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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国民性说国民性，的确是没有答案的同义反复。但是，搞清楚一个地方的国民性，却是寻求改变的前提。
所以，我并不排斥国民性批判，而且也认同大多数批评者总结出来的有关中国人的一些特征，比如麻木和冷漠。
不过，最少在两件事上，要中国人继续麻木继续冷漠很难：一个是祖坟被扒，一个是孩子受难。
在火葬越来越得到推广的今天，实际上，就剩下孩子受难。
无法对孩子受难无动于衷，原因很好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在哪一个群体都适用。
中国人所独有的，是另外一个比较隐蔽的原因：他们对于自己遭遇的不幸，特别能忍受，因此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补偿心理，希望自己受过的苦难，能够转化成后代得以享受的幸福。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真诚信奉的人生格言。
所以，绝大多数人在平时要么选择明哲保身，保持沉默，是谓“静好派”，要么选择投机取巧，歌功颂德，是谓“歌德派”，理由都是“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直至孩子们过得不好，他们才打破了沉默，停止了“歌德”。
毒奶粉事件如此，红黄蓝事件如此，疫苗事件也如此。
一夜之间，他们仿佛换了个人，也转贴，也愤怒。
二
从因果关系上说，因为最在意的人受难，所以无法再继续沉默，无法再使劲“歌德”，十分正常。
但是，“正常”无法掩盖他们的蠢或坏。
社会是一个系统，如果它好，是每一个部分好的结果，如果它坏，也是每一个部分坏的结果。
社会要变好，也绝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平时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一被刺痛就想它立刻变好，可能吗？
只在需要时才关心自己所关心的，平时则对公共事务漠然以对，是社会堕落事实上的帮凶。
当八年前报道山西疫苗事件的记者和总编被调离和免职之时，就已经注定，山东不过是山西的继续。
对体制的荒唐运行惯性无动于衷甚至热烈拥护，却在关键时刻希望自己的孩子幸免于难，这是“强东梦”——之前刚信心十足地宣布人间天堂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刘强东，这一次，就因为女儿的身体里也流淌着问题疫苗而出离愤怒。
亿万富翁尚且如此，何况吃瓜群众。所以，还静好吗？还歌德吗？
三
把“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古训忘得一干二净，是蠢或坏的另一个表现。
虽然至少从表面上说，哪一个地方都会额外地呵护孩子，可是，要是一个地方，连大人都善待了，它会让孩子受苦吗？
相反，要是大人没有被善待，又凭什么相信，孩子就会被善待？
真相是，跪着，是保护不了任何人的。
所以，如果真正心疼孩子，最好的做法，就是从关心自己的权益开始，勇敢地为自己而战。
你站起来了，挡在前方，孩子才可能不受伤害。
四
值得单独来归类的，是那些“反对批评派”。他们和静好派和歌德派或者有交叉，但坚定地反对任何对这个地方的批评，是他们最为显着的标签。
在他们看来，凡是批评，就是在抹黑唱衰，是在制造混乱，是别有用心地要让这个地方变烂。
他们的支点是，上面很不易，祖国已很好，要珍惜，要感恩。
的确，对比起四十年前，这个地方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一些批评者，又的确过于极端，或者言过其实，或者以偏概全。
所以，反批派的反对，有一定意义，是对这些极端的对冲。
然而，现实往往是，他们的反对，是一竿子式的，一看到批评，不管对与错，就条件反射地反击：你说这是烂疮，他们说只是有点不正常，说外国也有烂疮，说没烂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你不说偏偏说烂的。
结果就是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局面：对与自己及家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视而不见，却如蝇逐臭不遗余力地扒出远在天边的烂疮，让人高度怀疑他们的国籍。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任何一个社会的现状，都是不同群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保持对拥有合法暴力的公权力的批评，在他们犯错的时候指责，在他们没有犯错的时候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是一种良性博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平衡，是为了增进公众的福祉，而不是相反。
非但不行使批评的权利，反而来反对别人承受着风险的批评，是让本来就不对等的权力和权利关系，更加失衡，最终就是害人害已，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幸免。
对这些人，我已经没什么可讲了，只能奉送上之前一篇文章的标题：你可以不反对吃屎，但最少不要反对别人反对吃屎。
五
这些人，还处在前现代社会的蒙昧状态。
而鉴于这个地方国民性的特殊之处，用讲道理的方式对他们启蒙，效果微乎其微。
对他们来说，孩子受难，才是最有效的启蒙。
这很残酷，却是事实。
而更残酷的是，这个事实，还将延续，因为他们的记忆，比鱼强不了多少，再痛的事，也无法阻止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痛。
为了孩子，改变一下可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