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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教育第一
作者: 陈平原
《教育世界》以大量译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书而闻名，第一册《序例》后附有十一种"已译成之书
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淀旧书店觅得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
》。此书原着者为日本文部省，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年代印。书仅双面五
十页，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间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的决策，以及政府
的各项具体措施，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感慨不已。
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谈到日本"文明开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时，
将其归因于多数士人之"无知"："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
实行，毫不犹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则各有其骄矜的看法，没那么容易被教诲（《福泽谕
吉全集·绪言》）。以启蒙的声音过于嘈杂，或听众的立场过于坚定，似乎不足以说明何以在中国，"教
育第一"始终只是一句口号。晚清以来，没有人公开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树人"，对于习惯风云
变幻的政治家来说，远不及"谁的国家"、"哪来的利益"更有切肤之感。不说特定年代对"教育救国论"的批
判，就连知识者自身，也大都以只讲教育不问政治为可耻。
或许因为我父母都是教师的缘故，总无法破除对教育的"迷信"。从下乡当"孩子王"那天起，就命里注
定只能在校园里徘徊。访学日本，自然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场所。东京大学一地金黄的银杏，庆应义塾
大学已经安静了一个世纪的三田讲堂，早稻田大学优雅的演剧博物馆，都让我流连忘返。可说实话，这些
大学的辉煌历史，早就目睹耳闻，亲临其境时并无多大的文化震撼。倒是在各地旅游，猛然间与有关教育
的遗迹相遇，惊喜之余，会有一丝难言的隐痛。
读过《福泽谕吉自传》，最喜欢"绪方学塾的学风"一章，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部轮流观看的《日荷辞
典》手抄本。去年十月，到大阪参加中国学年会，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当年福泽就读的适塾。
适塾为幕末著名兰学家、医学家和教育家绪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于天保九年（一八三八）
所开办，关闭于明治初年。据现存《姓名录》，先后入门者达千人之众。明治时代的风云人物，多有出自
适塾者，除福泽外，军界有大村益次郎，外交界有大鸟圭介，最为本色当行的医疗卫生界（包括红十字会
）则有长与专斋、高村凌云和佐野常民等。适塾之名扬天下，除了办学者洪庵的学识过人外，更与日后学
生的大有作为密不可分。当初是生以师贵，后来则是师以生尊--对于办教育者，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出人才
。只是何者为"人才"，可能见仁见智。在日本，参观过许多校史纪念馆，夸耀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科
学家等，未见以出总理、出部长为荣的。想来并非鄙薄官府，而是认定政学分途，政治家的成长主要不是
得益于大学教育，大学也没有必要办成某一党派的根据地。
作为"国史迹"兼"重要文化财"的适塾，乃一八四五年由绪方购得，本世纪七十年代照原样拆散重修。
如今，花两百日元便可"登堂入室"。真佩服日本人对空间的利用，这座在日本开国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学
校，实际占地面积不到五百平方米。一楼除了教室、书斋、接待间、贮藏室和洪庵一家的住处，还有两个
小庭园和一口水井。二楼的学生宿舍里，黝黑的木柱略显残缺，榻榻米上汗迹未消，油灯下那部珍贵的手
抄本《日荷辞典》翻开着，只缺圈坐在四周的福泽们。似乎怕惊扰尚在念书的古人，平日喜欢啧啧称奇的
日本游客，到了此地也都一脸严肃；女孩子则捂着嘴巴，强咽下那声必不可少的"哇"。旁边的小屋挂着许
多照片和画像，那便是适塾引以为傲的历届"名学生"。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札幌农学校也有自己的"名学生"，那便是财政学家新渡户稻三、宗教家内村鉴三、
植物学家宫部金吾、文学家有岛武郎。不过，农学校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E．C．Clark）似乎广为人
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克拉克的临别赠言"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Boys，beambitious！），仍回荡
在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时间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
十六日归国），影响竟如此深远，颇有点韩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农学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
，聘请的初任校长又是原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业大学校长，随着农学校的学生在北海道开拓中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开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维新最少争议的一大功绩。在设置开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开拓使学
