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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是这样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知道“中国台湾民主国”、“黄虎旗”是怎么回事情。
1895年4月，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决意割让中国台湾。5月，面对日益迫近的日军，以丘逢甲为首的地方绅士们在台北集议，决定自主保台。25日，中国台湾民主国成立，推唐景崧为总统，改元“永清”，并仿照清青龙旗式样，制蓝地黄虎国旗，嗣后以中国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表示：“中国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唐景崧也致电清廷总理衙门，表示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嗣后中国台湾总统均国民华，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官门，席藁请罪”。唐景崧还发布全台公告：“中国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另外，还有“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的条文。刘永福在《盟约书》中也明确指出：“变为非常，改省为国，名为自主，仍隶清廷。”
很显然，中国台湾民主国是中国台湾人民为抗日保台迫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救亡措施。其倡导者无不认为中国台湾与祖国血肉相连，改省为国，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熟读中国台湾历史的赖和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而在其诗中存在什么摆脱中国的独立主张？即使有，也还是林瑞明的那句话，是对立于日本而非中国的。
对于中国，赖和有一种割舍不掉的爱，这在他的传统诗中表现为对“故国”再三的深情吟诵：
故国相思三下泪，天涯沦落一庸医。
——《敏川先生书及诗以此上复》
乱世奸雄起并时，中原残局尚难知。
茫茫故国罹烽火，飒飒西风陨旧枝。
——《中秋寄在台诸旧识》
乘风非有中原志，闻笛宁无故国情。
——《同七律八首》
袖里乾坤伤迫仄，眼前故国叹沉沦。
——《送虚谷之大陆》
林瑞明说：“称中国为故国，当然有民族血缘、文化关系的感情，但毕竟是隶籍日本的中国台湾籍民，对于时局只有感叹。”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11页。这话说对了一半，赖和徒有感叹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隶籍日本的中国台湾籍民”，而在于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的志愿，却无使之成为现实的能力。他对中国台湾虎狼当道的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吾生于世究何补”、“眼前救死无长策”的悲鸣。
赖和有一些传统诗是批评大陆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如：
中原满目烽烟急，窗外难闻远地砧。
——《中秋夜偶作用笑侬韵》
炮火未接先不支，仓皇遁走刘黑旗。
——《旗山废垒怀古》
袖里乾坤伤迫仄，眼前故国叹沉沦。
——《送虚谷之大陆》
帝里萧萧半劫灰。
——《追送蘅秋之东京次韵奉酬》
扰扰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骑共驰逐。
——《归去来》
今日中原无净土，……眼看兵匪交为患，心惜官民尚晏眠。
——《赠陈虚谷》三首之一
根据这几个诗句，有人说：“目睹在如此沉沦的中国政治实情下，赖和怎有可能会盲目去向往它，而盼望回归到如此祖国的怀抱呢！”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30页。其结论就是赖和想要把中国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
稍有常识的是都懂得，关心则乱，不平则鸣。正是由于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会对它的痼疾、它的灾难如此关心。中国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祖国政治清明了，才能强大，才有力量把中国台湾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中国台湾才有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天。如果批评就是离弃，那么，赖和批评中国台湾的诗文也不少，不只是批评殖民统治者，也有对恶风恶俗恶势力的批判。从古到今，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你能说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来，对“噩梦挂着悬崖”的“恐怖”的痛心疾首的失望（《发现》）是不爱国？杜甫写“三吏”、“三别”是想要独立？
我们再看赖和的几句诗：
莽莽神州看陆沉，纵无关系亦伤心。
回天有志怜才小，填海无功抱怨深。
——《中秋寄在台诸旧识——肖白先生》
他对祖国深沉的爱，难言的痛，想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救国救民而又觉才小力薄的遗憾，全都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赖和在厦门博爱医院所写的《归去来》还有这么两句：“酬世自知才干拙，思乡长为别情牵”，他孤身在陌生的厦门，自然思念家乡，但为“别情”牵挂，不得还乡。连倾向台独的人都不得不说：“诗中的‘别情’毋宁是大我的民族感情，是赖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35页。
赖和还有不少吟诵古今人物的诗，如刘铭传、文天祥、郑成功等等。《刘铭传》二首是他第一次发表出来的作品。刘铭传原为福建巡抚，抗法有功，1885年中国台湾正式建省，改任中国台湾巡抚，在位六年，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使中国台湾面貌焕然改观。1922年4月，《中国台湾》杂志征诗，词宗是林献堂，诗名便是《刘铭传》，七律，限一冬韵。赖和以两首诗应征，分别获得第二名、第十三名。另一次以《文天祥》为题征诗，赖和获得第十名。纵然赖和天赋学养都佳，但若无对这些爱国人物的崇敬，也写不出如此佳绩。
赖和传统诗中，诵郑成功的相当多，可以说是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之最。这一点竟被人说成是对中国台湾历史上曾有过的独立的肯定，（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9页。）不知是笔者理解错误，还是作者对历史真的不了解。郑成功有开台之功，他所创建的中国台湾政府只是独立于清廷，而非中国；郑成功开台的本意，则是反清复明。这是世人皆知的，毋须笔者多说。
