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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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归族”的价值宣言

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过年必须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烦恼。2012年春运人数已经超过30亿,每年几十亿人口的大腾挪成为一个基本无解的社会问题。年货送来送去,领导、朋友、长辈,打点各方关系,联络多方感情,过年比上班还累。年前的突击加班常常让人对假期产生幻灭感:焦头烂额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难道就为了过年那几天吃得脑满肠肥,对着电视发呆吗?

我们感慨年味淡薄,其实是人情淡了。但人类社会就是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前进。我们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别人,我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再趋同。在不想过年的呼声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愿来过年,我们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心假期。

过年的那点“乡愁”也不过是脑补后的结果。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后,过年加入了农业庆祝的活动。到汉朝形成了新春的礼仪。过年是绵延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废除春节,折腾了几年后自动放弃。“文革”期间的“革命化春节”也响应寥寥。民间对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对好吃好喝的节日的眷恋是强大的,过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难被撼动。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个体便已经开始精神上逃离这种传统。

鲁迅在《祝福》描摹了过年的场景,宣告了自己的逃离,《祝福》中的“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读了点书、见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识分子,他不再依靠惯性来生存,开始冷静审视这个“过年”的旧世界,并在其中看到残酷。

《祝福》中鲁镇旧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显出即将过年的气象,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但洗涮是女人们的事情,仪式是四叔这样的家长的事情。“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了“寒暄”的世界,总是话不投机,有些你怜悯的可怜人,而你帮不了他们;有些势利心狠的人,你厌恶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白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我们会在某一瞬间怀念四世同堂的时代,全家欢天喜地过春节。但在理智层面,我们都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幻觉而已。家庭人口越多,关系就越复杂,大家庭内部从不缺勾心斗角,也像一个小江湖。一些据说饱尝了都市孤独症的人怀念记忆中的春节:现在想来跟兄弟抢一块糖都是开心的。他们已全然忘记当初没有吃到那块糖的愤懑与屈辱。在一些充满乡愁的脑海中,过去总是蒙着一块玫瑰色的面纱——那其实是脑补的结果。

现实没有给乡愁留下空间,城市化推平了记忆中的故乡,在“千城一面”之间,我们的家乡都是趋同的,几年之间迅速崛起的市镇只跟地产、政绩相关,与出生或生活于此的人没有多少关系,为了活得好一点,他们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乡。

对于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90后来说,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单骑,冒着风雪骑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们父辈的过年经验。对他们来说,过年开心的不一定是回乡,而是拿了工资去买一个新款智能手机。QQ上认识的好友比儿时的玩伴亲密得多。故乡是丑陋的,他们对于中国乡村的凋敝体会至深,那是留守儿童时期的切身经历,在父辈打工赚来的二层小楼中,只有未粉刷的墙壁,祖父母力不从心的照料。

1984年2月2日,北京,农历初一黄土岗公社刘甲村社员张占鳌一家在包饺子。除夕晚上及初一早上吃饺子的习俗在中国北方一直沿袭至今。

过年是代际矛盾的爆发期,两代人都深深地被那个无法实现的“成功”所折磨。

虽然这个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年轻的一代能够与全世界同龄人同步在苹果店排队抢购最新一代的iphone了。但是上一代人还在另外一个时空:依然相信电视上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网络最大作用就是偷菜以及可以连续看完三十多集的“婆媳大战”连续剧;他们或许是广场舞大妈中的一员,或许是买金大妈中的一个。他们早早就已经放弃自己,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只要儿女好,他们便一切都好。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也迅速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我搞不懂了。家长权威开始丧失,长辈对于家庭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弱了。

对很多中国家长,特别是中国父亲来说,亲子沟通是一件困难而麻烦的事情。养育孩子的那几年恰好是事业上升的关键阶段,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超过陪孩子的时间,孩子的叛逆期又恰逢中年危机,出轨闹离婚各种焦头烂额。在2012年,中国的离婚率增幅就已经超过了结婚率增幅,连续8年攀升。

向孩子解释成年世界的各种困境实在太困难了,也太耗费时间了。情感上的亏欠很容易用礼物的方式来弥补。一个芭比娃娃、一套乐高玩具、一个包、一辆车、一套房……亲子关系变成了礼物模式。但是,养育一个孩子并不是驯养一个小动物,给它粮食,它就会向你摇尾巴。情感互动是一种经年累月练习的结果,不是你某天突然想修复时,就可以让对方按照指令回到原位。情感上的空洞会一直横亘在彼此之间,过年也无法让大家在一起假扮亲热。

年轻的一代多数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分子,从小便享有家中最好的一切。花着父母的辛苦钱念完了大学,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不足以支付房租,在一个“拼爹”时代,当他们工作受挫时,还不时会暗暗抱怨:为什么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父母与孩子照例是最亲密的亲人,却有着最无法沟通的价值观,他们都被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牵动着,无法自省,也无法以恰当的方式爱人。父母依然还在付出,但是付出得越多,希望在儿女身上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不是希望儿女返还自己什么,只是希望在儿女身上兑现自己无法取得的现世成功。但是身为儿女,却并不是个个都能出人头地,那些厌恶过年的大多数无法面对自己现世奋斗的“失败”,败于过年聚会的各种“晒”:晒年终奖、晒过节福利、晒年会上的抽奖……三十而立没能立起来,四十不惑依然困惑,难以担当那些人生的责任;他们没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提供一个世俗层面的成功样本。

过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品味、学识、腔调……都市优越感在过年期间全面沦陷。

人是依靠优越感存活的动物。在北上广深,你可以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用海淘购买一千美元的鞋子,然后假装生活在纽约。单身无孩,月月月光,除了生病时偶尔会觉得有点寂寞,总体依然觉得自己人生很牛,觉得自己是超越了琐碎生活的那群幸运儿。那样的琐碎生活实在太熟悉了,因为你就是在琐碎中长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空间局促,没有隐私;从物质匮乏时期过来的父母,小心地计算着每月的开支,为节省了10块钱而雀跃不已。熟人社会有各种人情世故,斤斤计较,你是如此厌恶,大学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逃往大城市,以为远离了是非与琐碎。

但是年龄渐长,你会发现,自己还是难以逃脱被那些在你看来井底之蛙的眼界评判。春节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表彰大会”,中国式幸福是如此单一而残酷,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人讪讪退回到亲情环节,长辈发了压岁钱,晚辈送完脑白金,大家开始看春晚包饺子。晚会歌手在唱“常回家看看”.你在心里却暗暗下决心:明年混不出个样子来就不回家过年了。所以,每年春节都会有那么几个缺席者,他们是家人口中隐晦的存在,“没回没回”,最后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到。

在家乡不要试图去推销那套雅痞的观念,喝什么红酒、穿什么质地的套头衫。在强大的现实主义逻辑之中,你就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废柴。由品味构成的大城市优越感可以瞬间被洞穿:言必称纽约,却一次没有去过纽约,其实只够钱去次泰国;每个月仍在还15万的奔驰smart车贷;过完年,房东就要涨房租,心里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搬离电梯公寓;年终奖很少,过年这一次回家就全花光了;信用卡已经有了三笔分期,难道还要继续第四笔分期付款吗?

在家乡湿冷的冬天,凹造型穿着单薄的羊绒大衣冻得瑟瑟发抖,然后,那个微胖的妈递给你一件羽绒服,你挣扎了一下还是穿上了。你会发现,跑了很久,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你所否定和逃离的一切现实,但是,回家过年,一切都被打回原形。只是温暖和安全感是很受用的,虽然它们总是与现实的无聊、琐碎一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