校于东京，第六年移至札幌并定为农学校，这些举措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象征--须知那时整个北海道的
人口仅有十万。百业待兴，首先想到的是花大价钱请外国教头，此事足见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
第一。如今，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局外人，抚今
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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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厕所文化
作者: 陈平原
今年的暮春时节，依旧是落英缤纷。有幸来到日本的"北大"讲学，而且就住在学校里的克拉克会馆，
每天面对着克拉克铜像，不禁神往于那个开基立业、生机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绿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学校
园，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迁建的。当初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演武场遗址，只留下一座被定为"
重要文化财"的时钟台。那机械传动的大时钟还在运转，还在报时，还在提醒人们记往那个遥远的过去。
我访钟台那天，春雨潇潇，绿荫中白墙红瓦，再蒙上一层水气，更显得温润可爱。雨天游博物馆，最大的
遗憾是地上的污水迹。没想到介绍农学校和时钟台历史的展厅一尘不染，就连入门处也干干爽爽。看着雨
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栏杆的妇人们，我有点怨恨起日本人的"洁癖"来。事后方才得知，这些志愿者希望用
这种方式来守护钟声并触摸历史。若如是，还真令人感动。
从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游，居然接连见到好几处作为文物的明治学校遗址。熊本的洋
学校建于明治四年，资历比札幌农学校还老，可惜只办了六年。不过，洋学校的学生德富苏峰后来接办大
江义塾，门下又出了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我对九州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参观这两处遗址纯属
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园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闲，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公园及旁边的洋学校教师馆。至于访
大江义塾迹，则是因读洋学校的校史引起的兴致。
游览心切，赶到洋学校教师馆时，尚未开馆。大概难得见到如此虔诚的游客，正在打扫卫生的管理员
决定提前开馆，并热心介绍。这下子可麻烦了，馆里始终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不好意思匆匆走过场，于
是足足在这幢两层的洋式木楼滞留了一个多小时。日本的纪念馆大都布置得很认真，细看当然有好处；只
是对于非专业的游客来说，一个多小时未免太奢侈了。
同样是没赶上开馆时间，长野的那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筑摩山地的度假村开车回东京，路经中
市，见到"国史迹旧中学校"标志，自是希望"顺手牵羊"。可惜时近黄昏，纪念馆已经空无一人。日本人大
多守规则，因此只在入口处横一道矮矮的铁链。实在舍不得这个机会，假装不懂规矩，跨过去尽情游览。
拜会了樱花和枯藤，也见识了洋楼和大铁门，可就是没记住学校到底建于何时，有何功绩。本以为既是"
国史迹"，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辞典就行了；没想到翻遍各种有关教育的辞书，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其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修了多少纪念馆，建了多少纪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京西蔚秀园
"厕所文化"
写下题目，自觉有点滑稽。年来"文化"成灾，无物不以之为名，且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今轮
到我来凑热闹，竟然将其与人所不齿的"厕所"连在一起，实在不雅。可我并无调侃的意思，真的以为"厕
所"里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
在厕所里暴露无遗。
刺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是一次偶然的对话。说起每个城市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地人不觉，
有经验的游客则一下飞机就能闻到。日本朋友说北京首都机场的味道是"大蒜"，并问我对东京成田机场的
感觉，我答以"厕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颇为不悦，后来我才知道，幕末来日的西方人，正是以
此攻击日本人的"不文明"。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热衷于推销其文化，没
想到被我揭了"伤疤"。
其实，我没有那么刻薄，说"厕所"指的不是臭味，而是香味。在日本，不管是机场、剧院，还是旅馆
、酒吧，厕所都非常洁净，而且洋溢着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很容易分辨，以至我不用看标志也能找
到厕所。主人一听解释，忙说"过奖过奖"；其实我的话里褒中有贬。以我迂腐的见解，过犹不及，厕所毕
竟不是闺房，太香了让人感觉不自然。
东京的雅叙园是专门举行婚礼的大饭店，装饰很华丽，最让我惊叹的是厕所。除了必不可少的香味外
，更因其小桥流水、修竹扶疏。关键时节，眼前掠过一倩影，不免胆颤心惊。据说，借"扶疏"的修竹作屏
障，此创意得之于江户时代的便所；不过既已置身于现代化大饭店，自是不能不着力"雅化"。此厕所大受
赞扬，我却甚不以为然，以为其俗在骨。我喜欢虽也修饰但不大夸张者，比如京都的"天喜"：顾客酒足饭
饱，穿上木屐，在因灯光昏暗而显得有点幽深的小石板路上走十几步，来到干净得不必要使用香料的便所
，那里甚至可以看得见星星、听得见虫鸣。