1941年12月，赖和被捕入狱，苦熬了多日之后，因病重被释，不久便与世长辞。虽然他此生遗恨：“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转引自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52页。但是他已经看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灭亡的下场：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这首诗完成于作者去世前夕的1942年，他看到了中国台湾人民终将驱逐炎日、拯救自己于苦难的希望。
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
综上所述，赖和之于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还是大陆，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中国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中国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
赖和终其一生都热爱祖国，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坚持不穿日本服装，不用日文写作，是人尽皆知的，而他不与殖民统治者合作，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斗争，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他接受当时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五年医学教育，成为医生之后，仍有“我生不幸为俘囚”之叹。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他思想的底蕴，不论在社会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中皆流贯其内。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易充分探究他的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日据统治的严酷，他不可能留下什么爱国思想的文字记录，从他两次被捕抄家就可知道他处境的艰难。繁忙的医务和文学活动，也使他无暇记录他的全部思想，哪怕是用比较隐晦的语言。但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文章、谈话记录和人们对他的回忆中看到他的爱国思想的脉络。尽管是点点滴滴，却也散发出掩饰不住的光辉。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基础与根源。
赖和从不认为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为此不需要做特别的表白，有人据此说在他的作品中“实在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沙文思想”，（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甚至有把中国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的政治理想，这是对赖和极大的诬蔑。且不论殖民地人民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是不是“民族主义沙文思想”（难不成要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台湾人向殖民者日本民族臣服？），赖和的汉民族意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当时中国台湾最高学府——中国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毕业生，是接受日本教育培养出来的最杰出人才中的一个，日文应该有相当的功底，可他一生的创作全部都是用汉文，连一篇日文作品也没有；即使是因治警事件被捕，在狱中申请看书，亦使用日式汉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书写。早在1921年底赖和开始练习新文学写作，1925年正式发表新文学作品，语言的应用即是中国白话文，写出任何中国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作品。他的作品向以中国传统干支或西历纪年，从未署日本年号，提到中国时坚称中国不称支那，这与复元会的主张完全符合；而且对乙未割台之役以事变称之，称中国台湾人为“汉族的遗民”，（赖和小说《棋盘边》。）自称有“遗老的气质”。（赖和小说《雕古董》。）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因为要逃避严厉的检查只能隐寄微言，而不为发表、纯为抒情言志而作的传统诗，具有特别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身份，积极组织并参与传统诗社，就是要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尤其当1937年6月报章杂志的汉文栏被强迫取消之后，更具有文化抵抗的深意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24日，台北各界在港町文化讲座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4月3日，赖和撰写挽联、挽词各一幅，以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及对祖国同胞的关怀。挽联如下：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挽词是：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吗？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建设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远无穷，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轴拆，海横流，山爆烈，永劫重归，万有毁灭，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赖和全集》第3卷第5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挽词中，赖和把自己作为“四万万同胞”中的一员，感谢孙中山先生的“呼喊”，“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挽联中有“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的句子。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正因为对天骄——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对“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的厌恶和对祖国“豆剖瓜分的危惧”的痛心，都增加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的爱戴之情和悼亡之痛，他才会用如此激情的语言呼喊出他强烈的心声。他在最后不是使用一般的通称“先生”，而是进一步地强调“我先生”，哀恸之情极为强烈。这个“我”字，仔细品味，不光表示出哀痛，还蕴含着民族认同、祖国认同的深意。
