒骂此铜像，说是"不如建造一
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说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骂"，很大程度因为他与铜像的制作者
是"死对头"。搬开历史人物功过之争，单从铜像艺术本身着眼，原口先生不该对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
洋铜像"如此苛刻。夕阳余晖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着草鞋，披羽织、战袍，持望远镜，一脸刚毅，颇
能体现那时"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铜像的长篇铭文出自明治维新的中坚,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之手，汉文不错，书法也甚佳--那毕
竟是一个刚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的时代。
汤岛梅花
东京赏梅的去处很多，对我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东京大学附近的汤岛天神。也正因为太方便了，总
以为后会有期，不知不觉竟错过了好时机：第一次拜访时，"有女初长成"；第二次则已是"半老徐娘"了。
没能见到其最为灿烂的"青春"，总觉得遗憾。
闲来遐想，或许是菅原君洞察世态人情，故意不让参拜者心满意足。世人多对得不到的东西格外怀念
，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觉将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为留下了"遗憾"，汤岛梅花给我的印象，反而比花开
似锦、游人如织的东京后乐园、水户偕乐园还要美好。
汤岛天神的梅花其实少得可怜，名为"梅园"，也就十几株。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花不在多，有
"骨"则秀；园不在大，有"气"则灵。"骨"乃虬蟠苍劲，这点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气"指人文氛围，则
不见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有人文精神滋润的"自然"情有独钟，大概远不只我一人；要不单从"风景"论
，此园实在说不上出类拔萃。汤岛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来源于神社祭祀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
东大的魅力，此处成为高考学生祈祷的最佳场所。因而，即便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起码也是"往来无白
丁"。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三）乃平安前期的文人学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后，日本国内天灾不断
。人们相信这是菅原的幽灵在作怪，于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为"天满大自在天神"。朝廷还
赐他"火雷天神"封号，希望借其威力压服雷神。中世以后，"火雷天神"逐渐演变成为专司文章、诗歌的"
学问神"。荻生徂徕《菅庙》诗云："菅公儒雅士，千岁事堪嗟"；"忠冤尤霹雳，诚感唯梅花"。于"儒雅"
、"霹雳"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产梅，七世纪前后方由中国传入。《怀风藻》中已有咏梅诗，此后
的儒者雅士吟诗作文时更离不开梅花。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当属此"儒雅"
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学问神"，周围名胜自然都与学问有关。进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于梅园中央的
《汤岛神社一千年祭碑》。碑大而园小，有点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当初立碑时，神社与梅园的
规模都远比今天大。此汉文碑立于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选议员文科大学教授正四位勋三等文学博士重野
安绎"撰写。重野君号称日本汉文第一，当年与黄遵宪颇多交往，黄氏《续怀人诗》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
：
得诗便付铜弦唱，对局何曾玉袜输。
绕鬓青青好颜色，绝伦还似旧髯无。
黄氏自注："东人称君为三绝：一能诗，一善弈，一美髯也。"《续怀人诗》撰于出使新加坡时，所怀
日人包括伊藤博文、本武扬、秋月种树、宫岛诚一郎等，半为官僚，半为文人，都是其使日时的好友。在
东京游览名胜，常能见到黄遵宪及其友人的遗迹，故《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以及《人境庐诗草》
都是我绝好的"旅游指南"。此前此后来日的中国人，要不没他的文名，要不没他的地位，极少像他那样所
交多为"当世闻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仍心存敬畏，慕名结交者比比皆是。而这些明治时代
的名人，其文章功业，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凭吊的"文物"，这也是我访古时总不忘携上黄氏诗文的原因
。
梅园里还有一块汉文碑，也是立于明治年间，刻的是菅家遣戒二则（后来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发现相
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则曰：
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阃奥矣。
日本古时崇拜中国，故以"和魂汉才"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批判汉学空疏无用的同
时，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明治以后，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随之改为"和魂洋才"。《日本国志·
学术志》中提及朝廷为保存汉学而倡"斯文会"，《日本杂事诗》也对"抱遗编守祭器"的"汉学之士"深表同
情。作为中国人，黄氏对日本的汉学由盛而衰大发感慨，其中包含"私心杂念"。想来当初立碑汤岛的诸君
，也不无借古讽今，对抗西学狂潮的意味。只是时过境迁，参拜者们大概不会注意到此中可能蕴涵的"苦
心孤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