倘若不是像我这样吹毛求疵，日本的厕所其实值得称赞。受那场争论的启发，旅行时颇为注意各地的
厕所，除了东京高尾山上寺庙外的一处，居然未见特别污秽者，听说北海道还有专门评点本地各处厕所的
书籍，可惜我没见到。不过，确实发现好多公共厕所的建筑风格很特别，看得出设计者挺用心。家用厕所
里层出不穷的各种小玩意，更是提醒你日本人在此"无关大局"的小事上所花的功夫。
记得夏目漱石曾将每日如厕作为人生一大乐趣，谷崎润一郎则称日式厕所为日本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
者，其《阴翳礼赞》中有这么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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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沟道不通
作者: 陈平原
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
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
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谷崎君反对西洋厕所的铺瓷砖、安抽水马桶和净化设备，以为在那样通明透亮的地方解裤子，实在丑
陋不堪，因而反过来故意渲染日式厕所的风雅与清幽。但谷崎君只说了厕所"雅"的一面，而不涉及其"俗"
的一面，比如说如何处理雅人留下的不雅的排泄物，以及其先天具有的臭味。还有，对于没有自家"庭院"
和"绿树浓荫"的平民百姓来说，谷崎君的设计未免过于奢侈。东京的"深川江户资料馆"里，有一座复原的
江户末期庶民的公共厕所，附在本造的母屋边上，有顶盖故能避风雨，有灯笼故不怕黑夜。虽说够不上谷
崎君的标准，但非常实用。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城来说，处理年三百万石的排泄物，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实在风雅不起来--达官贵人则又另当别论。
对比同时代北京的厕所，不难说明此等俗事之不易解决。孙殿起辑《北京风俗杂咏》中录有褚维垲的
《燕京杂咏》，其中一首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
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
名的《燕京杂记》说得更可怕：
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
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屠宰市的积秽尚情有可原，都城之所以沟道不通，主要在于平日里一般居民付不起淘粪钱，"故当道
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居于荒山野岭或者深宅大院，如厕当不成问题。可对于庶民来说
，解决"臭气四达"，比强求"风雅"重要得多。
遗憾的是，此事大不雅，历代文人避之惟恐不及，以至难得详细的记载。读书人很容易想到钱惟演的
"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也不难记得欧阳修的"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
上、厕上也"（《归田录》），可很少人知道宋人厕所建筑怎样，味道如何。这也难怪，此事虽十分重要
，确实无法归类。"岁时风物"说不上，"礼仪职业"也无关，即使是有心人，也不知该如何记载。说起来和
"衣食住行"中的"食"与"住"沾点边（如今成套的住房或营业的酒馆都必备厕所），可明人高濂的《遵生八
笺》中并列温阁、松轩、茶寮、药室，就是不设厕所；至于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更不会考虑"吃喝"
以后必不可少的"拉撒"。近人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好不容易收录了几则关于厕所的文字；只是无
法归类，最后只能因其中一则提到雇人淘粪"必酬以一钱"，勉强将其归入"市肆"编。其实李先生心里肯定
明白，厕所并非完全服务于商业往来。
说来惭愧，我对于中国厕所的建筑特色，至今仍很茫然，无法与谷崎君对谈；至于对其除臭方法的最
初了解，竟得之于一部大雅书。《世说新语》述石崇入厕，十余婢侍列，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王
敦不知公主厕所漆箱里的干枣是用来塞鼻子的，竟"食遂至尽"，闹出大笑话。以干枣塞鼻，原料倒也不算
太贵，就是感觉憋气。至于"甲煎粉"、"沉香汁"为何物，我没作考证，就怕弄明白了也买不起。不管怎么
说，我们的先人肯定也很重视如厕时的舒适感，只是因此事"不雅"而很少形诸笔墨，害得后人无从模仿或
改进。此乃一大憾事。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厕所，是否比同时代的中国厕所优雅舒适，在找到确凿证据以前，不敢妄下结论
。倒是十六世纪来日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一五三二--一五九七）所着《日欧
比较文化》，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的"厕所文化"。既然是比较，主要着眼于差异，凡事皆两两相对，
不免略有夸张；不过据日译本的注释，所记也还大致属实。略去欧洲人的习俗（读者不难反推），日本人
的特点是：厕所在房前，对谁都开放，蹲着大便；有人为买粪尿付出大米和钱；把人粪投入菜园当肥料。
除了公共厕所不大普遍外，后三点与中国没有任何差别。在很多偏远的地方，人粪至今仍是菜园的主要肥
料。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粤东农村插队时，生产队经常派人上城买人尿。至于"蹲着大便"，更是无伤大雅，
首先想起的例证是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中的名言："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
把"大俗"和"大雅"凑合到一起，废名此语略带调侃的意味。周作人在《入厕读书》中，曾抱怨北京那
种"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的茅厕。此等去处，倘遇风雨，实在难以"悠然见南山"。
个中滋味，下过乡插过队的，大致都能领略。没有屋顶的厕所，偶尔也有好处，比如"观风景"。可比起日
晒雨淋的不便来，这点"风雅"我宁肯牺牲。
谷崎君大概没有真正在"粗野"的乡间生活过，才会在《关于厕所》中提出如此过于"风雅"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