有人说赖和晚年思想发生了变化，浓重的汉族意识逐渐淡薄，代之以“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人的”独立意识。而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所见到的是，黄得时曾自述1937年他大学毕业应聘《中国台湾新民报》副刊主编，前往彰化请教赖和如何编辑副刊时，赖和当场明确提出四点指示：
一、现在虽然是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
二、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
三、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
四、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准。黄得时：《中国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联合报》1984年4月5日。
赖和的国族意识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赖和对白话文的热情，也明示了他的国族意识。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台湾人，成人之前，并未离开过中国台湾，又生长在与大陆隔绝的日据时代，根本接触不到当时的大陆北方官话，但白话文作品却写得相当出色，他在初习白话诗时所使用的语调，基本上是中国白话文的语调，他可能无法讲流利的北京话，但多少有一些基础。这对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少人都猜测赖和赴厦门博爱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学习过，这仅仅是猜测。厦门的通用语言与中国台湾地方语言差不多，都属闽南语系，博爱医院又是中国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可能用北京话做通用语。何况，根据赖和的手稿，他大约是在1921年底开始练习白话文的写作，起初文白夹杂，读起来十分拗口，有些地方语义不甚清楚，但到1925年第一次发表的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已有很高的水准，放到同时代的大陆文坛，一点也不逊色。这段时间内，他并未离开过中国台湾，一直在家乡彰化繁忙地行医、从事新文化运动。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赖和在医学校时代从复元会、同盟会学习过“国语正音”，后来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刻苦的练习，才能取得如此成绩。赖和五弟赖贤颖在赖和的鼓励下于1922年去厦门集美中学念书，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回忆便是一个佐证：
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黄武忠：《温文儒雅的赖贤颖》，载《中国台湾作家印象记》，（台北）众文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6页。
这些杂志，赖和自己肯定读过，他编《中国台湾民报》文艺栏，常常从上面选载文章。像他那样超负荷地行医、写作、编刊，如果没有高度的爱国激情，试问，克服重重困难学习中国白话文的动力是哪里来的？
第二节 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
赖和在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开拓地位，是和他本人天才条件分不开的，正如与赖和同时代的重要作家杨守愚（1905—1959）在《小说与懒云》一文中所说：“即便是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出于一个新时代的要求，又即便是新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一位像懒云氏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一艘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中国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到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的吧！”
赖和在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占据了许多公认的“第一”，例如：
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爱好。杨守愚：《小说与懒云》，《中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28日出版。
可以说,中国台湾新文学的扎根从赖和开始着手,而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中国台湾文学的基础。陈逸雄：《我对父亲的回忆——陈虚谷的为人与行谊》，《陈虚谷选集》，（台北）鸿蒙出版公司1985年10月出版。
赖和在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在大众面前呈现出来的作家。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的努力，引起了无数青年读者对中国台湾现代小说的爱好，从而为中国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基石。
…………
是他在中国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中树起了第一面的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现代艺术吐民心声，为民解精神之苦……他的作品，写就了中国台湾新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显示了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开创了中国台湾现代文学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向，留下了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死而后已的光辉传统，使后来者有了楷模。蔡美琴：《中国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暨南学报》1988年第3期第112—113页。
赖和是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日据下的中国台湾新文学一直到1930年，都还处于奠基阶段。而在最初的几年,尽管新旧文学论争相当激烈，但新文学创作“只有赖先生筚路蓝缕地开始他大胆的尝试”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当时尝试创作的还有杨云萍、杨华等人，但作品的数量、质量及影响力都不如赖和）。从1925年到1926年，赖和发表了新诗《觉悟下的牺牲》（1925年12月）,白话小说《斗闹热》(1926年1月)、《一杆“称仔”》(1926年2月)。有人认为：“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那就是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呈现了殖民地人民被压迫、榨取的景况，‘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赖和以开创者的所表现的这三个主题，形成了1927年至1930年奠基期的共同文学精神，奠基期的文学作品不外描写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佃人、工人、农民、小市民的困穷生活，旧礼教束缚下的痛苦，城市的黑暗面等。这种表现与赖和的文学精神是相通的，更进一步说，这种文学精神也正是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的一致精神。”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30—331页。
赖和也是中国台湾新文学的主要推动者。1930年以前，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发表园地仅限于《中国台湾民报》、《中国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而这两个学艺栏的创设和主编者都是赖和。据杨守愚在《小说与懒云》一文中说：
当时，在一片未开垦的中国台湾新文学园地中，作品之贫弱，自不待言。偶见几篇作品，大多是没有写完的东西。“好”作品固不论矣，即“差不多”的作品也十分难求。因此，在这一时代文学编辑人的苦心，不言而喻。
我们都知道懒云氏是一位医生，而且又特别为病患所信望的医生。一天平均起来，总有百名上下的病人来请他看病，则他生活之忙碌，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对文学的热爱，奖掖后进的决心，却始终是一贯的。
通常，一个编辑者的任务，无非只是担当作品之阅读从而加以选择的工作。遇到“不合格”的作品，就把它往纸篓一丢了事。但是，懒云当时的文学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补白报纸空下来的版面，就无法去选择原稿。他当时几乎是拼着老命去做这份工作的。他毫不珍惜体力地去一一删修寄来的稿子，有时甚至要为人改写原稿的大半部分。常常有些文章，他简直是只留下别人的情节而从头改写过。
1930年赖和又担任《中国台湾民报》增辟的新诗专栏“曙光”之主编。后来，他还积极参与了《南音》、《中国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中国台湾创作界的领袖”。（杨云萍：《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中国台湾文化》，第1卷第1期。）《南音》的创办者黄春成曾盛赞赖和对《南音》的贡献，他说：“假使《南音》有点声誉，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换句话说，《南音》不至被人唾弃至于无容身之地，也可说藉他的光不少。”黄邨城（春成）：《谈谈〈南音〉》，《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第57页，1954年8月。
赖和的这种呕心沥血，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台湾新文学界。许多文学青年，逐渐地被激发起创作欲望，又得到赖和诲人不倦的指导和鼓励，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形成蓬蓬勃勃的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正如王锦江所说:“中国台湾的新文学能有今日之隆盛，赖懒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培育了中国台湾新文学的父亲或母亲，恐怕更为恰当。”王锦江：《赖懒云论——中国台湾文坛人物论（四）》，《中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也正是因为这许多文学青年都是在赖和的影响下起步的，赖和主编的民报学艺栏等又是他们的楷模和发表园地，所以，中国台湾新文学在奠基期及日后的发展方向，自然受到赖和的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赖和文学的根本精神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高擎“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改造国民性、提升“中国台湾向上”为己任。其奋斗目标，在于唤起中国台湾民众的自觉，坚持重归祖国怀抱的信念。因此，由赖和开启并引导的中国台湾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批判殖民体制，追求民族解放的健康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以“弱小民族”对抗殖民强权的中国台湾文学传统。
举例来说，基于中国台湾特殊的社会现实反映殖民体制的严苛，尤其是警察政治的罪恶，构成中国台湾小说最独特的创造。这一叙事主题，经由赖和创建，曾一再为日据时期的中国台湾小说所表现，直到光复以后，还被不断重复。
日据时期的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描写，提起“查大人”不亚于“狼来了”，顽皮的孩子会屏声静气，躲进父母的怀抱。这绝非轻松的笑话，“查大人”“补大人”永远是中国台湾人民心头抹不去的一个噩梦。
陈虚谷的小说《他发财了》嘲弄经常借机榨财的日本巡查，过年、老婆生产、转勤，都是敛财的借口；《放炮》写像蝗虫一样，喜欢带着妻小出门去吃百姓的日本巡查，就是竖起耳朵等着有人家放炮，就可以去大吃大喝一顿。一旦听到炮声却没有人来请他去白吃白喝，一定要找人出气，以至庄民都互相警惕不随便放炮；《无处申冤》日本巡查荒yin好色，霸占民女不碟没成，又企图持戒强奸地保的弟媳。杨守愚的《十字街头》、《颠倒死（？）》、《嫌疑》、《罚》等篇中，都从各种角度刻画了无恶不作的日本警察形象。蔡愁洞的《夺锦标》、《理想乡》，杨逵的《送报伕》、《模范村》，则是更加深入地揭露警察政治虚伪表象下的毫无人性。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很多，全都指向殖民政权的统治鹰犬——查大人，反映人民被欺压的痛苦。
吴浊流写于1944年的《陈大人》塑造的则是一个中国台湾候补警察的形象。这位“补大人”寻衅在舅舅屁股上狠踢一脚，嘴里叫骂着，还傲然指头上那顶巡查补的帽子接着说：“我有了这顶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母亲责备他，他竟然说：“他犯违警例。我不是寻常的人，是官，是大人。这顶帽子是日本天皇陛下所赐，有这顶帽子，哪有阿舅，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打，可以抓，我的官职虽小，但我的职权很大，无论高等官，敕任官，一旦有事我就这个绳索绑起来，乡下人全不懂警察的权大，连阿妈你也不晓得。”作者旁白：
陈大人不过是一个巡查补而已，如何又这样了不起呢？因为当时他就是中国台湾人出身的最高官吏。
比赖和有所发展的是，吴浊流在此不仅描写了“补大人”的六亲不认，还更突出了他的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
光复之后至今，中国台湾文学仍然继承着这一传统。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就写一个底层家庭(父母和生病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而艰难地活着，因怕警察取缔赖以为生的“面摊”而心惊肉跳，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不过，警察形象在陈映真笔下得到了新的审视。
中国台湾文学始终热衷于这一主题，当然主要是由于警察政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但赖和的开创之功也不能否认。
除此之外，赖和还是在“中国台湾新文化启蒙时期”，将“现代以前之学艺文化”转变为“现代性学艺文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以其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写实主义的方法，率先倡导写作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因为这种种成就，在他生前，即被文学界尊称为中国台湾新文学之父。
赖和的创作数量不多，也免不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和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局限性，而且，写实纪实、悲怆热急的使命感可能驱走乃至扼杀了他对历史对现实的一部分诗意感受，而使作品有时不免显得有些粗糙平直。但是这一切仍掩盖不了他在中国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的存在。
第三节 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赖和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中国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中国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一言以蔽之，他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有血有泪的、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抵抗文学，其矛头指向着帝国主义和腐蚀人性的封建制度，高张为民族、为弱者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旗帜。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与他们同甘共苦，至死不渝。赖和杰出的文学活动引导了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他的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他的写实意识、他的关怀乡土关注民生的文学眼光、他的讽刺技法，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台湾作家，并为中国台湾文学留下了卓越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可以说是以其生死的“乳汁”和“心血”喂养了中国台湾的新文学。
赖和是中国台湾新文学的当之无愧的“源头活水”，研究中国台湾新文学，必须自赖和始，方能了解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掌握其内涵与精神，也才能够看清中国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环的事实。
但是，赖和从事创作（包括新文学作品和传统诗）的时候，正是日本人在中国台湾的统治已经确立并逐渐加强的时代，中国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像赖和这样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必然横遭摧残；加上新文学又在草创时期，必须有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当时没有人能够对赖和的创作进行整理、研究，连对他的文学活动的记录都绝少，只一星半点地散见于他去世后的悼念文章里。赖和逝世后，正是日寇实施“皇民化政策”最猖獗的时期，禁用中文，禁止一切不利于根除汉民族意识的言行，对赖和的整理、研究都是不可能的。1945年中国台湾光复，社会动荡不安，作家文人也面临着从日文到中文的语言转换过程，所以，一直到50年代初，赖和被作为抗日英雄获政府褒扬，并入祀“忠烈祠”，才有纪念赖和的文章出现。谁知，当局听信谗言，视赖和为“前台共分子”，于1958年又将他的灵位逐出了“忠烈祠”。
从5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由于大陆的失败，在中国台湾实行严厉的反共策略，把与共产党沾边的人和事都彻底地妖魔化，于是，赖和与留在大陆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其名其作都在被禁之列。而大陆作家，毕竟有大陆庞大的读者群和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或关注，其信息尽管不充分不畅通，却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曲折地进入中国台湾。但是，赖和就不同了，直到1976年9月1日出版的《夏潮》杂志，重刊赖和的作品《不如意的过年》、《前进》、《南国哀歌》，以及梁景峰（德民）的《赖和是谁》一文，赖和才重新在中国台湾被人提及。此后，介绍赖和的文章陆续出现，如赖和之孙赖恒颜的《我的祖父懒云先生》、叶荣钟的《诗医赖懒云》、林边（林载爵）《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1979年3月，李南衡主编的《日据下中国台湾新文学》出版，第一册为《赖和先生全集》。1984年赖和“平反”，重入“忠烈祠”。一直到近期，研究赖和的学者才陆续出现，专着有林瑞明的《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还有论文和文学史一类书中的章节。然而，毕竟隔膜得太久了，赖和已从相当多的人的记忆中抹去了。笔者不久前在中国台湾接触了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作家，他们没人不知道鲁迅、茅盾、郭沫若的，可赖和是谁就不清楚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了民众对赖和的这种陌生，肆意曲解赖和，断章取义，制造谎言，把终生热爱祖国、保持中国心的赖和说成是第一个主张“中国台湾独立”的人，为他们分裂国家民族的野心张目。请看：
据林瑞明教授的研究报告，赖和浓重的汉族意识，晚年时已逐渐淡薄，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人的中国台湾”的觉悟逐渐形成。叶石涛：《中国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6页。
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中国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中国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中国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也惟有中国台湾能变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体，人民才能拥有确实的平等、正义、自由、尊严等生活。所以尊称赖和为新文学之父，还不如说他是中国台湾民主独立思想之父，也许来得更有时代意义。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中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2页。
赖和早期所坚持的民族主义逐渐产生变化，虽然在当时未明确地提出中国台湾归属问题，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作品隐约地掌握到他思考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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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落实本土，认同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以中国台湾为本位来思考，才可能找出自己的出路来。本土意识的抬头不仅是赖和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其实也是当时中国台湾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取向。这是为什么30年代初，会有乡土文学论战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赖和会将许多取材自民间的东西纳入文学作品中。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中国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24页。
这种谎言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笔者读过中国台湾一些博士生的论文，大都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或有意附和，甚至走得更远。这是亟待澄清也必须澄清的问题。
例如，中国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建忠，其博士论文为《书写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书写：赖和的文学与思想研究》，全文充满曲解和误读，不知是作者的理解认知能力不够，还是有意为之。对其批驳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择其中一章略加分析，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此章名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从“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论鲁迅与赖和的思想特质》，两万五千四百多字，引用了不少后殖民理论。其中有几点严重歪曲赖和与鲁迅的地方。
其一是“前言”中的这段话对鲁迅的严重曲解。陈文提到的鲁迅写于1927年的一篇序文，题为《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1926年与中国台湾青年张我军见面时的情形，当时张我军问道：“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中国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而已集》，1927年4月11日。引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1996年4印，第425页。（案：本文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皆为此版本，并于引文后标明卷数、页数，若非必要不另加注）对这个问题鲁迅当时给出了一个很坦诚的答案，他事后追记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中国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同①。
陈建忠由此得出结论：“鲁迅的话其实很真实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说：中国人需先处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台湾人则需靠自己的能力思索、寻找前程。也就是从这个历史现实出发，鲁迅与赖和才发展出他们同是先觉但各有关注焦点的思想特质。”
众所周知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应付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九·一八事变、以及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中国大陆的局面。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民政府对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经《马关条约》而被迫割让给日本的中国台湾确实是没有余力给予更多关注，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忘记了中国台湾这块被割占的领土，也不等于将中国台湾当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事。如果中国台湾不是关乎中国的事，那么鲁迅又何至于会感到“创痛”和“苦楚”呢？而且鲁迅说的是：“所以只能将中国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暂且放下”只是说暂时没有能力关注中国台湾的事，但并不等于中国以后有能力了，有机会了仍然不关注中国台湾的事。对于中国台湾这块被迫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土地，鲁迅和所有中国人始终都没有忘记。而且鲁迅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直为中国的最终强盛而奋斗，始终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统一。而陈建忠能将鲁迅的话曲解到这样的地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陈文在对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分析后，居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得更明白一点，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是一开始就不怀希望的，因为他从不曾在小说中表现出一丝来自于一般农民与下层民众觉醒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对觉醒的不抱希望，鲁迅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就是对这种看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他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一般，昏睡的人是至死都是昏睡的，但醒来的人却清醒地与之俱亡。而关于这些觉醒者的具体形象，在《彷徨》小说集中有着集中的呈现，特别是在系列的‘归乡小说’当中。”
这个结论也是荒唐的，站不住脚的。鲁迅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早期小说中对于国民性的揭露确实有陈文提到的那些方面。但是鲁迅绝对不是陈文所说的那样，陈文只分析了鲁迅早期的小说，为什么不分析《故事新编》中的小说？为什么不读读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许多杂文？那些文章中，鲁迅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劳工大众身上，认为人民才是中国的希望，这都是鲁迅着作中一再强调的。即便是早期的《药》这样的作品中，陈文分析到最后，难道忘记了夏瑜坟墓前的那个不知什么人敬献的花圈吗？那象征意义的明显恐怕也不容否认吧。
其三，陈文还在分析鲁迅小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说明了，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其实改变得极少，而为这难以撼动的传统包围的启蒙者，终于也要如泡沫融化于其间。”历史的真相是不容任意抹杀的，事实上，中国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国家的改变不是陈文所说的“改变得极少”；而是改变得很大，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国民观念的改变，因为“民主共和”、“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等现代思想已经开始在国民中生根发芽，而且中国人民正是借这些思想的启蒙，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取得了抗战胜利，收回了中国台湾，终结了内战，从而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彻底终结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
其四，陈文还提到这样荒唐的观点：“鲁迅小说实际上已被视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文学的滥觞，如前所述，这些小说其实是从对辛亥革命的失望里生长出来的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陈文认为鲁迅小说可以当作“国家寓言”来解读，这也是运用了后殖民的理论，这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何解读鲁迅小说，则陈文却采用了歪曲的手法。事实上，中国文学中始终充满忧患意识，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所证明，鲁迅小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鲁迅小说对黑暗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批判，正是为了将黑暗和丑恶暴露于阳光下，他作为一个精神界战士，目的就是为了暴露黑暗，从而争取光明。陈文企图用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华丽术语，譬如“一种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之类的东西来混淆视听，这太肤浅。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中华民族失望过，他之所以在作品中，常常揭露黑暗，一是时代氛围使然；一是他对于国民性中的弊端，确实常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在其间，但是鲁迅的小说从来不是什么“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世界上的确存在“国家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但任何有良知的文学家都不会否定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种陈文提到的“充满否定性的国族主义文学”，那绝对不是鲁迅创作的文学，而只能是为当今台独分子津津乐道，甚至企图做翻案文章的“汉奸文学”和那些为日本殖民者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所创作的“皇民文学”。
其五，陈文认为：“《彷徨》出版之后，鲁迅再也没有创作新小说，他为何停笔至今仍无定说。”事实上，这结论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属于一个“硬伤”，因为在30年代，鲁迅还创作了小说集《故事新编》。
其六，是关于赖和和鲁迅比较后的结论也存在谬误。虽然陈文对赖和作品的分析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像以下的结论：“至于赖和在殖民地中国台湾思索的‘现代性的危机’，则与鲁迅对启蒙、现代性等价值的肯定有着不同的态度。由于是在殖民地，启蒙现代性等价值本是随着殖民者而来，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学校学习这些知识，一方面却也笼罩在接受‘进步/野蛮’等二分法的价值体系与驯化于殖民体制的危机当中，赖和能指出这些危机说明了他对殖民教育机制当中‘知识/权力’之关系的思考是具有本土主义色彩的，这一思想特质显然是来自于赖和对自我及当时最接受启蒙价值之知识分子的危机的一种洞见。不过，由赖和的狱中自白来看，在殖民地要想维持一种恒然批判的角色恐怕是很难的，因为殖民者将以国家暴力加诸其身，如果说赖和与其他中国台湾知识分子曾经对殖民主义的暴力性格感到恐惧与自卑，也必须由中国台湾现实的环境中来加以理解，和鲁迅身处的中国来相较，毕竟中国台湾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无所逃于天地间的殖民地社会，此一思想特质实为赖和较难为人所知（或亦不愿知）的部分。”
事实上，赖和深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经常阅读各种大陆新文化运动中的刊物，不仅自己创作新文学，而且还培养杨守愚、杨逵等新文学作者。赖和所接受的新文学观念和现代思想，前文已经说过，很大程度上是从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的，和鲁迅是一脉相承的，绝对不是受日本殖民教育所获得的。
至于陈文一再“强调两人在不同历史与物质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特质之现实指涉性。同样是追求群众的精神与身体的解放，追求中国或中国台湾人的思想启蒙与家国现代化，鲁迅把知识分子引介的启蒙价值视为一帖重药，强调启蒙对中国人生存于世界的重要性；而赖和却意识到过分相信启蒙价值的真理性很可能带来认同的错乱，并且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对陈文关于赖和的这一结论，明理的人恐怕都无法苟同。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台湾，赖和始终是一个揭露黑暗、争取光明的民族主义战士。赖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正是因为在中国台湾的殖民教育下，出现了一批崇洋媚日，数典忘祖的“皇民知识分子”，所以赖和才一再表示担忧。因为这种“皇民思想”的出现，真的会导致陈建忠所说的“带来认同的错乱，并且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情况，赖和自然忧心如焚，要对这样的所谓的“带有启蒙性现代性”的“皇民思想”进行质疑和批判，因为这种“皇民意识”观照下的“殖民现代性”，正是可以愈加“巩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要区分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价值的真理性”、“现代性”和“皇民意识”观照下的所谓的“启蒙价值真理性”，陈建忠故意将之混淆，将赖和启蒙的良苦用心，歪曲成“皇民意识”观照下的“启蒙性”，其用心真是不难揣测。
了解了陈文这一章的实质，就不难把握全文的面貌。
参考书目
1. 《赖和全集》，林瑞明编，（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2. 林瑞明：《中国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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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许俊雅：《中国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中国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
15. 白少帆等主编：《现代中国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6. 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17.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后 记
本书的选题，是在本套丛书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遐秋女士的不懈努力下促成的，也是在赵教授的大力支持和认真指导下几易其稿写成功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多次聆听了中国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殷殷嘱托。他希望我把久为政治遮蔽的历史，真实地告诉世人，还“中国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的本来面目，以真相来粉碎“台独”分子为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而刻意捏造的谎言。
只是，赖和这位曾为中国台湾新文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文学家，被遗忘得太久了，即使在中国台湾，虽经有心人士的大力搜寻，赖和先生的资料也是不够丰富。何况，还有海峡的阻隔，第一手资料更是来之不易。本书虽然努力展现赖和的全貌，告诉读者历史上真实的赖和，但“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才疏学浅的我？因此，本书难免会有某些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资料方面，我曾得到挚友、河南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樊洛平教授的无私援助。我在写作过程中，还曾得到赵遐秋教授、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吕正惠教授、中国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先生、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会白舒荣副秘书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萧成博士的悉心指导。在此，我向所有曾给我帮助的人深表感谢。
